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信誠及另一人

DCCC 574/2020

[2021] HKDC 132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5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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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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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涉及兩名被告人。第1被告面對共三項控罪，即：—

(1) 「非法集結」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8(1)及(3) 條（控罪1）；

(2) 「企圖搶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0條及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條（控罪3）；及

(3) 「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控罪4）。

2.第2被告則面對一項「抗拒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 (控罪2)。

3.第1被告承認第1及第4控罪。經審訊後，法庭裁定，兩名被告分別就第3及第2控罪，罪名成立。

案情撮要

4.2019年10月13日，大批示威者集結於旺角一帶。部分示威者戴上頭盔、面罩，穿著黑色上衣及黑色褲。第1被告於同日約1444時在旺角一帶出現。當時他面戴黑色口罩，身穿黑色上衣。約1447時，第1被告與其他示威者於旺角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行車路上，以竹枝及不同物件架設路障，進行堵路，有人更破壞道路上的圍欄，導致交通嚴重阻塞。因第1被告與其他示威人士非法集結，警方到上址採取行動，進行掃蕩及拘捕。

5.警員X與隊員到場後，沿著彌敦道向尖沙咀方向快速推進。於彌敦道636號銀行中心外，警員X目睹一批人士，包括第2被告。當時第2被告身穿黑衣黑褲，戴著黑色面罩。警員X懷疑該批人士非法集結，於是上前，於雅蘭中心外捉著第2被告的肩膊，大叫：「警察，唔好走！」。可是，第2被告不但沒有理會，還立即轉身，用雙手推開警員X及大喊：「救命！救人！」。 警員X繼續緊握第2被告的肩膊。這時，一名黑衣黑褲的女子（女子B) 轉身走向第2被告，並用雙手環抱其腰部，試圖將第2被告拉走。於是，警員X向女子B發出警告及要求女子B立即放手。此時，另一名頭戴黑帽，身穿黑衣黑褲的男子（男子C）迎面跳起，用腳飛踢警員X的胸口。警員X頓時感到胸口疼痛，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此時，第2被告趁機逃走。

6.第1被告隨即上前，用左手握著警員X的雷明登霰彈槍的退彈孔位置，不斷用力拉扯，企圖搶奪霰彈槍。因此，警員X便用右手抓著第1被告的上衣。雖然當時警員X已躺臥在地上，第1被告仍用右手不停揮拳，攻擊警員X的頭部。警員X因配戴頭盔，頭部才沒有受傷。警員X用腳踢第1被告，第1被告才放開霰彈槍。在搶槍期間，另一名黑衣黑褲，面戴紅白藍色面巾的男子（後知為甘維邦）亦上前，用一支銀色的伸縮棍打向警員X的右腳數次，之後逃去。因此，警員X的小腿疼痛。此時，第1被告趁機不斷掙扎；可是警員X緊握第1被告的上衣。結果，第1被告的上衣胸口位置被撕開一大片。第1被告亦沿彌敦道向山東街逃去。

7.警員X站起、拾回霰彈槍及警棍，確認沒有遺失任何裝備後，便登上警車AM 7057整理裝備及檢查傷勢，發現右腳腫痛。

8.同日約1448時，偵緝警員 6841追捕非法集結人士，並於彌敦道近山東街看見第1被告正迎面跑來。於是，他便上前制服第1被告及以「非法集結」罪名將第1被告拘捕。偵緝警長 53770亦加入追捕非法集結人士，並於彌敦道近山東街看見第2被告迎面跑來，於是他便上前制服第2被告。後來，偵緝警員 11804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第2被告。

9.同日約1505時，警員X、第1及第2被告登上同一輛警車AM 7175。於車內，警員X認出兩名被告。同日約1515時，警員X、第1及第2被告到達長沙灣警署。在警署內，警員X指出第1被告曾經作出搶槍的行為，亦向偵緝警員11084指出第2被告曾用雙手推開他的行為。

10.同日約1652時，警員X被送到急症室。身體檢查顯示他胸壁觸痛及右腿擦傷。胸部X光顯示沒有骨折，診斷是胸部及右腿受傷。接受相對治療後獲發3天病假。

第1被告的背景及求情

11.根據第1被告的背景報告，他現年31歲，未婚；被捕前與母親及繼父同住。2000年，他的父母離婚後，第1被告與生父生活，但生父曾因賭博欠債，經常有人上門討債；有時父親將他獨留在家。父母均各自再婚。後來父母協議第1被告遷往母親家中同住，母親、繼父及繼祖父母均對他愛護有加。第1被告年輕時，無心向學，於學校成績惡劣，會考亦得零分。後來認識了黑社會份子，不但開始濫用氯胺酮，還成為毒販。2010年8月，第1被告因販運危險藥物而被判處4年9個月監禁。可是，他並沒有因此改過自身；出獄後再次吸食氯胺酮，並於2015年5月因藏毒而被判入戒毒所。第1被告稱，自此之後決定洗心革面，接受扎鐵訓練，亦一直穩定工作。他指被捕前受聘於一名分判商，但無法提供僱主的聯絡資料。於背景報告內，第1被告稱最初是因「公義」而參與社會運動；當時只是協助運送一些物資，後來對政府及警方不滿才開始示威。雖然於同年8月因藏有攻擊性武器而被捕，他仍決定參與是次集會。

12.本席亦接獲第1被告母親、紮鐵業團結工會前組織幹事及同事的求情信。母親指第1被告自小本性善良，奉母致孝；雖然曾誤入歧途，但已洗心革面，努力工作。同事楊先生亦讚揚第1被告勤奮、努力、堅毅、樂於助人；亦道出第1被告被捕後，其母親的悲痛。紮鐵業團結工會的前組織幹事及公會的一名何女士均表示，第1被告為人坦率、熱心、刻苦及謙虛，是一個難得的年青人。各人均指這次第1被告是一時衝動而犯案，現已十分後悔，希望法庭重輕法落 ，給予第1被告一個改過的機會。

第2被告的背景及求情

13.因第2被告只有19歲，之前沒有刑事定罪紀錄，本席先傳閲背景、勞教中心、更生中心及教導所報告。背景報告指，被捕前，第2被告是一名中五學生，與母親及姊姊同住。他於國內出生；2003年獲批來港與父親團聚，母親則於翌年獲得單程證。父母的關係並不和睦；父親亦另結新歡，與母親於2011年離婚。從此，第2被告及其姊便跟隨母親生活；與父親鮮有聯絡。第2被告自幼家景清貧，自2006年始，一家人便依賴社會援助金為生。母親曾於2019年出外工作，但因工受傷後再次申領援助金生活。雖然第2被告及其姊仍在學，兩人不但協助做家務，還一直以兼職幫補家計。第2被告的姊姊健康出了問題，原需動手術治理，但因第2被告有案在身，母親亦需要人照顧，姊姊決定延遲手術。除本案外，第2被告涉嫌參與2019年8月於太古發生的非法集結而被捕，須於本年10月8日出席聆訊。社工指第2被告原本的成績中規中矩，但品行良好，課餘亦曾參與義務工作及服務。被捕後，他患上創傷後遺症及抑鬱症。因無法集中精神，其公開考試成績並不理想。第2被告已獲一所專業進修學院取錄就讀一年制的基礎課程，但因所涉案件並未完結，已申請延期開學，但最多只可以延期一年。第2被告母親指，第2被告自少體弱，經常暈倒。雖然已接受多項檢查及測試，但醫生仍無法找出病因。第2被告指稱因警方拘捕時使用的武力，令他患上創傷後遺症及抑鬱症。自2019年9開始接受精神科醫生的治療。精神科醫生指第2被告的徵狀包括嚴重情緒抑鬱 （major depressive mood）、食慾不振（poor appetite）、失眠（insomnia）、身體不適（physical malaise）、失去動力（poor volition）及絕望（sense of hopelessness）。第2被告亦有焦慮的徵狀，例如發惡夢、閃回（flash back）及焦慮（anxiety）。2020年4月，第2被告曾想及自殺，但並沒付諸實行。因無法支付昴貴的醫療費用，第2被告於2020年7月停止精神科治療。第2被告於2021年8月2日要求精神科醫生撰寫求情信。醫生認為第2被告仍有焦慮及抑鬱徵狀，應繼續精神科跟進及心理科治療。

14.第2被告向社工表示從少便關心社會，後來因政府打算立法而感到不滿，開始參與示威，藉此表達意見。最初，他只是清理示威現場。後來，他亦明白部分示威者漸變激進；可是他認為大家目標一致，因此有責任繼續支持。於示威時，他都會保持沉默，不曾參與暴力；當有示威者變得激動時，他會把示威者拉開。當時他並未意識到參與這類活動是違法；就算早前被捕，也不相信自己會被起訴。事發當日，他本打算離開現場，但被警員X截停。當時他的視線被面罩及過濾器阻擋，並不知悉身後的人的身份。他並不認識第1被告或其他涉案人士。雖然後來逃脫，但最終仍被捕，現已十分後悔。

15.第2被告的家人、老師及前上司均指他一直是個品學兼優、負責、勤奮的年青人。他們都希望法庭對第2被告重輕法落。

討論

非法集結

16.非法集結罪的案情，因案而異；因此沒有任何判刑指引。可是，這類案件判刑的焦點是懲罰及阻嚇：見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ung Ka Ho [2020] HKCA 990;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 2 others (Chinese) [2018] 2 HKLRD 699, CA at §§ 121, 127；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 others (2018) HKFAR 35 at § 21；R v Dixon - Jones (1985) 14 A Crim R 372。

17.於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 2 others 一案內，上訴法院解釋這類案件判刑的原則：—

「121. 參加集會的人士干擾或威脅干擾公共秩序、甚至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都是犯法行為，即使他們本來是和平合法地集會。視乎實際情況，他們所干犯的罪行可包括不同的公共秩序罪行，如未經批准集結、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非法集結及暴動等，也可有其他外加的罪行，如刑事毀壞，毆打他人，或阻礙警務或公職人員等。對於那些擾亂公共秩序的罪行，特別是涉及暴力的情況，法庭在判刑時必須緊記維護公共秩序的重要，而所判處的判刑亦必須反映法律對維護公共秩序的決心，並向公眾清晰説明，法律絕不容許公共秩序被非法破壞或擾亂…

123. 在判刑時，法庭會考慮犯案者被控之罪行的控訴要旨（gravamen）。對於非法集結，罪行的控訴要旨是參與者行事時人數衆多，並利用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之共同目的：見 Caird案，英國上訴法院 Sachs 法官的判詞第504-505頁。Caird 案中的非法集結是普通法的罪行，但其控罪要旨和《公安條例》第18條之下法定的非法集結罪行是一樣的：參考梁國華案，上訴法庭法官林文瀚（當時官階）的判詞第18 - 22段。

124. 在較近期的 R v Gilmour [2011] EWA Crim 2458, 英國上訴法院 Hughes 法官説（意譯）：

「集體擾亂秩序定必有一個特點，就是每個個人行為，無論本身特性為何，都會感染及鼓勵其他人作出類似行為，正就是羣體行動造成的整體效果，令公衆受害。」

R v Blackshaw [2011] EWCA Crim 2312, 英國上訴法院首席法官 Judge 勳爵亦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判詞第9段形容參與暴力非法集會者的心態時說（意譯）：

「現實是那些犯罪者從他們周圍的其他犯罪者得到支持、安慰及鼓勵。也許，牽涉的人數眾多也會令部分犯罪者相信他們是不受監管的，而其罪行亦不會被偵破的。」

125. 雖然Gilmour案和 Blackshaw 案中的控罪不是非法集結，是其他破壞公共秩序的罪行，但犯案者利用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之共同目的，是所有集體破壞公共秩序罪行的共通點，所以 Hughes 法官和 Judge 勳爵上述評語，對第18條的非法集結同樣適用。

126. 再者，經驗告訴我們，當大批示威者聚集時，很大可能會出現情緒高漲甚至激動的情況，而這種情況本身有造成暴力事件的風險。有時，甚至會有以挑起暴力事端為目的之不法之徒在場趁機行事，這方面的風險不容忽視：見女王訴陶君行 [1994] 2 HKCLR 251，麥德高法官的判詞第257頁。因此，第18條的非法集結是必須的預防措施，對社會安寧可能被破壞和破壞社會安寧所引發的嚴重後果防微杜漸：梁國華案，上訴法庭法官林文瀚的判詞第40段。

127. 在維護公共秩序的大前題下，並且顧及到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法庭在判刑時除了要對犯案者施予合適的懲罰，亦需要考慮阻嚇的判刑元素，即判刑不僅要防止犯案者重犯，亦需要以儆效尤，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法庭應該給予阻嚇這判刑元素的比重，則視乎案件實際的情況而定。若案情嚴重，法庭需要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

H4. 使用暴力擾亂公共秩序

128. 在法治之下，法律不會也不能容忍任何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的行為。因此，參加集會的人士不得對任何人施加暴力：R v Asim Alhaddad & Others[2010] EWCA Crim 1760，英國上訴法院Thomas法官的判詞第14段。參加集會的人士有清晰明確的責任，不得作出任何危及公眾的擾亂秩序或暴力行為：Gilmour案，英國上訴法院Hughes法官的判詞第16段。

129. 參加非法集結的犯案者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是加重他們罪責的因素，所以判刑必須具足夠的懲罰性和阻嚇性：參考 Alhaddad 案，上訴法院 Hughes 法官的判詞第15至16段。從秉行司法公正的角度來看，負責判刑的法庭要盡其所能確保公眾得到保護，需對犯案者處以具阻嚇力的判刑：參考 Blackshaw 案，Judge 勳爵的判詞第4段。換句話說，就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法庭會給予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元素極大的比重。

130. 就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罪，負責判刑的法庭會考慮犯案者的情況，但就懲罰及阻嚇之目的而言，犯案者的個人福祉相比公眾利益，並非最重要的考慮元素：見 Caird案，上訴法院Sachs 法官的判詞第508頁。換言之，當法庭對何為適當刑罰作整體考慮時，犯案者的個人情況及更生這個判刑元素，只會給予很少的比重，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不給予任何比重。

131. 當犯案者使用暴力，甚至肆意及惡意使用暴力，即使他們説是受其堅守的道德或政治信念驅使之下犯案，也不構成求情或輕判的理由。法庭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是暴力的程度，還有公眾安寧被破壞的程度：參考 Caird案，上訴法院 Sachs 法官的判詞第506頁。這判刑原則背後的理念是，在一個奉行法治的文明社會，必定有其他合法方式或渠道，讓人們採用來提倡他們的主張或訴求；是故他們不能以提倡他們持守的主張或訴求為藉口，而非法使用暴力。同理，犯案者也不能以「為勢所逼」為藉口而使用暴力，所謂「為勢所逼」並不構成求情或輕判的理由。若是接受這兩類的藉口為求情或輕判的理由，人們只要自以為是便可肆意行事，因為他們最多只需要承擔很輕微甚至是對他們來說微不足道的法律後果；這樣，公共秩序便很容易崩潰。

132. 另外，無論犯案者有對持不同意見的人看法如何，都不是向對方行使暴力的藉口。正如上訴法院 Sachs 法官強調（意譯）：

「任何人若認為社會上一部分堅持一種看法的人，是有充分理由聚集起來，去干擾另一些有相同看法但不及他們堅定的人，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的合法活動，這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必定要毫不猶疑拒絕接納這說法。」

133. 因為非法集結的控訴要旨是參予者行事時人數眾多，並利用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共同目的，所以一般來說，被定罪者不能以其他犯案者的罪責比他更重為輕判的求情理由。在 Caird 案，英國上訴法院 Sachs 法官在判詞第509頁闡述（意譯）：

「『為何選中我？』是下一個要提到的論點。有人提出，對被定罪者判處適當的刑期，是有問題的，理由是，同時干犯同一罪行的人人數眾多，而且假若被認出、拘捕和定罪的話，他們當中的部份人很有可能會因為有更嚴重的參與程度而須罰得更重。上述的申辯，在所有歸類為擾亂公眾安寧的案件中（例如暴動、非法集結及毆鬥），幾乎都有人提出，這顯示了申辯者對以下的事實缺乏理解，即在那些混亂喧嘩的埸合中，每個通過本身行為或對他人鼓勵而積極參與其中的人，都會集體參與擾亂公眾安寧而犯下相當嚴重的罪行…

接納上述那種申辯的後果，是加強以下這種無疑會存在的感覺：即假若干犯者只是眾人之一，他便不易被抓獲，他也會因為其他人沒有同時被拘捕而避過恰當的刑罰。選擇參與此等非法事件的人，必須自行承擔風險，後果自負。

…任何參與非法集結的行為，無論以甚麼具體方式進行，其嚴重性都來自成為一個以人數眾多來追求非法目的的群眾的一員。法律從來都不會輕饒那些為達到該目的而藉人多勢眾來做成威脅的人。」

134. 本席重申，在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判刑主要考慮是要懲罰那些干犯罪行的人，以儆效尤，並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至於犯案者的個人情況、無論犯罪動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為多麼崇高、其他違法者罪責是否更重等，一般來説全都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輕判理由。

135. 法庭在決定適當的刑罰時，需要考慮干犯涉案罪行的相關情節。就牽涉暴力的非法集結，本席認為有關干犯罪行的情節包括：

(1) 暴力行為是即場突然發生，還是有預先的計劃。若是後者，計劃是否周詳及精密；

(2) 施行暴力者的人數多少；

(3) 使用暴力的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如有的話，是甚麼武器和數量；

(4) 使用暴力的規模，包括發生暴力的所在之處、地點數目及範圍；

(5) 暴力行為維時多久，包括暴力行為有否拖長；經警方或其他公職人員重覆警告後，是否仍進行；

(6) 暴力行為引致的後果：例如有否對財物造成任何損失或破壞；如若有的話，其程度為何：是否有人受傷；若有的話，傷者人數及傷勢為何；

(7) 即使沒有財物損失或破壞，也沒有人受傷，但暴力行為造成的威脅之嚴重性及逼切程度為何；

(8) 犯案者的角色及參與程度；如除自己有參予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外，有否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

視乎實際情況，任何案件都可能有其他需要考慮的罪行情節。」

18.上訴法院判處三名被告人6至8個月監禁。三名被告人上訴至終審法院，而終審法院亦確認上述判刑原則，並警告將來的非法集結案件判刑將根據以上原則處理。終審法院裁定：—

“2. In its judgment on the review application, the Court of Appeal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guidance to sentencing courts in the future regarding the sentences for unlawful assemblies, particularly emphasising the need to take a much stricter view where disorder and any degree of violence was involved…Like the Court of Appeal, we specially draw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a much stricter view where disorder or violence is involved. Naturally, it will be incumbent on the sentencing cour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xtent of the participation or involvement of the convicted person but where disorder or violence is involved, these are serious aggravating features. Hong Kong is on the whole a peaceful society and these elements are to be deterred…

117. When a particular offence was increasing in occurrence or frequency, or the consequences of an offence were more deleterious to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than previously understood, it was open to the Court of Appeal to give guidance to trial courts as to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sentences or as to which of the relevant sentencing factors should be given greater or lesser prominence in the weighing exercise carried out when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an offence.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Court of Appeal considered, in respect of sentencing principles generally, basic rights and the obligation to abide by the law,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 of assembly, the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of unlawful assembly and disrupting public order with violence as an aggravating factor. Each of these matters were entirely appropriate factors for the Court of Appeal to stress in the context of sentencing for the offence of taking part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120. In short, it was appropriate for the Court of Appeal to say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now prevailing in Hong Kong, including increasing incidents of unrest and a rising number of large-scale public protests, it was now necessary to emphasise deterrence and punishment in large-scale unlawful assembly cases involving violence…

121. We would therefore endorse the Court of Appeal’s list of factors relevant to a decision on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unlawful assembly involving violence…

123. The sentencing principles which the Court of Appeal laid down in cases of unlawful assembly involving violence were therefore entirely appropriate, namely:

(1) In accordance with general sentencing principles, the court will have regard to all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facts pertaining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Appropriate weight will then be accorded to each applicable sentencing factor, and a sentence that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offence will then be imposed. The same principles apply to cases of unlawful assembly involving violence.

(2) 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unlawful assembly in s.18 of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is relatively simple, the range of factual situations covered is wid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facts involved varies from case to case and may,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run from the extremely trivial to the extremely serious. Incidents involving violence are certainly much closer to the serious end of cases, but the facts of different cases still vary. So even for the more serious cases there will be a spectrum of seriousness. Within the spectrum, the court will accord appropriate weight to the applicable sent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facts pertaining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3) On the basic premise that the public order must be maintained,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of unlawful assembly, the court has to consider the factor of deterrence in sentencing. As to how much weight it should accord to this factor, the court has to have regard of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4) If the case is of a relatively minor nature, such as when the unlawful assembly was unpremeditated, small in scale, involving very little violence, and not causing any bodily harm or damage to property, the court may give proportionally more weight to such factors as 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his motives or reasons for committing the offence and the sentencing factor of rehabilitation while proportionally less weight to the sentencing factor of deterrence.

(5) If the case is a serious one, such as when the unlawful assembly involving violence is large-scale or it involves serious violence, the court would give the two sentencing factors, namely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great weight and give very little weight, or in an extreme case, no weight to factors such as 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his motives or reasons of committing the offence and the sentencing factor of rehabilitation.

(6) After the appropriate weight has been accorded to all the applicable sentencing factors, the court would then impose a sentence on the offender that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case.

124. …it was right for the Court of Appeal to send the message that unlawful assemblies involving violence, even the relatively low degree of violence that occurred in this case, would not be condoned and might justifiably attract sentences of immediate imprisonment in the future, given the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involving the instigation of a risk and fear of a breach of the peace by virtue of the number of protestors involved.

125.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might vary depending on his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and the violence in question…A distinction must be drawn between a participant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who remained peaceful and one who himself engaged in or encourages violence. But cases in which the defendant was shown to have actually participated in violent acts, or to have incited others to commit the offence…would justify increased sentences….”

19.於律政司司長訴Chung Ka Ho（鍾嘉豪）[2020] 1 HKLRD 1一案內，上訴法院指出，Wong Chi Fung 案的量刑原則不只適用於有實際暴力的非法集結，亦適用於沒有暴力的非法集結。上訴法院於第52 - 56段指出：—

「52. 在黃之鋒案，H.3的標題是「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它的內容並不只是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它也適用於不涉及實質暴力的非法集結。事實上，潘上訴法庭法官要到下一個分部H.4才在「使用暴力擾亂公共秩序」的標題下展開和暴力直接有關的討論。

53.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H.3最後兩段。它們分別指出…： 一，有大量人群聚集，聚集的人情緒高漲，這本身就有造成暴力事件的風險，而且這風險會因為可能有人趁機挑起事端而增加；二，法庭須以維護公共秩序為大前提，對情節嚴重的非法集結處以具阻嚇性的刑罰。單從這兩段判詞可知，這裡所指，法庭必須從嚴處理的嚴重個案，是包括沒有實質暴力，但縱觀一切情況卻可能一觸即發的非法集結。始終，訂立參與非法集結罪的目的，是先發性（pre-emotive）的，要把社會安寧的破壞制止在萌芽階段。

54. 把非法集結分為暴力和非暴力，並在判刑時生硬地加以區別，不但和H.3的內容不符，而且也沒有道理和經不起思考。就如剛才提到，儘管沒有犯案者打人、擲物，和衝擊防線，但假若為數眾多的人，於特殊的日子，在擠迫狹窄或有其他環境風險的地方，就著具爭議性的議題，用激烈和富挑釁性的方式宣示立場，並在警方多次警告下仍然拒絕離去，難道就不算情節嚴重，一定無須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這不是，也不可能是黃之鋒案的原意。

55. 以上幾項前設，只是例子，而且不是所有例子都同時出現才會令某個非法集結變得嚴重，一切要視乎案中的實際情況。就此，本庭會順帶指出，潘上訴法庭法官在黃之鋒案第135段所辨識，即有助法庭釐清某暴力非法集結的嚴重程度的因素，在稍加調整後，會同樣適用於所謂非暴力的非法集結。例如計劃、人數、地點、影響範圍、時間長短、手段之激烈程度、犯罪行為所產生的後果，和被告的個人角色等，其實都是一般的加重罪責因素，任何法庭都應該懂得靈活適用。至於清單上的第（7）點，即沒有實質人身傷害或財物損毀下，「暴力行為造成的威脅之嚴重性及逼近程度」，則可被調整為：在沒有實質暴力的出現下，犯罪行為對實質破壞社會安寧的威脅和逼近程度。

56. 總括而言，要把黃之鋒案的判決，説成是只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黃之鋒案從未裁定，沒有實質暴力行為，就不應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一切要視乎案件的實際情況。」

20.於HKSAR v Leung Hiu Yeung & Others (2018) 21 HKCFAR 421一案內，示威者於立法大樓外示威，並使用竹枝、鐵支及鐵馬，嘗試強行衝入立法大樓，期間使用暴力，引致價值約40萬元的損毀；事件維時約半小時。終審法院認為適合的量刑起點為13個月監禁。

21.於律政司司長訴Chung Ka Ho鍾嘉豪 (supra) 一案內，約100名示威者在中環集結及堵路。當時穿著黑色衣物及蒙面的示威者手持橫額、大叫口號、粗言穢語及用雷射筆指向警方。約20分鐘後，警方要求示威者散離，但不果。被告人當時站在最前，穿著黑色衣物，蒙面及戴著潛水鏡。他與警方對峙時，將兩個沙包擲到路上，但被拘捕時沒有掙扎。事件維時約25分鐘，亦無人受傷。上訴法庭裁定，示威時蒙面有助示威群眾壯膽，被告人擲出沙包是挑釁性行為，可能挑起其他示威者的情緒。上訴法院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6個月監禁。

22.於律政司司長訴庾家駒（Yu Ka Kui）HKCA 1019 (CAAR 5/2020, 18 December 2020)一案內，數千名示威者於2019年6月12日約上午8時30分起在夏慤道堵路。警方在附近地區設立防線以防示威者再進一步前進。約下午3時46分，示威者向防線後的約30名警員投擲頭盔、雨傘及磚塊等雜物，逼使警方退入政府合署大樓。新聞片段顯示被告人與約20名示威者將鐵馬推向警方防線。當時被告人穿著黑色衣物，手持黑傘，但沒蒙面。下午約3時49分，被告人與數百名示威者聚集於政府大樓外，並用鐵馬阻塞大樓的大門。最後警方使用催淚彈才可將人群驅散。上訴法院指被告人的行為為危險的情況火上加油；針對政府大樓是直接挑戰政府的統治。因此，適當的量刑起點為12個月監禁。

23.於律政司司長訴袁志成 [2020] HKCA1054 (CAAR 6/2020, 23 December 2020)一案內，2019年7月1日上午約7時10分，約100名示威者於金鐘政府大樓外示威；大部分示威者穿著黑色衣物、戴著頭盔及手套和蒙著面。他們與警方對峙，期間手持盾牌及大叫口號。被告人站在最前，侮辱警方及手握一個方型路障，路障的尖角向著警方。約10分鐘後，被告人和其他示威者將路障向前推，其他示威者打開雨傘及向警方投擲水樽、磚塊及鐵支。後來警方上前作驅散，事件中無人受傷。上訴法院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15個月監禁。

24.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石朗天及另三人 [2021] HKDC 55 (DCCC 153 & 453/2020, 13 January 2021) 一案內，2019年9月14日，不同政見人士於九龍灣淘大廣場聚集。X和她的朋友被過百名人士包圍。第1被告毆打X的頭部及拉扯她的頭髮，令她摔倒，頭部及頸部受傷及失去三顆牙齒。約一小時後，四名被告與其他二十多人尾隨及毆打Y及Z。第1被告將Z拉倒地上；第2被告用腳踢了Z兩下及拳打Y及Z；第3被告毆打Y及Z的胸口數次，令Z暈倒；第4被告站在人群中作指揮，拳打Z的頭部2至3次及用雨傘打Z的胸口2至3次。就「非法集結」罪，法庭採納2年監禁為量刑起點。

25.於 HKSAR v Fong Chi-hung & ors[2021] HKDC (DCCC 259/2020, 15 January 2021) 一案內，2019年11月10日，約100名示威者（包括第1、2及4被告）在彌敦道及山東街堵路，霸佔行車線及以雷射筆射向警方。新聞片段顯示第1被告丟棄一個汽油彈。被捕時，他拒捕；毆打警員的面罩及抱起警員。警方在他的身上搜獲彈弓刀、無牌的無線通訊器具、膠索帶、錘子、剪刀、鐵筆及3個汽油彈。在第4被告身上搜獲兩個汽油彈、兩個打火機及一瓶酒精。就「非法集結」罪，法庭採納30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26.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邱文勁及另三人 [2021] HKDC 397 (DCCC 814/2019, 31 March 2021) 涉及4名被告人。2019年8月13日下午至2019年8月14日清晨期間，數百名示威者在香港國際機場內舉行示威活動。一些示威者佔據大堂及阻止旅客經香港國際機場1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離開香港，令香港國際機場的服務受阻。第1及第2被告人被控「暴動」罪。他們與約10名示威者一起包圍和襲擊一名警員。襲擊過程維持了數分鐘。警員被人推撞，以不同物品擊打。第1被告推了警員兩下，又試圖將警員的圓盾搶走，並向警員大聲叫喊及試圖將一部行李手推車撞向警員。第2被告用手電筒打了警員的背部一下，再推了警員一下。當時警員身穿全副武裝，傷勢不算嚴重。法庭以4年9個月作為量刑基準。因兩名被告在機場內作暴力襲擊，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以及外地旅客訪港的意欲，法庭將量刑起點上調至60個月監禁。第3及第4被告被控「非法集結」罪。第3被告與約20名示威者一起將行李手推車放在離境大堂外的行車道，堵塞救護車及警車的去路，用手拍打車身，以金屬圍欄阻止車輛離開，導致警車損毀。第4被告與約20名示威者一起在離境大堂外繞著眾警車，不斷叫囂，指罵警察，將一件樽狀物件擲向一輛尾隨的警察運輸巴士，導致警車損毀。法庭以12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法庭指在機場範圍內犯案，將量刑起點上調至14個月監禁。

27.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子隆及另二人 [2021] HKDC 746 (DCCC 893/2019, 4 May 2021) 涉及3名被告人。2019年7月7日晚上10時許，三名被告在旺角共同圍攻一名錯誤被指稱為便衣警員、在現埸偷拍示威人士的受害人。除了三名被告外，最少還有20至30人以上圍著受害人。第1被告一直箝制著受害人，故意令其手及下體觸及受害人的乳房、臀部等，行為有公開羞辱的含意。第2被告用身體擋著受害人的去向，以粗鄙的語言加以辱罵。第3被告用手阻止受害人離開後，游説她交出手機，讓在埸人士檢查及冊除，才會放行。就「非法集結」罪，法庭以12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28.第1被告的求情陳述簡陋至極，亦沒提出任何案例或求情因素。本席留意到本案內的非法集結原本是堵路，造成交通嚴重阻塞，但並不涉及嚴重暴力（例如縱火或氣油彈等）。後來警方到場採取行動，部分示威者才變得暴力；似乎暴力是突發，而非先有預謀。另外，只有數名示威者涉及暴力，規模不大，維時亦很短暫。可是該暴力情節亦有極嚴重之處；當時暴力是針對一名正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即警員X）。原本警員X與其他警務人員沿著彌敦道推進，但因接到上級指示，跑到對面行人路，沒有其他警務人員的支援（當時俗稱 “落單“）。換言之，警員X當時是孤立無援。該警員以最溫和的方式執行職務，卻落得被眾人群起而攻之。第1被告曾稱因聽見第2被告求救，一時情急，想作營救，才攻擊警員X。首先，阻礙警員執行職務並非求情因素。相反，協助被捕人士逃走是加刑因素。再且，「非法集結」是刑事行為；既要參與非法行為，又不准警方執法更是橫蠻無理。另外，該說法與新聞片段完全不符；警員X被男子C飛踢後已摔倒，躺仰在地上；第2被告亦已趁機逃脫；第1被告這時才上前攻擊警員X。後來，第1被告於庭上指襲擊警員X是為了洩憤，該做法簡直是目無法紀，正正是潘法官於黃之峰案內所指的趁機滋事的份子。第1被告與甘維邦共同犯案，兩人當時均蒙面。第1被告更直言其目的是令警員X遭受嚴重的身體傷害；他特別針對警員的面部，而甘維邦於襲擊期間使用武器；第1被告亦承認是心懷惡意而與甘維邦聯手使用暴力，更試圖搶奪警槍。雖然警員X的傷勢並不太嚴重，這並非因第1被告留手，而是因警員當時穿上護甲及頭盔。

29.本案的暴力情節極嚴重。考慮過黃之峰案的元素後，就「非法集結」罪，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36個月監禁。第1被告即時認罪，可獲最大的扣減，刑期減至24個月監禁。

搶劫罪

30.於Mo Kwong-Sang v R [1981] 1. HKLR 610一案內，當時的首席法官，羅弼時爵士，就搶劫罪的判刑作出指引：—

“9. We think it will be of assistance to District Judges if we indicate the level of sentence for armed robbery with which we would not interfere.

10. By the word: “armed” in this judgment, we are referring to knives and other dangerous weapons, but not to firearms for which severer sentences are normally imposed.

11. As this court has said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little account can be given to the previously clear record of anyone who takes part in an “armed robbery”.

12. We suggest that, in future,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in an ordinary case of armed robbery, where the accused was carrying a knife or other dangerous weapon which he displayed to his victim should normally be five years…

14. If physical violence, which includes tying them up, is used on any of the victims, we suggest that a sentence of seven years should be considered.

15. These suggested sentences should be increased if there are other aggravating factors. Among these, though the list is not exhaustive, are invasion of domestic premises during the night; the presence of more than one person in the group of robbers; threats made to victims; ill-treatment of elderly persons and children; and a multiplicity of offences of a similar kind.”

31.本席明白上級法庭訂定的量刑指引，並非對下級法庭的枷鎖（guidelines are not strait jackets）。可是下級法庭要偏離量刑指引，定必要極充足的理據（cogent reasons）。於本案內，並無任何偏離指引的理由。相反，除了向警員X使用實際武力外，還有多項的加刑因素；包括與甘維邦一同作攻擊、受害人是警員、目標是警槍等。大律師希望法庭考慮第1被根本沒有可能將警槍帶離現場。可是，如第1被告成功搶奪警槍，他可以即時用其指嚇或對付警員。本席明白當時霰彈槍上了鎖，但第1被告並不知情。 事實上，以本案的案情，區域法院的權限根本不足以反映第1被告的罪責。基於上述因素，就「搶劫」罪，本席以7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

32.本席已細閲上述的求情信，亦明白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悲傷及痛心。可是法例的目的是保護大眾，而這類案件的判刑主旨是懲罰及阻嚇；被告人本身及家庭背景變得微不足道。第1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不獲認罪的刑期扣減，亦沒有任何有力的求情因素。因此，就「搶劫」罪，刑期為7年監禁。

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33.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梁天琦及其他人 [2020] 3 HKC 659一案內，2016年2月8日農曆大年初一晚上約9時30分，在旺角砵蘭街集結的人群與警方衝突。在警方把防線向亞皆老街方向推進後，聚集的人群被驅趕至亞皆老街。至2月9日凌晨約2時，至少約數十人仍在亞皆老街位於砵蘭街和上海街中間一帶集結。集結人群把不同物品，包括垃圾桶、卡板、雪糕筒等放置於馬路上作為障礙物。他們走到馬路中心，阻礙道路交通，令車輛需要後退離開。集結的人中有多人戴上口罩，亦有人穿上本民前上衣及手持盾牌。集結的人其後增加至約200多人，主要聚集於障礙物附近及兩旁的行人路。當時，約有10個交通警員在馬路上嘗試清理障礙物，及勸喻在場人士離開，以便重開馬路。約數十個集結的人突然衝出馬路，從後襲擊一個交通警員，並向他投擲物品。施襲者包括第三申請人；他向該警員投擲發泡膠箱，但沒有撃中。該警員受襲倒地；期間，一個男士觸碰到第三申請人，令他跌向並壓在地上的警員。其他集結的人繼續用棍向該警員施襲及投擲物品。該警員最終在其他警員協助下，制服第三申請人。之後，集結人群再次向交通警員推進並投擲物品。第一申請人是其中一個集結人士。他向警員方向投擲垃圾桶頂蓋。其後，一個警長拔出警棍與另外數個警員試圖驅散集結人群，並發出口頭警告。可是集結人群沒有理會，反而繼續衝向警方並投擲雜物。該警長嘗試制止一個手持磚塊的集結人士時，突然感到左耳位置十分痛楚，隨後便倒地。集結人群包括第一申請人繼續襲擊倒地警長；第一申請人以膠桶擲向警長，及用右腳襲擊，以及用木製卡板打向警長背部之後逃走。事後，醫療判傷委員會裁定該警長因受襲而受到2%永久傷殘。襲擊警長後，第1申請人仍逗留在亞皆老街位於砵蘭街和上海街一帶，並揮拳襲擊一個便衣警員。另一名警員上前向第一申請人發出警告，但第一申請人沒有理會。最終，該警員在其他同事協助下用警棍制服第一申請人，並將他拘捕。申請人與同案的被告分別被控暴動及襲警等罪名。第一申請人承認襲警罪，被判處12個月監禁。

34.本案情節嚴重，比梁天琦案內第一申請人使用的暴力過之而不及。本席以18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第1被告即時承認控罪，可獲三分一的扣減；刑期減至12個月監禁。

總刑期

35.第1、3及4項控罪源於同一事件，襲擊警員X亦是第1及第3項控罪的元素；況且第3控罪的刑期已達區域法院的權力上限，因此本席下令第1、3及4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即7年監禁。

關於第2被告的討論

36.本席明白第2被告是一名品學兼優、關愛家人的學生。報告指第2被告因體弱而不適合於勞教中心服刑，但適合判處更生中心或教導所。專家認為他較適合更生中心。本席知悉第2被告希望被判處短期監禁。根據香港法例第226章《少年犯條例》第11條的規定，除非沒有其他處理的方法，否則不應判處年青人監禁。可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附表三，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生罪條例》第36(b)條是例外控罪，即就算是年青罪犯，法庭不需考慮其他判刑選項也可判處即時監禁。本席考慮到第2被告的年齡，受到他人影響及他同年8月被捕後仍繼續參與非法活動。他眀顯地需要更新及有紀律的教導，法庭亦必須考慮到案發時的社會氛圍。本席認為更生中心是最適當的判刑選項，下令判處第2被告往更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