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鄒幸彤

HCMA 51/2022

[2024] HKCFI 47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22年第51號

(原西九龍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21年第25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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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A. 前言

1.上訴人被控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違反普通法及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7A(3)(a)條，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條予以懲處。經審訊後，被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判官陳慧敏(下稱裁判官)於2022年1月4日裁定罪名成立，判處監禁15個月，其中10個月與上訴人另一宗區域法院案件的刑期分期執行[1]。

2.上訴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本席在聆訊後，裁定上訴人就定罪的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判刑（本席當時並無處理就判刑的上訴理由）。詳情載於本席在2022年12月14日頒下的判案書[2]。在此不贅。

3.其後答辯人上訴至終審法院，答辯人上訴得直，上訴人恢復被定罪，終審法院將案件發還本席處理判刑的上訴。

B. 案情

4.2021年4月27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下稱支聯會) 通知警方，將於2021年6月4日晚上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主題為悼念「六四」32周年 (下稱維園集會)。

5.2021年5月27日，警方因為新冠狀病毒疫情，根據《公安條例》第9條發出《禁止公眾集會通知》，禁止支聯會於2021年6月4日晚上於維園舉行公眾集會 (下稱禁止令) 。支聯會根據該條例第16條，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 (下稱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於2021年5月29日駁回上訴，確認禁止令。

6.2021年5月29日，保安局公佈警方禁止維園集會，上訴委員會亦維持警方決定，因此該集會屬未經批准集結，任何人士不得參與或宣傳公佈，否則觸犯法律。同日稍後，上訴人於個人Facebook專頁和Twitter帳戶發表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的帖文 (證物P6、P7) 。

7.2021年6月4日，上訴人再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的文章(證物P8) 。

8.上訴人以發表證物P6、P7及P8 (下稱涉案文章) ，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因而違法。

C. 判刑理由

9.裁判官的量刑考慮及判刑理由如下：

「4. 被告人在干犯本案時是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的。

5. 被告人在社交平台帖文及報章上撰文，本席裁定其作為是蓄意和有預謀的。她選擇在2021年5月29日在自己的個人Facebook專頁和Twitter帳戶上發表的帖文；再於2021年6月4日當天在報章撰文，號召群眾參與集結，被告人更以身為支聯會副主席作呼籲，揚言自己會參與集會，其用意明顯是想儘快煽惑多人到維園集會。

6. 即使被告真誠地相信維園集會富有歷史意義，可是警方已發出了禁止令，上訴委員會亦駁回支聯會的上訴，被告人仍執意鼓勵及煽惑他人參與，認為集會自由比公共衞生更重要，可見被告人的煽惑行為是自以為是，完全漠視法紀。

7. 本席引述上訴委員會駁回支聯會的上訴理由（見P4），P4指出：－

『目前疫情情況仍然嚴重，鄰近地區如台灣、日本及印度等染疫人數均未能受控，而世界衞生組織亦指出，大量人群聚集的活動會加大病毒傳播的力度，以及本港現時仍有群眾聚集的限制，接種疫苗的進度似乎又未如理想，再加上支聯會又未能說服上訴委員會，他們所提出的防疫措施為切實可行。』

8. 在顧及上訴委員會當時的理據，本席認為全球疫情仍未受控，而考慮到疫情可在短時間發生重大變化，一不留神，隨時引發香港爆發新一波疫情，這並非任何香港人樂見的，有機會將香港人過往的防疫抗疫的努力付諸流水，被告人的行為置市民生命安全於不理，情況難稱不嚴重。

9. 被告人並沒有在庭上作出求情陳詞，她只在庭上發表對六四的政見，對於在社交平台帖文及報章的撰文，她表示並無悔意。但本席謹記，在判刑時不會考慮被告人的政治背景和理念。

10. 上訴庭在律政司司長 對 黃之鋒 [2018] 2 HKLRD 657一案中，判詞第108段指出：－

『一般而言，判刑時法庭會考慮有以下的判刑元素：

(1) 保護公眾 — 保護公眾不受這些罪行的不良影響；

(2) 加諸懲罰 — 判刑應與罪行相稱，即應反映罪行嚴重性及犯罪者的罪責；

(3) 公開譴責 — 判刑應反映社會否定有關罪行及犯罪者的犯罪行為；

(4) 阻嚇罪行 — 防止犯罪者重犯，也預防其他人干犯有關罪行；

(5) 補救性質 — 判刑可規定犯罪者須給予罪行受害人補償，作為糾正或補償；

(6) 更生改過 — 判刑目的之一是犯罪者改過自新，並希望他們在刑滿後能奉公守法。

面對不同的罪行或不同的案情，法庭會考慮某個判刑元素是否適用；若適用，該給予該判刑元素多大的比重。在決定某個判刑元素該有多大的比重時，法庭一般來說會考慮案中罪行本身的性質和嚴重性、干犯罪行情節的嚴重性、罪行所引起的後果、犯案者的犯罪動機、犯案者的個人情況等因素。即使是同樣的罪行，若有關案件的情況有別，法庭給予某個同樣判刑元素的比重也可能不盡相同。法庭需要全面、整體的評估案件所有的情況和罪行情節的嚴重性，繼而對適用的判刑元素給予恰當的比重，然後對犯案者處以和案件相稱的判刑。』

11. 在維護公眾衞生的大前提下，並顧及到律政司司長 訴 潘榕偉 CAAR 16/2020第34段有關煽惑的控罪要旨。法庭在判刑時除了要對犯案者施予合適的懲罰，亦需要考慮阻嚇的判刑元素，即判刑不僅要防止犯案者重犯，亦需要以儆效尤，阻止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煽動他人犯法，拘禁式的刑罰是無可避免的。

12. 本席謹記被告人在干犯本案是初犯的，在顧及上述各項因素後，本席採納12個月為量刑起點。被告人經審訊後被定罪，案中不存在任何減刑因素。

13. 被告人正就另一項區域法院案件服刑，起初本席誤以為被告人在區域法院案件保釋期間干犯本案，經澄清後，才得悉區域法院一案以傳票方式起訴，案中不涉及任何保釋期間犯案。但本席認為這只是技術上的問題，被告人是等候2020年6月4日案件審訊期間干犯本案，旋即在2021年再次干犯，因此本席將12個月量刑點上調3個月至15個月監禁。

14. 倘若兩宗案件一併處理的話，法庭會考慮到整體量刑原則。為著公平起見，本席下令本案的15個月監禁的其中10個月跟區域法院12個月的刑期分期執行。」

Ｄ. 上訴理由

10.當時代表上訴人的榮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及大律師吳宗鑾提出的上訴理由是裁判官錯誤裁定本案案情嚴重，且沒有充分考慮上訴人包括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以致判刑明顯過重。其後代表上訴人的彭耀鴻資深大律師連同吳宗鑾大律師採納相同的上訴理由。

11.上訴方批評裁判官援引潘榕偉[3]案。上訴方指本案雖然同樣涉及煽惑罪行，但情節明顯較潘榕偉案為輕，其量刑起點卻和潘榕偉案的量刑起點15個月不相伯仲。

12.上訴方強調潘榕偉案涉及的是煽惑他人干犯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因此法庭在判刑時需要充份考慮阻嚇和懲罰。此外，潘榕偉一案中的答辯人以警方設施為目標，正面挑戰警方執法，其帖文內容又涉及誣衊警察，挑起讀者對警方的不滿或甚至憎恨，再加上答辯人涉案的帖文內容全屬杜撰，上訴法庭認為其罪責屬於“極嚴重”，必須處以有足夠懲罰和阻嚇的判刑。

13.上訴方指本案涉及的是煽惑他人干犯不涉及暴力的未經批准集結，案情更關乎上訴人行使言論、表達及集會自由。言論自由是公民社會的基石，當罪行涉及和平表達意見甚至只是和平宣洩不滿的時候，法院便得考慮刑罰對基本自由所產生的寒蟬效應，並與其他刑罰的目的（如懲罰及更生）作出平衡，再判以合乎比例的處罰。

14.上訴方引用一系列歐洲人權法庭的案例[4]強調組織和平集會，即使違法，一般亦不應判以監禁，以免對參與和平示威的人士造成寒蟬效應。

15.上訴方指懲罰的目的主要是回顧性，法院主要考慮案發時的環境，阻嚇和寒蟬效應則是前瞻性，法院要評估刑罰對社會未來的影響。由於案發和判刑會有一段時間距離，法院在平衡兩者的時候，除了案發時的社會情況，亦要考慮在量刑時社會狀況的改變。法院必須避免過份嚴苛刑罰所帶來的寒蟬效應，因為不合比例的刑罰也會違反言論自由的保障。

16.上訴方指案發時疫情對本港的影響已經放緩，政府亦逐步放寬防疫措施，裁判官說上訴人的行為置市民生命安全於不理，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符。

17.裁判官的判刑基礎是考慮到大量人群聚集所能引致的疫情風險，但考慮到案發當時的社會及政治環境，裁判官根本沒有任何客觀或合理事實基礎認為煽動會造成大量人群聚集。過往六四集會的出席人數並不能作準，尤其是政府已經發出新聞通告，國安法通過後社會在集會方面亦出現明顯變化，上訴人自己估計「更大可能係得番小貓三四隻，甚至得我一個添。」[5]事實上，證據顯示案發當日有關的煽惑行為並沒有起到什麼效果，也沒有對公共衛生造成負面影響。

18.另一方面，上訴人所煽惑的極其量只是一個和平集會，儘管法院不應對上訴人的政治信念表態，但法院應考慮 (1) 六四集會在香港已舉辦了超過三十年；(2) 在2020年以前每年的參與人數均以萬計；(3) 六四集會是一個具特殊歷史背景和有別於其他集結的和平集會；(4) 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可以舉行大型悼念六四活動的城市，而六四燭光晚會已成為一國兩制中標誌香港的獨立法制的象徵活動；及 (5) 檢控和定罪會對和平集會和悼念六四這項有别於一般的集會所造成的寒蟬效應，從而使相關組織及公眾因害怕將來受到調查或起訴，而不敢行使其自由。上訴方指裁判官完全沒有考慮這些因素。

19.上訴方指根據以上原則，裁判官的量刑起點和整體判刑明顯過重。

20.上訴方另指裁判官起初誤以為上訴人於保釋期間干犯本案，故加重刑罰，將12個月的量刑起點上調至15個月。經澄清後，裁判官得悉另外一宗案件為傳票案件，上訴人是於等候審訊期間干犯本案，而本案不涉及任何保釋期間犯案。

21.上訴方指儘管如此，裁判官並沒有因此而撤回3個月監禁的加重刑罰，上訴人最後被判刑15個月，其中10個月跟上訴人當時正就另一宗區域法院服刑的案件分期執行。

22.上訴方指裁判官認為沒有保釋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這是誤解保釋的性質。上訴方陳詞指任何人在未定罪前均應被假定無罪，單被檢控不能成為加重被告人的刑期的理由。在保釋期間觸犯刑法是加重刑罰的理由是因為保釋是被告和法院之間的一項承諾，被告願意以自簽或擔保作為保證在保釋期間行為良好，不會觸犯法紀，而被告背棄了這項承諾。上訴人的另一宗案件是以傳票形式進行，不涉及任何保釋或向法院的承諾，裁判官沒有任何加刑或與另一罪行分期執行的法理基礎[6]。

23.上訴方指不論單一考慮或累積一併考慮，裁判官的判刑明顯過重。

E. 答辯人回應

24.答辯人代表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資深大律師連同署理高級檢控官劉允祥就上訴理由作出回應。

25.答辯人陳詞指考慮到上訴法庭在潘榕偉及黃之鋒兩案所頒下的法律原則，基於本案至少有12項嚴重的情節，本案合適的判刑須側重懲戒和阻嚇：

(a) 上訴人於網上公開煽惑他人，覆蓋人數眾多。單是上訴人的Facebook帖文，在一天之內已經吸引至少604個表情符號回應及286次分享[7]，上訴人更表示「可能唔只呢個數」[8]；而上訴人Twitter帳戶，有超過9000個關注者[9]。上訴庭於潘榕偉案早已指出：「眾所周知，在互聯網發放信息，可以很快並廣泛的傳播開去。答辯人選擇以這種方式煽惑他人 … 其所為使其刑責更重」。[10]

(b) 除了Facebook及Twitter外，上訴人更於香港一份主流報章發表文章，公開煽惑他人犯法。《明報》是一份無論印刷或網上均流量極高的主流報章，讀者可達數以萬計，上訴人於原審時亦同意該報「流量好大」；[11]

(c) 上訴人選擇在特別日子，即6月4日前夕及當日，公開煽惑他人參與集會，明顯是希望吸引更多人注意，以達致她「好想好想見到維園依然燭光如海嘅畫面」；[12]

(d) 上訴人有預謀及計劃犯案，她在政府新聞公布兩小時後已在Facebook及Twitter連續發佈帖文，更故意於6月4日當日於報章發佈文章，以煽惑更多人參與集會；

(e) 上訴人作為公眾人物，公開煽惑他人犯法，她的行為對大量潛在參與者有極大的鼓動效果 (rallying effect)，是本案另一加刑因素；[13]

(f) 大量人群受煽惑到維園參與集會，會帶來極高的公共衛生風險。新冠病毒具高度傳染性及可致命。正如衛生署的專家意見指出，當時全球有超過780萬宗確診，超過16萬人死亡。香港當時的防疫級別，仍處於「緊急」狀態，顯示病毒會導致嚴重及廣泛的感染，及有持續社區爆發的迫切風險；

(g) 同時，大量人群集結並如以往六四集會般長時間聚集、唱歌、叫口號及發表演說，會令病毒更易傳播，令衛生風險增加；

(h) 上訴人公開煽惑他人於維園集會，但沒有安排任何防疫措施，完全妄顧公眾包括受煽惑參與集會人士的安全。如有人在集會中不幸確診，衛生署根本沒有辦法追蹤源頭，導致病毒於社會進一步擴散，危害到參與者本身及其家人朋友的安全；

(i) 無論如何，就防疫措施，正如上訴委員會指出，即使是支聯會，也根本不能提出切實可行的防疫措施，以防止病毒傳播；

(j) 維園位於銅鑼灣及天后鬧市核心，大量人群入場、聚集及散去，對附近的市民及居民帶來極大的傳播風險；

(k) 上訴人在面對另一宗有關2020年六四集會案的等候審訊期間犯下本案，是一名慣犯，屬另一加刑因素；

(l) 最重要的是，上訴人身為大律師，明知故犯，知法犯法。她無視處長的決定及上訴委員會的裁定，公開煽惑他人犯法，視制度與法律如無物，完全妄顧她的行為會對公眾帶來極大風險。

26.就上訴方指本案的情節明顯較潘榕偉案為輕，但量刑起點 (12個月) 卻與潘案的15個月量刑起點不相伯仲。答辯人陳詞指本案的嚴重性與潘榕偉案相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1) 潘案只涉及Facebook帖文，但本案除Facebook外，更牽涉Twitter帖文及一份流量極高的主流報章； (2) 相對於潘案的被告只限於Facebook發佈了兩則帖文，上訴人於本案明顯更有預謀連續發佈帖文及文章犯案；(3) 潘案被告並非公眾人物，相較上訴人的公眾知名度，本案上訴人的鼓動效果肯定更顯著；(4) 潘案並無新冠病毒的背景，該案的煽惑對公眾沒有帶來可危害生命的重大衛生風險。

27.就上訴方指本案關乎她行使言論、表達和集會自由，並引述數宗歐洲人權法庭的案例，指法庭應避免嚴苛的刑罰以免帶來寒蟬效應，否則會違反言論自由的保障。

28.答辯人引用黃之鋒一案指終審法院早已指出，如一名被告被判有罪，則證明她已超越法律界線作出違法行為，此時方以行使憲法權利來求情，是軟弱無力的：

「The fact of a conviction of the offence will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offender has crossed the line separating the lawful exercise of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s from unlawful activity subject to sanctions and constraints. In such a case, there is little merit in a plea for leniency on the basis that the offender was merely exercising constitutional rights since, by definition, he was not doing so at the time when the offence of was committed」[14]（間線作強調）

29.就上訴人聲稱沒有證據顯示她的煽惑行為對公共衛生有做成負面影響，答辯人指上訴法庭於潘榕偉案早已拒絕接納同樣論點，因為：

「（一） 這些論點忽略了煽惑罪的要旨是為預防犯罪。答辯人在發放涉案帖文時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非法集結罪，法庭是以當時的情況，包括處境、針對的地方和對象、犯案手法、對破壞治安構成的風險等因素來評估其罪責。若有人受煽惑到新屋嶺扣留中心作出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會加重答辯人的罪責，但沒有人這樣做並不會減輕答辯人的罪責。本庭的看法有案例支持。在Divin案，案發時英格蘭多處城市和地區發生暴動，蘇格蘭的媒體也有廣泛的報導；上訴人等在這情況下使用Facebook煽惑他人在蘇格蘭參與暴動。蘇格蘭高等法院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在判詞第20段強調，即使暴動沒有擴散至蘇格蘭，亦不論上訴人等用甚麼措詞或公眾如何回應，他們的罪責仍是相當嚴重。同樣的道理在本案亦適用。」[15]（間線作強調）

30.答辯人指若上訴人的煽惑行為做成大規模的社區疫情爆發，那只會加重上訴人的罪責，但即使沒有做成疫情爆發，亦不會減輕她的罪責或被視為有力的求情理由。

31.就上訴方指六四集會過去多年均是和平，有其特殊意義，而檢控和定罪會使相關組織及公眾不敢行使其自由。答辯人指2019年或之前的六四集會，均沒有受新冠病毒威脅。正如裁判官指出，法庭在判刑時，不會考慮上訴人的政治背景和理念。法庭要衡量的是上訴人犯案時的處境 (context) 及她煽惑行為所帶來的風險，即使她的行為沒有帶來嚴重社區爆發，法庭依然可以作出阻嚇性刑罰，以儆效尤，以免其他人知法犯法。

32.答辯人引述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在處理一宗有關2020年六四非法集會案件時已指出：

「In my judgment, it is both clear and irrefutable that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pandemic was serious, that the applicants were bent on pursuing their own agenda regardless, that they did so at the expense of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entire community, and that by congregating and implicitly encouraging others to congregate in large numbers they were also creating a huge public order risk amidst a highly volatile situation.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no … subsequent upsurge in covid-19 cases as a result was entirely fortuitous. The applicants do not have any valid complaint about the deterrent sentences that had been meted out」[16]（間線作強調）

33.答辯人指綜合以上所述，並考慮到本案的眾多嚴重情節，以及控罪的最高三年監禁，裁判官以12個月為量刑起點，並非明顯過重。

34.就上訴人投訴裁判官因上訴人在等候另一宗案件審訊時犯下本案，而將量刑起點上調。答辯人指在保釋期間犯案是加刑因素，原因並非單單是被告違反了向法庭的承諾，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顯示該名被告視法律如無物，不斷重覆犯案。

35.答辯人援引上訴法庭在HKSAR v. Leung Ting Fung & Anor[17]一案指出：

「29. …It has long been recognised that the fact that offences are committed whilst on bail is an aggravating feature of those offences which entitles the judge to enhance his sentencing starting point for them.

30. The reason it is an aggravating feature is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offence, it demonstrates a serious disregard for the law and, in terms of the offender, it evidences a persistence in offending. Both of these matters add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and like any aggravating feature should be dealt with by an enhancement of the starting point.」（間線作強調）

36.答辯人指即使是不涉及對法庭的承諾，例如在警方保釋期間犯案，亦是一項加刑因素。答辯人又援引上訴法庭在HKSAR v. Majid Muhammad[18]一案指出：

「23.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whilst the defendant is on bail in respect of another alleged offence is a seriously aggravating factor in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which a judge may reflect in enhancing the starting point for sentence. That is so whether or not bail is granted by the police or by a court. It may be that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committed whilst on bail granted by a court is to be viewed more seriously, given that it is a public undertaking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court.」（間線作強調）

37.另外，上訴法庭在HKSAR v. Wong Yun Fat[19]一案，亦再次重申上述法律原則：

「48. It is clear from the authorities that even if the bail is only police bail the fact that the bailed person committed an offence whilst on bail is still to be regarded as an aggravating factor. The issue is not whether the sentence should be enhanced but, rather, by how much it should be enhanced.」（間線作強調）

38.答辯人陳詞指保釋期間犯案被視為加刑因素，是因為該名被告無視法律、重覆犯案，並非單單因為被告違反對法庭的承諾。因此，上訴人片面指她並非在法庭保釋期間犯案，但卻無視她妄顧法紀，重覆犯案的事實，說法完全站不住腳。

39.答辯人指上訴人的另一宗案件涉及2020年的六四集會，她被控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20]。 上訴人在審訊後被定罪，被判處總共12個月監禁。

40.本案涉及2021年的同類六四集會，而上訴人面對同樣的「煽惑」控罪，可見上訴人漠視法紀，不斷重覆干犯同樣控罪。上訴法庭於R v. Kwok Chi-keung[21]一案早已指出：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wher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offence of a similar nature committed at different times it is right for the court to award a higher sentence than if there had been only one offence. The reasons for this should be obvious. Not only must those who commit one offence be discouraged from entertaining the erroneous notion that if they commit further offences they will be liable to no greater punishment than that which they would receive for a single offence, but that justice requires that the greater degree of criminality manifested by repeated breaches of the law be visited by a more severe punishment than that inflicted for a single offence」（間線作強調）

41.因此，即使上訴人並非在法庭保釋期間犯案，但考慮到她無視法紀、重覆犯案，裁判官有充足理由將量刑起點上調至15個月。事實上，裁判官命令本案的其中5個月刑期與上訴人2020年六四案件的刑期同期執行，已屬寬大處理，更遑論明顯過重。

Ｆ. 本席作出的考慮

42.本席考慮了上訴方及答辯人的陳詞後，完全認同答辯人的陳詞論據。

43.就上訴方指裁判官無考慮上訴人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終審法院在本案上訴時在第179段已裁定警方於本案因疫情嚴重而發出禁令屬必要及相稱：

「179 … Bearing in mind that some 40,000 to 60,000 participants were expected to gather for some hours, it i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CP reasonably failed to be convinced that the organizers could effectively ensure that such conditions would be complied with and that they would provide an acceptable level of safety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revalent pandemic. The CP had a wide margin of discretion. The prohibition was, in my opinion, plainly a proportionate and legitimate measure.」[22]（間線作強調）

44.上訴人不能指當時的疫情不嚴重為理由要求本庭批准她就刑期的上訴，正如答辯人引用黃之鋒案指出，上訴人亦不能以言論自由作為上訴理由。

45.就上訴方引用的歐洲案例，上訴庭在HKSAR v. Lai Chee Ying and Others[23]已指出：

「106. With respect to the applicants’ reliance on the European authorities to which we were taken, they are not concerned with a notification regime such as our own, where there has already been an assessment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application, involving an in-built balancing of risk against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an ensuing demonstration or assembly, which is in defiance of the authority’s determination, and thereby unlawful…」

46.本席完全認同裁判官以12個月為量刑起點。

47.就加刑因素，本席不接納上訴方指上訴人的另一宗案件是以傳票方式進行，是不觸及任何保釋或向法院的承諾，因此裁判官無理由加重刑罰。以上訴人無視法紀、重覆犯案，更在「保釋」期間犯了與「保釋」涉及的相同罪行的行為，裁判官加刑3個月並無不當之處。

48.裁判官考慮了整體刑期後，判令15個月其中10個月與另一宗案件分期執行，此裁定亦屬恰當。

49.本席無理據干預裁判官的判刑。

Ｇ. 總結

50.基於上述理由，本席駁回上訴人就刑期的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資深大律師及署理高級檢控官劉允祥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鄭國洪律師事務所轉聘彭耀鴻資深大律師及吳宗鑾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