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連有

DCCC 1166/2021

[2022] HKDC 132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11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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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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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承認兩項經修訂控罪。

(1)  控罪一指被告於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Airwallex (Hong Kong)  Limited（下稱「AWX」）在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所持名下帳戶（號碼5721019XXXX）的一筆美金約2,944,802元款項（即大概港幣23,000,000），全部或部分、査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2)  控罪二指被告於2019年4月23日在香港，知道或相信一張Dream Up Trade Ltd發給融通四海進口貿易有限公司的發票副本為虛假文書，而使用該文書的副本，意圖誘使AWX接受該文書副本，以致對該AWX或其他人不利。

2.被告人承認的控方案情指，融通四海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融通四海」）2018年10月24日在香港成立。被告人及王雪澄女士 (下稱「王女士」)  是融通四海首任董事兼股東。

3.2019年3月26日，被告人在持牌金錢服務經營者AWX開立融通四海賬戶。融通四海從而可以透過AWX網上平台向AWX編配的渣打銀行分賬戶（下稱「該戶口」）發出轉賬指示。

4.在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17日，以烏拉圭為基地的投資公司因電郵欺詐3次被騙匯款至該戶口，匯款美金共2,944,802元。其後，在2019年4月17日至4月23日期間，被告人透過網上程式指示AWX分6次從該賬戶轉賬美金共2,942,372元至另外4間公司，其中一間名為Dream Up Trade Limited（下稱「Dream Up」）。

5.AWX收到融通四海向Dream Up的支付指示後，透過微信要求被告提供支持文件。被告人向AWX透過微信發送一張發票（下稱「該發票」）的副本，款額為美金502,300元。AWX收到該發票副本後就按指示轉賬。

6.被告人於2020年4月22日被拘捕，在錄影會面中承認：

(1)  王女士與被告人成立融通四海；

(2)  2019年5月，融通四海經營一間商鋪兩至三個月，但商鋪其後因沒有生意而關閉；

(3)  “Tyler Lee”是被告人的微信賬號。被告人朋友“BeBe”介紹他認識AWX人員“Vivian”目的是開立賬戶；

(4)  微信記錄中所有從“Tyler Lee”發送至AWX的訊息都是由被告人本人發出，當中有部分按BeBe指示發出；

(5)  涉案發票副本是由被告人的微信賬號發出。

7.被告承認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戶口的2,944,802美元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被告亦承認他知道或相信涉案的該發票是虛假文書，而使用其副本，意圖誘使AWX接受其為真的副本。

求情

8.被告現時32歲，已婚。現在和太太，外父，外母一同居住一個公屋單位。被告自從被拘捕後一直失業，家庭收入的重擔由任職廣告設計的太太一力承擔，太太每月收入只有港幣約16,000元，她任職保安的父親即將退休，母親亦有老人病。

9.被告人在2016年到2019年期間在國內經營人力資源服務，每月收入約人民幣7,000–8,000元。該公司其後結業。在2019年被告經太太介紹就和王女士合資開設融通四海，經營鹿茸藥材生意。融通四海隨後也結業。

10.辯方表示犯罪的原因是因為被告人不熟悉香港法律，被人利用；被告人不清楚香港商業環境，愚蠢犯罪。被告人在此事件中參與程度低，沒有涉及源頭的詐騙，也沒有獲取任何金錢利益。

11.辯方陳詞指被告人對今次犯罪深感後悔，坦誠認罪，祈望可以盡快再次投入社會工作。被告人家人全力支持，特別是妻子，盼望他重回家庭，重新開始。本席已有細心閱讀被告人及其家人親手撰寫的求情信。簡言之，他們認爲被告人是一個好丈夫；孝順和尊敬長輩的人；亦是一個善良，誠實，簡單，可靠的人；在家中無微不至。被告人抱以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心態，不可能欺騙人。被告人將所有積蓄投資生意，可惜好景不常，最後結業收場。被告人知錯，知道有責任，不會逃避，選擇面對。

12.被告人在香港沒有任何刑事紀錄，被拘捕後向警方坦白承認責任及與警方合作。辯方指被告人於首次聽取答辯便承認控罪。

量刑的考慮

13.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CACC 159/2009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1)  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2)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3)  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4)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受損；及

(5)  涉案的時間。

14.辯方援引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CAAR 13/2010。該案中，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12.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13.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14.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15.而在辯方援引的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應考慮該可公訴罪行的性質、被告的知悉是否涉及國際層面、相關罪行策劃的複雜性、是否犯罪集團所操控、涉及「洗黑錢」的次數及時間、罪犯是否在已知悉該公訴罪行後仍處理該些財產得益、以及被告的角色及行為等等。

16.另外，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17.本席認為控罪一性質嚴重，本案較嚴重的犯案情節包括：第一，涉及金額龐大，約2,300萬港元。第二，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戶口會被利用作包括非法用途，仍然參與協助操作。沒有被告人同意使用該戶口，整個清洗「黑錢」，存款、走款的犯罪鏈根本難以成事。第三，控罪涉及來自海外的匯款，也成功轉至別的戶口。

18.經考慮，本席把控罪一的量刑基準定在6年監禁。

19.就控罪二，被告人在明知的情況下使用該發票副本，最終致使AWX處理轉款，亦即是成功令欺詐得來的財產的一部分得以轉走。故此，本席把控罪二的量刑基準定在3個月監禁。

20.本席考慮了辯方為被告人作出的所有求情陳述，包括呈遞的求情信。本席認為最強的減刑因素為承認控罪，因此被告人應獲得充分扣減。除此之外，本席看不到有其他減刑因素。故此被告面對的控罪一刑期為4年監禁；控罪二刑期為2個月監禁。

21.本席進一步考慮整體情況、總刑期的因素、以及兩項控罪的性質，下令控罪二當中的一個月與控罪一的刑期分期執行，換句話説，兩項控罪的最終刑期為4年1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