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邱燕軍

DCCC 1120/2024

[2025] HKDC 164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1120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控罪

1.被告人承認控罪及同意案情，被裁定「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罪名成立。

同意案情

2.簡言之，受害人（“控方第一證人”）墮入“冒充內地官員”電話騙案。控方第一證人接到騙徒來電，對方假稱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致電。該騙徒指控控方第一證人涉及中國的一些犯罪活動，要求她將銀行帳戶（及密碼）上載到虛假網站。之後，其他騙徒指示控方第一證人開立一些銀行帳戶，並匯款入該些帳戶作進一步調查。控方第一證人後來發現她的款項被匯至其他銀行帳戶，其中一個是被告人的滙豐帳戶（帳戶號碼：484-571864-833，“滙豐帳戶”）。該帳戶於2021年6月5日收到來自控方第一證人的總額港幣360萬元款項。其後，控方第一證人丈夫揭發騙局，二人向警方報案。被告人是該帳戶的唯一獲授權簽署人。

3.而另一名受害人（“控方第二證人”）亦墮入網上投資騙案。她在騙徒哄騙下，於2021年6月10及15日分別向該滙豐帳戶存入港幤388,000元及港幣352,000元。

4.被告人的滙豐帳戶於2021年5月10日開立，2022年2月19日結束。資金流向分析顯示，該帳戶於2021年5月10日至2021年6月19日期間最為活躍，錄得總額港幣4,574,315.66元存款（包括上述來自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的款項），分40次交易存入，並錄得總額港幣4,574,031.25元提款，分25次交易提走。

5.資金流向分析顯示，所有款項一經存入滙豐帳戶，便於同日合併提走，導致帳戶的每日結餘偏低。

6.在開戶授權書中，被告人報稱無業，居住在東涌滿東邨滿康樓。滙豐向被告人發出一張自動櫃員機卡及多張銀行月結單。

7.出入境紀錄顯示，滙豐帳戶開立時，被告人身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

8.被告人於2024年4月26日被拘捕，在警誡下保持緘默。被告人在警誡錄影會面期間，聲稱為了港幣2,000元報酬而將其滙豐帳戶賣給一個叫“阿強”的人，但他不記得“阿強”全名，亦不再有其聯絡號碼。

9.被告人因此被指於案發期間連同“阿強”，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滙豐帳戶內的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仼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被告人的背景、刑事定罪紀錄及減刑陳詞

10.被告人現年50歲，案發時45歲，已婚。被告人受教育至中二，報稱職業為兼職清潔工人。自2018年至2022年有4項刑事定罪紀錄，2022年3月有兩項偷竊相關定罪紀錄被判4個月監禁。

11.陳大律師指出被告人及早認罪，因貪圖快錢而犯案。陳大律師援引案例，並提出本案不涉及跨境成分，減低罪責。其他陳述提及控方有足夠理據加刑，建議減少加幅。

討論及判刑

12.在定罪後，控方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電騙及「洗黑錢」傀儡戶口數字罪案近期的普遍性、獲益性、傷害性[1]，而就有關控罪的情節，作為可能加刑的因素。辯方不反對有關證供呈堂。

13.一般而言，量刑過程包含4個主要步驟。首先，訂立量刑基準。其次，考慮是否存在加重刑責的因素，例如涉及多名被告人或被告人為慣犯等。第三，審視案情及被告人的個人背景，以評估是否存在減刑因素，例如被告人認罪可享有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最後，法庭需審視整體量刑的公平性，從而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這些均屬法庭酌情權範疇，無須受不必要的限制：HKSAR v Suen Ping (孫平) [2024] HKCA 701[2]。

14.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量刑程序與傳統方法略有不同。當控方根據第27(2)  條向法庭申請加刑後，法庭可在其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就該罪行對被告人宣判較會在沒有該事項時所宣判為重的刑罰。此加刑部分會在量刑的第3步，即考慮減刑因素後進行。最後，法庭仍需考慮整體量刑的公平性，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

15.根據上述法例第 27(11)  條，在法庭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可基於4種情況加重被告人的刑期。第一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該指明的罪行屬有組織罪行。第二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2)  條提供的資料。第三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8)  條提供的資料[3]。第四種情況實際上屬於前3種情況的延伸，即以上情況的事項為被定罪的人所同意[4]。 

16.根據案例和主流意見，「洗黑錢」案件的加刑幅度介乎20% 至50%：洪永俊[2011] 2 HKLRD 167；梁耀輝 CACC 100/2014；陳皓傑CAAR 1/2024。

17.「洗黑錢」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

18.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涉案的時間。」

19.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20.在雲國強，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21.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22.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23.在本案，被告人涉及一項控罪，涉及金額港幣4,574,315.66元。第二，控罪涉案時段約個多月。經考慮案情及被告人減刑陳詞，本席把總量刑基準訂在3.5年監禁，扣減認罪的1/3後為28個月監禁。

24.根據李總督察的供詞第16段提及詐騙及「洗黑錢」傀儡戶口數字。第20段提及，有關的報案數目及金額，以2020年至2025年計，涉及「洗黑錢」金額由2020年的24億升至2024年的39億元，加幅驚人，無疑已達到猖獗程度，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禍害及巨大的經濟損失。

25.經考慮李總督察的供詞後，本席批准控方就香港法例第455章第27(2)  條向被告人申請加刑。本席認為，合適的加刑幅度應為20%。因此，本席根據第455章第27(2)  條加刑20% 由28個月監禁加至33個月監禁（扣除小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