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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C 1017/2019
[2021] HKDC 661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僱員補償案件2019年第101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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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宗申請案有關的各方為
| 申請人 |
LIN ZHINIAN (林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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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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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辯人 |
林阮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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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
2021年4月8日及5月4日 |
| 判案書日期： | 2021年 6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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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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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申請人根據香港法例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就一宗於2017年7月2日所發生的意外而引致的人身傷害向答辯人作出申索。申請人於1963年6月24日出生。在意外發生時54歲。
2.根據申請人的申索書，申請人分別根據條例第9條，第10條與及第10條A向答辯人申請賠償，並且申請在條例第10(5)下暫時喪失工作能力的日期延長超過24個月。
3.意外發生時，申請人於荃灣大霸街39號安康大廈1樓B室（“該單位”）做一些裝修工程。在晚上7時，申請人在該單位的廚房站在爐頭石屎台上清理牆身瓷磚時，右下身跌進石屎台中間的洞，致右胸口壓在一鐵罐上（“該意外”）。
4.申請人在2017年8月2日向勞工處報告該意外。就申請人所受的傷，僱員補償﹝普通評估﹞委員會於2019年12月12日簽發表格7及2020年7月20日簽發表格9。
5.根據表格9，申請人因右肋骨骨折引致右胸部疼痛及精神障礙，以致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1.5%。申請人獲發病假由2017年7月2日至2017年10月23日，共114日。
6.申請人在申索書稱病假由2017年7月2日至大概2017年12月4日，他在意外時的薪金為31,200元。申請人的說法是在意外發生時，他每天工資是1,200元，每月平均工作26天。
本案議題
7.本案的爭議點如下：—
(1) 本案最大的爭議點，是申請人是否答辯人的僱員及申請人是否在受雇於答辯人期間，即2017年7月2號，受傷。在這方面，雙方都沒有任何文件證供。
(2) 申請人一方指他與答辯人沒有簽訂僱傭合約，只是口頭協議。答辯人沒有替他供強積金。在意外時他是做泥水工。
(3) 答辯人一方在回答書則說申請人是承接水電工程，申請人乃自僱人士並非其僱員。
(4) 另一爭議點，是申請人的賠償金額應該如何計算。
(5) 賠償金額計算的方法，根據法例第9條及第10條以及案例，有既定的方程式。程式裏所需要的數字主要是申請人的薪金，合理的病假，以及由於受傷而引致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數字去計出。
(6) 根據法例第10條A，申請人亦要求答辯人賠償醫療費用，但法庭沒有任何單據。
(7) 申請人根據條例第10(5)希望法庭行使酌情權延長暫時喪失工作能力超過24個月。
(8) 有關傷勢及病假方面，法庭沒有任何專家醫療報告。
本案證人
8.申請人及答辯人親自出庭作證，他們亦有互相盤問對方。
申請人的證供
9.申請人確認了他在2020年11月10日所作的證人陳述書。
10.關於他與答辯人的關係，申請人的證供如下：—
(1) 申請人於1990年來港定居，經同鄉介紹到地盤工作，當外牆維修技工，以散工形式工作，沒有固定僱主。
(2) 答辯人是申請人的堂姐的兒子。
(3) 答辯人來到香港不久，便從事裝修工程，承接一些住宅及工業大廈單位的裝修工程，及佳寶凍肉公司的多間店舖的裝修工程。
(4) 答辯人來港兩年後，答辯人承接的工程的人手不夠，他便邀請申請人到他的裝修地盤開工。當時答辯人給申請人的工資是每天港幣800元，每天的工作時間由上午9時至下午6時，一般於星期日休息。沒有簽訂僱傭合約，答辯人沒有替申請人供強積金。
(5) 第一個替答辯人工作的工程是在觀塘一個工業大廈的單位做泥水工。
(6) 答辯人聘請了他的弟弟及一至兩名裝修工人工作，他們全都是以現金出糧。
(7) 答辯人的裝修工程，答辯人多數自己鋪地台及上瓷磚的工序，申請人則做開料及收口的工作。
(8) 答辯人同一時間會承判幾個單位的裝修工程，申請人只需要按答辯人的指示準時到指定單位工作。物料及工作工具，例如英泥、瓷磚、毛巾、批、鏟、水桶等，都是答辯人提供的。申請人只需要按照答辯人的指示及安排，申請人沒有任何決策和話事權。工作上問題會尋求答辯人的指示。工作日子及時間都經答辯人批准。請假都需要答辯人的批准。間中需要替答辯人購買一些物料，申請人不需要對裝修工程支付任何的費用，答辯人亦會立即將物料的費用歸還給申請人。申請人沒有就裝修工程分配任何利潤，亦不需要負擔任何財務虧蝕的風險。
(9) 申請人與答辯人維持了這種當泥水散工的受聘形式十多年，至2017年，答辯人給申請人的每天薪金港幣1,200元。在2017年7月發生意外的裝修工程工作前，申請人曾替答辯人在沙田水泉澳邨一個住宅單位工作。
(10) 意外發生前，申請人每日工資答辯人港幣1,200元，每月平均工作26天，每月平均薪金大約港幣31,200元。
(11) 2017年6月，答辯人安排申請人到該單位做泥水工作，業主是答辯人的女兒。
11.在主問時，申請人主動提出每月工作平均日數是20至26天，而每月平均薪金則港幣25,000元。
12.就意外發生情況，申請人的證供是：—
(1) 2017年7月2日下午，他在廚房做瓷磚的工序。大約7時，申請人換好衣服準備收工之際，答辯人突然要求申請人清理廚房牆身的英泥屎才可以下班，申請人於是便去清理英泥屎。
(2) 申請人需要清理牆身天花對落的英泥屎，答辯人叫申請人自行爬上灶頭的石屎台面上，不需用鋁梯。當時煮食爐仍未裝嵌，所以灶頭石屎台面上有一個大洞，洞口放有一條木方，申請人於是站在洞的左邊的石屎台面上，伸手打橫向右上方刮牆身天花對下的英泥屎，高度距離地面約1米。
(3) 當刮英泥屎之際，申請人突然失去平衡，右腳踏空，誤踏中石屎台面將來會放置煮食爐的洞。申請人身體便從那個洞口向右邊斜斜下墜，申請人的下半身跌到石屎台下面，右腳到達地面才停止。申請人的肋骨撞向洞口的石屎台邊及壓在一個鐵罐上，答辯人立即從厠所走出來查看申請人發生甚麼事。
(4) 答辯人扶起申請人到一旁坐在沙包上休息，答辯人沒有理會申請人，申請人要求答辯人報警，答辯人拒絕，申請人只好繼續坐下來休息。
(5)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答辯人的女兒到達，答辯人叫他的女兒送申請人到醫院，她便陪同申請人乘的士到仁濟醫院。
13.在意外後，申請人的說法是：—
(1) 於7月17日覆診後，申請人有一天帶同兩張病假紙，前往沙田水泉澳邨的一個答辯人承判了裝修工程單位找答辯人，答辯人給了申請人港幣10,000元，說：“係得咁多啦，其他之後先啦”。
(2) 過了大約半個月，申請人要求答辯人發病假薪金，並替申請人向勞工署呈報工傷。答辯人跟申請人說：“你要搶出去搶，不要來我這裡搶”。
(3) 申請人於2017年8月7日自行向勞工署呈報申請人的工傷。
(4) 答辯人一直拖欠申請人於意外前的薪金及意外後的病假賠償。於2019年中，答辯人託同鄉兄弟跟申請人說，答辯人願意向申請人支付一筆過港幣100,000元，以和解申請人的工傷申索。申請人拒絕了。
14.在庭上，申請人多次說答辯人在意外後沒有到醫院去探望他，又不肯幫他在意外後報警。
15.申請人在答辯人盤問之下，同意除了泥水工作之外，他亦有替答辯人在單位內進行水電工程。基本上，答辯人要他做什麼工作他便做什麼。他一再表明他沒有水電牌，而答辯人要求他將管道裝上牆上，然後蓋上水泥。
16.申請人又說答辯人聘請了申請人的侄兒到單位工作，因為答辯人需要趕工。答辯人說他“好像”在單位見過申請人的侄兒，但不知道是誰聘請他來工作。
17.答辯人向申請人展示申請人於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的出入紀錄，顯示他平均每月留港只有17.5天，所以他不可能每月平均有20-26個工作天。
18.申請人同意17.5天是平均工作日數，但說他有時是可以每月工作20-26日。
答辯人的證供
19.答辯人確認了他的證人陳述書及補充證人口供。
20.他的證供重點如下：—
(1) 來港後答辯人和申請人都會介紹地盤散工給對方，有兩次答辯人介紹給申請人地盤工做，便說做起來很辛苦，要轉其它工作。
(2) 2014年1月到2017年7月2日，答辯人沒有聘請過申請人，亦沒有做過裝修老闆，頂多判的泥水工程，答辯人和弟弟繆先生一起做。
(3) 在2016年1月11日至20日，申請人在沙田乙明邨明恩樓2517室承接此屋的工程。答辯人帶同工具和拍檔弟弟一同去做，答辯人做了9天，拍檔做4天。完工後卻說按天計算工錢每日1,500元，答辯人也就接受按天計算工錢。答辯人也有向申請人追討2016年1月的工款和以前未還清的1萬元，事發前的未還款項共：10,000元 + 工款13,500元 + 5,000元 + 10,000元 = 38,500元。
(4) 事發前十幾天，申請人承接水泉澳邨一公屋油漆工程及更改部分電制位，答辯人承接泥水工。當時答辯人和申請人都在安康大廈做工，便告知申請人水泉澳邨有單位裝修。接回來二人合作做。答辯人和申請人沒有任何利益關係也是分開工作範圍做，答辯人負責泥水，申請人負責油漆和改電制。
(5) 2017年5月，和幾位親戚一起聚餐時答辯人提起有單位要裝修，申請人當時主動要求承辦水電工程，聲稱持有水電牌。申請人提出水電的價格為水1萬和電3萬﹝60位電制﹞。同意申請人承接水電工程，工程完工後一筆結算。申請人負責自負盈虧及需要自備水電工程所需的工具材料，工作情況由他個人去指揮安排，上班時間和自行選擇購買保險，答辯人就負責泥水工程。
(6) 申請人還主動跟答辯人說，以前欠下的借款和泥水工款完工後再還給答辯人。之後還問油漆沒找人的話也判給他做，答辯人回應油漆已找了人做。
(7) 幾天後申請人看到大廳天花板沒人做就說判給他去完成，純工錢5,000元，他做了一天的天花板，出事之前他的工作量完成1/3左右。
(8) 申請人在事發單位的工作時間不定，時早時晚，同時也承接水泉澳邨映泉樓一單位的油漆工程。施工工具是申請人自備來單位和自行購買所用材料，工作時間非常彈性，完成造個工程沒有規定什麼時候完成，情況都由自己去安排。
(9) 答辯人負責泥水工程，答辯人弟弟和答辯人一直都是拍檔。
(10) 2017年7月2日，大廈不允許星期日動工，申請人聲稱自己今天空閒，要過來此單位收拾一些電線路，答辯人在3點半左右就已經離開了單位。
(11) 事發地點在廚房廚爐，答辯人當時不在現場。
(12) 第二天，答辯人去沙咀道其兒子家探望申請人，申請人說要回內地貼藥膏，便向答辯人借走5千元，至今還未還清。
(13) 事發後，申請人談起那位超齡大兒子申請來港定居需要費用，要向答辯人借了1萬元。
(14) 其後，答辯人收到年老父母的電話，說申請人來家裡恐嚇他們，更向親朋好友說出過分的話，說沒有10萬休想「罷休」。又說“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就會搞到答辯人會中邪術”，答辯人稱他已有蒼老的感覺，申請人還在鄰居面前說稱他已學過邪術，並指明答辯人頭髮會異於平常。再說如果答辯人在內地，他會打答辯人不用他自己動手等各種恐嚇。
(15) 申請人起初要求10-20萬就平復事情，答辯人不接受，申請人說沒有50萬是不可能解決的。
(16) 申請人20年來斷斷續續向他借錢，至今未還清。
(17) 申請人探聽保險公司索償，疑是騙取保險金，答辯人認為他“有所陰謀”。
21.答辯人說申請人的施工工具是他自備來單位［至今部分工具仍留在該單位］。
22.答辯人在庭上說他自己和他的弟弟是泥水工人，而申請人做泥水“手工差”，根本不會要他做泥水工作。
23.答辯人不同意申請人是做泥水工作，又指不知道為何申請人在意外時在廚房天花做什麼工序。他懷疑申請人在天花放置“一度符”，並會對他造成不利。
24.申請人盤問答辯人關於意外單位隔鄰的業主劉先生在意外發生時亦聘請答辯人去裝修劉先生的單位，是由他的女兒與劉先生接洽，而工程費用亦是直接由劉先生交給他的女兒。這點答辯人同意。
25.答辯人在盤問下堅稱他在意外發生時不在單位內。他說已經安排女兒與申請人到醫院求診，而且申請人當時是可以“自己行”，並沒有大礙。
分析
證人供詞
26.申請人與答辯人各執一詞，相方指對方講大話，並堅稱自己說的才是事實。他們又互相要求對方“對燈火發誓”以證其所說是事實。
27.申請人指答辯人由於沒有替他買保險，所以不承認是他的僱主。
28.答辯人則稱申請人“有所陰謀”，威脅恐嚇他，會令他“中邪”，又探討各種保險索償事宜。答辯人指申請人“有意誣陷”他，申請全免的法律援助，而且他的朋友成功“騙保得到賠償”。
29.就答辯人所指“保險索償”或“騙保得到賠償”，在本意外中，沒有證據顯示任何人為工程購買任何保險，申請人根本沒有可能向保險公司索償。本席認為答辯人提出這議題是希望打擊申請人的誠信。
30.答辯人說申請人承判了單位的水電工程，他不知道為何在意外時，申請人會在廚房天花附近工作。他的說法是他懷疑申請人在天花放置“一度符”，去對他造成不利。
31.本席認為造說法荒謬，甚至天馬行空，更何況當時意外還未發生，申請人有什麼理由要對答辯人造成不利？
32.答辯人在庭上所說並不可信。本席認為他是為了解釋申請人為何在廚房天花牆身工作，而作出如此荒謬的說法。
33.答辯人稱在意外前申請人欠他38,500元［工錢及其他款項］，以及申請人20多年來不斷向他借貸，仍未還清。他又指申請人主動提出在完工後會還給他以前欠下的借款和泥水工款。如果屬實，為何答辯人在意外之後，再會向申請人借出多10,000元？這樣的話，申請人所欠的借貸豈不是不斷增加？
34.本席考慮了答辯人的所有證供，以及觀察他在庭上的表現，並不認為他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本席不接納他的證供。
35.雖然本席不接納答辯人的證供，但不代表申請人已成功舉證他的案情。申請人是有舉證責任，機準是相對可能性。
36.從他們兩人的關係及以往的工作模式看來，他們會互相介紹工作給對方。他們都不承認曾經聘請對方。
37.不爭議的是答辯人﹝及他的女兒﹞在意外時承接了鄰居劉先生單位的裝修工程。
38.當然，他們過往的工作關係並不代表他們在本案的關係。
39.申請人的說法，由他向勞工處的呈報直至庭上作供，都是一致，而且在答辯人盤問之下亦沒有動搖。
40.本席亦留意到申請人坦白地承認他每月平均工作的日數，正如他的出入境紀錄所示，是17.5天，他的證人陳述書原本所載是26天，他在主問時已經改稱是20天。
41.本席認為申請人在某些細節上雖有不清楚的地方，但大致上他的證供在有關與答辯人關係方面是清析的。本席接受他是個誠實的證人。
42.本席在考慮了他所有的證供，他在庭上的表現，以及他存入法庭的文件後，認為申請人的說法，在相對可能性下，是比較接近事實。
總結
43.就申請人和答辯人的關係，本席接納申請人所說：—
(1) 答辯人同一時間會承判幾個單位的裝修工程，申請人只需要按答辯人的指示準時到指定單位工作。物料及工作工具，都是答辯人提供的。申請人需要按照答辯人的指示及安排，申請人沒有任何決策和話事權。工作上問題會尋求答辯人的指示。工作日子、時間及請假都經答辯人批准。他間中需要替答辯人購買一些物料，但申請人不需要對裝修工程支付任何的費用，答辯人亦會立即將物料的費用歸還給申請人。申請人沒有就裝修工程分配任何利潤，亦不需要負擔任何財務虧蝕的風險。
(2) 申請人與答辯人維持了這種當泥水散工的受聘形式十多年，至2017年，答辯人給申請人的每天薪金港幣1,200元。在2017年7月發生意外的裝修工程工作前，申請人曾替答辯人在沙田水泉澳邨一個住宅單位工作。
(3) 2017年6月，答辯人安排申請人到該單位做泥水工作，業主是答辯人的女兒。
44.本席亦接納申請人就意外如何發生的說法：—
(1) 2017年7月2日下午，申請人在廚房做瓷磚的工序。大約7時，答辯人要求申請人清理廚房牆身的英泥屎。
(2) 申請人需要清理牆身天花對落的英泥屎，於是站在洞的左邊的石屎台面上，伸手打橫向右上方刮牆身天花對下的英泥屎，高度距離地面約1米。
(3) 當刮英泥屎之際，申請人突然失去平衡，右腳踏空，誤踏中石屎台面將來會放置煮食爐的洞。申請人從右邊下墜，申請人的肋骨撞向洞口的石屎台邊及壓在一個鐵罐上。
(4) 於7月17日覆診後，申請人有一天帶同兩張病假紙，前往沙田水泉澳邨的一個答辯人承判了裝修工程單位找答辯人，答辯人給了申請人港幣10,000元，說：“係得咁多啦，其他之後先啦”。
議題(1)：申請人在關鍵時刻是僱員或是獨立承辦商
法律觀點
45.終審庭在Poon Chau Nam v Yim Siu Cheung (2007) 10 HKCFAR 156一案詳細解釋了相關的法律觀點。
“11. In the earlier case-law, whether the master controlled the manner of doing the work was regarded as the single test for identifying a master and servant relationship,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vicarious liability, there being an evident logic in founding the master’s vicarious liability on his control over the servant who inflicted the damage: see P S Atiyah, Vicarious Liability in the Law of Torts (Butterworths, 1967), Ch 5. However,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control test as originally conceived was too narrow. As Mackinnon LJ observed in Wardell v Kent County Council (1938) 3 All ER 473 at 481, many a person who is clearly an employee “possesses, and is engaged to exercise, some qualification of skill” so that his method of working cannot be said to be under his employer’s control. His Lordship was there dealing with a qualified hospital nurse and gave as other examples “a chef, or a cabinet-maker, or a compositor, or even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
12. The test was therefore widened to embrace indirect forms of control. Thus, in Short v J and W Henderson Ltd (1946) 62 TLR 427, 429, HL, Lord Thankerton applied “the four indicia” of a contract of service suggested by Lord Justice-Clerk Alness in Park v Wilsons and Clyde Coal Company Ltd [1928] SC 121 at 133, consisting of the following:
“(a) The Master’s power of selection of his servant; (b) the payment of wages or other remuneration; (c) the Master’s right to control the method of doing the work; and (d) the Master’s right of suspension or dismissal.”
13. But control as a test has no obvious relevance to determining for instance, whether a pers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n employee so as to qualify for minimum wages as in Pauley v Kenaldo [1953] 1 WLR 187, or for employment protections against redundancy as in Hellyer Brothers Ltd v McLeod [1987] 1 WLR 728 or unfair dismissal as in O’Kelly v Trusthouse Forte plc [1984] QB 90, or whether he ought to be insured by the employer under a national health scheme, as in Ready Mixed Concrete (South East) Ltd v Minister of Pensions & National Insurance [1968] 2 QB 497 or, in ECO cases, whether his employer ought compulsorily to insure him against accidental injury at work as required by Part IV of the ECO. While control (broadly conceived) continues to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ndicia of employment, the courts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the economic or commercia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as more suitable guides to the allocation of such statutory rights and duties.
14. Thus, in the Privy Council in 1947, having pointed to the inadequacy of control as a single test, Lord Wright stated:
“In the more complex conditions of modern industry, more complicated tests have often to be applie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a fourfold test would in some cases be more appropriate, a complex involving (1) control; (2) ownership of the tools; (3) chance of profit; (4) risk of loss.” : Montreal v Montreal Locomotive Works Ltd [1947] 1 DLR 161 at 169 (PC).
15. Two English first instance decisions have proved influential. First, in the Ready Mixed Concrete case Mackenna J identified three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as follows:
“(i) The servant agrees that, in consideration of a wage or other remuneration, he will provide his own work and skill in the performance of some service for his master. (ii) He agrees, expressly or impliedly, tha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at service h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other’s control in a sufficient degree to make that other master. (iii)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are consistent with its being a contract of service.” : Ready Mixed Concrete (South East) Ltd v Minister of Pensions & National Insurance [1968] 2 QB 497 at 515.
16. It was in respect of the third condition that his Lordship explained how one party’s reservation of a right to control the manner of working could be overridden by economic or commercial realities which point to the other party being engaged a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and not as an employee. This was illustrated by Dixon J’s decision in the Australian High Court in Queensland Stations Pty Ltd v Federal Commissioner of Taxation, (1945) 70 CLR 539. The other was Humberstone v Northern Timber Mills (1949) 79 CLR 389 which involved a drover employed to drove 317 cattle to a certain destination pursuant to a written agreement which included a term requiring him to obey and carry out all lawful instructions. This, Dixon J pointed out, could not “outweigh the countervailing considerations which are found in the employment by him of servants of his own, the provision of horses, equipment, plant, rations, and a remuneration at a rate per head delivered.” Such a “reservation of right to direct or superinte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ask cannot transform into a contract of service what in essence i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 (1945) 70 CLR 539 at 552. Mackenna J also referred (among other authorities) to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US v Silk (1946) 331 US 704, which involved the question whether men working for the plaintiffs were “employees” for the purposes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1935, noting that there:
“The test was whether the men were employees ‘as a matter of economic reality.’ Important factors were said to be ‘the degrees of control, opportunities of profit or loss, investment in facilities, permanency of relation and skill required in the claimed independent operation.’” [1968] 2 QB 497 at 521.
17. The other influential first instance decision is that of Cooke J in Market Investigations Ltd v Minister of Social Security [1969] 2 QB 173. It earned the Privy Council’s accolade in Lee Ting Sang v Chung Chi-Keung [1990] 2 AC 374 at 382, where Lord Griffiths stated that their Lordships “agree with the Court of Appeal when they said that the matter had never been better put than by Cooke J” in that case. The passage approved of runs as follows:
“... the fundamental test to be applied is this: ‘Is the person who has engaged himself to perform these services performing them as a person in business on his own account?’ If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yes,’ then the contract is a contract for services. If the answer is ‘no,’ then the contract is a contract of service. No exhaustive list has been compiled and perhaps no exhaustive list can be compiled of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are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that question, nor can strict rules be laid down as to the relative weight which the various considerations should carry in particular cases. The most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control will no doubt always have to be considered, although it can no longer be regarded as the sole determining factor; and that factors which may be of importance are such matters as whether the man performing the services provides his own equipment, whether he hires his own helpers, what degree of financial risk he takes, what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for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he has, and whether and how far he has an opportunity of profiting from sound management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s task.” [1969] 2 QB 173 at 184-185.
18. The modern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one person is another’s employee is therefore to examine all the features of their relationship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icia develop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se-law with a view to deciding whether, as a matter of overall impression, the relationship is one of employment, bearing in mi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question is asked. It involves a nuanced and not a mechanical approach, as Mummery J emphasised in Hall v Lorimer [1992] 1 WLR 939 at 944 (in a passage approved by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1994] 1 WLR 209 at 216 (CA)):
“In order to decide whether a person carries on business on his own accou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that person’s work activity. This is not a mechanical exercise of running through items on a check list to see whether they are present in, or absent from, a given situation. The object of the exercise is to paint a picture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detail. The overall effect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by standing back from the detailed picture which has been painted, by viewing it from a distance and by making an informed, considered, qualitative appreciation of the whole. It is a matter of evaluation of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detail,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the sum total of the individual details. Not all details are of equal weight or importance in any given situation. The details may also vary in importance from one situation to another.”
C. The primary grounds of decision below
19. The foregoing approach is applicable to deciding whether the appellant was the respondent’s employee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so as to render the respondent liable to pay compensation under the ECO.”
46.相關的觀點在鄧秋月 訴 傅劍波 [2011] 1 HKLRD 509一案，李慶年區域法院暫委法官［他當時的官階］以中文作出解釋：—
“10. 本席認為終審庭在Poon Chau Nam [2007] 1 HKLRD一案所頒下的法律主旨適用於本案：
“在是否有僱主僱員關係的議題上，該議題乃屬於在考慮到僱傭的表徵的前提下憑藉整體印象而回答的問題。就概括性合約的問題上尤其是臨時工人而言，僱傭合約可在兩個層面上產生：第一是概括性合約；第二是每一次具體聘用而訂立合約，如要証明第一項存在，便先要證明雙方互負責任（即分別負責提供工作和接受工作），但此因素對於上述第二項而言乃無關宏旨，即使不存在著概括性合約，仍可存在著以具體聘用為基礎的僱傭合約。臨時工人，如要符合“僱員”資格毋須先證明雙方互責任（即分別負責提供工作和接受工作，參考《僱員補償條例》第二八二章第2(1)條。）
11. 此外，終審庭就上述整體印象作出之前須考慮的因素，亦作出詳細分析，該等因素包括（一）被指稱為僱主者，是否對被指稱為僱員者的工作，有僱主應有的控制權？（二）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可在其工作上獲得利潤或須承担損失風險？（三）被指稱為僱員者，可否正確地被識別為指稱僱主者的商業組織一份子?（四）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自行營運個人業務或從事僱主的業務；（五）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自備工作所需工具？（六）被指稱為僱主者，對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須上保險及稅務責任？（七）雙方對這關係的個人看法？（八）這行業或專業的傳統結構及慣例，會否有助理解？
12. 誠然，在Poon Chau Nam一案之前的一系列的勞資上訴案中亦有相類的因素考慮和分析，由已故陳振鴻大法官在謝林一案開始HCLA 150/1995，至林文瀚大法官在蕭冠豐一案HCLA 1/2002，以至張舉能大法官在黃冶蓉一案HCLA 108/2002，都引用「11項因素」而作出證據分析，以達至整體印象，該「11項因素」亦沿用至今，本席引述如下：—
“僱傭關係的裁斷，須經考慮各項不可或缺的查驗，方可作出。任何其他方式的調查，在有爭議時，皆不能適用。上述不可或缺的查驗，經百年案例累積，可綜合如下：—
(一) 被指稱為僱主者,是否對指稱為員者的工作，有僱主應有的控制權？
(二) 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自備工作所需工具？
(三) 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自聘工作所需幫工？
(四) 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須負上財政的風險，及其性質與程度？
(五) 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可從他優秀的管理中，獲得利潤？
(六) 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須負上投資及管理的責任，及其性質與程度？
(七) 被指稱為僱員者，可否正確地被識別為指稱為僱主者的商業組織一份子？
(八) 被指稱為僱主者，對被指稱為僱員者是否須負上保險及稅務責任？
(九) 被指稱為僱員者，有否在有關方面營商？
(十) 雙方對這關係的個人看法？
(十一) 這行業或專業的傳統結構及慣例，會否有助理解？” ”
47.本席同意及採納上述案例所述的觀點。
48.用上述案例的「11項因素」所出分析，本席認為本案證據帶出的整體印象，在相對可能性下，申請人在意外時答辯人的僱員。本席認為本案的證據顯示申請人是在受僱於答辯人期間遇上意外，答辯人需要為申請人的工傷負上責任。
議題(2)：補償額
醫學證據
49.申請人向法庭存入了文件，當中有一些醫療紀錄、表格7及表格9，但沒有醫生報告或專家報告。
50.本席參考了所有文件，認為表格9所載為最能代表申請人的情況。
51.表格9評核申請人由於工傷而須缼勤的期間為2017年7月2日至2017年10月23日。
52.申請人在庭上說他在10月23日之後沒有再次獲發病假。
53.本席從申請人的存檔文件中，注意到有2份仁濟醫院急症覆診的醫生紀錄，日期為2017年10月23日及11月13日。醫生在紀錄中發出病假共43天［由10月23日至12月4日］，但是文件中沒有醫生證明書［medical certificate］去支持該43天的病假。
申請人於意外時平均每月收入
54.綜合本案的證據，本席接受申請人在相關時間的日薪為1,200元，而每月的平均工作天為17.5天。
55.本席裁定申請人當時的平均每月收入為21,000元［1,200元 x 17.5］。
根據第9條的補償
56.表格9所載，申請人由於受傷而引致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為1.5%。
57.申請人於事發時是54歲，根據第7條規(1)((b)，應獲得72個月的月薪中的1.5%。
58.本席裁定，根據第9條的補償，申請人可獲得：21,000元 x 72 x 1.5% = 22,680元。
根據第10條的補償
59.第10條的補償以表格9作基礎。
60.根據表格9，申請人由於受傷而獲發病假共114日。
61.申請人在申索書要求本席行使第10(5)條的酌情權延長超過24個月的賠償。
62.表格9只是確認114日的病假。
63.就算接受他的病假申延至2017年12月4日，第10(5)條並不適用，因為並不超過24個月。
64.本席裁定，根據第10條的補償，申請人可獲得：21,000元 4/5 x 114/30 = 63,840元。
根據第10A條的補償
65.申請人的醫療費用合共5,000元。但他沒有提出有關的單據或文件。他說已經全部給予答辯人，但答辯人沒有承認。
66.本席看不到任何相反的證據。
67.本席裁定，根據第10A條的補償，申請人可獲得5,000元。
總結
68.申請人的總補償如下：—
| (a) 第9條 |
22,680元 |
| (b) 第10條 |
63,840元 |
| (c) 第10A條 |
5,000元 |
| ________ |
| 91,520元 |
| 扣減答辯人給申請人之款項 | (10,000元) |
| ________ |
| 合共： | 81,520元 |
| ======= |
命令
69.本席裁定，申請人獲得僱員補償合共81,520元。本席裁定申請人獲得由工傷發生當天﹝即在2017年7月2日﹞起至判令日之利息，以半判定利率計算；判令日起至全數支付為止的利息則以判定利率計算。
70.訟費方面，本席作出以下暫准命令：—
(1)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本申請之訟費；若雙方未能協議訟費，則由法庭評定。
(2) 申請人的訟費﹝直至法律援助終止﹞依法律援助規例評定。
71.除非任何一方在14天內向法庭申請更改以上暫准命令，該暫准命令會成為正式命令。
申請人：沒有律師代表，並親自應訊
答辯人：沒有律師代表，並親自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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