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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271/2023
[2024] HKDC 123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2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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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何鎮壘大律師，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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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民輝大律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顧張文菊、葉成慶律師事務所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延聘，代表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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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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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經審訊後，第一被告（“D1”）就一項「盜竊罪」被裁定罪名成立。
2.控罪指D1於2021年6月30日在香港，偷竊一輛登記號碼為XF907（“XF907”）的私家車，而XF907為梁家俊（“PW1”）的財產。
案情
3.本案案情，已在本案的「裁決理由書」內詳述。簡言之：
(1) 在所有關鍵時間，PW1是XF907的登記車主； PW1通常都把XF907停泊在 荃灣Plaza 88的停車場（“該停車場”）；
(2) PW1把XF907的「車輛登記文件」（“該牌簿”）存放在他位於荃灣河背街的家中（“該單位”）；
(3) D1是PW1的同居女友；D1與PW1育有一名於2016年出生的孩子；他們三人一同居住於該單位；只有D1及PW1二人擁有可以進入該單位的鎖匙；
(4) 由於D1嗜買名牌袋及愛整頭髮，致使花費多了，所以她自2016年始至2021年6月，她共累積了拖欠財務公司及信用卡公司的欠債約六十萬元；她的債主在2021年6月底去到她任職的公司追債，致使她要辭去工作；
(5) D1在2021年6月28日在互聯網上認識自稱任職債務重組的Terry；
(6) 2021年6月29日晚上11時許，D1把該牌簿交給Terry委派的一名男子；D1是沒有徵詢過PW1，也沒有得到PW1的同意，而擅自在該單位拿走該牌簿交給Terry委派的男子的；
(7) 除了把該牌簿交給Terry委派的男子外，D1亦同時把下列文件交了給那名男子：
(a) D1的身份証正本；
(b) 銀行發給D1的信件以作D1的住址證明；及
(c) PW1的身份証副本；
(8) 她把該牌簿、她的身份証、銀行發給她的信件及PW1的身份証副本交給Terry委派的男子，目的是要把XF907這輛車「賣斷」出售給Terry，以換取金錢；
(9) 她亦把PW1通常都把XF907停泊在該停車場一事，告知Terry；
(10) 2021年6月30日下午約1時30分，有人向運輸署遞交一份「車輛過戶通知書」，取消PW1作為XF907車主的登記，而D1對此事是知情的；
(11) PW1在2021年7月3日下午約4時，仍然見到XF907停泊於該停車場內，但到了同日晚上約11時30分，XF907已不知所蹤——是Terry或與Terry有關的人，在當日下午約4時後至晚上約11時30分前的一段時間，把XF907駛走的；
(12) Terry或與Terry有關的人能知道XF907當時停泊於該停車場，是因為D1向他們通風報訊，以便Terry或與Terry有關的人，除了取消PW1在運輸署作為XF907車主的登記（即剝奪PW1對XF907的擁有權）以外，也可以駛走XF907這輛車的實體；及
(13) D1的上述作為，是不誠實地挪佔屬於PW1的財產，即XF907這輛車，意圖永久地剝奪PW1的該財產。
D1背景
4.D1於1990年3月出生，現年34歲，中學畢業並考獲毅進文憑，未婚，育有一名7歲的兒子。
5.D1在干犯本案前並無刑事定罪紀錄。
求情陳詞
6.張大律師陳詞指：
(1) D1是一位盡責的母親，她的兒子在被告被拘押期間，由寄養家庭照顧，D1極冀望可早日獲釋，與兒子團聚；
(2) D1對自己的行為深感悔疚；
(3) 她在干犯本案前並無前科；
(4) 她身體抱恙，需要動手術處理她的腎囊問題；
(5) 本案並非一般盜竊案，亦無法確實D1在金錢上有否實際得益；
(6) 盜竊罪的判刑沒有一定規範；及
(7) 她受Terry唆擺而犯案。
討論
7.就張大律師的求情陳詞，本席有如下意見：
(1) D1在干犯本案時，應深知犯事帶來的後果，可能令她琅璫入獄，無法照顧年幼兒子，也不能孝順年邁父母；她明知故犯，本席不認為D1要照顧家中老幼是有效的求情因素；
(2) D1在2021年6月29日晚上把該牌簿及其他文件交給Terry委派的人；到2021年7月1日晚上，當PW1發現失去了該牌簿而向D1查問時，D1對PW1不予理會；到D1在2021年7月2日深夜去警署自首，在2021年7月3日凌晨作出會面紀錄時，她都沒有把事情真相，完全坦白地告知警方；是她把XF907通常停泊於該停車場一事告知Terry的，但她一直沒有警醒PW1，叫PW1避免繼續停泊XF907於該停車場，以防Terry能在該停車場找到並駛走XF907，致令Terry或與他有關的人在2021年7月3日下午至晚上時間把XF907盜去；D1的如此種種作為，再加上D1是經審訊後被定罪，可見D1毫無悔意；求情時說D1深感悔疚，極其量只是遲來的悔意，不能構成有效的求情因素；
(3) D1的身體狀況（腎囊毛病），懲教署自會作出適當安排，本席不認為這是極嚴重的病患以致本席需把刑期下調；
(4) 就張大律師陳詞指D1受Terry唆擺；本席留意到在審訊時控方曾申請把控罪詳情修改，令控罪由D1一人犯案改為由D1「與一名或多名身分不詳的人」犯案；但此申請遭辯方反對，而控方最終亦撤回此申請；本席在作出裁決時，亦沒有抹殺Terry等人是D1的「不知情的媒介（innocent agent）」的可能性；本席認為D1的參與是構成本案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若如張大律師所言，D1是受唆擺而犯案的話，則表示本案是D1與其他人共同犯案，刑責反而更深（但本席不打算以D1與其他人共同犯案而加刑）；及
(5) D1有否因干犯本案而在金錢上得益，控方未能提供証據，但D1干犯本案，令PW1失去XF907的擁有權及這輛車的實體，也有可能因而令保險公司要對PW1作出賠償；因此，無法確定D1干犯本案有否在金錢上實際得到益處，並非有效的求情理由。
8.根據 HKSAR v Cheng Chun Ming CACC 356/2000 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余志釗 [2017] 1 HKLRD 392，法庭一般以3年監禁作為偷竊車輛罪的量刑基準。余志釗 案「判案理由書」第10及11段說：
「10. 不過，為求全面，本庭仍然會指出，偷車是嚴重罪行，理由包括：
(一) 不論車種，汽車本身已經是貴重物品，價值不菲。
(二) 汽車也是一個私人空間，它會間中甚至長期擺放著各種個人及/或可洩露敏感資料（如電話、名片、各式文件/信件和各種記憶卡或出入閘卡）的物件。
(三) 汽車經常停泊在公眾地方，容易成為竊取的目標。
(四) 對於私家車的車主來說，失掉車輛是失掉代步工具，會造成很大的不便；對於商用車或用於工作的車輛的車主來說，失掉車輛是失掉生財器具，會造成額外的經濟損失甚或影響生計。
11. 無論賊人的目的何在、偷車案的數目又是否飆升，偷車案的嚴重性皆可從上述四點反映出來。若然案件涉及其他情節（如賊人計劃周詳、失車被非法轉售或用作干犯其他案件的工具），則可被視為加重罪責的因素。」
9.本案中，D1不單偷去XF907這輛車的實體，也偷去了PW1對XF907的擁有權，令運輸署取消了PW1作為XF907車主的登記；再加上D1犯案歷時數天（由6月29日偷去該牌簿，至7月3日讓Terry或Terry有關的人在該停車場偷去XF907這輛車的實體），計劃不可說不周詳，本席認為這些都是加重罪責的因素；因此，本席把判刑由3年監禁的量刑基準上調4個月，至3年4個月監禁。
10.本席採用3年監禁作為本案量刑基準，是一名無刑事定罪紀錄的人在審訊後應判處的刑期，本席不會因D1在干犯本案前無定罪紀錄而把判刑下調（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志宏 HCMA 266/2022「判案書」第66段）。
11.沒有任何有效的求情因素可令判刑有下調空間，故此本席判處D1監禁3年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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