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頌衡

DCCC 755/2023

[2025] HKDC 2170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7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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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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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否認一項「企圖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

2.控方指稱，被告人於2023年3月17日，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一筆港幣55,000元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企圖處理該財產。

3.控方的檢控基礎是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企圖處理該財產。

4.辯方的主要爭議點是：

(i)  事實的爭議，即被告人沒有向戴女士（PW1）拿取金錢，事件是誤會；

(ii)  法律爭議，即控方須證明被告人實際知道或相信涉案款項是黑錢。

控方案情

5.控方傳召了兩名證人及呈遞了證物。

6.承認事實主要顯示：

(i)  2023年3月17日，警員17600在金城道拘捕被告人，罪名為詐騙。警誡後，被告人說：「我無同佢講任何錢嘅嘢，個婆婆淨係話想去廁所問我廁所喺邊」。同日1906至1934時，在紅磡警署會面錄影室內，被告人在自願及公平的情況下，進行警誡錄影會面（證物P2為錄影會面紀錄光碟及P2A為該會面紀錄的謄本）；

(ii)  警方在被告人的褲袋內搜出並檢取三部手提電話（簡稱「該三部手提電話」），該三部手提電話均屬於被告人。該三部手提電話中的其中一部號碼為9225 6497（證物P3為該部手提電話）；

(iii)  被告人的手提電話號碼9225 6497的通話紀錄（證物P4為核實電腦印製文件證明書及P4A為中文譯文）顯示，在2023年3月17日下午1205時，有一個通話由此電話號碼打出到手提電話號碼5761 1095，通話紀錄為108秒；

(iv)  手提電話號碼5761 1095的通話紀錄（證物P5為核實電腦印製文件證書及P5A為中文譯文）顯示，2023年3月17日：(i)  上午1028時至1140時期間，有四個通話由手提電話號碼9282 XXXX （PW1的手提電話號碼亦是承認事實第13段顯示的手提電話號碼）打入；(ii)  上午1145時至下午1215時期間，有四個通話由此電話號碼打出到手提電話號碼9282 XXXX；及 (iii)  下午120441時，有一個通話由被告人電話號碼9225 6497打入，與上文第6(iii)段提過的是同一個通話紀錄；

(v)  建新中心的閉路電視影像顯示在案發日有關時段案發地點附近金城道一帶（證物P6為相關閉路電視影像的光碟）。香港浸信會醫院的閉路電視影像顯示在案發日有關時段案發地點附近金城道一帶（證物P7為相關閉路電視影像的光碟；證物P10為P6及P7的閉路電視影像的截圖冊）；

(vi)  警方拍攝的相片分別是有關案發地點共兩張、被告人於案發當日所穿的衣服及鞋共四張、涉案的現金港幣55,000元共一張、手提電話號碼9282 XXXX於案發日的通話紀錄共三張（證物P8為相關相片冊）；

(vii)  案發當日，警員25914繪畫了一張案發現場金城道的草圖（證物P9）；

(viii)  本案中被告人的身份沒有爭議；

(ix)  被告人過往在香港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7.PW1的證供主要顯示，她現年75歲，出生於福建，1982年移居香港，現居住在馬鞍山。她育有三名兒子及一名女兒。她的女婿名為周逸權。她的手提電話號碼是9282 XXXX。

8.2023年3月16日約下午3時許，PW1在家中接到來電，對方以「阿媽」稱呼她，她便問對方是否女婿「阿權」，對方回答確認「阿權」。她便問「阿權」甚麼事，「阿權」問她吃過飯未，她表示吃過，「阿權」便着她照顧自己和感到冷便穿衣，她問「阿權」在哪裡，「阿權」回答表示自己在外面，然後說再見，便收線。

9.翌日早上約10時，PW1在家中接到來電，對方同樣以「阿媽」稱呼她。PW1向對方說：「阿權呀」，對方向她表示「阿媽，救我」。PW1於是問「阿權」甚麼事，「阿權」表示：(i)  自己早上在茶樓飲茶時，一名女子進來便坐埋他的桌子，並「同佢講嘢」，之後，該女子的丈夫來到，以為他與該女子有染，便發怒及很兇惡地與他爭吵起來，他與該丈夫打交，他用茶壺襲擊該丈夫的頭，該丈夫流了很多血及報警求助，他亦被警察拘捕及帶返警署；(ii)  幸好他有一朋友與警察溝通，他現時在警署並要求PW1給他100,000元以讓他可獲釋出來，PW1表示自己沒有100,000元，「阿權」問她有多少金錢並着她不要致電給她的女兒。PW1表示家中有五萬多元，之後「阿權」收線。

10.其後，「阿權」再多次致電給PW1，當中曾告訴PW1有位姓陳的朋友借35,000元給他，他本人有一萬多元，要求PW1拿五萬多元到九龍塘給他，他着PW1搭的士並提供了一個電話號碼給她，指示她乘搭的士時交電話給的士司機接聽，由他告知的士司機有關位置，然後PW1在該位置交錢給他。PW1不記得是九龍塘哪裡，也不記得該電話號碼。

11.PW1乘搭的士往九龍塘期間，「阿權」致電給她，她害怕「唔識講」，便交了電話給的士司機接聽，的士司機送她到九龍塘的一處落車，而該處是位於警局附近。PW1落車後接到「阿權」的來電着她在該處等候。

12.PW1等了約六、七分鐘，一名男子年約三十多歲，身穿黑色衣服行埋她的身邊（簡稱「男子D」）。她便問男子D :「係咪阿邊個叫你嚟」，男子D表示係。她之後問男子D：「係咪叫你嚟攞咩嘢」，男子D回答說：「係呀，叫我嚟攞嘢」。停了一陣間，PW1再問男子D：「係咪叫你嚟攞錢」，男子D回答說：「係」。PW1續問：「咁攞幾錢呀」，男子D回答表示不知道。PW1聽了該「不知道」的回答後，感到「唔對路」和很害怕，便行開了一些致電給女兒查詢女婿「阿權」當時在哪裡，獲告知「阿權」正在睡覺。不過，她當時不是很相信女兒所說的話，因害怕女兒是不敢讓她知道事實。

13.之後，PW1向站在其身旁的男子D表示，她自己冇足夠金錢，待會兒子會拿錢過來給她。PW1當時感到很害怕，向男子D表示自己去洗手間，男子D問她是否需要陪同她去洗手間，她回應表示不用。男子D便站著不動。PW1進入了洗手間後致電兒子(即PW2)  告知他有關事情，PW2說她受騙並着她不要支付金錢及等他搭乘的士過來。之後，PW1站著等PW2過來，男子D也在。PW2很快到場，PW1向PW2表示男子D是着她付錢的人。PW2與男子D企埋側邊並向男子D表示報警，男子D便邊講電話邊很快地步行離開，但遭PW2阻止，之後警察到場。

14.PW2的證供主要顯示，案發當天中午12時，他接到PW1的來電提及有關妹夫的擔保金事宜，並獲告知有人致電給PW1約她在浸會附近交付相關金錢。由於PW1不知道該位置在哪裡，PW2着PW1交電話給向她收錢的人，並獲該向她收錢的人告知有關位置在浸會哪條街道。PW2便乘的士約十分鐘就到達該位置，亦於乘的士期間，致電妹妹得知妹夫正在家睡覺而知道PW1受騙，他再致電PW1着她不要交金錢給對方。

15.PW2到場後見到男子D是身穿黑色衫、黑色褲和「肥肥地」與PW1站在一起，他便兩度問男子D是誰人叫他來問PW1拿取金錢。男子D回答表示關PW2甚麼事，然後想離開，但遭PW2阻止。男子D要求PW2放手讓他離開，之後PW2一直跟著男子D，期間男子D試圖乘搭的士離開，但被PW2在的士車頭攔截，男子D無奈地落的士。其後，男子D行埋去一欄杆位置，PW2截停他不讓他走。警察到場，PW2便揮手叫警察過來。PW2向警方指出男子D後，便過馬路找PW1過來。

16.PW2在庭上看過相關閉路電視，確認他跟著男子D的行走路線，當中包括男子D曾上的士被PW2在的士前攔截，及後男子D落的士。

17.被告人在證物P2錄影會面中（“VRI”）就本案的說法，主要顯示：

(i)  被告人在案發當天早上與朋友在旺角吃東西，其後與朋友乘的士由旺角往金城道附近落車，而此落車位置是他與朋友選擇的中間位置，因為不只是方便他自己；

(ii)  他打算之後步行返回位於黃大仙的居所；

(iii)  落的士後，他曾到位於浸會醫院對開商場內的7-11店買煙，並使用該商場的洗手間，之後到公園仔坐，抽煙、「碌緊手機」、「enjoy緊」，當時公園內有人拍緊片；

(iv)  他見到PW1以為她迷路，因在該路上行走的人正常會直接行過，並不會停著，並且該路是窄，只有PW1一個人站在那裡。他問PW1喺度做乜嘢，但PW1的鄉音太重，被告人聽不明PW1所說，除了PW1問他廁所喺邊度，他便告訴PW1洗手間在哪裡，並指出洗手間的方向，PW1自行行去洗手間時，被告人冇跟隨。PW1從洗手間出來後，被告人就過對面馬路坐，因他想坐及吸煙。之後，有一名紋身漢即PW1的兒子出現，該紋身漢發脾氣並指控他向PW1拿錢，亦不讓他離開。被告人便問該紋身漢是甚麼人為何不讓他走，該紋身漢冇回應被告人的任何問題。當被告人決定搭的士離開時，該紋身漢站在的士前面不讓他離開，之後被告人落車陪紋身漢一起等警察到；

(v)  被告人沒有向PW1拿取金錢，亦沒有說過任何「金錢」、「錢」字眼，他聽不懂PW1的說話，而他唯一聽得懂的是洗手間在哪裡。

18.控方舉證完畢，本席裁定表面證供成立，需要答辯。

辯方案情

19.被告人明白權利，選擇不作供，也不傳召證人。本席不會因他行使權利而對他作出任何不利揣測。

證供、證據分析及衡量

20.本席謹記，責任在於控方舉證所有控罪元素至無合理疑點的水平。被告人毋須證明自己是清白。被告人冇刑事定罪紀錄。本席給予自己合適指引有關可信性及犯罪傾向來衡量本案，包括他在警誡下的說法。

21.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

「...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即屬犯罪」。

22.辯方不爭議控方書面陳詞所列出的有關本控罪的一般法律原則，本席採納相關段落第4至12段，亦簡化如下：

(a)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條的釋義，處理財產包括收受或取得該財產、處置或轉換該財產；

(b)  在楊家誠Carson[1]一案中，終審法院清楚確立，控方毋須證明被處理的財產事實上屬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以作為洗黑錢罪的罪行元素。第25(1)條的相關犯罪行為是被告人處理一些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因此，有關財產屬於犯罪得益的本質，乃屬「犯罪意圖」元素而非「犯罪行為」元素（判詞第41至44段）；

(c)  至於「有合理理由相信」這犯罪意圖的解釋，終審法院確認了Seng Yuet Fong[2]一案中的驗證標準（見判詞第123及128段）；

(d)  並且，終審法院認為適用的準則是：根據該名被控人可用的理由，這是否原會令他持有所需信念（見判詞第106段）；

(e)  其後在Harjani Haresh Murlidhar[3]一案，終審法院，一致裁定Seng Yuet Fong一案提出的驗證標準，正確地表達了《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有合理理由相信」一詞的意思；

(f)  終審法院重新表述Seng Yuet Fong的驗證標準：

(1)  有甚麼事實或情況（包括被告人自身的情況）是被告人知道的，且可能影響他對於有關財產是否黑錢的信念；

(2)  任何得知被告人所知的明理人士，會否必然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下稱「該問題」）；及

(3)  若然該問題的答案為「是」，被告人便有罪，否則被告人無罪（見判詞第25至28段）；

(g)  假如被告人不作供或提出證據，則法庭須先裁定被告人知悉哪些相關事實或情況，然後回答該問題。若然答案為「是」，被告人將被判罪成，判刑時亦相當可能會以他亦必然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為量刑基礎（見判詞第29段）；

有關企圖罪的法律原則

(h)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條的規定：

(1)  如任何意圖犯本條所適用的罪行的人作出的某項作為已超乎只屬犯該罪行的預備作為者，則該人即屬企圖犯該罪行；

(2)  雖則有關的事實顯示犯本條所適用的罪行並不可能，任何人仍可被裁定企圖犯該罪行；

(3)  凡有人被控犯某項罪行，則即使該人並冇被控企圖犯該罪行，亦可被裁定企圖犯該罪行；

(4)  在任何個案中，凡－

(a)  除根據本款外，某人的意圖不會被視為構成犯罪的意圖; 但

(b)  該個案的事實如是一如他所相信者，他的意圖即會被視為構成犯罪的意圖，

則就第 (1)  款而言，他須被視為已具有犯該罪行的意圖。

(5)  本條適用於任何假若完成的話即會屬可在香港審訊的罪行，但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犯該罪行則除外。

23.上訴法院在麥培昌[4]案就「已超乎只屬犯該罪行的準備作為」作出釋義（見判詞第43段）。

24.本席小心考慮過所有證供、證據及控辯雙方的書面及口頭陳詞，包括控方書面結案陳詞，日期為2025年8月5日、三份辯方書面結案陳詞，日期分別為2025年7月8日、2025年8月8日及2025年10月24日。

25.本席認為，兩名控方證人均是誠實可靠的證人，各人已向法庭說出事實，他們的證供整體上是吻合，亦整體上與相關閉路電視片段所顯示的是吻合，冇任何重要分歧可使各自的證供存疑。

26.被告人在警誡下的說法整體而言屬混合性陳述，本席謹記R v Sharp[5]的原則。被告人在警誡下就一些問題選擇行使權利，例如「冇嘢講」、「唔願意」等，本席不會因而對他作出任何不利揣測，因舉證責任在於控方。

27.小心考慮過該些警誡下的說法，本席認為既不可信，亦不可靠，舉例來說：

(a)  根據通話紀錄P4、P5，案發當日約1204時，被告人的手提電話號碼9225 6497打出至5761 1095，而該通話紀錄維時約108/109秒。本席認為，該通話紀錄反映被告人是認識使用5761 1095的人，他與對方通話長達1分48秒，反映雙方的通話內容是不少。根據P4的VALUEGB-1文件，此電話號碼的啟用日期是2023年3月16日。雖然P4的VALUEGB-2文件顯示的通話紀錄是覆蓋2023年3月10日至2023年3月17日，但只有2023年3月17日120500時至122203時才有合共四個通話紀錄，當中只有一個是撥打的紀錄，亦即是從9225 6497打出至5761 1095，其餘三個來電的紀錄分別涉及兩個相同來電者442033186577各維時27秒及1秒，和另一來電者37492016233維時36秒，換言之，除了5761 1095是唯一須撥打出去的電話外，也涉及最長的通話時間。案發當日約1906時至1934時，警方向被告人進行錄影會面，距離該通話只有短短約七小時，在這些情況下，本席認為難以置信，被告人竟在會面中表示他對電話號碼5761 1095是冇印象（VRI 記項25至26），他不是實話實說；

(b)  當被告人被問及為何他見到PW1會以為她要去洗手間，被告人回答表示他不是以為PW1要去洗手間，而是以為PW1迷路，因該路段是窄，正常人在該路段是掂行掂過，不會「棟喺路中間」，而PW1一個人站在那裡，故他感到奇怪，過去問吓PW1。他在較後的階段更先後提及，PW1問他洗手間在哪裡，他便告知PW1洗手間在哪裡，並指出有關方向和他曾問PW1為何身處該處，但他聽不懂PW1說的話，因PW1的鄉音太重。本席認為，這些記項的回答整體而言反映他曾向PW1說話，明顯推翻他在VRI的初期表示自己沒有向PW1說過任何話的說法（VRI 記項29至30、65至94）；

(c)  警方提問，為何PW1問他有關洗手間的問題之後，他仍逗留在該處，他回應反問為何他不可以在該處，還說自己是沒有目的地去到該處。警方追問為何他會在該處出現，他回答表示冇目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現，他又不是走入甚麼禁區及他現時冇工作。進一步提問他是冇目的、遊蕩去到該處，他回應表示「嗯」。不過，本席留意到，他在較後的階段表示，案發當日早上，他曾與朋友在旺角吃東西，之後他們一起從旺角乘搭的士轉入浸會醫院金城道附近位置落車，他自己並冇原因要到該處落車，純粹是順路返回他位於鳴鳳街的住所，他需步行約半小時才能抵達住所，該落車位置也不是只方便他一人，而是他與朋友揀選的中間位置，他出現在金城道也是沒有原因，是順路的方向行返住所。本席認為，這些較後階段的說法反映他在該金城道附近出現的原因是源於他與朋友選擇的落車位置，而目的是為了順路及他可步行回家，顯然有別於他之前說自己是冇目的、遊蕩地出現在該處。再者，若如他所說，他是打算步行回家，喜歡步行，當時有意keep fit做gym，又認為步行是一個肥仔的好開始。本席認為，直接乘車回家的議題自然亦理應沒有在他的腦海出現過，故當他被問及為何不直接乘車回家時，他的回應自然亦理應是從來沒有想過這議題，但這方面的說法完全欠奉，是不合常理（VRI 記項51至58、77至78及157至218）；

(d)  本席留意到，他的說法也顯示，他落車後曾到浸會對開的商場內的7-11便利店買香煙，之後他向該商場的保安員查詢洗手間位置，他去完洗手間後，離開商場去到一個公園仔坐了一會、吸煙和碌緊電話，當時該公園內也有人拍片。若然他在金城道附近出現的原因是真的，即是他與朋友選擇的落車位置而目的是為了順路及他可步行回家，那麼即使他有需要去洗手間，本席認為，他自然亦理應是去完洗手間後便步行回家，但他卻無緣無故地選擇到該公園仔內坐、吸煙和碌緊電話是不合情理，他不是說真話；

(e)  PW1在證物P11標示X是她等候男子D的位置，吻合被告人的說法，即他見到PW1時，PW1的位置是在體育中心對開少少。從閉路電視片段可見，被告人所說的浸會醫院對開的7-11便利店是位於建新中心。從P11可見，身處X位置的人難以望到該便利店，也與該便利店有一段相當的距離。被告人須經該便利店外通往下層的樓梯到建新中心的保安處詢問洗手間的位置，獲保安員細心地告知洗手間是位於有地氈的地方。換言之，建新中心的洗手間並非位於當眼處，而是該中心內相對不顯眼、隱蔽的位置。若如被告人所說，除了一句有關洗手間外，他是聽不懂PW1的說話，因PW1的鄉音重又細聲，而PW1也好像聽不懂他說些甚麼。本席認為，在雙方不能溝通連同前述的地理環境下，即使加上被告人用手指出洗手間的方向，PW1在該X位置時自然亦理應理解不到洗手間的位置。故此，本席認為難以置信會出現被告人向PW1說出及指出洗手間位置後，PW1便可自行行去洗手間，而毋須被告人進一步協助指出洗手間位置的情況（VRI 記項76、133至136）；

(f)  被告人稱PW1從洗手間出來後，被告人就過對面馬路坐，因為他想坐和吸煙。本席認為，這些說法反映被告人留意PW1的行蹤，他過對面馬路前所身處的位置與PW1的距離是相當近，以致他能見到PW1從位於建新中心相對不顯眼、隱蔽的位置的洗手間出來，被告人過對面馬路前所身處的位置自然亦理應是他已離開該X位置並朝著與PW1相同的方向步行才可到達的位置，明顯與他步行返家的黃大仙方向是相反及更遠離居所的位置。若被告人所說是真的，即他是以為PW1迷路而接觸PW1是與金錢無關，他向PW1說出及指出洗手間位置後冇跟着PW1，本席看不到任何理由為何他要留意PW1的行蹤，選擇前往與返回居所相反的方向及更遠離居所的位置；

(g)  被告人稱他向PW1指出洗手間後，並冇尾隨PW1，而是過了對面馬路坐著。但正如上文提過，警方問他為何PW1問他有關洗手間的問題之後，他仍逗留在該處，他回應反問為何他不可以在該處，還說自己是沒有目的地去到該處。本席認為，他根本提不到任何合理解釋為何他仍逗留在該處。他於較後階段解釋他過對面馬路坐著是因為他想坐及想「煲煙」和不想做「火車頭」，本席認為，這些全是他堆砌出來的藉口來合理化他留在現場的說法，不是真相。

28.本席不相信亦不接受被告人的開脫、辯解說法，當中包括他出現在現場的原因、目的、他接觸PW1的原因、目的包括與金錢無關、他與PW1的溝通問題等，但不會因此而對他作出任何不利揣測，因舉證責任在於控方。本席接受該些與控方案情吻合的在警誡下的說法，並給予比重。

29.小心考慮過辯方的結案陳詞，本席不認為有任何陳詞可使控方證人的證供存疑。舉例來說：

(i)  辯方提出，PW1在主問時多番提及涉案金錢是50,000元，但控辯雙方同意有關金錢為港幣55,000元，故辯方陳詞有關差異只影響她的可靠性。本席留意到，PW1主問時也提過她在電話通話中曾告知「阿權」她沒有100,000元，只有五萬多元，她是成沓金錢拿來。警方拍攝涉案金錢時，她是「成沓擺低」，「冇攤開」，她當時「都好驚」。在這些情況下，本席認為出現她的庭上證言有關涉案金錢為50,000元是不準確並不足為奇，但這並不影響她的證供之整體質素；

(ii)  就PW1的庭上證言有關她與男子D的對話內容，即她問對方「係咪阿邊個叫你嚟」，男子D表示「係」。她再問：「係咪叫你嚟攞咩嘢呀」，男子D回答：「係呀，叫我嚟攞嘢」。她再問：「係咪叫你嚟攞錢」，男子D回答說：「係」。她再問：「咁攞幾錢呀」，男子D表示不知道。辯方指出，PW1在案發當日1530時記憶猶新時向警方所錄取的書面供詞中沒有提及「係咪叫你嚟攞錢呀」和「咁攞幾錢呀」的兩個問和答（簡稱「該兩個嚟攞錢及攞幾錢的問答」），反而在該書面供詞中她是說男子D行到她身邊後，她問他是否陳先生，他回答表示係，然後她再問他是否幫朋友攞嘢，他回答表示係，PW1便覺得奇怪，既然他是女婿「阿權」叫他來拿錢，他卻沒有問她拿錢。辯方陳詞，這些差異是不可磨合，PW1不可能事隔2.5年後突然記起當時未記起的細節，不能單說PW1年事已高，記憶有所偏差便可開脫，相關的疑點利益須被尊重。本席留意到，PW1盤問下同意，她表示該書面供詞內所記錄的對話她是有說過的，但該兩個嚟攞錢及攞幾錢的問答確實也有說過，警方向她錄取該書面證供時，她當時是「亂晒籠」，她不記得向警方交代該兩個嚟攞錢及攞幾錢的問答，她出庭作供前的晚上慢慢自己諗，「真係我--叫我講乜嘢，我就自己諗，唔知點樣，唔好講多，唔准講少嘅，諗下有乜嘢講乜嘢，嗰陣時」。本席認為，她的證供整體而言顯示從事件開端直至警方向她錄取書面證供，包括她放低涉案金錢讓警方拍攝相關照片的整個時段，她是感到驚慌、「亂晒籠」，以致她不記得向警方提及該兩個嚟攞錢及攞幾錢的問答，是很自然及可以理解的。再者，本席認為，該兩個嚟攞錢及攞幾錢的問答與她的書面證供紀錄她與男子的對話是兼容，正如她在書面證供中提及，她覺得奇怪，既然是「阿權」叫男子D來拿錢，為何男子D不問她拿錢，以致出現她問男子D「係咪叫你嚟攞錢呀」和「咁攞幾錢呀」及相關回答。辯方的這些質疑、陳詞是不成立;

(iii)  有關辯方就PW1提及的身穿黑衫黑褲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子可能是亦可能不是被告人的陳詞，本席留意到，PW1的證供顯示她落的士後，「阿權」致電給她叫她在該落車位置等，她等了約六、七分鐘，男子D行過來她的身邊，然後發生了上文提過的對話，由於男子D表示不知道拿錢的銀碼，PW1亦感到驚慌及「唔對路」便行開了些少致電女兒並從而得知女婿在家中睡覺，但她不太相信女兒所說的話因她害怕女兒是不想讓她知道真相，然後她向男子D表示自己沒有帶足夠金錢要等兒子過來拿錢給她，她亦向男子D表示自己要去洗手間，並在洗手間內致電PW2告知對方事件，之後，她與男子D站在一起，直到PW2到來，她便向PW2表示男子D是着她付錢的人，PW2與男子D企埋側邊並向男子D表示報警，之後男子D邊講電話邊很快地步行離開，但遭PW2阻止，直至警察到場。本席認為，這些PW1的證供吻合PW2的證供有關他到場後直至警察到場期間的事發經過，包括PW2阻止被告人離開。另一方面，根據VRI，自被告人開始接觸PW1直至PW2到場阻止他離開期間，包括PW1去洗手間，都冇顯示有其他人接觸過PW1，而被告人案發時的年齡、衣著整體上吻合PW1描述的男子D，本席肯定PW1所說的男子D正是被告人。本席亦可完全排除男子D不是被告人的可能性；

(iv)  PW2曾兩度問被告人是誰人叫他來拿錢，被告人冇回答，以致PW2再問多一次，被告人說：「關你咩事」。就「關你咩事」的回應，辯方認為：(a)  過於模糊；(b)  可有不同的解讀；(c)  存在多種解釋可能性，斷不能構成招認。本席不會單憑這回應便認為等同於被告人作出任何招認;

(v)  辯方指出，PW2與被告人曾發生肢體碰撞，而被告人的案情是他當時因該些肢體碰撞而感到害怕。本席留意到，PW2盤問下同意他與被告人曾發生肢體碰撞，因他捉住被告人的時候，被告人叫他鬆手不要捉住他。辯方接著指出被告人叫他鬆手時，被告人是很害怕，PW2回應表示，他冇覺得被告人是害怕。另一方面，根據VRI，被告人提及他被PW2阻止離開現場的內容中，並冇任何內容顯示被告人當時感到害怕。本席看不到任何理由要懷疑PW2的證供。

30.本席看不到任何理由要懷疑兩名控方證人的證供。本席相信及接受他們的證供。

本控罪的犯罪意圖的陳詞

31.簡單來說，控辯雙方不爭議第159G(1)條適用於本案。但辯方認為根據第159G(4)條，控方須證明被告人犯案時是相信涉案款項是黑錢，故控方現時以有合理理由相信為檢控基礎，未符合該條的要求。對此，控方表示不同意，認為第159G(4)條不適用於本案。

32.重點來說，雖然在Harjani Haresh Murlidhar，終審法院解釋洗黑錢的犯罪意圖可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之一成立：(i)  主觀上實質知悉或相信所處理的財產是來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或 (ii)  客觀上有合理理由相信該財產代表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但辯方指出，根據英國案例R v Pace and Rogers[6]企圖洗黑錢罪必須具備實際的主觀知悉或相信，僅憑客觀上有合理理由相信不足以構成該罪。

33.即使Pace被法庭在區域法院案件陳浩瀚[7]中所否定，辯方指出該案與本案最大的分別是該案被告人已接收了警方所預備的道具鈔票，而本案中被告人從沒有接觸及/或接收過涉案款項。

34.此外，法庭在陳浩瀚案中並未有考慮《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4)(b)條。辯方陳詞 “該個案的事實如是一如他所相信者，他的意圖即會被視為構成犯罪的意圖”，該一如Archbold 2025第36至88段所述的例子一樣，該視為需要「特定意圖」。況且，法庭在陳浩瀚案中說Pace涉及的相關英國法例和香港法例不同是不盡準確。辯方同意就著兩地的洗黑錢條例犯罪意圖的規定確是有著些微的不同，可是單從Pace撮要結果的部分可見：

“Held, allowing the appeals, that “an int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1)  of the Criminal Attempts Act 1981 connoted an intent to commit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offence; that since a constituent element of the offence of concealing, disguising or converting criminal property, contrary to section 327(1)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 was that the property in question was criminal property, an intent to commit that offence involved an intent that the property should be criminal property; that, therefore, on a charge of attempting to conceal, disguise or convert criminal property it was insufficient to show that the defendant suspected, as opposed to knew or believed, that the property was criminal property; and that, accordingly, the defendant’s convictions were not safe and would be quashed (post, paras 62-64, 74, 78)”

，英國法庭得出的結論是就著企圖犯罪法例(與本港的法例相若：見Egan[8]案(第351段)  )而得出的。

35.就上述辯方的法律觀點陳詞，控方不同意並指出：

(i)  在Pace案中，被告人的控罪是企圖處理刑事財產（criminal property），在英國相關法例中，是否刑事財產的相關犯罪意圖是知道（knowledge）或懷疑（suspicion）。根據英國上訴庭的裁決，因為涉案財物必須是刑事財物乃其中一個控罪元素，所以意圖干犯處理刑事財產罪就涉及一個涉案財物應該是刑事財物的意圖。若被告人只是懷疑而不是知道或相信（as opposed to knew or believed）該財物是刑事財物，不足以構成企圖干犯該罪，英國上訴庭因此認為該案定罪不穩妥；

(ii)  控方陳詞Pace在本案中是不適用的；

(iii)  在Pace中，相關罪行的犯罪意圖是知道或懷疑，沒有包括相信。再者，如案中上訴庭所言，那份懷疑亦不需要基於合理理由（reasonable grounds）（原文：“And as to suspicion,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that such suspicion be bas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or anything like that.”）（Pace判詞第2874頁F段）。在本案的控罪中，犯罪意圖是「有合理理由相信」（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而不是懷疑，從Pace判決中可見，「相信」這犯罪意圖是英國上訴庭接受的標準。不但如此，本案控罪的犯罪意圖「相信」是須基於「合理理由」的，這正是Pace案中相關控罪的犯罪意圖不足之處。因此，控方認為Pace未能支持辯方的說法；

(iv)  香港上訴法庭在Lung Ming Chu（龍明珠）[9]案中已確認串謀洗黑錢罪的犯罪意圖並不僅限於「知道」，「有合理理由相信」亦足可定罪（判詞第18至27段）。從判詞第24至26段可見，香港上訴庭清楚說明英國上議院案例R v Montila[10]是不適用於香港，因為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  條的內容與英國法例的用字、上下文和法例的歷史均有十分明顯的差異；

(v)  再者，香港上訴庭清楚指出英國案例Montila在香港的不相關性及另一英國案例Saik[11]在香港的根本性分別（見判詞37至39段）。在本案中，辯方的陳詞是只憑「有合理理由相信」不足以構成企圖洗黑錢罪，辯方援引Pace來支持他們的論點，而Pace的英國上訴庭考慮了Montila來作出判決。但根據Lung Ming Chu案，Montila的判決是不適用於香港，故此，控方的陳詞是Pace也不適用於香港；

(vi)  控方指出，Archbold 2025第36至88段中已清楚說明該主張只是關於企圖干犯嚴格法律責任罪行（strict liability）的案件，而本案的控罪與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完全無關，故辯方有關特定意圖的陳詞是難以成立；

(vii)  另外，辯方認為控方選擇以企圖洗黑錢罪來控告被告人，而不是用洗黑錢罪來控告被告人，故此，控方只可以用知悉這犯罪意圖作為檢控基礎，控方不可以用「有合理理由相信」作為檢控基礎，辯方這個說法是基於《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4)(b)  條的規定，強調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如此相信案中的涉案款項55,000元是黑錢，而不是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筆款項是黑錢。控方認為第159G(4)(b)  條不是單獨應用的，是必須與159G(4)(a)  條一同應用，即雖然某人的意圖不會被視為構成犯罪的意圖，但若有159G(4)(b)  條的情況發生，則某人仍須被視為已具有就第 (1)  條而言的犯該罪行的意圖。控方的陳詞是第159G(4)(b)  條在本案中不適用，因為本案根本沒有第159G(4)(a)  條的情況發生，被告人的意圖已構成了本控罪的犯罪意圖，因他意圖處理一些他有合理理由相信是黑錢的錢，並且已作出已超乎只屬犯該罪行的預備作為，即在案發現場向PW1收錢，只是PW1最後一剎那沒有將錢給他，故被告人是犯了企圖洗黑錢罪。

36.就控方在上述的第35(i)  至 (vi)  段的觀察及分析，本席予以認同。

37.本席留意到Egan案的案情涉及五項控罪，當中兩項（控罪四及五）有關企圖披露保護證人計劃下人士的資料《證人保護條例》第564章第17條，相關案情顯示，一名向廉署提供協助的人士 “W” 於案發時尚未被納入保護證人計劃，因而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2)  條干犯實體罪行變得不可能。從判詞第29至33段有關控罪四及五可見，Chan PJ同意Gleeson NPJ的判詞，亦清晰地指出這兩項控罪的案情與第159G(1)  條無關，即 “where the accused has done acts more than merely preparatory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but has not completed it...”，而是與第159G(2)  條相關，即 “where the accused has done all the acts required to commit the offence but one or more of the facts which are ingredients of the offence are absent.” ，故不適宜查明被控人是否知道相關（relevant）事實的存在，由於相關事實並不存在，然後159G(4)  條變得相關，控方必須在該案中證明被告人案發時作出干犯第17條行為是相信 “W” 事實上是保護證人計劃的參與者，因被告人正是懷著這樣的信念才披露相關資料，使他的行為該受處罰為企圖，即“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facts which are absent (that the person in question was in fact a participant in the programme).  For it is with such belief that the accused made the disclosure and that makes his conduct culpable as attempt”。換言之，第159G(2)條與第159G(4)  條是相關，與不可能的罪行有關，第159G(4)(a)  及 (b)  條不是單獨應用而必須是一同應用。

38.辯方倚賴Egan案判詞的第351段正是Gleeson NPJ的判詞。本席留意到，該段落的上文下理明顯是圍繞著兩項控罪的案情，顯示 “W” 於案發時尚未被納入保護證人計劃，使干犯指稱的第17條控罪是不可能，屬於第159G(2)  條所指的情況，提及的英國案例當中Shivpuri[12]是涉及企圖干犯不可能的罪行（impossible offence），故本席認為，辯方重點倚賴該段落的 “The essence of the criminality in a case where s.159G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applies is, as appears from s.159G(4), a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facts,  which would include circumstances.  If the facts (or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had been as the defendant believed them to be, and on that hypothesis his intention w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t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then he may be convicted of the attempt” ，必然是針對第159G(2)  與 (4)  條的關係，與不可能的罪行有關，亦是正如Chan PJ在判詞中所說的。

39.法庭在陳浩瀚案中引述陪審團指引中有關「企圖」及「企圖干犯不可能成事的罪行」的參考指引以處理贓物罪為例，本席在此引述該些陪審團指引的中英文版本如下：

Attempt（企圖）

(i)  “Before you can convict the defendant you must be sure of two things: first that he intended to commit (the offence in question)  and second, that, with that intention, he did something which was more than mere preparation for committing that offence. It is for you to decide whether what he did was more than mere preparation.”

（中文）

(ii)  「在裁定被告人罪名成立之前，你們必須肯定兩件事：第一，他意圖干犯「涉案的罪行」；第二，他在有此意圖下，已作出超乎祗屬預備干犯該罪行的行為。你們要決定他所作出的，是否已超乎祗屬預備干犯該罪行的行為。」

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 (企圖干犯不可能成事的罪行)

(iii)  “Where the issue arises first give the direction above and continue. Here,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of (handling)  was impossible because (the goods which the defendant is alleged to have attempted to handle were not in fact stolen goods). But that does not prevent him from being guilty of attempting (to handle stolen goods). You may convict the defendant of attempting (to handle stolen goods)  if you are sure (1)  (that he believed them to be stolen goods)  and (2)  that, with that belief, he (dishonestly handled or attempted to handle them).”

(iv)  2025年的陪審團指引（現時只有英文版）如下：

“A. Where the offence of attempt is the only offence charged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an attempt to commit the offence of (state the offence allegedly attempted), the prosecution must first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intended to commit that offence; in other words, that he/she intended to commit the act(s)  which constitute(s)  that crime. In this case, that means you must first be sure that the defendant intended to (state the elements of the crime).

If you are sure that the defendant intended to (state the relevant intention), the prosecution must then prove that, with that intention,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an act which was more than mere preparation to commit the crime; in other words, that he/she had actually embarked upon the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that he/she intended to commit. If you form the view that the act/s was/were or may have been (a)  merely preparatory act(s), then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of the crime of attempt. If however the act/s has or have gone further and show that the defendant had actually embarked upon the crime, then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the offence of attempt.

(The following example may be helpful：

Assume that a young man gets into his motor vehicle with a bag containing a balaclava and a replica pistol and he has a map showing how to get to a particular jewellery shop. If on the way, he is stopped by a police officer for some traffic infringement and these items are found, the jury may well find that, although he intended to rob the jewellery shop, his acts up to that stage were merely in preparation for that offence. He has not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attempting to rob the jewellery shop. On the other hand, if he arrives near the jewellery shop, leaves his vehicle wearing the balaclava and carrying the pistol but is confronted by a police officer as he opens the shop door, the jury might find that he has gone further than merely acting in preparation to commit the offence of robbery and has embarked upon it only to be frustr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police officer. In that situation, the jury might find that he has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attempted robbery. It is for you to assess the facts and determine whether you are sure that the defendant in this case has,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mmitting the crime, proceeded so far in carrying out his intention as to amount to an attempt to commit the crime.)”

“B. Where the offence of attempt is an alternative to a charged offence

The prosecution has alleged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state the principal offence charged). However, they argue that even if you are not sure that the defendant completed all the acts necessary to have committed that offence, you can be sure that the defendant attempted to commit that crime.

If you are not sure that the defendant completed all the acts necessary to have committed the offence of (state the principal offence charge)  but you are sure that the defendant attempted to commit that crime, your verdict should be Not Guilty of (state the principal offence)  but Guilty of attempted (offence).

(Then direct as A above as to what constitutes an attempted offence.)”

“C. 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

Where the issue arises, first give the relevant direction in A above as to what constitutes an attempted offence and continue:

Here,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of (e.g. handling stolen goods)  was impossible because (the goods which the defendant is alleged to have attempted to handle were not in fact stolen goods). But that does not prevent him/her from being guilty of attempting (to handle stolen goods). You may convict the defendant of attempting (to handle stolen goods)  if you are sure (1)  (that he/she believed them to be stolen goods)  and (2)  that, with that belief, he/she (dishonestly attempted to handle them).”

40.本席認為，明顯上述就「企圖」，“A. Where the offence of attempt is the only offence charged”，“B. Where the offence of attempt is an alternative to a charged offence” 的陪審團指引是覆蓋第159G(1)  條的情況，但當出現如上述例子，即處理贓物罪，但涉及的物品事實上並非贓物的情況，正是第159G(2)  條及159G(4)  條所指的情況，故「企圖干犯不可能成事的罪行」及 “C. 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 的陪審團指引是，除了先給予第159G(1)條的指引外，餘下部分的指引是與第159G(2)  及 (4)  條的條文相符。

41.本席留意到，2025年的陪審團指引的英文版本與較先前年期的英文版本，有關第159G(1)  條的情況的指引整體是一致，是更清晰、詳盡，有關第159G(2)  及 (4)  條的情況的指引整體上是一致，除了之前版本的結尾句 “and (2)  that, with that belief, he or she (dishonestly handled or attempted to handle them)” 的 “handled or” 字眼被刪除了。

42.此外，Shivpuri的判詞當中亦討論、解釋不可能成事的罪行與section 1(3)(b)  of Criminal Attempts Act 1981（簡稱 “CAA 1981”）的關係，而CAA 1981的sections 1(2)、(3)(a)  和 (b)  與第159G(2)  及 (4)(a)  和 (b)  條的英文用字是相同。本席認為，這也進一步反映第159G(4)(a)  和 (b)  與第159G(2)  的關係，更何況兩條條文同樣有「事實」的用字，是有如Chan PJ在判詞中所說的，而這些也都支持控方的論點，即有關第35 (vii)  段是指第159G(4)(b)  條不是單獨應用而是必須與第159G(4)(a)  條一同應用。

43.Blackstone Criminal Practice 2026, A5.84有以下引述：

“At common law, no offence of attempt could be committed where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even in theory)  for D to succeed in committing the substantive offence. D could not be guilty of attempting to steal from a bag or pocket which was empty, and could not be guilty of attempting to handle stolen goods if the goods in question had been recovered by the police and had accordingly ceased to be stolen (Haughton v Smith [1975] AC 476)  This rule was abrogated by the CAA 1981 section 1(2)  and (3)  ...”

44.換言之，CAA 1981的sections 1(2)  及 (3)  是針對不可能的罪行的情況，即第159G(2)  及(4)  條也是同樣針對不可能的罪行的情況。

45.另外，Pace案涉及被告人們從臥底探員買入聲稱為被盜的財物（purportedly stolen items），而事實上該些財物並非被盜財物，以致判詞中有與企圖干犯不可能罪行的案例的探討、考慮。在該案中，辯方接受，根據CAA 1981的sections 1(2)  及(3)，企圖干犯不可能罪行是有可能的，但指出當有這種情況出現時，section 1(3)(b)  清晰顯示適用的意圖是相信（belief）而並非懷疑（suspicion）。控方曾建議CAA 1981的section 1(3)  本身提供了一個有利於控方的完全答案，但英國上訴庭認為控方的指控是基於懷疑並非相信，故不認同控方這建議。本席認為，這些一再反映第159G(2)  及 (4)  條是針對不可能的罪行的情況，第159G(4)(a)  及 (b)  條不是單獨應用而必須是一同應用。

46.本席亦採納法庭在陳浩瀚案中就本控罪的犯罪意圖的分析。

47.本案的涉案款項並不如陳浩瀚案中涉及道具鈔票，故不不存在企圖干犯不可能成事的罪行的情況。本席亦看不到本案中有第159G(2)  及/或159G(4)  條所指的情況出現。

48.基於上述分析，本席認為，辯方就犯罪意圖的說法並不成立，控方在證明被告人案發時的犯罪意圖是可倚賴「有合理理由相信」的基礎。

49.本席肯定，案發的前一天及案發當日有騙徒假扮PW1的女婿「阿權」致電聯絡PW1，並於案發當日，以須向警方交保釋金為由，欺騙PW1交出現金55,000元。幸好，PW1先後與女兒及PW2聯絡求證事件，並被PW2及時阻止付款，才避免損失。現有證據顯示：

(i)  被告人的手提電話號碼是9225 6497，但根據P4這電話號碼的登記人姓名MONS Kai Man及香港身分證號碼均不是被告人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而電話號碼的登記日期是2023年3月16日，即案發前的一天。換言之，被告人案發時是使用他人登記的手提電話號碼，本席認為，被告人必然知道這事實；

(ii)  5761 1095的客戶名稱為Budhathoki Remana是使用護照登記，而這電話號碼的流動服務生效日期為2023年3月14日，即案發前的三天。對比過9225 6497、5761 1095及PW1的手提電話通話紀錄顯示，案發當天：

10:28:28 PW1的電話號碼致電5761 1095維時2分52秒；

11:31:08 PW1的電話號碼致電5761 1095維時48秒；

11:34:19 PW1的電話號碼致電5761 1095維時32秒；

11:40:38 PW1的電話號碼致電5761 1095維時58秒；

11:46:55 5761 1095致電PW1的電話號碼維時2分58秒；

11:53:05 5761 1095致電PW1的電話號碼維時51秒；

12:04:41 9225 6497致電5761 1095維時108秒（根據P4）/109秒（根據P5）；

12:06:48 5761 1095致電PW1的電話號碼維時6分48秒；

12:15:22 5761 1095致電PW1的電話號碼維時6分59秒;

本席認為，5761 1095正是PW1所說由騙徒提供給她的電話號碼，包括騙徒利用這電話號碼在PW1乘的士往九龍塘期間及到達後與PW1保持聯絡。期間，被告人撥打該電話號碼與騙徒通話維時108、109秒，本席認為，這些反映雙方通話的時間是相對長，通話內容亦不少，雙方是認識；

(iii)  不爭議的是被告人與PW1本身是不認識。案發當日約1200時，被告人身處建新中心，即他致電騙徒前已身處PW1身處X位置的附近（VRI記項133至152）；

(iv)  案發時，被告人主動接觸PW1，並在PW1問他是否陳先生時，他回答表示係，也在與PW1的對話中確認自己是來幫朋友收錢。本席認為，這些反映被告人與騙徒的通話是有關PW1，包括向PW1收取涉案款項。被告人姓林但選擇確認自己姓陳，他明顯是用假身份去掩飾自己的真正身份。他確認收錢顯然是他有意圖處理PW1的款項；

(v)  本席認為，唯一合理推論是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向PW1收取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本席可以完全排除騙徒與被告人是不認識並在這情況下騙徒會無端要求不認識的被告人代為向PW1收取涉案款項的可能性。本席亦可完全排除被告人有任何清白的理由要使用假身份向PW1收取涉案款項。本席認為，任何一個合理人士知道被告人所知的相同事實和情況，必定會相信涉案款項是黑錢，而被告人向PW1確認收錢，顯然是他意圖處理他有合理理由相信是黑錢的款項，已作出超乎只屬犯該罪行的預備作為（more than merely preparatory）。

50.小心考慮過所有辯方的結案陳詞，本席不認為有任何陳詞可使控方案情存疑。本席亦可完全排除辯方提出的質疑、說法之可能性。

51.整體控方案情無任何重要遺漏、分歧或不合邏輯之處，本席滿意控方已在無合理疑點的水平證明控罪所有元素，被告人被裁定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