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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145/2022
[2024] HKDC 86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11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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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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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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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菀桐 |
（第二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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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怡 |
（第三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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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方漢權先生，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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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颿先生，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翁余阮律師行延聘，代表第二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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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琛先生，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吳建華律師行延聘，代表第三被告人 |
| 控罪: |
[4]、[5]、[10] 及 [11]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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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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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第二被告李菀桐女士被控以下罪行[1]：
(1) 第四項控罪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
李菀桐於2017年5月4日至2017年9月15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該李菀桐在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所持名下帳戶（號碼768-481087-668）的總額港幣715,217.37元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控罪四”）；及
(2) 第五項控罪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
李菀桐於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9月18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該李菀桐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所持名下帳名（號碼012-739-1-018211-9）的總額港幣355,784.16元款項，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控罪五”）。
2.第三被告劉嘉怡女士則被控以下罪行[2]：
(1) 第十項控罪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
劉嘉怡於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1月29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該劉嘉怡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所持名下帳戶（號碼137-352050-292）的總額港幣78,500元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控罪十”）；及
(2) 第十一項控罪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
劉嘉怡於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1月29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該劉嘉怡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所持名下帳戶（號碼012-748-1-025810-1）的總額港幣67,300元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控罪十一”）。
3.概括而言，控方指稱李女士及劉女士在案發的日期、時間、地點，干犯了俗稱“洗黑錢”的罪行；兩名被告的案情主要指她們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的財產為“黑錢”。
4.經審訊後，本席裁定李女士及劉女士均就她們所面對的控罪，罪名成立。
5.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3)條，相關控罪的最高刑罰為罰款$5,000,000元及監禁14年。
起刑點
6.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 （CACC 159/2009）上訴法庭定下量刑的原則：
「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a)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b)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c)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d)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像受損。
(e) 涉案的時間。」（第9段）
7.HKSAR v Boma Amaso [2012] 2 HKLRD 33（CACC 335/2010）上訴法庭定下量刑的原則：
「由於處理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第24段）
「法庭量刑的參考因素包括：
(a) 可公訴罪行的性質（若法庭知悉）及法律下可處的刑罰；
(b) 被告人是否知悉可公訴罪行的性質（若法庭知悉）及是否知悉涉案財產為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c) 案件是否涉及國際或跨境成分；
(d) 案件的複雜性、預謀的程度及是否有涉及欺詐；
(e) 罪行由有組織犯罪集團干犯是加刑因素；
(f) 案件涉及一宗交易或是多宗交易、犯案時間的長短；
(g) 若被告人知悉可公訴罪行的性質及知悉涉案財產為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後仍繼續干犯是加刑因素；
(h) 被告人在案中的角色和他所作的行為。」（第40段）
8.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 （CAAR 13/2010）：
「清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必須予以阻嚇。判刑應主要反映涉案「黑錢」的金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其他與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次數、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的程度，以及罪行是否有組織和精心策劃。假如有證據顯示「黑錢」源自嚴重和有組織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或假如被告人有極大得益，則刑期理應上調。」（第12-14段）
「根據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的金額和判刑，當涉案“黑錢”是100至200萬元時，量刑基準約為3年，300萬元至600萬元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第15段）
9.律政司司長 訴 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 （CAAR 1 /2013 & CACC 35/2013）：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主要是反映「黑錢」的數額。涉案的「黑錢」事實上並非是源自可公訴罪行，或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反之，如有證據證明「黑錢」源自甚麼嚴重罪行，而被告人知悉「黑錢」的來源，則這構成加重罪責的因素。」（第44段）
10.HKSAR v Xu Xia Li & anor [2004] 4 HKC 16（CACC 395/2003）：
「判刑法官無須考慮可公訴罪行的性質，但如被告人知悉財產來自嚴重罪行，則會加重罪責。」（20F-22D, 22H-I）
「被告人與其合謀者或指使其進行洗黑錢的人士的關係一般而言不是減刑因素，除非被告人曾受不影響。」（24D-E）
11.就李女士所面對的控罪四，涉案的黑錢為$715,217.37，本席認為適當的起刑點為監禁30個月；於控罪五，涉案的黑錢為$355,784.16，適當的起刑點為監禁18個月；就劉女士所面對的控罪十，涉案的黑錢為$78,000，適當的起刑點為監禁12個月；於控罪十一，涉案的黑錢為$67,300，適當的起刑點同樣為監禁12個月。
加刑、減刑
12.概括而言，本案的前置罪行為詐騙，相關控罪維時相對短，使用手法簡單，沒有國際元素，沒有證據顯示李女士或劉女士知悉或參與相關的前置罪行。本案沒有特別的加刑因素。
13.李女士及劉女士都是經審訊後被判有罪，她們都失去了最重要的減刑理由；然而審訊時，她們均完全接納控方案情，本席會酌情扣減李女士及劉女士的刑期，代表李女士的馬家颿大律師及代表劉女士的利琛大律師均陳詞本案有延誤。
延誤
14.就延誤的考慮，可見於HKSAR v Chiu Chi Wing（趙志榮） [2013] HKCU 2420第37段：
“37. The seven factors identified by Buss JA, which were stated not to be intended to be exhaustive or inflexible.
(1) First, delay is not, of itself, a mitigating factor;
(2) Secondly, delay will not ordinarily be a mitigating factor if it has been caused by difficulties in detecting, investigating or proving the offences committed by the offender, and the period of the delay is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3) Thirdly, delay will not ordinarily be a mitigating factor if it is caused by the offender’s obstruction or lack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State, prosecuting authorities or investigatory bodies, but the offender’s reliance on his or her legal rights is not obstruction or lack of co-operation for this purpose;
(4) Fourthly, delay will not ordinarily be a mitigating factor if it results from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cluding delay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der or a co-offender exercising his or her rights; for example, interlocutory appeals and other interlocutory processes
(5) Fifthly, delay may be conducive to the emergence of mitigating factors; for example,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delay, the offender has made progress towards rehabilitation or other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to him or her have emerged;
(6) Sixthly, delay (not being delay of the kind described in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guiding principles) will ordinarily be a mitigating factor if:
(a) the delay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stress for the offender or left him or her,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in ‘uncertain suspense’; or
(b) during the period of delay the offender has adopte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he or she would not be charged, or a pending prosecutlon would not proceed, and the offender has ordered his or her affairs on the faith of that expectation.
(7) Seventhly, delay caused by dilatory or neglectful conduct by the State, prosecuting authorities or investigatory bodies may result in a discount of the sentence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imposed on the offender, if the court thinks it an appropriate means of marking its disapproval of the conduct in question.”
15.本席查閱控方所提交的時序表。警方在2017年9月22日拘捕了李女士及向她進行錄影會面；在2018年10月15日警方將她釋放，她無須到警署報到，亦無須保釋；在2022年10月12日，警方再次拘捕李女士，她在2023年4月4日在區域法院提訊，案件在2024年2月1日受審。
16.警方在2018年5月14日拘捕了劉女士，並向她進行錄影會面；在2021年8月27日，警方釋放了她，她無須到警署報到，亦無須保釋，在2022年10月11日，警方再次拘捕她，她同樣在2023年4月4日在區域法院提訊，及案件在2024年2月1日開審。
17.本席留意到李女士於2017年9月22日被拘捕，到本案在2024年2月1日開始審訊，當中經過了約6年半；及在2018年10月15日，李女士獲得釋放，並在2022年10月12日被再拘捕。
18.同樣，劉女士在2018年5月14日被拘捕，到2024年2月1日開始審訊，當中經過了約6年，她於2021年8月27日獲釋，於2022年10月11日再被拘捕。
19.本席認為控方處理李女士及劉女士的案件時，都有延誤，尤其過程中，她們均曾經被釋放，無須擔保，之後被再拘捕。
20.本案案情相對簡單，兩名被告“洗黑錢”的手法並不複雜。涉案的短訊均源於第一被告蔡女士的手機，而蔡女士是同意控方檢查她的手機並擷取其中資料，因此控方的取證過程簡單、直接。
21.李女士的背景報告指她一直相夫教子、努力工作，期間工作表現良好，可見她沒有自暴自棄，一直為自己及家人創造美好環境。
22.根據劉女士的背景報告及社會服務令報告，劉女士事發後亦一直克勤克儉地工作，養活自己，貢獻家庭，亦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成為其他人的導師。
23.綜合以上，本席認為李、劉二人均符合案例上的要求，可以因延誤而獲得減刑。
24.本席尤其要指出，李、劉二人均曾被警方無條件釋放，李女士在2018年10月15日被無條件釋放，在約4年後再次被拘捕；劉女士在2021年8月27日被無條件釋放，到1年多後再被拘捕。毫無疑問，以上情況均對他們二人構成重大打擊。本席會因此而酌情減刑。
其他減刑因素
25.李、劉二人過往都沒有刑事紀錄，本席亦認為他們已獲得深刻教訓，重犯的機會輕微。
26.除以上外，本席綜合了馬大律師及利大律師的求情，李、劉二人的各項報告、求情信等內容，本席認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求情因素。
總刑期
李女士
27.控罪四的起刑點為監禁30個月，控罪五的為監禁18個月。本席考慮的整體量刑原則認為控罪五的監禁12個月，應該和控罪四的同期執行，因此控罪四及五的刑期合共為監禁36個月，亦足以反映李女士合共清洗了約100萬元的“黑錢”。
28.代表李女士的馬大律師力陳，李女士的案件屬於例外情況，本席可以判處李女士緩刑（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Leung Yui Ming（梁銳明）CACC 30/2023 [2024] HKCA 562）。
29.在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
“[47-11]
Although it was previously thought that the test to be applied in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uspension was one of ‘exceptional circumstnaces’, this, in fact, only applies in repsect of particular offences,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by the courts: Secretary for Justrice v Wade [2016] 3 HKC 274, 288. Into this category, not inconsiderable, fall such offences as:
……
(9) money laundering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oi Sui-hey [2008] 6 HKC 166, 179;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iu Yun-yee [2017] 3 HKC 454, [2017] 3 HKLRD 678).”
“[47-12]
Quite clearly, there is a duty on counsel, particularly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to be in a position to advise a court which is considering suspension whether or not the offence before it is one governed by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this will be obvious, as with very serious crime, but not always. If not, then, in respect of other offences,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apply, and ‘the courts must have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mmission of that offence and that of the defenda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it is appropriate to exercise its power to suspend the operation of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ade [2016] 3 HKC 274, 289. In HKSAR v Lai Ka-yin (HCMA 294/2016, 19 May 2017, unreported), a fraudulent CSSA claimant received a suspended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on account of her clear record, physical disability and family difficulties.”
30.因此在本案，如果本席要考慮是否判處李女士緩刑，本席要考慮本案是否有例外情況。本席同意延誤足以構成例外情況（見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Kit Bing, [2001] 2 HKC, (28D-F)）。正如之前本席的分析，李女士在2017年9月22日被拘捕，在2018年10月15日被無條件釋放，在2022年10月12日被再拘捕，到2014年2月1日受審，當中經過了6年多，她曾被無條件釋放後被再拘捕；本案案情簡單，不涉及複雜手法或境外搜證；涉案的短訊可以輕易擷取，不涉及複雜的解密程序；李女士一直合作，沒有阻礙調查。本席尤其關注李女士曾被無條件釋放，之後再被拘捕，這必然對她構成重大打擊。
31.此外，綜觀整個案情，亦有令本席關注之處。李女士一直努力工作，照顧家人、丈夫；她是受到第一被蔡女士的誘使，又貪圖既不確定，又微小的回報，才干犯本案；審訊時完全同意控方案情，沒有挑起無謂爭議；她已經被覊押了一段時日，重犯機會輕微。
32.從整體情況來考慮，本席最終認為緩刑是合適的選項，本席因而判處李女士面對的控罪四及五均判監2年，緩刑3年，同期執行，因此總刑期為監禁2年，緩刑3年。
劉女士
33.本席之前對李女士判刑的分析，同樣應用在劉女士身上。劉女士在2018年5月14日被拘捕，2021年8月27日被無件釋放，2022年10月11日被再次拘捕，2024年2月1日受審。
34.審訊時，劉女士同樣完全同意控方案情，沒有挑起無謂爭端；她同樣因為貪圖蠅頭小利，受到蔡女士的引誘而干犯本案。本席尤其關注，案發時，她只是16歲的中五學生，入世未深、思想單純、容易被誘惑。
35.本席在整體考慮下，同樣認為針對劉女士情況，緩刑是合適的選項。
36.本席因而判處劉女士於控罪十監禁1年，緩刑2年；控罪十一同樣為監禁1年，緩刑2年，兩項控罪同期執行，因此緩刑期為監禁1年，緩刑2年。
37.此外馬大律師在陳詞時指李女士清洗的金額合共只為$870,000。此說法在審訊時沒有提出，李女士亦完全同意控方案情，本席因而無須理會。
總結
38.總括而言，在控罪四，本席判處李女士監禁2年，緩刑3年；控罪五，同樣為監禁2年，緩刑3年；兩項判刑同期執行，因此總刑期為監禁2年，緩刑3年。
39.在控罪十，本席判處劉女士監禁1年，緩刑2年；控罪十一的同樣為監禁1年，緩刑2年。兩項判刑同期執行，因此總刑期為監禁1年，緩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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