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宇

DCCC 206/2023

[2025] HKDC 89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2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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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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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被控洗黑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經審訊被裁定罪名成立。

案情

2.陳泳霖女士墮入網上情緣騙局，於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6月7日期間，向一偽投資平台匯款，分8次存款入3個本地銀行戶口，總額$477,856，其中$247,856，分4次，由她的恒生銀行戶口轉款至被告人的恒生銀行戶口（恒生銀行戶口）。

3.被告人在2005年5月10日開立涉䅁恒生銀行戶口，他是戶口唯一持有人及獲授權簽署人。2019年5月3日至2020年10月29日期間共672次交易，當中有249次存款紀錄，合共$4,917,532.56，及423次提款紀錄，提取共$4,903,792.26。

4.當中$2,869,349為犯罪得益，被告人在2019年11月21日至2020年10月20日，11個月期間處理這286萬多的款項時已知道或相信這些是黑錢。其中$809,209來自陌生銀行戶口，他為了個人利益，對這些來自陌生銀行戶口款項來源不聞不問，並兌換人民幣交付，當中部份經太太內地銀行戶口轉賬至其他內地銀行戶口。其中又有$623,040來自他新開立的永隆銀行戶口，他開立永隆銀行戶口是為了處理一些他相信是黑錢的款項。

被告人背景／求情陳述

5.被告人現年42歲，已婚，太太在內地生活。2004年因管有危險藥物定罪被罰款$3,000。2016年至2021年受僱於鵬泰貿易有限公司，現時任職私人司機。2019年母親確診患癌，2020年父親中風去世，此後母親病況急轉直下。其間因為母親醫療費犯案。主要由他照顧的母親在2024年12月審訊期間去世。疫情結束後在2023年7月與內地太太結婚，他希望能早日與妻子團聚。

6.辯方認為沒有證據顯示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無論如何被告人對上游罪行並不知情。犯案時長約一年。他只是對戶口款項來源不聞不問。沒有證據他從中獲利。法庭資源並無被故意濫用，法庭接納被告人的證供，有近一半款項不屬黑錢。希望法庭採納較低的量刑起點，再考慮本案其他求情因素酌情作進一步扣減。

7.2021年5月10日被告人被捕後至2023年3月28日才首次出席區域法院提訊，2025年2月才審理完畢，中間經過17個月時間再被捕。其間他一方面獨力照顧母親，一方面又要應付審訊，面對十分沉重的精神壓力。

8.被告人在求情信中展示悔意。太太、前僱主和朋友分別為他撰寫求情，指他人品好，有責任心，孝順且有愛心。太太在信中透露原本計劃今年來港定居備孕，希望法庭酌情輕判。眾親友在庭表示支持。

判刑理由

9.上訴法庭張澤祐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中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和判刑。當涉案「黑錢」是100萬元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300萬元至600萬元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又在該案判辭的第9段提出以下的量刑考慮因素：－

“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a)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b)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c)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d)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受損。

(e)  涉案的時間。”

10.辯方援引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上訴法庭在Boma一案中重申有鑑洗黑錢罪行涉及到的情況不盡相同，被告人擔當的角色不一，故很難及不適合為此罪行訂下量刑指引。此類別的罪行需要法庭在量刑時注意控罪帶來的損害，按經驗處理；最佳的處理是指出法庭在量刑時要注意相關的考慮因素。

11.上訴庭在Boma一案中經分析後，指出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可被判監禁14年，阻嚇是最重要的判刑原則；涉及的款項銀碼雖然並非最重要，但仍是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因素。此外，量刑時法庭亦須要考慮以下（但並非詳盡無遺）的特點：

(a)  上游罪行的性質；

(b)  被告人對上游罪行狀況的了解；

(c)  若運作涉及國際元素是重大加刑因素；

(d)  犯案手段的精密程度；

(e)  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是加刑因素；

(f)  只是一次或多次，及犯案的時段長短；

(g)  被告人在知悉是犯罪（嚴重罪行）得益後是否繼續處理；

(h)  被告人的角色及他的作為，有否從中得到報酬及多少。

12.辯方援引HKSAR v Lee Wai Yiu CACC 100/2006，該案已知的上游罪行為收受賭注，並持續了超過6年，涉及數以千計交易。D2及D4分別清洗收受賭注相關款項1.8億及3.5億。最終，上訴法庭對兩人分別3年及4年的量刑起點，沒有作出干預。

13.上游罪行的性質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值得注意是收受賭注最高罰則是處罰款$5,000,000及監禁7年；欺詐罪最高罰則是監禁14年。

14.辯方又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廖麗婷CACC 334/2015，上訴人承認兩項串謀洗黑錢罪。她在2010年1月11日2012年8月17日期間，經她開立的「新專佳」公司銀行戶口，處理一筆由美國匯入的$378,527.19美元款項（控罪一）和多筆合共$3,738,211.57港元，其中三筆（分別100萬、$5,380和178萬）在她由內地抵港後在兩名男子陪同下以現金提走（控罪二）。上訴法庭認為她扮演重要角色，案件亦具備一定的國際元素，認為合適量刑起點為3年及4年監禁。

15.本案犯案時長雖然不及 廖麗婷 案長，但涉及的交易次數亦很多，在約11個月其間處理了超過286萬元黑錢。另雖然沒有證據顯示他知道上游罪行，但他並非單純利用涉案恒生銀行戶口處理黑錢，證據顯示除了涉案的恒生銀行戶口，被告人亦利用他的永隆銀行戶口，及太太的內地銀行戶口處理部份涉案款項。按被告人的證供他處理涉案款項並非沒有得益，兌換人民幣和港幣有收益，處理古總和王總合共$1,337,100的款項有數萬元得益。考慮後認為量刑起點不得低於39個月監禁。

延誤

16.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趙志榮CACC 243/2012案中重申在決定延誤能否構成減刑理由前要考慮以下元素（但又並非只能考慮這些）：

(1)  純粹延誤本身並不是一個求情因素；

(2)  若延誤是由於偵查、調查或證明犯罪者所犯罪行的困難而造成，且延誤的時間在當時情況下是合理的，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

(3)  若延誤是由於犯罪者阻礙或不與相關的檢控或調查機構合作而造成，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但犯罪者對其合法權利的依賴並不構成阻礙或不合作；

(4)  若延誤是由於刑事司法系統的正常運作造成，包括因犯罪者或共犯行使其權利而造成的拖延，則通常不會成為減刑因素；

(5)  出現因延誤而引起的其他減刑因素，例如犯罪者在延誤期間改過自新，其他對他有利的情況取得進展；

(6)  在並非因上述第2、3、4項引致的延誤下，下列情況通常能成為減刑因素：

(a)  延誤給犯罪者帶來巨大壓力，或在很大程度上置其於「不確定的懸念」中；或

(b)  在延誤期間，犯罪者合理預期不會被檢控或檢控不會繼續，而犯罪者基於這種預期安排了他的事務。

(7)  若檢察機關或調查機構故意拖延或其疏忽行為造成延誤，而法庭又認為對犯罪者減刑可以展示對該等行為的不滿。

17.鑑於本案犯䅁的時長及涉及大量交易調查需時，不認為本案出現延誤。辯方亦表示同意並沒有出現延誤。然而由被捕至䅁件審理完畢中間確實有一定時長。其間被告人的生活出現了重大改變，承受一定壓力。

18.控方原指控被告人清洗491萬元黑錢或其部份，被告人否認清洗任何部份，本席的量刑是基於控方成功證明的部份：286萬元款額，故接納被告人部份證供本身並非進一步減刑因素。因為丈夫入獄，太太未能按計劃來港定居，法庭能理解太太的心情，但不認為此構成減刑因素。被告人經審訊被定罪，但考慮到事件被揭發後他一直努力生活，工作，照顧病重母親，唯一一次定罪紀錄已是21年前的事，酌情整體給予4個月扣減。不認為有進一步減刑理由。

命令

19.判處監禁35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