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瑞蓮

DCCC 187及1112/2021（合併）

[2023] HKDC 25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187及1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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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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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共有十一名被告人，現在只處理其中一名，即D10的判刑。

2.D10原被控共兩項控罪（控罪一及三），均為串謀偷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和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及159C條。

3.D10否認相關控罪，但經審訊後，被本席裁定控罪一罪名不成立，但控罪三罪名成立。

4.在聽取辯方申請及經考慮後，本席同意先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故押後判刑至今天。有關控罪三的案情，本席已於裁決理由中詳述，簡單來說，控罪三指D10案發時作為侍應，和其他被告人及身分不詳的人（亦是同一公司的職員），一同串謀從該公司，即佳偉餐飲有限公司的將軍澳拉麵店收銀機內偷竊屬於公司的現金。控罪中的串謀為期約三個多月，從2018年8月12日至11月29日，即各涉案人士被拘捕為止。串謀期間，各涉案人包括D10，以他們暗號稱為「做功課」的方法，即針對D10而言，主要是在顧客沒有使用，但向公司訛稱顧客曾使用現金券的方法，從而偷取該些現金券的總面額。

5.證供顯示，在該控罪三的串謀中牽涉的三個多月內，他們共偷取了約港幣60,000元，而D10主要是協助案中其中一名主謀D2，亦即PW2，亦即關鍵時段為將軍澳店的主管。在PW2放假時，D10使用上述現金券的作弊方法，並在收工埋數時安排，好讓PW2在之後偷取收銀機內的現金。

6.呈堂的證供，除了PW2的證供外，還有PW2和D10的WhatsApp紀錄（P77），證明了D10曾在2018年9月17日至11月2日期間，共六日，協助PW2「做功課」（即以現金券方法偷錢）和埋數。根據PW2的證供，他曾給予D10 1,000元現金利益。

D10的背景

7.D10於1991年7月出生，現年31歲，高中程度，未婚，之前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求情

8.代表D10的方大律師呈交了一份書面求情陳詞。就法律原則方面，辯方提交了終審法院案例，律政司司長 訴 黃之鋒及其他人 [2018] 21 HKCFAR 35。終審法院在判詞第122段確認，之前上訴法庭在同案的判詞中第147段，關於判社會服務令時，被告人是否有悔意的分析，本席之後會再詳述。

9.就D10的背景，辯方補充，D10於2009年畢業，學歷至中五程度，家中有一父一母及一弟。D10與家人同住，父親現年64歲，已退休，身體多病，因心臟病做手術後便行動不便，需要D10和弟弟照顧。母親現年55歲，是一間泰式餐廳廚師。弟弟現年30歲，是一名餐廳侍應。

10.D10之前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11.D10畢業後曾在美容店做學徒，之後做過酒店接待員約兩年和做了幾個月公司文員，後來於2017年8月1日到案中餐廳做侍應，直到2018年12月5日。之後於2020年，D10開始受僱於另一間餐飲公司，職位是副店長，負責兩間分店，月薪19,000元。

12.辯方求情指，D10現對干犯了控罪三深感悔意，她之前有良好背景。現呈上三封求情信，分別是來自母親的好友、D10的前僱主和D10的好友，他們替D10求情，希望法庭從輕發落。

13.辯方亦提到D10案發時只有26歲，投入社會工作不久，亦是餐飲業的第一份工作，受過今次教訓後，她已明白當中的嚴重性，現在她對從事餐飲業工作有很大警惕作用，不可參與任何違規違法的行為，將來再犯事的機會極微。

14.D10在控罪三的角色被動，最終究竟PW2（即案中D2）偷了幾多錢都無從得知。D10只參與了兩個月，而得到的利益只是1,000元。D10願意依從任何社會服務令的建議，而懇請法庭以此為本案的判刑。

判刑

15.一般涉及盜竊的案件並無特定的量刑指引，但由於本案涉及違反誠信，上訴法庭在HKSAR v Cheung Mei Kiu [2006] 4 HKLRD 776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國榮 [2008] 4 HKLRD 1017訂下，如涉及金額為$250,000或以下，可判監禁兩年或以下。當然，正如吳國榮案，案中判詞第22段所說「上述量刑指引並非『緊身衣』，一成不變。在盜竊案或同類案件，每宗案件都有可能有個別的減刑或加重罪責的因素，最終判刑亦必須反映該些因素。」

16.首先，作為紀錄，本案的同案被告人D4、D6、D7及D8，四名與D10在案中角色類似的被告人亦是被控相同或相類似的盜竊罪（即控罪一至三或其中部分），唯一分別是他們均認罪而毋須審訊，而他們全部被本席判以社會服務令刑罰。

17.控罪三涉及的金額為港幣約60,000元，遠比上述量刑指引中最低的$250,000級別為低，而且本案犯案手法不算複雜，亦無涉及精心策劃。簡單來說，只是各被告人並不依從公司規定在收銀的系統作準確紀錄，而以上述，例如現金券或口頭方式、或其他不實方式下單，從而在客人光顧付款後中飽私囊，是俗稱「穿櫃桶底」的盜竊行為。

18.D10和上述的D4、D6、D7、D8一樣，均是低參與度的串謀者，他們只是配合其他主謀，從而獲取數千元，D10只有1,000元的收益。D10亦只是基本上在D2（即PW2）放假時，主要是上述的六天內才積極參與案中的串謀偷竊行為。本席認為本案整體案情上不算特別嚴重，而D10和這幾名被告人的罪責是案中最低的一類。D10現在牽涉的控罪三亦相對較為輕微，因其串謀只涉及三個多月，遠比控罪一的一年為短。

19.D10在案發前有正當工作，之前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今次可算是單一事件，D10亦和各人一樣，事後已從涉案公司離職，各人從事不同工作，亦為各自的家庭經濟支柱，重犯機會甚微。

20.除了上述的求情理由，例如案情相對不算特別嚴重，D10罪責偏輕、有良好背景等等，本案還有一個有力的求情因素，就是D10和其他被告人一樣於2018年11月29日被捕後一直獲保釋，至今已超過四年。因此，D10和其他人基本上已另覓工作及重過新生活。雖然各辯方沒有投訴，而本席亦不認為案中廉署或控方有任何不當的延誤，但這長達四年的所謂「延誤」，主要是因為案中涉及多名被告人及多項控罪，而且其中有一個主要角色D11於後期，即2021年年尾，才因為有其他證供指控而被起訴，導致兩宗案件合併，加上有部分被告人向廉署提供協助，令原本於2022年年頭的審訊擱置，更不用說，過去三年來，香港受疫情關係影響，對所有（特別是如本案般涉及多人）的案件在排期上的影響。種種原因，導致本案在相隔四年後才判刑。毫無疑問，在整個過程中，D10並沒有任何行為導致任何延誤，故不應有任何責任。另一方面，亦顯而易見，D10和其他被告人一樣，如上述，已重投工作，重新生活。

21.在這「延誤」的議題上，本席考慮了上訴庭在HKSAR v Chiu Chi Wing CACC 243/2012，當中考慮了西澳上訴庭在Scook v The Queen所訂下的法律原則，見Chiu Chi Wing案判詞第37段。本席在此不打算逐一列出所有七個相關因素，最重要而與本案有關的是延誤本身不是求情因素，但可引致其他求情因素的出現，例如被告人期間已改過自新或有其他對他有利的情況出現，相同或類似的論點在另一個上訴庭的刑期覆核案件中亦有被強調，即由於「延誤」，令被告人有機會重拾新生，如覓得穩定工作和賺取金錢賠償事主［見SJ v Hui Siu Man [1999] 2 HKLRD 236 241(I)至(J)段］。

22.當然，本席沒有忘記D10和其他，如D4、D6、D7及D8有一明顯不同之處，就是D10不如其他人認罪，而是否認控罪，經審訊後被定罪。如果D10認罪，毫無疑問，他應和上述的被告人一樣被判社會服務令刑罰，但現在他在審訊後被定罪，本席便須要進一步考慮。

23.有關的法律原則可見於正如本席之前引述的黃之鋒案，在上訴法庭，即 [2017] 5 HKC 116的判詞第146段，上訴庭重申，法庭一直認為真誠悔意是接受社會服務令的先決條件。而第147段，上訴庭解釋「真誠悔意是指犯罪者接受他是犯了罪，並對他所干犯的罪行和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表達歉意」，其中提到一些考慮，特別提到「法庭雖然不會單單因為他（被告人）曾抗辯，便必然否定他有悔意的說法，但法庭亦不會輕易接納他對其所作所為真心後悔」。換句話說，通常有真誠悔意的人都會認罪，但不認罪而抗辯的被告人不一定沒有悔意，不一定不能判以社會服務令，但須要法庭小心考慮當中有否表現悔意的情況。之後，終審法院亦在同案 [2018] 21 HKCFAR 35的判詞第122段確認了上述上訴法庭重申的原則。而且最後，在考慮和應用後改判原本在審訊中不認罪，而最後被裁定罪名成立的部分被告人社會服務令。

24.本席就D10現在有否「真誠悔意」這議題上有小心考慮，特別是辯方的求情陳詞和感化官的報告，前者內容，本席已在之前引述。至於後者，感化官紀錄，D10表示她不認罪，因為她無意圖加入D2去偷公司錢，但她後悔當她覺得被指示的並非正當做法時，沒有找出問題並拒絕D2的指示。她亦後悔曾收受D2金錢。她表示她對在本案中的所作所為有悔意，希望有機會做社會服務代替監禁，好使她繼續她的生活和對社會作出貢獻，以補償她的過錯。

25.今天在本席面前有關D10社會服務令報告對她有正面評價，而且認為她適合做80至120小時的社會服務工作。而D10辯方代表大律師亦於今天庭上確認，D10願意並希望法庭採納上述感化官在社會服務令上的建議。

26.本席在細心考慮過所有情況後，接受D10經她的大律師和向感化官表達的說法，認為她對自己的作為有真誠悔意，再考慮到上述相對輕微的控罪及案情，而D10在短時期的低程度參與和只曾接受1,000元的利益，本席認為對D10最適合的判刑是社會服務令。因此，本席判D10 120小時社會服務令作為控罪三的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