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英 對 利華防水建築有限公司

HCLA 12/2017

[2020] HKCFI 12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勞資審裁處上訴2017年第12號

(原案件編號：勞資審裁處申索2016年第29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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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I. 序言

1.申索人鄭麗英 (下稱「鄭」) 與被告人利華防水建築有限公司 (下稱「利華」) 存在著僱傭關係。鄭於2011年左右開始加入利華兼職工作，並於2013年起正式轉為全職的員工。鄭向前僱主利華追討A項佣金港幣621,897.65元及B項底薪金額之餘額欠款港幣24,500元，合共港幣646,397.65元。

2.申索人主要申索從2011年以來累計佣金額的未付累積餘款，特別是2015/2016年度較為大額的佣金金額的餘款欠款。於2016年9月13日，鄭於勞資審裁處 (下稱「該審裁處」) 提出申索 (LBTC 2974/2016，下稱「該案件」)，追討上述A項佣金港幣621,897.65元。利華對佣金申索提出爭議。於2017年4月24 - 27日，該案件在該審裁處暫委審裁官陳維信 (下稱「陳審裁官」) 席前進行審訊。於審訊中，鄭再重新核對帳目後發現，從2013年至2016年期間，累積未付底薪的餘額欠款共港幣24,500元，利華對此項未付累積底薪欠款並不爭議，因此陳審裁官於2017年4月27日批准鄭修訂其申索書，加入上述B項底薪餘額欠款之申索。

3.於審訊中，鄭作供描述她的申索和佣金的協定及基礎，亦傳召兩名證人葉孫煌 (下稱「葉」) 和周銘 (下稱「周」) 作供。利華由其經理梁瓞恆 (下稱「梁」) 代表並作供，亦傳召其他5名證人作供，即李文基 (下稱「李」)、蔡小忠 (利華的老闆 / 董事，下稱「蔡」)、梁偉雄、梁定安 (下稱「梁定安」) 和李敬恩。

4.於2018年4月11日，本席就利華的上訴許可申請頒下判決書 (下稱「該判決書」)，而該判決書的第4 – 8段詳述該案件之背景，現撮錄如下：

「4.  沒有爭議的事實包括自2009年開始，蔡聘用鄭於蔡持有的另外一間處理追收壞帳並名為「安信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下稱「安信」)。鄭的案情指稱，她入職時當營業員或銷售員﹐負責找客戶並向客戶提供追收債務之服務，從而為公司賺取服務費 (即收取壞帳或「收數」之利潤，而該利潤通常是追收款額30%)，而鄭作為銷售員也可取得成功追收款項的利潤10%為佣金。當時鄭的底薪為每月港幣7,000元，其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多勞多得的銷售、找客戶、提供收數服務之生意而賺取的佣金。於2011年，蔡安排將鄭轉職至其持有的利華，在該公司擔任兼職工作，當時跟隨李並且向他提供協助，處理防水工程的合約、客戶、報價和落標等工作。鄭起初沒有經驗，並跟隨李學習跟進該些工程、報價、落標和見標等相關工作。於2013年，鄭正式轉為利華的全職僱員，繼續處理工程、銷售和營業之工作，但同時亦保留跟進一些安信的舊工作。鄭指稱，從2013年她於利華轉為全職開始，她主力經營銷售員或營業員之工作，直至2016年5月份離職時止。

5.  鄭與安信 / 利華均沒有簽訂書面僱傭栛議，而合約或僱傭關係是以口頭協議方式達成。鄭指稱，這是蔡的常規做法，因為蔡無論在安信或利華也沒有跟任何一位員工簽訂書面僱傭合約，僱傭關係都是以口頭方式作出。鄭指稱，除每月底薪外，她還獲得不定期的協定佣金之部份款項的支付。該支付在一般情況下會以銀行轉戶方式作出，基本上每月都有款項之發放，有些時候每月不止一次發放款項，而佣金是以銷售的合約金額及跟僱主協定的百分比計算。但當鄭向利華追問有關累積佣金款項時，她遭到利華拒絕支付。

6.  利華主要抗辯指稱，鄭非營業員或銷售員而是文職職員，處理文書或聯絡工作，每月底薪為港幣7,000元。利華否認發放款項是佣金的支付，而是隨著蔡的決定而不定期發放的酌情花紅，因此利華反對該案件的累積佣金餘款的申索。

7.  該案件的主要爭議焦點在：

(1)  鄭是否營業員 / 銷售員，並以營業員之工作賺取佣金，或(如利華所稱)她只是文員、文職工作人員或聯絡員，因而沒有佣金之收入；

(2)  鄭跟利華的僱傭協議是否包括佣金得益之條件，即他們之間是否存在著佣金協議(下稱「該協議」)，或(如利華所稱)這只是由利華的蔡不定期發放的酌情花紅而非佣金；

(3)  假如該協議存在，鄭在該協議中得到佣金的基礎(包括協議的佣金百分比)，即她應否獲得其所申索的佣金累積餘款款額；及

(4)  利華是否要向鄭支付拖欠的佣金。

8.  陳審裁官於2017年5月16日作出裁決，裁定鄭的申索得直 (即A項佣金港幣513,424.44元[1]及B項欠薪港幤24,500元)，利華須即時繳付鄭款項共港幣537,924.44元，亦須按第57章《僱傭條例》第25A條支付鄭上述A項佣金及B項欠薪的利息，而利息須按法定利率由到期支付的日期起計算直至實際支付的日期止，而利華須即時繳付訟費港幣1,070元予鄭，並須按第25章《勞資審裁處條例》(下稱「該條例」)第39(3)條的規定繳付給鄭上述的利息，利息須由裁斷作出的日期起計至實際支付的日期止(下稱「該裁決」)。於2017年8月15日，陳審裁官頒下判決理由書(下稱「該理由書」)。」

5.為方便起見，本席於本判決書仍然沿用該判決書採用的簡稱及 / 或縮寫。

6.利華認為該裁決錯誤，因此於2017年5月18日存檔「基於法律論點而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書」(下稱「該申請書」)，並於該申請書稱陳審裁官在法律論點上作出錯誤裁定。於2017年5月23日，利華的代表律師存檔代表通知書。於2017年11月20日，利華呈交完備上訴理據，提出6項上訴理據 (即該判決書第10段所提及的該完備上訴理據 (1)–(6) )。正如上述，本席於2018年4月11日頒下該判決書，許可利華按該完備上訴理據(1)-(4)及(6)就該裁決提出上訴。該判決書的正式命令述明如下：

「1.  批准[利華]就以下之完備上訴理據就[該裁決]提出上訴：-

(i)  基於[陳審裁官]在缺乏調查[鄭]在[利華]的收入較在安信時的更高的情況下，因此[陳審裁官]無法達到一個公平及適當的裁決而因此對[利華]構成不公，因此[利華]可就這方面提出上訴；

(ii)  基於[陳審裁官]在作出裁決時，錯誤地沒有考慮有關的因素而偏離正軌，即沒有仔細考慮所有支持[利華]酌情花紅說法的證據；以及[陳審裁官]未有處理及分析[李]及梁定安的相關證供，也沒有解釋他為何在忽略該等證供的情況下作出其裁斷，因此[利華]可就這方面提出上訴；

(iii)  基於[陳審裁官]並無有效地履行其調查責任，就有關[利華]的計算佣金的基礎事宜進行調查，並分析該等證據後才作出裁斷，因此[利華]可就這方面提出上訴；

(iv)  基於[陳審裁官]錯誤地沒有清楚指出[利華]和[鄭]之協議計算佣金的基礎，因此[利華]可就這方面提出上訴；及

(v)  基於[陳審裁官]錯誤地容許新證據呈堂，因此[利華]可就這方面提出上訴。

2.  本上訴許可申請之85%訟費歸於上訴訟案中。」

7.於2018年4月19日，利華存檔原訴動議通知書就該裁決提出上訴，並申請撤銷該裁決及要求法庭作出如下的命令 (下稱「該原訴動議通知書」)：

「1.  撤銷上述由 [陳審裁官] 所作之 [該裁決]；

2.  將本案連同上訴法庭認為適當的指示發還[該審裁處]，由另一名[該審裁處]審裁官重新聆訊；

3.  將本案於審訊時所涉及之訟費裁決發還[該審裁處]，由另一名[該審裁處]審裁官作出裁斷；

4.  [鄭]須支付[利華]上訴許可申請聆訊中85%之訟費。

5.  [鄭]須支付[利華]本上訴的訟費。」

8.利華在該原訴動議通知書述明上訴理由如下：

「1.  [該完備上訴理據(1)] [陳審裁官]於裁定[鄭]及[利華]之間存在著佣金協議時，以錯誤的基礎支持[該裁決]或沒有實質證據支持[該裁決]或考慮了無關的因素，即[利華]東主[蔡]承諾[鄭]於轉職到[利華]後會賺取更高之收入一事上，與佣金協議是否存在，並沒有必然的關係。進一步而言，[陳審裁官]就裁定[利華]東主[蔡]承諾[鄭]於轉職到[利華]後會賺取更高之收入代表給予[鄭]合約佣金一事上，未有充份履行其於該條例下第20條中審裁官所須承擔的調查責任，即調查[鄭]是否在得到酌情花紅的情況下，從[利華]所賺取的收入，比她原本在舊公司所賺取的收入為少[下稱「該上訴理由(1)」]；

2.  [該完備上訴理據(2)] [陳審裁官]並未有在[該理由書]之中充份地及適當地裁斷為何不接納[利華]提出的酌情花紅的說法，因而未有充份地履行其述明判決理由的責任。進一步而言，[陳審裁官]在作出裁決時，錯誤地沒有考慮有關的因素，即沒有仔細考慮所有支持[利華]酌情花紅說法的證據[下稱「該上訴理由(2)」]；

3.  [該完備上訴理據(3)] [陳審裁官]一方面裁定[鄭]的佣金得益在於她協助處理、跟進工程項目，但另一方面卻忽略[鄭]申索當中的有約[若]干合約於離職時仍然在進行，因此裁定[鄭]可以全數得到該些合約的佣金是偏離正軌及自相予盾的[下稱「該上訴理由(3)」]；

4.  [該完備上訴理據(4)] [陳審裁官]裁定[鄭]工作時是否單獨一人處理或跟[李]一同處理並不具關鍵性，是錯誤地沒有考慮到與案件有關的因素[下稱「該上訴理由(4)」]；及

5.  [該完備上訴理據(6)] [陳審裁官]就結案陳詞階段接納[鄭]呈堂的C47(2)新修訂的列表，錯誤地裁定為不是新增的證供，而[陳審裁官]亦未有給予[利華]機會就新增的證物及證供作任何的盤問、回應及陳詞，因此對[利華]構成不公[下稱「該上訴理由(5)」]。」

9.於2018年9月10日，利華依據該原訴動議通知書而提出的上訴 (下稱「該上訴」) 在本席席前進行聆訊 (下稱「該聆訊」)。邱大律師代表利華出庭應訊，而鄭則沒有律師代表，親自出席聆訊。邱大律師於該聆訊向本席確認，利華在該上訴不會依賴該上訴理由(5)。

II.   陳審裁官的裁決理由

10.陳審裁官的裁決理由見於該理由書及該判決書第11 – 29段。為了方便在下述處理該上訴理由(1) – (4)的分析，本席現複述該判決書第11 – 29段：

「陳審裁官的裁決理由

11.  就上述第7(1)段提及的爭議事項，陳審裁官認為利華指稱鄭單單是文員或地盤項目聯絡員之說法並不可靠。就鄭的職銜而言，陳審裁官毫不猶疑地認為鄭是工程銷售員或營業代表的身份，而非單單是文員或文職工作的聯絡員。

12.  鄭的工作性質及職銜 對此事宜，陳審裁官表示他考慮到多方面的證據均指出鄭是營業員，她負責之工作範圍就如她所描述般。陳審裁官考慮到雙方證人的證供，特別是有關描述鄭工作情況及工作內容之證供，當中指出鄭參與落標、見標、到地盤處理跟進工作、配合工作準備標書、報價等工作，都跟鄭以營業員、銷售員身份工作之說法一致，於這方面陳審裁官完全接受鄭的證供。對於鄭的實際工作之內容及性質，陳審裁官還考慮到葉和周的證供，而利華各證人之證供也沒有排除鄭當營業代表，代表利華去處理工程事宜之事實。陳審裁官接受鄭的工作範圍廣泛，而利華指稱是Project Coordinator的職銜與上述裁斷沒有衝突。再者，李亦確認鄭的Project Coordinator工作主要幫他去聯絡及處理做標書和報價的submission。陳審裁官也考慮到利華為鄭印製的卡片，卡片上也印著營業主任或營業經理 (文件C32)，而利華為鄭呈交至稅局的申報也寫上「sales」，即營業或銷售員之字樣 (文件C2-C8)。

13.  一人或與上級處理工作 陳審裁官認為，鄭處理工作時跟李一同處理或並非由她單獨一人處理這兩點並不具關鍵性。陳審裁官認為，她賺取佣金並不取決於要求她單獨一人處理工作或跟上級一同處理工作，因為她工作上的參與，協助落標、見標和處理合約等工作，也構成她工作之部份，這也促使她能賺取佣金。

14.  陳審裁官亦接受(1)於加入利華工作初期時鄭須跟李學習及汲取經驗，(2)她其後已經能獨自處理該些工作(包括報價、落標及見標等事宜)，而不用跟李一起工作或受李嚴密監督，以及(3)她並非決定標價之決策者，而這也非她的工作。於每項報價中，鄭須向其上級李報告請示，以確保標價的價目正確及可有盈利，但她其後已經能獨自處理該些報價出價，而有些時候能獨自見標。

15.  工作名稱 陳審裁官亦接受鄭指稱，她於利華工作期間於工作中使用中文名稱周芳治及英文名稱Chris Chow，這名稱都是蔡建議及安排為她而改的，以配合工作需要。這情況亦跟蔡自己也於工作中使用Jeff Cheung這姓名的做法相符，陳審裁官認為這亦足以證明蔡有這方面的作風。

16.  就上述第7(2)段的爭議事項，陳審裁官表示他於審訊中已考慮雙方的證供、證據及各證人的庭上證言，並相信及接受鄭的證供及說法，認為她是誠實的證人。陳審裁官指出，鄭將事實的內容向法庭詳細交代，就是否存在有關佣金的該協議事宜上，陳審裁官接受她的說法，她跟利華的蔡有口頭協定，除了底薪外，她於利華之工作是以工程接單，以簽訂後的工程總額去計算佣金，而她的佣金百分率為工程額3%，其後增加至5%。陳審裁官接受鄭的證供及說法，指該些計算佣金的百分率都是由蔡同意及確認下作出的。

17.  正如上述，陳審裁官接受鄭的證供指稱，她的工作包括聯絡客戶、跟客戶應酬、跟客戶溝通、協助製訂報價單、提出傾價、落標及見標，在合約達成後亦須跟進到地盤處理事宜，配合工程施工，跟地盤管工和測量師去配合工程施工項目等等，而她亦有處理報價的相關文書工作。陳審裁官不接受利華之說法，指鄭只是處理一般文書工作的文員，而非營業員或銷售員之身份。

18.  就該協議的爭議事項，陳審裁官亦接受鄭作供指稱，她的佣金得益在於她協助處理及跟進工程項目(這包括簽訂舊有或現存客戶的價單及合約，也包括由她跟進銷售及參與之工程項目)，而佣金權利取決於落實簽訂後的工程項目總工程額，而不取決於工程項目是否由她帶回來或由她首先介紹給利華。

19.  陳審裁官認為，鄭跟利華之間透過蔡的承諾存在支付佣金的僱傭條件，這以口頭方式作出，蔡或利華採取不以書面協定雙方條件，這是利華自己的選擇及權利，這不會影響以口頭協定的佣金計算及支付之承諾。由於鄭供稱雙方僱傭的條件中，並沒有訂明年終酬金或年終花紅之條件，鄭自己也不清楚曾收取其指稱的部份金額是獎金、花紅或佣金，但陳審裁官認為，在計算整體佣金而言，也應將該些支付收款作為佣金的部份去考慮。儘管蔡提出不定期發放的是酌情花紅，亦多次發放給鄭和其他員工，這跟他發放給其他員工的情況類近，但陳審裁官認為該些應視為給鄭發放的部份佣金的支付而去考慮及計算。

20.  另外，雖然蔡確認沒有為員工(包括鄭)供強積金之事實，陳審裁官認為，這是沒有遵守法規，但不影響他考慮該協議是否存在之事宜。陳審裁官不接受蔡對此情況的相關解釋，並發覺就此事宜蔡跟梁的證供存在矛盾之處。蔡供稱每當員工入職時他有詢問員工是否需要供強積金，而梁供稱不明白公司為何沒有供強積金，再者供強積金是法定責任，不是需不需要供之決擇。蔡於庭上的證供亦顯得迴避，多次以「不記得」回應問題。

21.  就佣金之口頭承諾 (即該協議) ，陳審裁官亦注視到不爭議的證據及事實顯示，鄭轉職至利華時，蔡向鄭作出承諾，於利華賺到的會相對於在安信時賺到的更為高。陳審裁官理解到鄭轉職至利華時，她的底薪跟在安信時相同，安信給鄭的佣金比率是項目利潤10%，而鄭當時亦以尋找更多客戶，為安信賺取更多利潤而使自己賺到更多的佣金。蔡既然確認鄭轉職到利華時會賺取更高之收入，陳審裁官認為鄭跟蔡(即利華方面)有佣金的承諾，而不會單單只收取底薪港幣7,000元，以及利華指稱的不定時及可有可無的花紅，而事實上，李(利華的證人)亦未能否認從分紅記錄(文件D9)中反映他自己的分紅，無論是否包括人工，也顯示於2014年有港幣500,000元，2013年有港幣250,000元，以及2016年計至10月有港幣340,000元。

22.  為了證明鄭指稱佣金承諾的條件存在，鄭於盤問梁時播放她跟他的電話錄音，而當時梁沒有提出反對。陳審裁官指稱他按照確保公平審訊的基本原則，容許這方面的盤問，其後還容許鄭補交這電話錄音檔案(文件C44)以及謄本(文件C45)。陳審裁官接受這電話錄音是梁跟鄭之對話錄音，是正確及真確的紀錄，而文件C45亦是不受爭議的文字謄本。梁於審訊中起初稱不記得有這對話，但最後亦確認對話錄音的電話號碼 6xxxxxx2是他的。當鄭提出有該紀錄時，梁也提出「你–我諗你要交埋畀法庭，呢段錄音我真係唔–我真係唔記得有同佢對話過呢段」，但梁最後亦確認，雖然他記不起有這對話，他同意跟鄭有對話。

23.  於該對話中，陳審裁官注意到在鄭追問佣金支付之情況時，利華的代表梁並沒有否定佣金權益及存在之說法，而相反地，梁多次描述佣金時只提出不用支付該佣金餘款之原因(文件 C45(1)-(2)) ，其中梁回應說「總之你唔使同我講咁多嫁啦，d commission我就唔會再出㗎喇！有本事你就告我......」。因此，就佣金權利而言，陳審裁官裁定鄭與利華之間存在佣金利益之條件及承諾，利華須按該承諾發放佣金予鄭，因此利華公司已違反跟鄭於僱傭合約中之責任，沒有妥善地支付佣金而須向鄭作出補償。

24.  就上述第7(3) 段的爭議事項及佣金欠款之計算方面，陳審裁官亦接受鄭的證供所指稱，於每年度年尾都會跟蔡確認佣金之百分率及金額之事宜，這方面李也有份參與，當中鄭製訂該年的列表[2]，而每年佣金事宜也得到蔡的確認，每年如是。從文件 C33的Excel列表可發現，真正拖欠佣金支付主要發生於2015年年度，該期間是生意較好的一年，鄭參與處理的工程額總和亦超越港幣1,300萬元 (文件C47(2)) 。陳審裁官接受鄭的說法，以及該列表中的數字及計算，特別是有關2015年度的工程額。利華的梁亦確認主要爭議在於2015/2016年度期間的工程額，即利華於文件D17提出2015/2016年度期間該13-14項有爭議之部份。

25.  陳審裁官表示，鄭於審訊時再作佣金的清楚計算，而利華亦有充份機會回應，在梁作供的前後兩天中，陳審裁官有要求他呈交進一步文件，亦給予他機會回應及補充文件及資料，但梁於他作供完結時確認他取得蔡的指示及徵詢律師後不會有進一步文件呈交。陳審裁官表示，利華方面亦沒有呈交進一步有關工程合約及工程價目的詳細資料，而只提出一些指稱及爭議的金額的數字，並於文件D17的列表中表達。陳審裁官認為利華方面未能提供列出反駁鄭之佣金計算之憑證，而利華所提交的列表／資料亦未能構成準確及全面地顯示有關2015年全年工程合約額及利潤之憑證，特別是利華方面沒有呈交2015年年度的有效會計帳目、審計報告、工程合約、工程合約額以及其總利潤，從而計算出每月的利潤以證明2015年年度產生的交易及工程合約的總額。

26.  陳審裁官表示，法庭於提訊及審訊時已不下一次向利華提出及要求利華交出該些會計帳目、審計報告以及工程合約額以及利潤之憑證，以及其衍生利潤的資料，但利華方面沒有符合，而且所呈交法庭的資料亦非全面之紀錄，也無法協助法庭理解利華提出實際及／或準確之佣金計算。

27.  於審訊中，在陳審裁官要求下，鄭再次呈交更新的列表 (文件C47(2))，列出其申索佣金的計算，包括各項工程的公司名稱、工程項目地點、工程總額以及佣金之百分比。陳審裁官認為，這文件C47(2)列表是一份總列表而不是新的證據，這是鄭從文件C33的Excel列表加以整理製訂的，方便陳審裁官理解鄭就佣金申索的最終立場，亦同時列出鄭對2015/2016年度期間就利華於文件D17提出有爭議之該13-14項部份的回應，並針對2015/2016年度期間以紅色字體展示的修改部分。鄭於結案陳詞時逐一解釋文件C47(2)列表中的2015/2016年度期間以紅色字體修改的部分之最終立場，基本上鄭只表示同意2015/2016年度期間利華於文件D17提出有爭議之該13-14項部份或放棄自己原有立場。

28.  從審訊中的查究及訊問，陳審裁官相信鄭就有關各工程項目總額「之立場的數字，以及其為正確數字之立場」，鄭基本同意利華最後提出有爭議的2015年全年至2016年度工程合約項目額以及利潤之立場，而歸納為佣金計算之總額。由於雙方沒有訂明年終酬金或雙糧之協定，而鄭也不肯定於每年收到的指稱獎金之性質，陳審裁官認為在計算上，鄭應將這些收款計入作為收取佣金之部份以作抵銷。陳審裁官接納於文件 C47(2) 列表中之數字及計算為準確之佣金計算，而經修訂後之計算顯示，鄭於2015年年尾的累計佣金總額應為港幣 468,468.45元，再加以2016年年度計至2016年5月13日離職前的佣金得益港幣44,955.99元，因此總計總佣金欠款款額應為港幣513,424.44元。

29.  就上述第7(4) 段的爭議事項，就B項薪金餘款欠付之部份，即從2013年至2016年期間累積的未付部份底薪的欠款，共港幣24,500元，利華方面於審訊中確認對此項未付的累積底薪欠款並不爭議，因此陳審裁官裁定利華須就B項支付鄭合共港幣24,500元。總括而言，陳審裁官裁定，鄭的佣金申索得到確立，鄭應取得的佣金欠款額應為港幣513,424.44元，連同不爭議的累積底薪欠款港幣24,500元，利華須支付鄭兩者合共港幣537,924.44元。」

III.    法理原則

11.該條例第35條述明：

「35.  原訟法庭處理上訴的權力

(1)  原訟法庭對於其根據第32條批予許可的上訴，可—

(a) 判上訴得直；

(b) 駁回上訴；或

(c) 將個案連同其認為適當的指示發回審裁處，其中可包括須由審裁處予以重新聆訊的指示。

(2)  原訟法庭對於其根據第32條批予許可的上訴，可—

(a) 作出事實推論；及

(b) 就訟費及開支方面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命令，但不可—

(i)  推翻或更改審裁處就事實問題作出的裁定；或

(ii)  收取其他證據。

(3)  除第35A條另有規定外，原訟法庭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

(1)    事實裁斷

12.利華如欲推翻該審裁處就事實所作的裁定，這是法律所不容許的，法庭不能純粹因對事實的觀點與原審審裁官不同而推翻對事實的裁定。關於事實的裁定，除非是偏離正軌或毫不理性、或沒有證據支持、或考慮了無關的因素、或沒有考慮有關的因素，方可被推翻。馮皓嵐訴威達製品有限公司一案  [3] 採納終審法院於Kwong Mile Services Ltd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一案 [4] 所述的原則，並在第39段述明如下：

「處理上訴的法庭不能純粹因對事實的觀點與原審審裁官不同而推翻對事實的裁定。若處理上訴的法庭另有唯一合理及真實的結論，則它有責任取代原審判決。被上訴的裁斷若是偏離正軌或毫不理性地就事實裁斷或推論、或沒有證據支持、或考慮了無關痛癢的因素、或沒有考慮相關的因素，則可被推翻。如果被上訴的裁斷無法被支持，則處理上訴的法庭會推論該審裁者誤解或忽略相關證據或在法律上錯誤引導自己，而無需辨別一個明確的法律謬誤。」

13.其實，哪位證人的證供及 / 或哪些證據較為可信、案情的強弱，很多時是見仁見智。若利華欲挑戰該審裁處就事實方面作出之裁斷，他必須能說服本法庭，該審裁處就在作出事實裁斷的過程內犯上法律方面之錯誤；否則該審裁處對證據或證人證供之衡量、誰的證供較可信、誰是誠實可靠之證人、誰的案情較合常理等等方面之判斷，均不牽涉法律論點上之錯誤。

(2)    調查責任

14.該條例第20條述明：「(1) 申索的聆訊，須不拘形式進行。(2) 審裁官可傳召證人，下令交出文件、紀錄、帳簿或其他證物，並向任何一方或證人提出其認為適當的問題。(3) 審裁官如認為任何事宜與申索有關，則不論該事宜曾否由任何一方提出，亦須予以調查。」

15.在Chan Suk Bing, Angie v Harbour Phoenix Limited & anor一案，[5]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陳振鴻 (當時官階) 述明該審裁處在法例下負上調查責任的相關法理原則如下：

「Section 20 of th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hearings at the tribunal shall be conducted on an informal manner.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leg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tribunal. This in turn, brought about s 20(3)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Presiding Officer shall investigate any matter which he may consider relevant to the claim, whether or not it has been raised by a party’. ...... Presiding Officers should not allow themselves to derogate from this statutory duty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if a fair and just disposition of the claim is to be ensured. The requirements of justice in a judicial system such as the tribunal is such that, the Presiding Officers are required to assume an active inquisitorial role in the proceedings ......」

16.在Chan Yat San v Future Lucky (296) Ltd一案，[6] 其中的爭議點乃X是D的僱員或是自僱的獨立承包商。D的唯一董事及股東L於2012年10月昏迷並接受腦神經外科手術。該審裁處駁回L妻再次申請押後聆訊，但由於L仍然昏迷而無其他人可代表D，審裁官認為D放棄了提呈證據的權利，便在D缺席下作出事實裁斷而判D敗訴。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美蘭述明如下：

「9. The key issue for determination by the Tribunal is whether the claimant was an employee of the defendant, or an independent and self-employed contractor providing services for the defendant.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ere are factual matters which are in dispute between the claimant and the defendant. ......

14. Further, the inquisitorial role of the Presiding Officer under s.20 of the Ordinance involves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relevant matters. Incidental to its performance of such a role and its duty to ensure a fair trial, in cases where there are disputes on fact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is essential to the Presiding Officer’s determination, the Presiding Officer has the duty to raise with a party matters that require its clarification or elaboration, on which the Presiding Officer has queries and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against the party. This is in order to give the party an opportunity to deal with these matters and to all evidence on such matters.

15. In deciding on the relevant and important issue of the defendant’s control over the claimant’s work, the Presiding Officer had not given to the defendant the opportunity to call its witnesses to give evidence on this key issue, to test the claimant’s case by reference to the evidence of Lau and of the drivers who had given statements for the defendant, and to cross-examine the claimant on his assertions with regard to his choice of work given to him by the defendant.」

17.但是審裁官的調查責任不是一項絕對的責任。審裁官並非申索人或被告人的律師，他不可能在審訊前對申索人或被告人的案情有深入理解及知悉存在的證據，案中亦要有恰當的客觀事實或證據才能促使審裁官執行其調查責任，而審裁官有酎情權決定是否及如何進行調查。據此，雖然該審裁處有查訊任何與申索相關事宜的責任，但是該責任並非是絕對性的，該審裁處須因應案件的情況、爭議點、無爭議的事實及與訟雙方在審訊前呈交的資料，而酌情決定查訊的範圍。在保持中立的情況下，該審裁處的查訊責任包括要求與訟雙方提交它認為重要的文件或證據。但是，在一般情況下，只有在欠缺查訊而引致裁定有欠公允的情況下，才可產生上訴的理由。

18.陳暫委法官 (當時官階) 在Chan Suk Bing, Angie一案續說如下：[7]

「...... I accept ...... such a statutory duty [to investigate] is not an absolute one in the sense that the presiding officers do have a “discretion” in the matter. They are only bound to investigate matters they “may consider relevant”. ......

It is obvious that not every failure to investigate a relevant matter will give rise to an appeal for a failure to discharge a statutory duty. The relevant matter forming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mplaint must not only be relevant, but be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 lack of investigation will give rise to injustice in that a fair and proper determination of the claim cannot be attained.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s well as all other findings of fact must be given all due regard before such a complaint can be upheld. Further, not only is the total absence of investigation a ground for complaint, totally inadequate or useless investigation which amount to no investigation at all will also suffice. It is, however, never sufficient for the appellate court to conclude that it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approach the matter differently, or that there is a better way to investigate the claim. It is not open to the appellate court to prefer its own views to that of the presiding officers as to the manner of investigation. To suffice, it must be a clear and obvious case that the inadequacy of the investigation will render an ordinary reasonable man on the tram to Shaukiwan to conclude that injustice has resulted in that a fair and proper determination of the claim cannot be attained.

...... The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 to support a finding, or the inconsistency of a finding with the evidence, are matters that the appellate court can properly take into accoun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 failure to conduct any or any adequate investigation of material facts relevant to such a finding. But that is as far as the relevance of these matters go in relation to the failure to discharge the statutory duty. They do not per se prove a failure to discharge the statutory duty. ......

...... There may well very well be an innocent answer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above disputed facts. The learned Presiding Officer may still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after all due and proper investig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But where the learned Presiding Officer falls into error, is to accept without any query or question or any investigation at all ......

...... To discharge such a duty, it is encumbered upon the learned Presiding Officer to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inquiry and the search for facts and explanations. That is what an inquisitorial system is all about after all. ......

Presiding Officers are advised that if they have in fact, considered their duty under s 20(3) in relation to any matter and determin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be unnecessary, a clear and adequate record ought to be kept of such fact. In the absence of any record of such a consideration, the appellate court is left with no alternative but to draw the inevitable inference that the issue had not occurred to the Presiding Officer and that he had failed to consider the matter. Needless to say, a clear record of any investigation that had been carried out, must be kept as part of the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even if no useful evidence had been uncovered as a result thereof. This departure from the normal requirements in reasons for judgment is necessary in view of the unique statutory duty to investigate that a Presiding Officer has to discharge. To do justice to himself, it is encumbered upon the Presiding Officer to keep a clear record of the consideration and his determination thereof, in the same manner as he would with regard to other rulings on law and procedure.」(重點加強)

19.於謝林及其他二十位訴陳德偉，[8]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振鴻亦解釋，審裁官在聆訊中所須承擔的「查訊責任」並非絕對的，無選擇性的。陳法官認爲如證人的證供，是清澈明確，明顯可信，或無可爭議，則審裁官再加調查，只會做成浪費。如上訴人欲引用此點上訴理由，則審裁官所犯錯誤，必須是足以引致不公情況出現，方可成立。因此，所缺乏的調查須爲對判決有重大影響者，以致任何合理人士皆會對判決不安。陳法官就該條例第20條下審裁官所須承擔的調查責任提供下述的指引：

「(一) 審裁官所須承擔的調查責任，只限於“任何與申索有關事宜”。

(二) 此責任並非一絕對責任，審裁官只須就任何對判決或對事實的裁定有重大影響的事宜，作出適當合理的調查。

(三) 即審裁官並無責任對任何與有關事宜，不論其重要性，不論其是否有合理論據或基礎，毫無選擇地盲目地作出不必要的調查。

(四) “與申索有關事宜”，有輕重之分，性質之別，絕不可一概而論，持一論而放諸四海。有效事宜，爲對判決或事實的裁定“有重大影響”者，即其影響力，並非必須對判決或事實的裁定起決定性作用，但須爲重要的影響力，足可引致一個合理的審裁官對其判決或事實的裁定，産生合理疑慮，或認爲有必要再作考慮。但調查責任不能引伸至一些較輕微，或少於上述程度的事宜。

(五) “作出適當合理的調查”：同樣地，所須調查程度亦有深淺之別，形式之異。調查必須是適當而合理的調查，不可有任何偏見，不可有任何先入爲主之差。調查形式及程度，須視乎事宜本身的合理需要，不可一概而論。唯一絕對的準則，爲審裁官所持態度，必須中立持平，不可以任何一方代表律師爲己任。他的任務乃找出事實真相，而非以破壞證人的可信性爲目的。他只能在有合理的疑點時，對證人作出查訊性的盤問，深入的追問，以求真相。他絕不應在毫無合理的疑點時，對證人作出無理及無必要的盤問。審裁官能保持角色中立，不偏不倚，絕無庖代餘地，實至爲重要。」

20.本席在Vermeerbergen Peter Alfred v Swisstribe Limited一案 [9] 引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 (當時官階) 在Le Thi Bich Thuy Kitty v Sheraton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td trading as Sheraton Hong Kong Hotel & Towers一案 [10] 所述的法理原則：

「19. Lam J (as he then was) in Le Thi Bich Thuy Kitty v Sheraton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td trading as Sheraton Hong Kong Hotel & Towers explained that the manner of investigation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to be exercised by the presiding officer in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before him. Regard can be taken as to the issues in dispute, the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before the Tribunal, and the material placed before the Tribunal by the parties after inquiry by the presiding officer. [11] But the presiding officer is obliged to remain neutral and impartial in carrying out his duty to investigate and not play the role as advocate for one litigant. [12]

......

21. In applying the above principles, Lam J (as he then was) in Le Thi Bich Thuy Kitty said:

11. Hence,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cannot replace a party’s right to cross-examine witnesses called by others and to challenge the case of the others ......

12.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does not empower the Presiding Officer to compel a party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his own wishes, thereby exposing him to cross-examination (as distinct from summoning a witness). However, the Presiding Officer does have a duty to invite a party to consider giving evidence on relevant matters when it is apparent that he could give relevant evidence on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case ......

13. If the Presiding Officer discerns that there are relevant matters which the parties have not explored, he is obliged to look into it and should invite the parties to comment and guide (and if necessary, direct) them to produce further evidence or documents ......

14. There is nothing wrong for a Presiding Officer to lead a witness through his evidence in chief or to adopt his witness statement as evidence in chief ......

15.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power to summon witnesses. A Presiding Officer can still decide a case by reference to burden of proof and there is no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Presiding Officer to summon witnesses to fill the gaps in the evidence of a litigant, particularly when a Presiding Officer had already reminded a part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vidence of a particular witness. A litigant should bear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eparation and procurement of evidence in support of his case. ......

16. However, if the Presiding Officer had not explained adequate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vidence of a witness, and a party had no reason to suspect that the other evidence adduced by him would be open to doubt if a witness is not called, the Presiding Officer should not solely rely on the failure to call such a witness to disbelieve the other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3)    述明判決理由的責任

21.審裁官亦有責任在作出判決時述明其判決理由。在Vermeerbergen Peter Alfred一案，[13] 本席指出：

「27. There is in general a requirement that a tribunal of fact must give adequate reasons for its decision. In Zhou Cui Hao v Ting Fung Yee, it was held that: [14]

‘Generally speaking, a professional judge is under a duty to analyse in his judgment the material points in the evidence of the case and give reasons as to why he has reached a particular conclusion or decision.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why their evidence is not accepted by the court and why they lose in a case. Only by this can justice be seen to be done. Furthermore, the losing party needs to be clear on whether there is any error in the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given by the court before he can decide whether to appeal or not, and, at a later stage, submit to the Court of Appeal his grounds of appeal in order to seek to set aside the original decision. A professional judge is under a duty to give adequate reasons for any decision which he has made. This is a principl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

28. In Oriental Daily Publisher Ltd v Commissioner for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Li CJ gave the following guidance on reasons to be given by the tribunal:[15]

‘First, the reasons given should show that the tribunal has addressed the substantial issues before it and show why the tribunal has come to its decision. There may not be any need however to address every single issue. But the reasons should show that the issues that arise for serious consideration have been considered.

Secondly, ...... [in some] instances, the duty to give reasons could be discharged by describing the contents without much more. Apart from cases of this kind, a decision ...... would not normally be adequate [where such] statements would in effect assert conclusions and would not reveal why the tribunal has come to such conclusions.

Thirdly, the reasons may not require great elaboration and they may be brief. It is only when they are defective in substance that they should be considered inadequate. Ultimately, what are adequate reasons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have to be approached sensibly.’

As explain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Re Profit Success Development Limited,[16] ‘[whether] adequate reasons have been given in a particular case is, in other words, a fact sensitive question’.」

(4)    舉證責任

22.一般而言，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 (general persuasive burden of proof in civil cases) 在於「the party who substantially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of the issue」，而負上舉證責任的一方需在平衡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證明他的主張。Phipson on Evidence一書第18版第162 – 163頁第6 – 7段指出：

「...... If, when all the evidence is adduced by all parties, the party who has this burden has not discharged it, the decision must be against him. ...... This rule is adopted principally because it is just that he who invokes the aid of the law should be the first to prove his case; and partly because,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a negative is more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an an affirmative. The burden of proof ...... remaining unchanged throughout the trial ...... never shifting. In deciding which party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regard must be had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issue and not merely to its grammatical form ......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rule is that where a given allegation ...... forms an essential part of a party’s case, the proof of such allegation rests on him. ...... In all but the simplest cases, the burden of the issues will be divided, each party having one or more cast upon him. 」

23.在該案件，鄭和利華的經理也有作供，並傳召其他證人作供及提呈文件證據，陳審裁官可從相關證據作出事實裁定,而實際來說，舉證責任的法理原則不外是指：

「...... the claimant (on whom the legal burden lies) has an evidential burden to adduc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aise an issue as to the existence or otherwise of a fact in question whereupon the spotlight switches to the defendant to discharge his evidential burden of raising a prima facie innocent explanation, and if that is satisfied the claimant has to establish on proper standard of proof the defendant’s prima facie innocent explanation is to be rejected. If the defendant chooses to adduce some countervailing evidence such that the 2 sides’ versions are contradictory and mutually exclusive, the burden of proof is practically an assessment of the parties’ relative credibility and cogency of evidence/inferences. ......」[17]

IV.  討論

(1)   該上訴理由(1) – 陳審裁官缺乏調查鄭的收入於安信時是否比在利華時為高

24.就該上訴理由(1)而言，邱大律師陳述指稱，陳審裁官在考慮鄭於利華任職時所得的佣金高低時，接納鄭指稱她於利華所得的佣金相對在安信時所得的高，因而在該理由書第36段 (見該判決書第21段) 斷定鄭跟蔡 / 利華方面有口頭承諾，「不會單只收取底薪7,000元，以及 [利華] 所指稱的不定時、可有可無的花紅」。利華認為上述的裁定缺乏實質基礎支持，而陳審裁官並未履行其在該條例下的法定調查責任，因此上述裁定並不穩妥：

(1)  邱大律師陳述指稱，該案件審訊當中從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鄭於安信工作時賺取收入的水平，鄭僅表示她在安信工作時，她可以得到公司「得益」總額10%，然而對於安信當時的營業額和利潤，以及她所應得的佣金收入，審訊中卻完全沒有覆蓋。[18]利華一方指稱，在沒有證據顯示鄭於安信工作時的收入情況下，陳審裁官根本沒有任何基礎就鄭於安信工作時及她於利華工作時所得到的收入作出比較，亦沒有證據基礎作出裁決指鄭在利華工作時所收到的酌情花紅必然較她於安信工作時所得到的收入為高。

(2)  邱大律師亦陳述指稱，即使陳審裁官認為有合理基礎裁定鄭在利華工作的收入會較在安信工作時的收入為高而因此認為有關佣金的該協議的確存在，陳審裁官從來都沒有在該案件審訊的時候根據該條例第20條，妥善履行其調查的責任，因為陳審裁官未有在任何階段要求訴訟雙方提交這方面的文件及證據去證明鄭於安信工作時的入息，而他只簡單地透過鄭的作供得知她當時的佣金百分比為項目利潤的10%，便進一步斷定利華所指的「不定時、可有可無」的佣金並不可信。[19]

25.邱大律師指稱從該理由書可見，陳審裁官認為鄭在利華的收入較在安信時更高這一點是裁定有關佣金協議的確存在的其中重要考慮，因此陳審裁官似乎認為鄭於安信時的入息高低是與該案件爭議點相關的因素。但邱大律師認為，鄭於安信或利華工作的時候，所賺取收入的高低，完全取決於安信所賺取的利潤或於利華所承接工程的營業額，假如利華所承接工程的總工程額遠超於安信所得的利潤，則鄭於利華獲發放的佣金收益便會超過她在安信工作時所得的收入，然而就這方面的情況，於審訊中根本並未有相關的證據呈堂予陳審裁官作出比較，因此在缺乏調查的情況下，陳審裁官的裁斷乃沒有證據支持、或考慮了無關的因素、或沒有考慮有關的因素，根本無法就鄭於利華得到的收入較安信時高一事達至一個公平及適當的裁決 (fair and proper determination) 而對利華構成不公。邱大律師續指，陳審裁官席前既然沒有任何及 / 或任何足夠證據基礎，可相對地證明鄭在利華工作時的收入較在安信工作時為高，陳審裁官認為鄭是營業員而非文員的裁斷也同樣不穩妥。

26.鄭不同意利華的說法。正如上述，自2009年開始，蔡聘用鄭在安信工作，而鄭於2011年左右開始加入利華兼職工作，並於2013年起正式轉為全職工作。鄭認為她已在該案件提供其在安信工作時及在利華工作時的收入資料，包括 (1) 她本人的2010/2011，2011/2012，2012/2013，2013/2014，2014/2015及2015/2016年度個人入息稅報稅表、(2) 2012/2013年度的「支付薪酬給僱員以外人士的通知書」、(3) 由僱主發出2013/2014，2014/2015及2015/2016年度的「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4) 在2012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間鄭從安信及利華所收取的款項列表和 (5)  2012年5月至2016年7月期間鄭的銀行儲蓄戶口結單 (見C2-C14文件)。鄭指稱上述C2-C14文件完全證明她在利華賺到的收入佣金相對於在安信時賺到的更高 (而鄭在利華工作時的底薪跟她在安信工作時的底薪相同)，因此陳審裁官裁定她跟蔡 (即利華方面) 有佣金的承諾，而不會單單只收取底薪港幣7,000元以及利華指稱的不定時及可有可無的花紅，是完全正確的，並有證據支持裁斷。

27.其實，鄭作供時亦已提醒陳審裁官她已提供稅務證據文件：[20]

「申索人：可以睇番呢，就係我 -- 因為其實嚴格啲嚟講，佢本身應該有兩間公司嘅，我首先第一間受聘嘅係[安信]，係安信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先嘅。

官：唔。

申索人：咁嗰個其實就由09年開始入職嘅。

官：唔。

申索人：咁因為我係之前上年嘅時候呢，問番稅局嗰邊攞番啲資料呢，咁佢就畀番10至11，跟住[安信]嗰個嘅報稅表，跟住同埋13至14利華嘅報稅表，同埋有一個係12年5月 -- 係囉，由一-- 由13至16年嗰個利華嘅報稅表囉。

官：係，等等呀，報稅表一陣間你先再逐張解釋畀我聽，即係咩嘢時間又轉咗去有兩 -- 你話有兩間公司，咁我唔知道咩嘢關係喇，即係. . .」

28.從鄭的個人入息稅報稅表可見，她於2010/2011年度報稅表申報從安信獲取的總收入為$109,519，於2011/2012年度報稅表申報從安信及利華獲取的總收入分別為$109,877及$29,000，而於2012/2013年度報稅表申報從安信獲取的總收入為$30,000。鄭於2013年3月轉為利華的全職僱員。她的2013/2014、2014/2015及2015/2016年度報稅表顯示她從利華獲取的總收入為$167,500，$156,000及$143,996。上述資料清楚顯示鄭在利華獲取的佣金相較她在安信時所獲取的佣金為高，而且在利華工作時的收入也較她在安信工作時為高。這樣的結論亦切合C9文件所示，鄭歷年來從利華獲取的款項較她在安信時所得為高。

29.邱大律師並不質疑鄭已就該案件向該審裁處呈交上述C2-C14文件證據。邱大律師的唯一回應是指稱鄭從安信獲取的收入並沒有直接證據，而陳審裁官只是從基本事實 (primary facts) 作出事實推論 (factual inference)。本席未能同意邱大律師的說法。首先，鄭在2009年開始為安信工作，而她在2011年左右開始加入利華兼職工作時仍然是安信的僱員。鄭的2010/2011、2011/2012及2012/2013年度的個人入息稅報稅表清楚顯示她仍受僱於安信，亦顯示她從安信所得的收入。第二，鄭已在該案件呈交C2-C14文件證據，以示她的收入佣金水平，陳審裁官具有司法權力，依據他席前的文件證據、證人證供及整體案情而作出事實裁斷及 / 或推論。

30.基於上述的分析，本席認為陳審裁官作出事實裁斷及 / 或事實推論認為鄭在利華的收入實在較她在安信的收入為高，而進一步裁定蔡曾向鄭承諾她轉職到利華後會賺取更高收入，繼而裁定鄭與利華之間存在著佣金協議，均有實質證據及基礎支持上述裁斷及 / 或推論。由於陳審裁官席前有相關文件證據，而利華沒有就該些文件證據提出質疑，本席不認為陳審裁官未有充份履行其於該條例第20條下的調查責任。本席認為陳審裁官在這方面沒有犯上法律觀點的錯誤，該上訴理由(1)不成立。

(2)    該上訴理由(2) – 陳審裁官在處理酌情花紅的說法時沒有考慮相關因素而偏離正軌

31.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第24段 (見該判決書第19段) 裁定，「儘管[蔡]提出不定期發放的是酌情花紅，亦多次發放給[鄭]及其他員工，這跟他發放給其他員工的情況類近，但[陳審裁官]認為該些應視為給[鄭]發放的部份佣金的支付而去考慮及計算」。利華指稱陳審裁官在作出上述裁斷時，沒有清楚地或沒有詳盡地解釋為何他一方面認為蔡多次入帳給鄭的做法跟他發放給其他員工的情況類近，但另一面卻又認為該些入帳應被視為給鄭發放的部份佣金的支付而去考慮及計算。邱大律師陳述指稱，事實上鄭在庭上的證供及利華一方其他證人 (包括李和梁定安) 的相關證供，亦可以證明利華的確存在著酌情花紅的說法，但陳審裁官卻沒有將有關的證據納入為須要考慮的因素，亦沒有就他的裁斷清楚述明原因，因此陳審裁官拒絕利華的酌情花紅說法是偏離正軌的裁決。

32.邱大律師陳述指稱，鄭所呈遞的文件C33及C47(2)表格當中，在2014年的欄目有一項「projexasia ltd」的「happy valley of HKJC + VO」的工程項目，而該項目的工程總額為「78360 + 49284」= 港幣127,644元，但根據與訟雙方不爭議的說法，當中鄭所獲取的佣金為港幣0元。根據鄭的證供，[21] 她稱蔡指該項工程有虧蝕而沒有向她發放任何佣金，她亦沒有爭議有關做法。邱大律師進一步陳述，無獨有偶，根據利華所呈遞的C33及C47(2)表格當中，於2012年的欄內亦有一項「David Decoration Limited」的「Waterproofing Works at Happy Valley」工程項目，而該項目的工程總額為港幣10,000元，但利華於表格當中所填寫的佣金得益亦為港幣0元。至於為何此一項目有營業額但鄭並未獲取任何佣金，於原審時陳審裁官並未有作出討論。邱大律師陳述指稱，這個事實與鄭所指佣金只會因應工程額發放而不用理會盈虧的說法存在著矛盾，[22] 亦間接證實了利華發放花紅予鄭存在著酌情的彈性機制，但陳審裁官未有將這相關因素納入考慮之中，該理由書亦未有清楚述明如何處理上述的矛盾。利華指稱，假如鄭的確是劃一按每一工程之工程額收取百份比的佣金，而不用理會每一項工程之賺蝕因素，則她根本不必接納於上述項目中因有虧蝕而沒有任何佣金利益。

33.此外，邱大律師陳述指稱，利華的經理李和地盤管工梁定安的證供也不約而同指出蔡在發放花紅方面並沒有準則可言，亦沒有任何既定的機制及 / 或既定的時間向他們發放花紅，而蔡在花紅一事上完全是基於個人的喜好及因應利華每一工程盈利狀況 [23] 而酌情發放的。[24] 而且，根據鄭提供的文件C47(2)列表，她所獲取的所謂佣金亦是分多次在不同時間入帳，這與利華一方指花紅是不定期發放的情況不謀而合。

34.雖然該審裁處的審裁官並不用就案中的每一個細節都作出判斷和討論，然而該案件的爭議點在於鄭和利華之間是否存在著有關佣金的該協議還是不定期發放酌情花紅的機制。邱大律師陳述認為，陳審裁官必須考慮上述的事項，因為這些事項對該案件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更會直接影響他就佣金協議一事作出的裁斷，但陳審裁官於該理由書中只輕輕帶過上述的事項便直接裁定「該些應視為給[鄭]發放的部份佣金的支付」，明顯地陳審裁官並沒有充份地履行其述明判決理由的責任，亦未有將有關的因素納入於考慮之中。

35.本席留意到利華的該上訴理由(2)涉及兩方面的投訴，利華一方面指稱陳審裁官未有把上述第32段所提及的相關因素納入考慮之中，而該些因素明顯是支持利華指稱「不定時、可有可無」的佣金的說法，因此他的裁斷因「沒有考慮有關的因素」而「偏離正軌」，而利華另一方面指稱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未有處理及分析李和梁定安的相關 (而利華謂符合其案情的) 證供 (見上述第33段)，也沒有解釋他為何在忽略該等證供的情況下作出其裁斷，故此利華認為陳審裁官拒絕接納發放酌情花紅乃「不定時、可有可無的」之裁決並不穩妥。

36.就「projexasia ltd」及「David Decoration Limited」的兩個工程項目，鄭不同意邱大律師的說法。

37.鄭作供述明她於2009-2011期間全職為安信工作，但在2011年開始，雖然她仍然為安信工作，她開始在利華兼職，直至2013年便全職在利華工作但保留安信兼職，並保持這樣工作模式直至2016年離職。[25] 鄭作供指稱自2011年開始在利華兼職期間，她每年新年前後將有關工程項目表格交給蔡和李參閱，再由蔡 / 李決定表格上每個工程項目的佣金百份比，由1%、2%、2.5%、3%至5%不等，蔡 / 利華亦曾給鄭獎金，但到了2013年約定就有關工程項目給鄭 [26] 固定的3%佣金。

38.就「David Decoration Limited」的工程項目，鄭作供解釋，蔡當初說鄭「落錯價定話[鄭]蝕錢乜鬼嘢喇」，因此不會給她佣金。鄭同意曾將報價給李先過目，而工程賺蝕基本上與她無關，但「咁我見個銀碼咁細，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喇，就覺得okay囉」，而「跟住佢哋可能會話工程出錯呀，因為唔知有啲科文做完又漏水，即係有啲師傅做完又漏水，搞到要搵好多人去執呀......即係佢會同我講話蝕錢，所以就咩嘢囉，咁但係我當其時即係我覺得10,000鈫都唔緊要喇，咪是但囉咁樣囉」。[27] 由於當時「David Decoration Limited」的工程是在2012年進行 (見C33(6)表格)，當時並無固定的佣金百份比，申索人基於上述原因沒有追究。

39.至於「projexasia ltd」的工程項目，這項工程在2014年進行 (見C33(4)表格)。依據鄭的證供及案情，她就2013年及之後的相關工程項目可獲取固定3%佣金，因此這適用於2014年的相關工程項目。[28] 鄭就「projexasia ltd」工程項目沒有收取佣金作供解釋如下：

「官：同埋有啲項目係0喇，即係嗰啲就唔- -譬如有一項係特別0㗎喎，就...

申索人：哦。

官：七萬幾加四萬幾喎。

申索人：佢因為粉嶺Hong Kong...

官：嗰係，嗰個係...

申索人：誒，邊個呀？

官：應該係Happy Valley。

申索人：七萬幾加四萬九，哦，你講Happy Valley，哦，嗰個唔係，嗰個只不過係我冇計到個總收落去啫，因為佢呢一個係跑馬地馬會，之後再加VO吖嘛。

官：唔。

申索人：跟住本身就有個主合約，再加後加咁樣嘅。

官：係囉。

申索人：咁因為佢主合約就係話當其時有七萬幾鈫，佢點解初初- -我記得嘞，點解佢會話0呢？就係因為後期佢又係漏水，就整花咗人哋個裝修，跟住人哋又出晒memo，跟住佢搞到即係總之，總之就搞到好麻煩咁樣喇，跟住佢就同我講話「呢單嘢搞到好麻煩，咁呢單就唔會有佣金畀你㗎嘞」咁樣。

官：唔。

申索人：所以就係0嘞。

官：好，得，即係有執漏嘅要- -嘅事宜喇，所以就冇佣嘞？

申索人：唔係因為執漏，而係因為佢成單嘢搞到好麻煩。

官：係。

申索人：係嘞。

官：有爭議喇，係咪吖，成單工程？

申索人：成單工程佢就話好麻煩囉，跟住係...

官：你冇爭- -你冇異議係佢唔畀佣吖呢個，係咪？

申索人：我冇異議嘅。

官：好。

申索人：因為都冇乜所謂喇，個個都係- -即係都知佢當其時係好麻煩咁樣，咁咪由佢囉。

官：係，即係搞到總之有- -你話漏水，搞到有爭議吖嘛。好，另- -呢度呢呢望上去亦都有另一單係0嘅。

申索人：係。

官：嗰個就係。

申索人：粉嶺。

官：...粉嶺，係咪呀？

申索人：Hong Kong Golf Club。

官：係。

申索人：係嘞。因為佢嗰個呢，就佢本身佢間公司就比較- -點講呢？

官：佢個總額係0喎，即係做唔成嘅，係咪呀？

申索人：即係之後都有做嘅，佢到之後都有做番嘅，咁但係即係做- -都係蝕住咁樣去做囉，即係同- -因為佢落- -喺粉嶺哥爾夫球會呢，本身間公司麻煩，跟住嗰個球會入面都比較麻煩，跟住佢成單嘢佢都話搞到好複雜件事。

官：唔。

申索人：跟住所以就- -就冇囉咁樣囉。

官：係。

申索人：因為初初係直情話要cut合約㗎，跟住之後我- -我哋話照幫佢做番咁樣...

官：所以冇佣出你都唔爭議嘅，係咪？

申索人：唔爭議。」

40.鄭作供時亦解釋，到了2015年，她的佣金百份比調整至5%。鄭指稱在2015年年初，李告訴她如果她「跑到一千萬生意額嘅話呢，咁就會有5個percent嘅佣金嘅......咁跟住之後[蔡]都知嘅，咁佢都話「你向住呢個一千萬嘅目標去出發喇」咁，去試下，跟住我當其時都同佢講話未必做到喎，因為keep住都係可能幾百萬㗎咋嘛，咁但係但係咁佢又話有5個percent喎，咁我咪試下囉。跟住15年呢，就真係畀我跑到一千二百幾萬生意額。......我到年尾嘅時候已經過左一千萬嘞」，即係港幣13,459,114元。鄭作供說她「接到幾單都相對比較大嘅工程」，而2015年是工作比較繁忙的一年，不但早上約見客戶，晚上也要超時工作及 / 或應酬。

41.從鄭的上述證供可見，陳審裁官已履行其調查責任。有關「projexasia ltd」及「David Decoration Limited」兩項工程項目沒有佣金一事，均由陳審裁官主動在鄭作供時向她查問。就「David Decoration Limited」工程項目，陳審裁官向鄭提問「有啲又0喎我見到，譬如做得10,000鈫嗰個就0喎」，而鄭提供上述的解釋。[29] 就「projexasia ltd」工程項目，陳審裁官向鄭提問「同埋有啲項目係0喇，即係嗰啲就唔一譬如有一項係特別0㗎喎，就...七萬幾加四萬幾喎...」，而鄭提供上述的解釋。[30]

42.在C33及C47(2)表格可見，在紛紛眾多的工程項目中，只有「projexasia ltd」、「David Decoration Limited」及下述有關粉嶺哥爾夫球會的3個工程項目的佣金是港幣0元。本席認為，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沒有提及這3項工程並沒有犯上法律觀點的錯誤。從下述第61 – 62段的分析可見，陳審裁官拒絕接納利華指酌情花紅的發放乃「不定時、可有可無」，亦沒有忽略相關的因素。

43.本席認為，鄭在2012年替利華爭取承接「David Decoration Limited」的工程項目時並沒有固定佣金百份比的機制，利華的蔡 / 李決定不發放佣金也無可厚非，但依據鄭的證供，就這工程項目並非由利華單方面酌情決定不發放佣金，而是當利華提出因為該工程項目十分麻煩並有虧蝕的情況而不願發放佣金時，鄭是經過考慮後認為所涉數額不大而工程亦確實麻煩，才同意不收取佣金。這顯示利華與鄭之間確有發放佣金的安排，所以利華才提出不發放佣金而鄭在考慮後接受不收取佣金，這顯然是因應個別工程項目的情況並經雙方同意的結果，本席認為這不會左右佣金的基本安排。

44.同樣地，雖然到了2014年已有固定3%佣金的機制，但「projexasia ltd」的工程項目有後加工程，亦因漏水而需要執漏，利華的工人又弄花了業主的裝修，這顯然又是一個麻煩的工程項目。同樣地，利華基於上述原因向鄭表示不願發放佣金，鄭理解該工程項目麻煩之處，經考慮後認為「冇乜所謂喇」便表示沒有異議。本席認為這與上述的情況相同，這是雙方因應個別工程項目的情況而達成的共識，這並非左右佣金安排的事項。

45.至於鄭在其證供中提及有關粉嶺香港哥爾夫球會的工程項目 (見上述第39段)，這亦是一項麻煩的工程項目。鄭指稱球會及會內人士「都比較麻煩，跟住佢成單嘢佢都話搞到好複雜件事」，球會甚至曾想「cut合約」，只是利華盡力完成。在這情況下，利華不願支付佣金給鄭，而鄭表示理解並沒有異議，本席認為這是雙方互諒互解的同意情況，並不代表利華具有單方面權力酌情不發放佣金。

46.鄭坦白同意固定佣金安排是不理會工程項目的盈虧。雖然上述3個沒有發放佣金的工程項目均有虧蝕的情況，而工程施工也遇上麻煩，並導致利華提出不發放佣金的要求，但最終這是經利華和鄭雙方同意的共識，鄭才不追究這些工程項目的佣金。在上述情況下，這3項工程合約並非陳審裁官裁定鄭有佣金得益而非只有不定時發放及可有可無的酌情花紅的相關考慮因素，所以其裁定沒有「偏離正軌」。

47.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已裁定鄭跟利華的僱傭關係中包括佣金得益的條件，而不是不定期的酌情花紅，並述明其裁決理由。再者，判決理由只須扼要述明，而不須要精心細說。在考慮整體的情況下，本席認為利華指稱陳審裁官未有詳盡述明判決理由的責任不成立。

48.雖然邱大律師指稱李和梁定安的證供不約而同有一說法(即出蔡在發放花紅方面沒有準則可言，亦沒有任何既定的機制及時間，這樣可支持利華指花紅的發放是不定期及可有可無)，但其實陳審裁官已述明 (1) 梁定安的證供與蔡的證供有矛盾之處 (見該理由書第25段)，(2) 李亦未能否認從分紅記錄 (文件D9) 中反映他自己的分紅，無論是包括人工與否 (見該理由書第27段)，(3) 梁定安的對話記錄也顯示他沒有否定佣金權益及存在之說法 (見該理由書第28 – 31段)。陳審裁官信納申索人的證供，而不接納蔡及其他辯方證人的說法，這是事實裁斷，而這事實裁斷不可說是沒有理性及 / 或沒有證據支持，這並不構成法律觀點上的錯誤。

49.再者，鄭指出李作供時說明他於2007年入職利華，他的名片上印有「Assistant Project Manager」的職銜，「即係[助理]項目經理」，但當初入職時由於只有十多位員工，「總之邊個位置唔夠人就做啲乜嘢㗎咋」。[31] 另外，梁定安在利華的工作是地盤管工 (foreman)。[32] 鄭指出李和梁定安分別作為助理項目經理及地盤管工的工作與她作為營銷員的工作性質不同，利華發放佣金給她的情況不可與李和梁定安的情況相提並論。

50.本席認為，鄭的上述說法不無道理，但邱大律師的回應指稱陳審裁官是基於該理由書第17段 (見下述) 作出裁定，而非依賴身份工作與鄭不同的李和梁定安的證供：

「17. 本席認為處理工作時並非由[鄭]單獨一人處理，或跟[李]一同處理，這兩點並不具關鍵性。她的工作的付出而賺取佣金，並不取決於要求她單獨一人處理工作，或跟上級一同處理工作。她的工作的參與，協助落標、見標、處理合約等等之工作，也構成她工作之部份，這也促使她能賺取佣金。」

但本席看不到該理由書第17段的裁決與邱大律師於上述第33段所述李和梁定安就發放花紅的證供說法有何關連。反之，就鄭提出李和梁定安的身份及工作性質與她的不相同，這不免令人認為李和梁定安就發放花紅的證供未能支持利華提出「不定時、可有可無」酌情花紅的說法。

51.基於上述的分析，本席認為該上訴理由(2)不成立。

(3)    該上訴理由(3) – 鄭的佣金得益的基礎

52.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第15及第17段 (見該判決書第18段) 裁定，「[鄭]的佣金得益在於她協助處理、跟進工程項目，而不取決於項目是否由她帶回來，或由她首先介紹給公司。這同時也包括簽訂舊有或現存客戶的價單、合約，也包括由她跟進銷售、參與之工程項目。......[鄭]的工作的參與，協助落標、見標、處理合約等等之工作，也構成她工作之部份，這也促使她能賺取佣金」。

53.邱大律師指出，雙方並不爭議大部份的客戶並不是由鄭介紹給利華，而是利華本身已擁有一個客戶資料庫，再經由利華經理李吩咐鄭跟進。[33] 鄭指稱她的工作是和這些客戶聯絡、報價和向他們落標等。[34] 由於鄭不用尋找客源，陳審裁官因此接納鄭的說法，裁定鄭的佣金得益並不取決於客人是否由她帶回來，而是基於鄭協助處理及跟進工程項目，從而獲得該些工程項目的工程額的一定百份比作為佣金的收益。

54.於該案件審訊當中，鄭與利華的爭議主要在於2015/2016年度期間的工程合約。利華指出，2015年時有很多的工程項目在鄭離職 (2016年5月13日) 後仍未完成，包括文件C47(2)表格提及的筲箕灣東大街項目、大埔美心廠房項目等。[35] 其中，鄭的證人周亦指出在鄭離職後，筲箕灣東大街的工程項目仍然在進行中。[36] 因此，雙方分別呈遞的工程列表 (文件C33及D17)，就著2015/2016年度期間多個工程項目的工程額存在很大的分歧。利華指稱，有一些工程項目的合約價格只有到完成的時候才能確定 (因為在進行工程項目的過程中可能有「variation orders」而令工程總額有所增減變動)，要待工程完成後所作的「final account」才可以作出定論，[37] 而不能以鄭的列表 (文件C33) 作為計算佣金的基礎。[38] 邱大律師陳述指稱，鄭並沒有就利華的說法作出反對，她其後甚至將文件C33的列表上關於2015年的各項工程價格作出修正，並將之整合為新的列表 (文件C47(2))。然而，利華指出，該修訂了的文件C47(2)表格中所記錄的各項工程額，應為該些工程於完結後所得出的「final account」，即包括了鄭在離職後利華於各工程項目中承接的「variation orders」，而該些「variation orders」鄭因為已離職而未有跟進或參與。

55.邱大律師指稱，既然陳審裁官裁定鄭的佣金得益在於她協助處理及跟進工程項目，利華質疑陳審裁官為何在雙方均有證據指出有多項工程於鄭離職時未有完成跟進的情況下，不但沒有將這些鄭未有完成跟進的項目剔除在佣金 / 花紅計算之外，更甚至將鄭離職後的工程合約上調金額，[39] 一併接納為鄭有份跟進的項目之中，更容許鄭全數獲得該些項目的佣金 / 花紅。利華認為，陳審裁官一方面接納鄭的佣金得益在於她協助處理及跟進工程項目，另一方面又容許鄭全數獲得未完成跟進的工程項目佣金，這是偏離正軌或毫不理性的裁決。

56.利華認為，假如陳審裁官認為鄭應全數獲得所有於文件C47(2)列表當中所載之工程項目的佣金，則陳審裁官應先行履行其於該條例下所定的法定調查責任，即設法調查鄭於利華任職期間所有有份協助處理及跟進之工程項目於她離職時之實際工程金額，以及剔除該些在鄭離職後所追加之項目。

57.在考慮相關證供證據後，本席未能接受利華的指稱。本席同意，陳審裁官席前的證據顯示2015/2016年期間，確有些工程項目在鄭離職前未能完成。

58.利華指稱由於鄭已離職，所以她未能完成跟進的部份應該剔除在佣金 / 花紅之外，但陳審裁官卻容許鄭全數獲得該些項目的佣金 / 花紅，因此利華認為陳審裁官沒有履行該條例下的法定調查責任，查究鄭於利華任職期間有份協助處理及跟進之工程項目於她離職時之實際工程金額，並剔除該些在鄭離職後所追加之項目。

59.首先，陳審裁官作出事實裁斷，鄭收取佣金並非因為她單獨一人處理工程項目，她或跟李一同處理也可收取佣金，這顯示她不需要全盤負責所有關於工程項目的所有事宜。再者，陳審裁官裁定鄭「的工作的參與，協助落標、見標、處理合約等等之工作，也構成她工作之部份，這使她能賺取佣金」。至於鄭離職時未完成的工程項目，這只是工程未完成 (例如進行工程項目的過程中有後改工程 (variation orders) 而令工程項目有加減變動)，但落標、見標及處理合約之事宜已完成，而鄭必有參與該等工作。陳審裁官作出有關僱傭關係下佣金得益條件之裁斷時，並沒有裁定鄭必須跟進工程項目至竣工為止才可收取佣金。由於鄭是營銷員而非工程專業人士，其重點工作必然是參與協助落標、見標及處理合約的工作，隨後的工程項目上因工程所需而有加減變化並非她的主要工作，也不是她作為非工程專業人士可主導的決定。陳審裁官顯然接受鄭有充份參與有關工程項目，而促使她能夠賺取佣金。

60.第二，如果利華指稱須將鄭因離職而沒有參與工程項目的部份剔除，而不以該等部份的工程額計算佣金，陳審裁官亦已履行其調查責任。利華指稱工程項目是在工程完結後才可計算「final account」，而「final account」會包括該些工程因在鄭離職後的「variation orders」。這些有加有減的「variation orders」及該些「variation orders」如何影響該等工程項目的最終總額 (final account) 完全及只有在利華的知識範圍內 (因為當時鄭已離職)。其實，陳審裁官已在審訊的第2天 (即2017年4月25日) 提醒利華代表需披露2015/2016年度利華提出爭議的工程項目 (包括利華指稱是鄭離職後才完成的工程項目) 的相關文件。利華代表表示該些工程合約有保密條文，而不能給鄭查看。陳審裁官細心解釋，利華既提出其案情主張，但又不披露有關文件，又或只願呈交給審裁官但不許鄭參閱，這有不公平的情況。陳審裁官又再嘗試將有關的文件範疇收窄，提議只披露爭議工程項目的文件，而只給審裁官及鄭參閱而不留下影印本，以便鄭查看她是否同意利華的數據。利華代表表示需要尋求蔡的指示，陳審裁官亦給予時間利華考慮，利華因此尋求法律意見，但最終決定不會進一步呈交文件。因此，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述明如下：

「35. ......[利華]的梁先生亦確認主要爭議亦只在於2015年至2016年度期間的工程額上。主要爭議亦只在於[利華]於文件D17提出2015年至2016年度期間該13至14項有爭議之部份 (謄本I P158A – V；P159 – 163；P166)。」

36. 於審訊時[鄭]再作佣金的清楚之計算，而[利華]亦有充份機會回應。梁先生在他自己作供的前後兩天中，本席亦有要求他呈交進一步文件及給予他充份機會回應及補充文件及資料。梁先生於他作供完結時確認他取得老闆[蔡]的指示及徵詢律師後不會有進一步文件呈交 (謄本I P164J – 166，P169；P209A – D)。」

61.本席認為，利華在徵詢律師後已做出了深思熟慮的決定，不呈交只有在利華手中 (而鄭手中沒有) 的文件 (即涉及她離職之後的文件)。陳審裁官亦再三提醒利華需披露有關文件，並根據利華的顧慮而提議調整披露文件的方式。本席認為，陳審裁官不可說沒有履行其調查責任，而利華亦不可在上訴中因為不滿陳審裁官接納鄭的數據及計算而不同意利華的主張，便指稱陳審裁官沒有履行調查責任。本席認為該上訴理由 (3) 並不成立。

(4)    該上訴理由(4) – 李有否和鄭一起處理工作是與該案件有關的因素

62.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第17段裁定，「......處理工作時並非由[鄭]單獨一人處理，或跟[李]一同處理，這兩點並不具關鍵性。她的工作的付出而賺取佣金，並不取決於要求她單獨一人處理工作或跟上級一同處理工作。......」

63.於該案件審訊中，鄭指出一些大型的工程項目，假如自己沒有信心去「見標」，她會與李一同處理。[40] 李的證供亦指出，工程項目列表上多項工程項目均是由他和鄭一起參與。[41] 邱大律師的書面陳詞指稱，李亦有於利華收取佣金 (見上訴宗卷第213N-R頁)，但本席認為這並非對李的證供的正確描述，在上訴宗卷第213N-R頁，李指稱「分紅」(而非佣金) 要看每一工程項目的利潤，但「越多工程唔代表越多花紅嘅」，而至於「花紅」的計算方式，李指「其實冇特定時間㗎，可能單job完咗就會分一啲囉，又或者可能大時大節，蔡生又會分一啲囉」。本席認為，李提及的「分紅」與鄭所指的固定佣金性質不同，因此李的證供並不左右鄭指每一工程項目只會有一名營業主任獲得佣金的說法。

64.邱大律師留意到鄭指稱，每一工程項目只會有一名營業主任獲得佣金，而她的佣金得益「在於她協助處理、跟進工程項目，而不取決於項目是否由她帶回來」。邱大律師因此陳述指稱，既然雙方並不爭議有些工程項目是由鄭與其他人仕一起「見標」，這便直接影響到鄭所得的佣金 / 花紅之計算基礎，因為佣金 / 花紅不應該完全由鄭獲得。再者，在李接受鄭盤問時，鄭承認即使李不用「見標」，李仍然需要到地盤和地盤經理商議防水工程的事宜，以及解答技術上的問題。[42] 利華謂，假如李的職責和鄭有重疊的地方，而每一工程只會有一名營業主任獲得佣金，則鄭是否仍然可以全數獲得該工程的佣金？邱大律師指稱，這一點於該理由書當中並有作出分析及討論。

65.換言之，邱大律師認為，既然鄭說每一工程項目只能有一名營業主任獲得佣金，而有些工程項目是由鄭與及其他人仕一起「見標」或有約干項目需要由李親自到地盤協助處理，這會直接影響到鄭指稱的佣金計算基礎，而佣金不應該全數由鄭獲得，但陳審裁官未有清楚解釋為何鄭可一人獨佔相關工程項目之全部佣金。因此，邱大律師認為，陳審裁官在該理由書有關「[鄭]的工作是否由她單獨一人處理，或跟[李]一同處理，這兩點並不具關鍵性」的裁斷，是將相關的因素摒除於考慮之外，這對利華一方構成不公，亦未能準確反映鄭於所有工程中的指稱應得佣金的實際金額。邱大律師指稱，陳審裁官沒有有效地解釋為何利華的酌情花紅機制並不成立，而陳審裁官亦明顯沒有清楚指出利華及鄭之間協議計算佣金的基礎是什麼，並認為這是原則上犯錯。

66.本席細心考慮利華的主張後，認為這上訴理由也不成立。鄭作供指稱利華每一個工程只會有一名營業主任獲得佣金，而她是利華的唯一營業主任，而李不是營業主任。正如上述，李作供時表示他名片上述明他是「Assistant project manager」(即助理項目經理)，他參與見標是因為他是鄭的直屬上司，而鄭有時沒有信心「見標」，這並不代表他是營業主任。李作供指稱，即使他不「見標」，仍然需要到地盤和地盤經理商議防水工程事宜，以及解答技術上的問題。本席認為這並不奇怪，因為他是「Assistant project manager」(助理項目經理)，他作為助理項目經理跟進上述事宜不但恰當而是應該的，而且他亦就其工作獲取利華發放的花紅。本席看不到鄭和李有職責重疊的地方，只是他倆有時一同處理某些工程項目。陳審裁官裁定鄭處理工作時並非必然單獨處理，而有時跟李一同處理，這兩點並不具關鍵性，其實沒有犯上證據上及 / 或原則性的錯誤，本席認為該上訴理由(4)不成立。

IV.    總結

67.基於上述的分析，本席駁回利華的該上訴。就訟費而言，本席頒下暫准訟費命令，利華須支付鄭有關該上訴的訟費 (包括保留待決的訟費，如有的話)，如果雙方未能同意訟費的數額，則交由訟費評定官作出評定。

申索人 / 答辯人： 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

被告人 / 上訴人： 由何和禮律師行委聘邱治瑋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