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對 歐

FCMC 4228/2021

[2021] HKFC 19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婚姻訴訟編號2021年第422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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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管養、照顧及管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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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次審訊涉及兩名家庭子女，年長的是兒子 (“兒子”)，在2011年2月出生，將近11歲；年幼的是女兒 (“女兒”) ，2014年2月出生，將近8歲。

2.本離婚訟案的呈請人是丈夫/父親，答辯人是妻子/母親。 為方便起見，本席在本判決書稱呼呈請人為“父親” ，答辯人為“母親”。

背景

3.本案的父親是香港人，母親原為內地人。雙方於2019年3月在香港結婚，婚後他們和父親的母親 (“祖母”) 及妹妹一同居於港島東區的一個公共屋村單位（“婚姻居所”）。

4.按父親的說法，雙方自2015年開始關係變差，母親常常以工作為理由早出晚歸，忽略照顧家庭子女。雖然當時祖母已搬離婚姻居所在港島南區居住，但她仍須於星期一至星期五返回婚姻居所協助照顧家庭子女。自2018年起，祖母便搬回婚姻居所協助照顧家庭子女。

5.不爭的是自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期間，雙方的關係越來越差，經常為爭執而報警求助。

6.父親在2019年6月以母親的不合理行為為理由呈請離婚，並於2019年7月向法庭申請並獲頒臨時禁制令，禁止母親向父親、兒子及女兒作出襲擊、騷擾、打擾、干擾、以及威脅的行為。

7.2019年8月1日，法庭將兩名家庭子女的臨時照顧及管束權頒予父親。

8.父親的禁制令申請在2020年11月26日於關天敏暫委法官席前進行審訊。關法官撤銷了父親的申請並命令父親須支付母親的訟費。

9.其後，父親獲法庭批准於2021年5月5日以雙方由2018年8月25日開始已分居超過兩年為理由呈請離婚。

10.法庭於2021年7月20日頒下暫準離婚令。

雙方現時的情況

11.父親現年39歲，在醫管局核下的醫院任職司機，需輪班工作（包括星期六及星期日）。

12.母親現年39歲，在2013年3月獲發單程證在香港居留。母親於2015年開始在香港工作，最初任職保險經紀約三年，其後轉職地產代理。由2020年年初開始，母親轉職從事街頭演唱及網絡歌唱事業。母親表示，她主要的收入來自街頭演唱。

13.現時一家四口連同祖母仍然在婚姻居所居住。婚姻居所是一個公屋單位，約400平方呎，有三間睡房。兒子，女兒及祖母佔一間睡房，另父親及母親各佔一間睡房。根據2019年11月29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單位空間充足，整潔舒適，居住環境理想。

14.雖然母親與其他家庭成員仍然居住在同一屋簷下，但她並沒有參與照顧兩名家庭子女。不爭議的是父親及母親均各自生活，父親及祖母一方與另一方的母親沒有任何溝通，而母親與兩名家庭子女亦沒有溝通或共同生活。事實上，本席會在下文解釋，母親與兩名家庭子女的關係，尤其是與兒子的關係，欠佳。最遲自2018年8月開始，兩名家庭子女由父親及祖母照顧。

15.兩名家庭子女均於婚姻居所附近的一所小學就讀。兒子現時五年級，女兒二年級。

雙方的立場

16.雙方均要求獲得兩名家庭子女的獨有照顧及管束權。此外，父親並要求獲得子女的獨有管養權；而母親同意雙方可得子女的共同管養權。

社會福利調查報告

17.社會福利調查主任伍女士向法庭呈交了日期2019年11月29日及2021年5月18日的調查報告。伍女士在兩份報告皆建議雙方獲得兩名家庭子女的共同管養權、父親可得照顧及管束權、而母親對兩名子女有合理探視。

相關法律原則

18.根據《婚姻訴訟條例》（香港法例第179章）第48C條，《未成年人監管條例》（香港法例第13章）第3條適用於《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192章）所作有關子女的管養、照顧或監管的任何命令。

19.《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3條列明:-

“(1) 有關未成年人的管養或教養問題，以及有關屬於未成年人或代未成年人託管的財產的管理問題，或從該等財產所獲收益的運用問題─

(a) 在任何法院進行的法律程序中(不論該法院是否第2條所界定的法院)─

(i) 法院須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事項，而考慮此事項時須對下列各項因素給予適當考慮─

(A) 未成年人的意願(如在顧及未成年人的年齡及理解力，以及有關個案的情況後，考慮其意願乃屬切實可行者)；及

(B) 任何關鍵性資料，包括聆訊進行時社會福利署署長備呈法院的任何報告；及

(ii) 在上述管養、教養、財產管理或收益運用等問題上，法院無須從任何其他觀點來考慮父親的申索，是否較母親的申索為優先，或母親的申索是否較父親的為優先；

(b) 除(c)段所適用者外，母親所享有的權利及權能，與法律賦予父親的相同，而父親及母親雙方的權利及權能同等，並可由其中一方單獨行使…… (餘下條款不適用於本案)。”

20.該《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3條於2012年4月曾作出修改，將原先的「福利」字眼改為「最佳利益」。高等法院潘兆初法官（當時官階）於H v N [2012] 5 HKLRD 498 一案就修改後之《未成人監護條例》第3 條作出詳細分釋。簡單而言，潘法官指出:-

(a) “最佳利益”與“福利”同義；

(b) 詮釋最佳利益時應給與最廣闊意義；

(c) 家事法庭可使用「福利核對表」(welfare checklist)；

(d) 兒童之觀點的決定性及比重視乎每一件案件之情況而定，但作出決定的是法庭而不是個別兒童；

(e) 法庭亦須考慮父母之觀點；

(f) 法庭對福利調查報告會給予適當的考慮。

21.就以上(c)項而言，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05年3月就「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發出的報告書中所建議的「福利核對表」如下：

(a) 如能查明有關兒童的意見，須因應他的年齡和理解能力考慮他的意見；

(b) 他的身體、感情和教育方面的需要；

(c) 他環境上的改變可能對他造成的影響；

(d) 他的年齡、成熟程度、性別、社會和文化背景，以及其他法庭認為有關的特點；

(e) 他曾經遭受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

(f) 他的父親、母親和法庭認為與問題有關的人，能在什麼程度上滿足他的需要；

(g) 該兒童與父親、母親和其他人的關係的性質；

(h) 該兒童的父親和母親對該兒童和對父母身分的責任所表現的態度；

(i) 法庭根據法例在有關法律程序中可行使的權力範圍；

(j) 該兒童與父母任何一方保持聯繫的實際困難和費用，及以此等困難和費用對兒童與父母雙方維繫個人關係和定期保持直接聯繫的權利會否有重大影響；

(k) 法庭認為有關的其他事實及情況；及

(l) 涉及兒童或其他家庭的任何成員的家庭暴力。

22.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在建議中的《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亦已將「福利核對表」納入條例之內︰見草案第三條。雖然草案內的「福利核對表」所用的字眼及編排與法律改革委員會所建議的有出入，但兩者內容大致相同。事實上，很多習慣法司法管轄區均有內容大致相同的「福利核對表」。

23.潘兆初法官在上述H v N [2012] 5 HKLRD 498一案中曾指出，法庭在考慮怎樣的安排才能保障兒童的最佳利益時，可以（但並非一定要）考慮上述「福利核對表」(welfare checklist)所開列的因素。若果法庭認為需要考慮這個核對表時，也並非需要就核對表中的每一個因素逐個考慮。而核對表中並未開列法庭需要考慮的全面和徹底的事項(exhaustive list) ，法庭還要顧及核對表中沒有開列的「個案的所有情況」（見判詞第26至33段）。高等法院上訴庭在ZJ v XWN (Leave to Appeal: Child Relocation) [2018] 3 HKLRD 644一案亦持相同的意見︰見判詞第28段。

照顧及管束

24.本席會首先處理兩名家庭子女的照顧及管束。

過往的照顧安排

25.不爭議的是，最遲直至2015年雙方仍然可以一起合作，照顧家庭子女。當母親在2015年開始全職工作後，祖母便協助照顧家庭子女。在2018年兩人分居後，子女便由父親及祖母照顧。

父親的照顧方案

26.父親的方案是維持子女現時的生活模式，他會繼續在祖母的協助下照顧子女。

母親的照顧方案

27.根據第一份社會福利調查報告，母親表示會安排在日間工作，她考慮從事美容或地產行業，以便工餘照顧子女。如前述，母親在2020年初轉職街頭及網絡歌手，她會繼續從事這個事業。雖然收入不穩定，但她相信父親會提供子女的贍養費，她會與家庭子女繼續在現時的公屋生活。

討論

28.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

29.父親指責母親性格急躁，沒有耐性，每當子女的行為不合她的心意時，她只會喝罵及拉扯子女，使到子女對母親十分反感，亦造成子女心理受到不必要的壓力。母親亦沒有耐心教導子女，不顧別人的感受，每每以喝罵的方式作為教導，使親子關係越來越差。父親亦指責母親為人自私，過往經常早出晚歸，沒有關心及照顧子女。母親經常喝駡及責打子女，亦曾多次無理報警，引致子女受驚及有情緒問題而要接受心理治療。母親亦曾在子女面前拉扯他的衣服及對他喝罵。

30.母親則指責父親只顧在自己房間玩電子遊戲，沒有管束子女，亦沒有規管子女玩電子遊戲的時間。

家庭子女與母親的關係

31.根據伍女士的調查，過去一年母親未有單獨與子女一同外出活動。

32.伍女士在兩份調查報告均一致地觀察到母親與兩名子女，特別是與兒子的關係，欠佳。伍女士在最新的一份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第8段有以下的觀察:

8． （母親）與子女的親子互動觀察安排在2021年4月29日在調查社工辦公室的遊戲室內進行。當（兒子）和（女兒）看見（母親）時，他們均表達不願意與（母親）一同在遊戲室。（兒子）皺起雙眉，語氣不耐煩表達要求立即離開，他亦想轉身離開房間，而（女兒）也表示不想與媽媽玩。經解說後，（兒子）與（女兒）也留在遊戲室內。（兒子）與（女兒）一起玩時，（兒子）坐的位置遠離（母親）。（母親）嘗試與子女談話時，（兒子）表現不耐煩，並要求（母親）收聲。期間（兒子）與（女兒）互相談話，但未有與（母親）溝通。之後，調查社工安排（女兒）與（母親）二人在遊戲室時，（女兒）初時表達不想（母親）陪她。當（女兒）自行玩雪糕機時，（母親）主動坐近（女兒）及逗她說話時,(女兒)繼續自己玩，對（母親）沒有太多反應。當調查社工邀請（兒子）與（母親）在遊戲室玩耍，（兒子）立即拒絕，（母親）亦表示不想勉強（兒子）。整體而言，（母親）嘗試與子女溝通，但（兒子）對（母親）表理十分抗拒，而（女兒）表現也不願意，但情緒較為平靜。

33.兩位家庭子女的負面反應是有原因的。如前述，父親投訴母親自2018年4月開始，經常喝罵及責打子女，亦曾多次無理報警。2019年7月8日當日，母親不准許兒子使用手提電話，母親認為兒子是拿手機玩遊戲，而因此與兒子發生衝突。母親報警，並堅持兒子需被送到醫院檢查及留院一晚。這件事對兒子及女兒造成很大的陰影，亦似乎是兒子與母親關係徹底破壞的「最後一根稻草」。

34.母親與子女的關係並沒有隨時間而改善或緩和，部份原因是母親不時在居所附近作街頭演唱，當子女放學在街上遇到這個情況時會被同學追問或取笑，令兒子十分尷尬。

35.此外，母親與其他人士在2020年初因在街頭演唱而觸犯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實施的「限聚令」被警方票控，這事在報章上也有報道，令兒子尷尬萬分。

36.審訊時，母親認為兒子不應該感到尷尬，因唱歌是正常的事情，她在街頭演唱賺取金錢也是沒有問題的。本席認為，這顯示母親沒有從兒子的角度來了解他的感受，亦或多或少支持父親的投訴指母親並不尊重別人的感受。

37.母親承認在自己的房間練習唱歌及曾作線上表演。祖母作供指子女需要拍門要求母親減低聲浪。母親否認製造噪音。

38.伍女士作供時同意雖然女兒有些說話對母親不友善，但與母親是有互動的，亦容許母親坐近她；整體而言，女兒對母親的情緒較兒子來得平靜。兒子並不同意與母親單獨互動。本席同意，證據顯示母親與女兒的關係並不如父親所描述的這麼差。

39.按伍女士的觀察，子女與母親互動的情況與他們與父親的互動形成強烈對比。伍女士形容父親與兩名家庭子女互動時三人十分親近，整個遊戲過程氣氛輕鬆愉快，歡笑不斷，而且談話自然，各人亦有自然的眼神及身體接觸。

40.伍女士亦有與子女單獨談話，她認為子女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兒子在提及母親時表現得不愉快、憤怒及不安、亦有提及母親報警一事。女兒也表示害怕母親會責罵她和哥哥，她不喜歡母親報警，讓哥哥要留醫。

41.母親同意兒子抗拒她。母親作供時將兒子的態度歸咎父親及祖母在兒子面前說她壞話。但這說法並沒有得到伍女士的認同。母親作供時亦承認以報警解決問題是錯誤的，但她又以希望兒子「見醫生」為理由作開解。母親並沒有解釋為何她需要兒子「見醫生」或兒子需要接受何種治療。

42.母親亦指希望兒子能「見警察」。她最後承認之所以報警是由於沒有其他辦法教導兒子。

43.本席認為，這顯示母親是用錯誤的方法教導孩子。本席亦不認為母親有足夠的能力教導孩子。

44.按祖母的證供，母親曾設法改善與子女的關係，但當母親靠近子女時，他們便會返回自己房間。

45.另一邊廂，按伍女士的觀察，父親與子女的關係親密。兒子向伍女士表示他覺得與父親、妹妹和祖母是一家人，他們一起生活愉快。他知道父親疼愛他和妹妹，父親放工會立即回家，休假時亦會與他及妹妹一起活動。女兒亦表示十分喜歡父親，因父親會在放工後教導她功課，也會與她玩耍。

母親的照顧方案是否實際可行?

46.一般的情況是，年幼的兒童，尤其是女孩，理應與母親一起，但在考慮照顧管束事宜，法庭最重要是考慮該名兒童的福祉。

47.根據2019年11月29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母親當時任職地產代理，她計劃參加美容課程培訓，完成課程後打算在子女上課期間從事美容或兼職地產從業員工作。可是不久之後，母親在2020年年初卻轉投演唱的工作。母親沒有解釋為何放棄了之前的計劃。按母親自己的證供，她會每天早上八時或九時出外吃早餐及練歌，約在中午返家，之後在下午五時離家作表演，晚上約11時回家。她演唱的工作時間明顯地不能配合子女的日常作息。當然，本席明白到母親期望若得到子女的照顧及管束權，她可以向父親要求財政上作出支持。可是，母親的方案並不是若她得到子女的照顧及管束權，便會會放棄演唱事業，全職照顧子女。

48.母親自己的家庭成員均在內地生活，在香港沒有支持系統。

49.母親作供時指曾邀請子女出外，但遭拒絕。母親要求獲得改善與子女關係的機會。本席並不質疑母親的良好意願，但這與給予她子女的照顧及管束權是兩碼子的事。本席認為，母親並沒有任何照顧方案，即使有，她的照顧方案並不切實可行，也不比現時的安排優越。

50.與此同時，自2018年開始子女得到父親及祖母恰當的照顧。毫無疑問，父親依賴祖母的協助。祖母是本案的證人。她現時62歲，已離婚及退休，在退休前任職公務員。祖母在2017年12月被診斷患上癌症，經治療後在2018年3月出院回家休養。證據顯示，祖母的病情已受控制，能自理及協助照顧家庭子女。本席接納，祖母是樂於照顧家庭子女，祖孫感情深厚，可以繼續接送他們上下課，準備晚膳及提點他們做功課和溫習。

51.在父親及祖母的照顧下子女的學業進展也是理想的：見2019年11月29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第12及第13段及2021年5月1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第4及第5段。

52.本席並不認為父親及祖母是完美的照顧者。事實上，他們不是沒有可投訴之處。在過去父親及祖母曾因與母親的衝突而報警求助。本席並不認同他們的做法。姑勿論這是否濫用公共資源，本席認為，子女仍然年幼，這種做法不單止對他們在心理上有負面影響，亦會影響到他們不曉得如何用正確方法解決問題。因此，本席對子女需要在「明愛」接受遊戲治療並不感到驚訝。本席鄭重提醒，父親及祖母不應再這樣做。

53.基於以上的理由，本席同意伍女士在2021年5月1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第21段的建議：

21． 在照顧和管束權方面，由於（兒子）和（女兒）現時進入學習階段，需要一個穩定的照顧環境，讓他們健康成長。在過去數年，（父親）和祖母為主要照顧者，子女除獲得妥善照顧，亦與（父親）和（祖母）相處融洽。而（母親）就其居住安排、經濟狀況、重建與子女的關係未有較確實的方案，而兩名子女與（母親）的關係疏離，因此（母親）提議獲得子女的照顧和管束權並不可行。因此建議（父親）獲得（兒子）和（女兒）的照顧和管束權。

54.本席認為，毫無疑問，維持兩名家庭子女現時的照顧安排是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的。

管養權

55.母親接納伍女士共同管養的建議，父親反對。他認為由於與母親過往糾紛不斷，而雙方亦缺乏溝通，關係惡劣，現階段共同管養並不合適。

56.如前述，一家人仍共處一室。父親指（而母親亦沒有爭議）自2018年4月以後已經沒有和母親交談，而母親亦沒有向他過問子女的近況，家庭子女對母親十分抗拒，不願意與母親交談及分享想法及喜好。

57.客觀的證據是，就算在分居後兩人亦有很多爭拗。伍女士的第一份社會福利調查報告指在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一家曾致電報警十多次，報案原因與婆媳問題、家事爭執和管教孩子有關。

58.伍女士作供時提及在她介入之後一家向警方報警的次數已大為減少。此外，她指可能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及雙方仍共處一室的關係，家庭子女抗拒母親，亦令母親無法對子女的事宜如教育或醫療共同作決定。她希望父母雙方能共同參與，共享親職。雖然在聆聽過雙方的證供後伍女士仍建議共同管養，但她承認若母親能多了解子女的需要及改善與他們的關係，效果應更為理想。

59.在PD v KWW [2010] 4 HKLRD 191一案，上訴法院夏正民法官（當時官階）對管養權有以上的闡述:-

31. The decisions to be made by a custodial parent are those of real consequence in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the child’s health, development and general welfare. They include decisions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 child should undergo a medical operation, what religion the child should adhere to, what school the child should attend, wha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e child should pursue, be it learning a musical instrument or being coached in a sport. A parent vested with custody h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cting as the child’s legal representative.

32. By contrast, the decisions to be made by a parent who (at any time) has care and control of the child are of a more mundane, day-to-day nature, decisions of only passing consequence in themselves but cumulatively of importance in mould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ld. They include a host of decisions that arise out of the fact that the parent has physical control of the child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ttending to the child’s immediate care. They include decisions as to what the child will wear that day, what the child may watch on television, when the child will settle down to homework and when the child will go to bed. They also include the authority to impose appropriate discipline.

33. We have spoken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that exists as to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two concepts. This is most often manifested in the misperception that, if sole custody is given to one parent, that parent thereby ‘wins’ the right to determine all matters big and small in the upbringing of that child while the parent who is not given custody ‘loses’ the right to have any say in the child’s upbringing. The present case is a prime example.

34. The mother seeks sole custody because, to use her words, she wants to leave behind the conflict that has marked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since the breakdown of the marriage and wants to be left in peace to be able to raise the child as she thinks best, that is, to be able to determine such matters as the child’s education, religious upbringing and choice of activities free of any disturbance from the father. She is happy to let the child spend time with the father and is happy to keep the father informed of matters relevant to the child’s well-being but she wishes to reserve absolutely to herself the manner of her child’s upbringing.

35. Equally, the father fears being deprived of joint custody because it is his view that society will perceive that he has thereby forfeited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 father, being left only with the residual right to spend time with his daughter and the residual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st of her upbringing.

36. It is to be emphasised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at if one parent only is given custody, that parent is not thereby given an absolute and independent authority to act without further reference to the non-custodial parent. Any such potential misunderstanding was quashed in Dipper v Dipper [1980] 3 WLR 626 in which Ormrod LJ said:

“It used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 parent having custody had the right to control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in the past their religion. This is a misunderstanding. Neither parent has any pre-emptive right over the other. If there is no agreement as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or their religious upbringing or any other matter in their lives, that disagreement has to be decided by the court.”

37. In the same case, Cumming-Bruce LJ, another experienced family judge, said:

“…. it (is) a fallacy which continues to raise its ugly head that, on making a custody order, the custodial parent has a right to take all the decisions about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in spite of the disagreements of the other parent. That is quite wrong. The parent is always entitled, whatever his custodial status, to know and be consulted about the futur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and any other major matters. If he disagrees with the course proposed by the custodial parent he has the right to come to the court in order that the difference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38. A non-custodial parent therefore has the right to be consulted in respect of all matters of consequence that relate to the child’s upbringing. While the right to be consulted does not include a power of veto, it is nevertheless a substantial right. It is not merely a right to be informed, it is a right to be able to confer on the matter in issue, to give advice and to have that advice considered.

39. While therefore a parent who is given sole custody is given the authority, in the event of disagreement with the non-custodial parent,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it should only be made after due consultation and, if the final decision that is made is considered by the non-custodial parent to be inimical to the child’s best interests, the court may be called upon to determine the matter.

40. Invariably, therefore, the giving of sole custody to one parent does no more than recognise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breakdown of the marriage,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re secured by giving to that parent the authority, if necessar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concerning matters of consequence in the upbringing of the child but only after the other parent’s views have been given full and rational consideration. In summary, an order of sole custody does no more than add a qualification to the otherwise joint endeavour of both parents in raising their child, that qualification being that the final decision will rest with one parent.

41. For this reason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re is a thin line between sole custody and joint custody.

60.扼要來說，有管養權的父或母一方可對家庭子女的一些主要問題作出決定，例如在醫療、教育及宗教信仰問題上作出決定，但是擁有管養權一方的父或母並沒有絕對及獨立於另一方的權力，並沒有管養權的一方父或母是有權被咨詢，若雙方未能解決，爭拗須由法庭處理。

61.就法庭如何考慮是否給予共同管養，夏正民法官在同一判案書的第52至57段有以下的論述:-

52. Today,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in our law similar to many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orders of joint custody are in no way exceptional. This is because it is accepted that, in principle, such orders are in the interests of children.

53. In all but the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he effect of divorce on the children of the marriage, especially children of tender years, is deeply felt. In all but the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such children desire that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be protected and guided by both parents. The case before us is an example.

54. In the resul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the fact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breakdown of the marriag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ents are strained is not of itself a reason to refuse to make a joint order of custody. Nor is the fact that the parent to be given care and control does not agree. Such orders look to the future. They will govern a limited area of exchange between the parents, albeit one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55. Accordingly, the issue for the judge is whether, with the court proceedings concluded, it is reasonably anticipated that the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agree on the questions of importance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upbringing of their child, both recognizing that, as difficult as it may be for them, this process of co-operation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56. In determining this issue, the judge is entitled to proceed on the presumption that competent, loving parents possessed of sufficient objectivity to be able to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ld will be able to co-operate with each concerning matters of importance in the upbringing of the child.

57. At all times, of course,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remains the first and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As this Court has recognised (see, for example, Y v P [2009] HKFLR 308), there may be occasions when the ability of the parents to reach any rational accord in respect of important matters concerning the upbringing of their child is so deeply undermined that to compel attempts at co-operation will not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ld but only leave the child more vulnerable.

62.故此，法庭在考慮是否給予共同管養權或獨自管養權時首要的考慮是家庭的子女的福利/ 最佳利益，除非雙方有互相合作的合理前景，否則法庭不一定給予共同管養權。互相合作的合理前景的標準，可以指雙方沒有存在太多分歧，及有真正證據顯示雙方為了孩子著想彼此可以真正的合作。故此，共同管養是否可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是否可以合作，如果雙方沒有互相合作的合理前景，判予共同管養權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情況及違反孩子的福利/ 最佳利益。若共同管養明顯不可行，法庭不大可能只為鼓勵雙方克服他們的分歧而仍然給予共同管養令，勉強父母合作, 只會令子女的利益更加受損。

63.母親明顯不了解為何子女抗拒她。當兒子對母親在居所附近的街頭演唱及被票控違反「限聚令」感到尷尬時，母親卻認為沒有問題。母親只是將問題歸咎子女因恐怕父親不悅而有抗拒的表現；總之問題不在她身上。她一廂情願地認為子女在心中仍然愛她。

64.本席認為，母親仍不了解問題癥結的所在，她欠缺教導子女適當的方法或能力，加上雙方有嚴重的溝通問題，現階段獨有管養並不符合家庭子女的最佳利益。本席將家庭子女的獨有管養權給予父親。

探視

65.伍女士建議母親可獲得家庭子女的合理探視。

66.現階段由於一家人共處一室，母親基本上是可以每天見到子女。本席當然明白，現階段母親與家庭子女沒有實質或有意義的溝通。較長遠的安排是母親可能需要搬出現時的居所，屆時探視便來得更重要。

67.伍女士建議父母雙方接受共享親職的課程、輔導或探視協調服務。本席認為建議切合雙方的需要，符合家庭子女的最佳利益。本席期望，當家庭子女的安排及離婚訴訟塵埃落定，及雙方在接受課程或輔導後能改善關係，增進溝通，重建互信及合作關係，將來達致共同管養不是沒有可能的。

命令

68.基於以上的理由，本席頒令 : 呈請人可得兩名家庭子女的獨有管養、照顧及管束權，答辯人可得合理探視權。

訟費

69.由於本申請涉及子女問題，本席認為恰當的訟費命令是無訟費命令。本席頒下暫准令︰有關管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的申請無訟費命令，包括保留的訟費。呈請人本身的訟費按照《法律援助規則》評定。

呈請人黎先生： 由尹麗儀律師行的尹麗儀律師代表出庭

答辯人歐女士： 沒有律師代表親自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