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安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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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661/2023 [2024] HKDC 73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661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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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言 1.被告人承認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 2.簡而言之，被告人從內地來港替一間公司開立一個銀行戶口，於約7個月的時間處理了總數為港幣$48,012,645.62元[1]的黑錢。 承認案情 3.2018年11月26日，超卓越貿易有限公司(“超卓越”)在港成立為法團，被告人是唯一董事兼股東。超卓越的註冊地址是一間公司秘書服務供應商。 4.2019年5月20日，被告人從內地來港於華僑永亨銀行為超卓越開立帳戶(“該帳戶”)，被告人是該帳戶的唯一獲授權簽署人。開戶文件訂明，該賬戶的預設主要存款人為一家以菲律賓為基地的公司Prinzekier Trading，而主要的收款人為一家內地公司源德貿易有限公司。 5.根據入境處的紀錄，被告人在開戶後同日離開香港。 6.2019年左右，警方因一宗保加利亞的銀行戶口被盜用案而向超卓越展開調查。 7.調查發現，該帳戶於2019年5月24日至同年12月6日期間，收到總額808,198.53 歐羅(5筆存款)、美金5,241,458.77元(48筆存款)及港幣97,940元(2筆存款)。該帳戶的提存總款額相若，存款於關鍵時刻經美金分帳戶迅速耗散。 8.經分析後發現，該帳戶於2019年5月至9月期間的歐羅分帳戶大致上並不活躍，但在2019年10月3日至12日期間開始收到歐羅資金，美金分帳戶收到來自美國的匯款，有關存款隨即迅速耗散至美國、菲律賓及內地的其他帳戶，但沒有一筆是轉帳至預設收款人Prinzekier Trading。2019年10月11日至16日期間只有3筆給源德貿易有限公司的扣帳交易，總額為港幣390,000元。該帳戶於2019年12月6日被註銷。 9.2016至2020財政年度，被告人與超卓越均沒有向稅務局作出任何申報。 10.被告人於2023年5月2日從廈門抵港時被拘捕，罪名是「處理贓物」。她於警誡下表示：「我不清楚」。 11.其後，被告人在普通話傳譯員協助下進行錄影會面，她於警誡下承認開立該帳戶，自己是做服裝生意，但當被問及到與超卓越的關係、超卓越的運作，以及開立該帳戶的目的時，她表示：「不清楚」。她之後又說自己自2019年起是一名家庭主婦，沒有收入，依靠丈夫生活；至於她聲稱的服裝生意，她說已經營運了數年，不過，當被問及生意的收入是否經香港銀行的帳戶進行交易時，她又說：「不清楚」；每當被問及有關超卓越及該帳戶時，總是回答：「不清楚」。 12.被告人於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間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超卓越帳戶內總額808,198.53 歐羅、美金5,241,458.77元及港幣97,940元，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輕判請求 13.被告人現年48歲，已婚，是一名中國公民。丈夫現年55歲，任職店務員，月入約人民幣6,000元，另有花紅。丈夫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需長期服藥及定時覆診。被告人有兩名女兒，分別25歲任職文員，和19歲為學生。 14.被告人接受至小學的教育程度。她辯稱2018年中，有一名自稱是其表兄的朋友(“該朋友”)拜訪她，表示她的表兄身在俄羅斯做生意，急需在香港成立一間公司，但因公務繁忙，要求她代勞，結果她把自己的個人資料，包括居民身份證的影印本交給該朋友。由於她曾經從表兄的父親得知表兄是在俄羅斯做生意，故此，她沒有絲毫懷疑。該朋友告知她待公司成立之後，她需要親身到香港開立銀行戶口，而該朋友會替她安排雙程證，表兄亦會負責所有旅費。該朋友又叮囑她因涉及商業機密，不可與其他人提及此事，當時她深信不疑。 15.2019年5月20日，被告人被安排到香港開立帳戶。同日，她被一名於香港接待她的人帶到銀行辦理手續，但該朋友並沒有隨行。由於她不會講廣東話，她全程沒有跟銀行職員溝通，只是按指示在文件上簽名。她完成手續後便返回內地，而該朋友之後告訴她若香港公司有盈利的話，表兄會分一些錢給她，不過，她從來也沒有收取過金錢利益。 16.辯方力陳，被告人因幫助表兄的緣故才犯下本案。她的教育程度低，婚後的20多年都是家庭主婦，受人唆擺及利用下行事。她從中沒有獲得利益，現在深感後悔。 17.辯方於聆訊中把被告人女兒撰寫的求情信呈堂，女兒指被告人「性格老實、重親情和友情」，既單純且容易信人，因而犯下本案。女兒與家人懇求法庭從輕發落。 18.被告人在香港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量刑 19.上訴法庭雖則沒有就「洗黑錢」罪訂下量刑的指引，但一向強調判罰必須嚴峻且具阻嚇性。上訴法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廖麗婷CACC334/2015一案中再次引述多宗案例所表述的判刑原則和考量： 「21. 上訴法庭曾在許多案例中明確指出，「洗黑錢」是十分嚴重罪行，原因是參與清洗黑錢的人不但協助處理和保存非法活動的得益，並試圖使犯罪得益合法化，而且實際上也間接鼓勵罪犯進行非法活動，因此判刑必須要有「阻嚇性」：見 Boma 一案第36段，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慧茵 [2012] 4 HKLRD 189，第16段。 22. 由於每宗「洗黑錢」的案件的情況不大相同，案情甚至可以說是千變萬化，上訴庭不能也沒有對「洗黑錢」的罪行訂下量刑指引。上訴庭副庭長司徒敬在 Boma 一案第40段列舉洗黑錢案件的判刑因素，並強調除了“黑錢”的數額之外，其餘因素包括：
23.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上訴法庭法官張澤𧙗在第9段指出下列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24. 就涉案的「黑錢」數額而言，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2012] 1 HKLRD 197，第15段指出：
雖然上述的量刑基準不是判刑指引，但具參考價值。」(判詞的第21至24段) 20.就本案的情節而言，被告人的角色並非輕微。她以個人的資料在香港成立公司及開立銀行帳戶，讓數額龐大的犯罪得益從海外轉帳至香港，繼而再流向不同的地區，時間約為7個月。她的參與及協助成為清洗黑錢不可或缺的一環，令香港的銀行體系成為處理犯罪得益的一個中轉站，角色與廖麗婷一案中的上訴人有相近之處： 「25. 上訴人在本案扮演重要角色，而其參與程度甚深。她不僅簽署文件以成立“新傳佳”，更是其唯一董事。她從中國大陸到香港開設涉案的銀行戶口，其後更兩次親自到香港以現金提取巨額款項。雖然上訴人只是按其前夫的指使行事，但她在本案的角色屬不可或缺，如沒有她開立賬戶及協助提款，有關洗黑錢活動根本不能成事。」(判詞的第25段) 21.本案涉及的金額高達港幣4千多萬元，屬於一個龐大的數目。本席於量刑時亦考慮本案沒有證供顯示犯罪得益的來源，有關的前置罪行的性質，更沒有證供顯示被告人有份參與或知悉相關的前置罪行，或從洗黑錢的活動中得到任何利益。 22.至於被告人聲稱的犯案處境，全因深信表兄朋友的片面之詞，那為何從沒有向親戚求證、問個明白呢？辯方於庭上進一步解釋：基於商業秘密的原故，她對其他人隻字不提。不過，她有否擔心如果表兄的生意虧蝕，可能需要負上財務上的責任等問題。況且，她的處境有別於受到關係親密的人提出要求或教唆下犯案的情況，例如丈夫或兄弟姊妹。畢竟她只信任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並非身處於盛情難卻、無法推辭的處境。本席認為她的聲稱毫不可信。本席於聆訊中表達了上述的看法，辯方索取指示後決定不提出證據支持其聲稱。是故，被告人的聲稱不構成減刑的因素。 23.至於跨境因素，本席考慮了上訴法庭於廖麗婷一案的觀察： 「27. “新傳佳”在2009年12月成立，該美元戶口和該港元戶口在同月開啟。控方指兩個涉案戶口從2010年12月起開始活躍，但卻沒有說明它們收支的具體情況。雖然兩個涉案戶口從開戶直至2012年8月戶口被銀行結束，時間不算太長，但也不能說很短。本庭同意本案是有一定程度的預備和計劃性，雖然不算是精心策劃，而本案亦具備一定的國際元素。但本庭認為該些因素在同類案件一般都會出現，故本案沒有特別需要加刑的因素。」(判詞的第27段) 因此，本席不打算就跨境因素而把刑罰向上調整。 24.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永信及另一人CACC 342/2011中，批准該案的第二上訴人的刑期上訴，把判刑從5年10個月減至5年。該案的第二上訴人處理港幣5,800萬元的黑錢，她犯案的原因是極有可能是受丈夫的誤導或出於妻子對丈夫的忠誠，她過往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2] 25.本席仔細考慮了整體情節和辯方的陳述後，採納4年9個月為量刑基準。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得1/3刑期扣減，除此之外，本席看不到有其他有效的減刑理據。 26.基於上述理由，被告人被判監3年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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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cited in this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