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趙燦洪

DCCC 190/2023

[2024] HKDC 74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190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控罪

1.被告人承認四項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6）條予以懲處的串謀詐騙罪。

案情

2.本案的四項控罪均為電話騙案。

3.涉及控罪1的被騙人士為81歲的黃女士（黃女士）。她於2022年9月5日收到一則來自身分不詳的男來電者（男子1）的電話，對方自稱是黃女士的朋友。男子1在通話中表示被警察拘捕，需要港幣160,000元保釋金。黃女士告訴男子1，她手上只有港幣60,000元，並且答應給男子1港幣60,000元。男子1告訴黃女士，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會在牛頭角道的中國銀行（中銀）外面與她見面收取該筆款項。

4.其後黃女士帶同現金港幣60,000元到達中銀。被告人走向黃女士。黃女士將現金港幣60,000元交給被告人。

5.涉及控罪2 的被騙人士為95歲的陳女士（陳女士）。 她於2022年8月31日收到一則來自身分不詳的男來電者（男子2）的電話，對方稱是陳女士的兒子。男子2對陳女士表示急需用錢，並且有人會到她的住所收錢。男子2又告訴陳女士他的電話號碼已改。

6.2022年9月1日，一名身分不詳的男子（男子3）到達陳女士的住所收錢。陳女士將港幣約30,000元交給男子3。

7.2022年9月3日，男子2再次聯絡陳女士，表示需要更多金錢。陳女士當時沒有足夠現金，因此男子2與陳女士相約於2022年9月5日見面收錢。男子2又告訴陳女士他的電話號碼已再改為另一號碼。

8.2022年9月5日被告人到陳女士的住所並表示是前來收錢的，陳女士遂把港幣40,000元交給被告人。

9.涉及控罪3 的被騙人士為82歲的鍾女士（鍾女士）。 她於2022年9月5日收到一則來自身分不詳的男來電者（男子4）的電話，對方自稱是鍾女士的孫子。男子4說自己被警察拘捕，需要保釋金。男子4著鍾女士不要把事情告知任何人。鍾女士問男子4為何聲線與孫子不同，男子4僅說不舒服，又問鍾女士手上有多少錢，鍾女士回答有港幣30,000元。男子4於是告訴鍾女士，他的朋友當日稍後時間會前來向她收錢。

10.2022年9月5日，被告人致電鍾女士，自稱是她孫子的朋友。被告人與鍾女士相約在屯門一巴士站見面收錢。鍾女士其後到達巴士站的電話亭等候被告人。被告人其後到達並稱呼鍾女士“嫲嫲”。被告人向鍾女士表示自己代其孫子來收錢。鍾女士於是將港幣30,000元交給被告人。

11.涉及控罪4 的被騙人士為92歲的鍾先生（鍾先生）。 他於2022年9月12日收到一則來自身分不詳的男來電者（男子5）的電話，對方自稱是其兒子。男子5告訴鍾先生他的電話號碼已改，又聲稱被拘捕，需要港幣110,000元保釋金。鍾先生答應支付款項，男子5告訴鍾先生一名陳姓男子會來收取保釋金。

12.2022年9月13日，鍾先生前往香港仔南寧街恒生銀行（恒生），打算提取現金作保釋金。鍾先生在恒生櫃檯出示存摺，要求提取港幣110,000元。職員覺得可疑，遂聯絡警方。

13.警方其後安排進行監控會面。

14.同日稍後，鍾先生再次收到男子5來電，對方聲稱仍被警方扣留，一名陳姓朋友會於40分鐘內到達鍾先生住所收取保釋金。再其後，鍾先生收到被告人多次來電。被告人自稱陳先生，又與鍾先生確認會面地點。被告人其後到達鍾先生住所。兩人稍作對話。隨後，被告人沒有收取任何物品便離開。埋伏在鍾先生住所的警員通報以上事情。警方遂在鍾先生住所的大廈樓梯截停並拘捕被告人。被告人在警誡下表示前來幫人收錢。

15.在其後進行的錄影會面，被告人說出：他每收取港幣100,000元可獲報酬港幣500元；他每次收錢前都會獲給予故事情節，包括（i）目標人物電話號碼、（ii）致電者冒充的身分、（iii）注意事項、（iv）第幾次收錢、（v）目標人物年齡、（vi）被告人須假扮的虛假別名；以及（vii）宣稱的收錢原因；在“哥大哥”的指示下，被告人獲指派向黃女士、陳女士、鍾女士及鍾先生分別收取港幣60,000元、40,000元、30,000元及110,000元。

加刑申請

16.控方循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條就被告人承認的四項控罪申請加刑。控方依賴一份由商業罪案調查科的鄧啟榮總督察於2024年4月19日撰寫的書面供詞（鄧總督察的供詞）以闡述這些屬上述第27條的指明罪行的普遍程度和最近發生的這些指明的罪行，其性質及程度已直接或間接導致社區受損害。

17.據鄧總督察的供詞，電話騙案由2018年的615宗增至2023年的3,213宗。年度的累計損失金額由2018年的6千萬元遞增至2023年的11億元。電話騙案顯然已達十分猖獗的程度。以2023年的數字為例，幾近六成的受害人均已屈六旬之齡。

18.辯方不反對此加刑的申請，但要求法庭不要加刑超過三分之一。

被告人的背景及求情

19.代表被告人的馬大律師告知法庭，被告人於1999年在中國大陸出生，現年25歲，未婚，沒有刑事紀錄。他於2016年來港，與姑母同住，案發時他是一位廚師，月入港幣15,000至18,000元。

20.就被告人的犯案因由，馬大律師謂：因受疫情影響，被告人工作時間減少，他在瀏覽社交媒體看見“搵快錢” 平台後，在未經仔細思量下便留下個人資料及接受工作。

21.馬大律師力陳：本案雖為電話騙案，但相關的事主只獲要求交出保釋金或現金應急。在過程中並沒有使用恐嚇字眼或要挾會傷害其他人，不涉及禁錮或毆打等情節，不涉及非本地居民犯案。被告人在案中的角色只是作跑腿去收取騙款，他並非主腦人物，故冀法庭考慮採納少於4年監禁為量刑起點。

22.就刑期的執行方面，馬大律師陳述：四項控罪中，首三項的犯案日期都是同一天，故冀法庭考慮將刑期同期執行，至於第四項控罪，考慮刑期的整體性，冀酌量分期執行。

判刑考量

23.於量刑時，本席參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洪永俊 [2011] 2 HKLRD 167，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CACC 21/2014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宗悅 [2015] 3 HKLRD 182。

24.在洪永俊（已述），上訴庭闡明電話騙案比一般街頭騙案更為嚴重，法庭亦應採納更高的量刑基準，以收阻嚇之效。以電話騙案而言，一般量刑起點應訂為4年，且三分之一的加刑屬恰當。上訴庭並表明專程來港犯案乃為加重刑罰的理由。

25.岑華擴（已述）為一宗涉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的電話騙案。該案的受害人為一名78歲的女士。她接到騙徒的來電謂她的兒子干犯了罪行，並需支付25萬元。她其後把5萬元交予該案的上訴人。上訴庭認為雖則上訴人只有18歲及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但他屬內地人士來港犯案之類別，故不能期望法庭輕判。上訴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監禁三年，而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加刑的幅度應為三分之一。最終的刑期為四年監禁。

26.林宗悅（已述）同為一宗涉三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的電話騙案。該案的上訴人為一名沒有刑事定罪紀錄的內地人。騙徒分別對三名長者訛稱他們各自的兒子被扣留，需繳交贖款。三名長者分別損失 港幣39,500元，港幣30,000元及港幣75,000元。上訴庭認為首兩項控罪的量刑基準應為3年監禁，因上訴人在短時間之內再度以身試法，故就第三項控罪以監禁3年3個月為量刑基準。另外，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三分之一。上訴庭認為，就該三項控罪，一個總體 46個月監禁的總刑期屬恰當。

27.就本案而言，本席接納此案不涉及非本地居民犯案的情況；相關的手法亦不涉及禁錮或要挾傷害他人身體等的訛言。本席亦接納被告人並非案中的主腦人物。然而，他所作的行徑是案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28.本案四項控罪均為嚴重的罪行。雖然所涉及的損失金錢不算很高，然而對於四名已屈八旬之齡的受害人，他們從接過電話的一刻起所承受的壓力、擔憂及痛苦實可見一斑，更遑論他們被騙去的可能是他們僅有的積蓄。故法庭必須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

29.經考慮了本案的案情、被告人的背景及辯方的陳詞，就控罪（1）、控罪（2）和控罪（3），本席以33個月為該三項控罪的量刑基準。

30.被告人在八天後再干犯控罪（4），本席認為控罪（4）的量刑基準應為36個月。

31.被告人的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至22個月、22個月、22個月及24個月。

32.本席滿意本案的四項控罪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所指的指明罪行，近年十分普遍，且直接導致社區，經濟受嚴重損害，故須判處較為重的刑罰。本席認為三分之一的加刑幅度屬恰當。

33.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三分之一後，每項控罪的刑期為：

控罪（1）：監禁29個月(即加刑7個月)；

控罪（2）：監禁29個月(即加刑7個月)；

控罪（3）：監禁29個月(即加刑7個月)；及

控罪（4）：監禁32個月(即加刑8個月)。

34.本席認為一個總體45個月監禁的刑期足以反映本案的整體嚴重性。為達致此目的，控罪（1）、控罪（2）及控罪（3）的刑期可完全同期執行，但其中13個月則須與控罪（4）的刑期分期執行。

35.總刑期為監禁45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