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鄺子良

CACC 372/2017

[2018] HKCA 24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上訴期間申請保釋

刑事上訴案件2017年第372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7年第3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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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這是一項保釋申請。

2.在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7年第368號中，作為中港貨櫃車司機的申請人被控一項與他人「串謀輸出未列艙單貨物」，這是該案的第二項控罪。

3.申請人認罪，原審法官於2017年11月9日判申請人監禁24個月。

4.2018年3月2日申請人以判刑過重為理由，提出上訴許可申請，聆訊仍待排期。申請人最早完成監禁日期是本年7月5日。

5.2018年4月10日申請人提出本申請，要求等候上訴許可聆訊期間保釋。

6.既然7月只離現時只有兩個月多，上訴許可聆訊時，很大機會申請人已服完全部或大部分的刑期。但這並不等如申請人可以自動獲得保釋。案例確立，申請人仍需顯示他的上訴有合理的成功機會。

7.代表申請人的孔大律師提出了三大項上訴理據。首先，他認為原審法官以三年監禁為量刑基準過重，亦不符與同一宗案件中，第一項控罪法官只採取兩年監禁，作為第一被告人判刑的量刑基準。

8.本席首先討論有關這類控罪的判刑案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曾超堅(CACC 228/2012)一案，被告人承認同一控罪，該案有關的貨物價值是八百四十萬元左右。區域法官採取三年監禁為量刑基準，上訴法庭認同。雖然在曾超堅案例之前，HKSAR v Yip Shuk Tat (CACC 496/2000)一案中，上訴法庭曾經以兩年監禁為量刑基準，但在曾超堅案中，上訴法庭經考慮Yip Shuk Tat案與HKSAR v So Sung Loi & Others (CACC 115/2007)一案後，認為合適的量刑基準應該是三年監禁。這正是本案原審法官所採取的量刑基準。

9.至於本案第一項控罪第一被告人，原審法官確是以兩年監禁為量刑基準，但第一項控罪第一被告人的情況，與第二項控罪申請人的情況不同。這裏本席同時處理申請人的第二大項上訴理據。

10.第一項控罪指，第一被告人在控罪所指的那一天，即2016年9月1日，第一被告人與其他人串謀輸出未列艙單貨物，而有關貨物價值為九十六萬元左右。相反地，第二項控罪指，申請人在一段長達兩星期的時間內，與其他人串謀輸出未列艙單貨物，而在他們被拘捕那天，即2016年11月1日，有關貨物價值為一千三百六十萬元左右。孔大律師陳詞說，沒有證據顯示申請人牽涉在2016年11月1日以外的情節。但是，案情摘要指，申請人所駕駛的NR3909，在2016年11月1日之前，已被海關監視到，曾經多次進出大江埔車場，即有關未列艙單貨物的包裝中心，所以情況與第一被告人單一次的罪行不同，法官形容第二項控罪是第一項的「加强版」。無論如何，第二項控罪所涉貨物價值，超過第一項控罪的價值十幾倍。

11.最後，申請人聲稱原審法官沒有正確考慮他個人背景。他有一次同類案底，法官以為他有兩次。但鑑於上述曾超堅案例所訂的量刑基準，明顯地原審法官並沒有被申請人的前科（無論幾多次）影響他的判刑決定。

12.另外，申請人説，法官忽視他的妻子患癌症的證據，他原審時提供了一份位於福建省一間醫院，日期為2017年9月28日的醫療報告，述明他的妻子9月21日做手術，9月26日出院。法官在判刑理由書中說，申請人的律師已介紹了他的家庭情況。無論如何，上訴法庭已在HKSAR v GURUNG Hemant (CACC 332/2005)案例述明，被告人近親的健康狀況，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會作為減刑理由。當然申請人的妻子患病是不幸，但醫療報告顯示，病人手術成功，康復令人滿意，所以本案並不屬於GURUNG Hemant案例中所提的特殊情況，原審法官不認為是減刑理由，沒有商榷之處。

13.基於以上理由，本席認為上訴沒有合理的成功機會，駁回申請。

答辯人：由律政司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黎劍華代表。

申請人：由法律援助署委派大律師孔慶碩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