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長 訴 林逸朗

CAAR 3/2024, [2025] HKCA 162

原案件：[2024] HKDC 65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覆核申請

覆核申請2024年第3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3年第7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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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寶琴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A. 前言

1.答辯人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鄧少雄（「原審法官」）席前承認干犯一項「串謀詐騙」罪[1]，被判處附帶條件的感化令18個月（「該感化令」）。

2.申請人以該感化令判刑原則上有錯及明顯不足為由，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2]向上訴法庭申請許可，要求覆核判刑，並在2024年5月14日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批出許可。

3.2024年12月6日，本庭經聆訊後裁定原審法官判處該感化令原則上有錯，且明顯不足，予以撤銷，並認為合適的判刑是拘留式刑罰，於是命令先為答辯人索取勞教中心、教導所及更生中心報告，將判刑押後至12月19日。

4.2024年12月16日，懲教署署長向法庭呈交有關報告，認為答辯人身體及精神狀況適合羈留於勞教中心、教導所或更生中心，而評估他於羈留期間的表現及行為後，指出三者之中以勞教中心較為適合。

5.答辯人透過代表大律師於2024年12月19日的聆訊表示，對懲教署署長的報告沒有異議。

6.本庭裁定，對本案和答辯人最相稱的刑罰，是判處答辯人於勞教中心羈留，於是作出相關命令。本庭現闡述判案理由。

B. 承認案情

7.2023年3月9日，74歲的受害人在家中收到來電，一名男子自稱為受害人的兒子，並稱其因與未成年少女性交而被警方拘捕，需要受害人提供港幣90,000元保釋金，款項會由他的朋友前往受害人的住所收取。受害人於是從銀行提取現金，於當日較後時間在家中將港幣90,000元交給自稱爲她兒子朋友的答辯人。

8.同日下午，受害人再次收到自稱為她兒子的男子來電，被告知港幣90,000元不足夠，需要額外港幣200,000元保釋金。受害人再次前往銀行，但由於銀行職員懷疑受害人被騙，於是報警。警方確認受害人兒子安全且並未被捕，於是安排警員在受害人家中埋伏。不久，答辯人再次來到受害人住所，並向受害人偽稱她兒子需繳交更多保釋金。當答辯人接過裝有道具現金的信封時，他被警員當場拘捕。答辯人在警誡下承認他受指使兩度前往受害人住處收取款項。

C. 控方的加刑申請

9.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3]，就本案控罪向原審法官申請加刑，並呈交了2018年至2022年電話騙案的相關數據，即由2018 年的615宗增至2022 年的2,831宗；金錢損失則由6,095萬元增至10億元。控方指此類案件有明顯上升趨勢[4]，判刑需增加阻嚇作用。

10.答辯方當時對此申請沒有提出反對。

D. 判刑理由

11.原審法官的判刑理由書極為簡短，共3頁6個段落,除卻涉案事實的前兩段外，餘下的內容是：

「3. 這類電話騙案的起刑點，一般為監禁4年（見 HKSAR v 洪永俊 [2011] 2 HKLRD 167）。此外，基於這類案件有上升趨勢，控方一般會要求法庭加刑。代表林先生的李家齊大律師對此並沒有爭議。

4. 基於林先生年幼，過往並無刑事紀錄，本席將判刑押後，以獲取相關報告。

5. 有關報告正面，青少年罪犯評議會在綜合有關報告後，建議林先生接受感化。

6. 本席詳細考慮後，接納評議會的建議，認為對林先生最有利的處置，是判處他感化18個月，期間他要遵守相關條件。本席因而判處林先生感化18 個月，另外要完整地賠償事主損失的港幣90,000 元，由保釋金扣除。」

E. 覆核理由

12.代表申請人的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檢控官黃顯燊提出以下兩個覆核理由。

E1. 理據(1)：該感化令原則上錯誤及／或明顯過輕

13.張專員指，縱觀上訴法庭案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洪永俊[5]、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家誠及另一人[6]、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梁耀輝[7]等案以及與本案案情相似並於近期被覆核的案例律政司司長訴陳皓傑[8]，可見由於電話騙案比一般的街頭騙案更為嚴重，即使不涉及毆打或扣押的情節，其量刑基準仍應為4年監禁。

14.張專員又認為，本案還存在一個較為嚴重的情節，即冒充受害人兒子的騙徒及答辯人在第一次詐騙成功後食髓知味，對受害人進行了第二次詐騙。

15.除此之外，張專員強調，控方已於判刑聆訊前表示，由於電話騙案日益猖獗，法庭適合對此類案件作出三分之一的刑期上調。由此，本案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16.然而，張專員指原審法官雖表示得悉洪永俊案確立了4 年監禁的量刑基準，但卻基於答辯人年幼且無犯罪紀錄，而最終作出該感化令。可是，答辯人的年齡在本案這類嚴重罪行並不是重要的求情因素，兼且答辯人在犯案時為17歲，在判刑時為18 歲，並非極度年輕。張專員又援引律政司司長 訴 SWS[9]及律政司司長 訴 黃之鋒[10]等案，指對嚴重罪行需要判處嚴厲和具阻嚇力的刑罰，而年輕或被告人的其他個人背景只屬有限度的求情因素，甚或在嚴重罪行的背景下可能只是微不足道。張專員還指出，電話騙案的主謀安排傀儡收錢，而若傀儡可純粹因為年輕而獲輕判，這無疑會鼓勵更多騙徒利用年輕人參與詐騙。

17.因此，申請方力陳，判處該感化令原則有錯，且是明顯不足的刑罰，不能反映電話騙案的嚴重性及未能起到足夠的阻嚇作用。

E2. 理據(2)：原審法官未判處起碼的拘留式刑罰

18.張專員指，原審法官沒有充分考慮拘留式刑罰而直接採納青少年犯罪評估委員會的建議，亦屬於原則上犯錯。

19.張專員認為，縱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9A(1) 條適用於本案，在評估其他刑罰是否適合時，法庭仍應考慮罪行的嚴重性以及對社會構成的影響：R v Yu Chun Hoi[11]。就此，申請方指原審法官索取相關報告是無可厚非，但本案與律政司司長訴陳佩瑩及其他三人[12]案的情況相似，即原審法官過份重視青少年犯罪評估委員會的建議，並過度偏重答辯人更生的需要，而忽略了懲罰性和阻嚇性的判罰要求。

20.根據承認案情，答辯人於案中扮演關鍵角色，企圖向受害人第二次收取騙款，罪責並不輕微。張專員力陳，本案罪行嚴重，答辯人本應被判處即時監禁。退一步來說，答辯人也應當被判處拘留式刑罰，才能反映控罪的嚴重性及起到足夠的阻嚇作用，而事實上，原審法官席前的《勞教中心、更生中心及教導所報告》亦建議將答辯人拘留於勞教中心。

21.另外，張專員指，答辯人對受害人作出的賠償，雖然可作為有效的求情因素，但原審法官無疑也給予這一因素過大比重：HKSAR v Ma Kim Hung[13]。

F. 答辯人的回應

F1. 回應理據(1)

22.由法律援助署委派代表答辯人的許淑儀大律師及莊建朝大律師認為，該感化令不是原則上有錯或明顯不足，而上訴法庭基於公眾利益，應當運用酌情權不干預原審判刑。

23.許大律師援引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Cheng Tsz Hin[14]案指，判刑覆核有較高的門檻，只在例外情況下適用，而刑罰不足並不意味上訴法庭必定會介入。

24.許大律師力陳，雖然在洪永俊、楊家誠、梁耀輝及陳皓傑等案，上訴法庭認為4年監禁的量刑基準適用於電話騙案，但此僅為一般量刑，並沒有約束力，而量刑指引亦並非一成不變的緊身衣：HKSAR and Herry Jane Yusuph[15]。

25.另外，為展示本案判刑並非明顯不足，許大律師邀請法庭將本案與  HKSAR v Leung Pui Shan[16]案進行對比。該案被告人為了重獲男友愛慕，多次盜用他人信用卡購物以讓男友產生醋意，涉案金額為一萬六千多元。原被判處教導所命令的被告人，在上訴後被上訴法庭改判18個月附帶條件的感化令。許大律師認為，本案存在Leung Pui Shan案的下述種種相同情況，因此該感化令屬於恰當的判刑範圍內：

(a)  年幼。Leung Pui Shan案的被告人犯案時為19歲，而答辯人犯案時僅為17歲。

(b)  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c)  即時認罪。

(d)  有明顯悔意。

(e)  案發前後都有工作，僱主願意繼續聘用。

(f)  已全額賠償受害人。

(g)  有家人支持。

(h)  並非單純為了個人利益犯案。被告人於Leung Pui Shan案犯案的一個原因是與其男友的關係使她出現情感上的混亂而一時影響了判斷。答辯人在本案犯案的一部分原因，則是為了黑社會大哥曾幫助其女友。

26.先不談將不同案件的案情作出比較是否可取的做法，本庭認為值得一提的是，申請方對Leung Pui Shan案的看法與答辯人的截然相反。張專員認為，本案並不存在Leung Pui Shan案的不尋常情況，尤其是Leung Pui Shan案的被告人較為單純，僅僅是出於情感問題犯案；而於本案，根據《感化官及社會服務令適應性報告》所顯示，答辯人是為了報答黑社會大哥恩情並賺取快錢而鋌而走險，干犯控罪。申請方認為，這使得本案與Leung Pui Shan案形成鮮明對比。

F2. 回應理據(2)

27.許大律師指，縱使原審法官給予《青少年犯罪評估委員會報告》及／或賠償受害人一事過大比重，這也不能成為有效的覆核理由，而申請方援引的SWS案[17]和陳佩瑩案[18]，因其是公共秩序案件，有關罪行嚴重性及普遍性的分析不應被套用於本案。

28.許大律師進一步指出，該感化令的附帶條件有七項，涉及對答辯人起居及交友等生活方面的限制，絕不寬鬆，且感化官亦可因不滿答辯人的表現而邀請法庭重新量刑。換言之，該感化令是帶有警嚇性的刑罰。許大律師又強調，答辯人在還押期間已接受過二十多日的牢獄之苦，而從判刑至今一直表現良好。因此，本庭沒有必要干預該感化令。

G. 討論

G1. 青少年罪犯的判刑

29.就適用於青少年罪犯的量刑考慮，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在SWS[19]案已闡述相關的一般原則，並歸納指出：

「47. …一般而言，法庭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基於公眾利益，法庭對嚴重罪行的判刑需與罪行嚴重性和犯罪情況相稱，以收保護公眾、加諸懲罰、公開譴責和阻嚇罪行的效果。另一方面，犯案者是年輕人，從來都是求情因素：見黃之鋒案（終審法院），第84段。這也是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理由是讓年輕人更生及改過自新以遠離罪行，不僅照顧他的福祉和前途，也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

48. 在衡量各判刑因素時，如上文說，在可行的範圍內，法庭會盡量給予年輕犯案者，尤其是少年人，更生的機會，但這不是說，法庭只會著眼於年輕這因素，而忽略其他判刑因素，原因是年輕這因素的比重會因個別案件所涉及罪行的嚴重性和犯罪情況而有所不同。若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因嚴重的罪行或犯罪情況而需要判處犯案者嚴厲或具阻嚇力的判刑，其年輕或個人背景的比重將會極其有限，甚至是微不足道…原因是嚴懲或阻嚇的需要遠超過犯案者更生的需要：見Wong Chun Cheong案，第22頁。」

30.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亦在同案表明：

「75. …在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施以拘留式刑罰，並不等於不以少年犯人的更生為主導。例如勞教中心，就有很大的更生成分，只不過對於個別的少年犯人而言，短暫失去自由、學習遵守紀律、過有規律的生活，是更生的最佳途徑而已。…」

31.可是，原審法官在判刑理由書內不但對以上案例或原則隻字不提，更沒有辨識適用於本案的判刑考慮，亦從沒有解釋因何該感化令是相稱的判罰。

32.事實上，於2024年4月16日歷時11分鐘的判刑聆訊上，原審法官在聽畢當時代表答辯人的李大律師就各個報告的陳詞後，旋即表示：

「官： 我考慮過有關嘅情況，實際上--尤其是到底係會接納青少年罪犯評議會嘅建議，接受感化，定係例如話其他嘅勞教中心，或者係更生中心等等。

李先生： 係。

官： 但係似乎就係感化報告一個幾正面嘅報告。

李先生： 係。

官： 咁而--而青少年罪犯評議會都--我相信佢哋都詳細考慮過有關嘅情況，咁當然，有關嘅控罪，相當之嚴重，但係除非控方有其他嘅陳述，否則的話，我會接納青少年罪犯評議會嘅建議。」

33.關於涉案罪行的嚴重性，原審法官除作出以下表述外，便沒有再作處理：

「官： 係嘞。當然，正如我同--剛才同李大律師嘅對話喇，就係有關嘅控罪相當之嚴重，咁我亦都理解就係一般嚟講，成年人或者係上訴庭已經講咗，就係呢類案件，一般嚟講起刑點係四年㗎，而其次就係--當然控方仲可以加刑添咁樣。咁但係就住有關嘅報告，或者其他情況，有冇任何嘅講法，定係點樣？」

34.換言之，謄本及判刑理由書顯示，原審法官只一面倒地考慮答辯人的更生需要，而沒有衡量其他相關的判刑因素。這樣的處理方法，顯然與既定原則相悖；而亦由於文件沒有顯示原審法官如何對適用的判刑考慮作出評估及分析，故原審法官因何認為該感化令於本案是相稱的判罰及其理據和基礎為何，又或原審法官如何取捨，如何平衡各個判刑需要，本庭實無從得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原審法官判刑時的基本或最重要考慮，是答辯人的更生需要。至於本案罪行的嚴重性及判刑所需的懲罰和阻嚇作用等，原審法官即使沒有完全忽視，他亦沒有給予該些因素足夠的重視。因此，本庭認為判刑明顯有錯。

G2. 本案罪行的嚴重性

35.雙方並不爭議本案的電話騙案是嚴重罪行：洪永俊 [20]、楊家誠[21]及梁耀輝[22]等案，而在較近期的陳皓傑案[23]，上訴法庭法官潘敏琦表示：

「15. 串謀詐騙罪和洗黑錢罪最高刑罰，均為監禁14年。…上訴法庭就著電話騙案在洪永俊案已頒下量刑指引，有關指引在其後的楊家誠 案、梁耀輝案（梁 案是網上騙案）獲得肯定。涉案金額在街頭騙案電話騙案中，並非最重要的考慮。梁耀輝 案指出，這類騙案涉及的款項數額『不一定太大，而即使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法庭亦會採納高達3年至4年的量刑基準，以收阻嚇作用。

…

19. 眾所周知，街頭騙案涉及不同的手法，例如『祈福黨』、『寶藥黨』、『電子零件騙案』；電話騙案的手法也是層出不窮，不局限於訛稱受害人的親人遭毆打、綁架或扣押。電話騙案的嚴重性在於騙徒向受害人聲稱其親人的自由因某些理由受到限制，利用受害人愛子或保衞及營救親人心切的脆弱心理，置他們於恐慌之中而欺詐他們的金錢。電話騙案的嚴重性並不取決於騙徒的行騙手法，這些手法的目標就是要利用受害人的弱點而恫嚇他們，令他們措手不及、失去冷靜和理智而交出金錢，屬情感上的勒索。

20. 洪永俊案清晰指出，電話騙案比街頭騙案的嚴重性有過之而無不及，串謀詐騙者的行為明顯是有組織的，串謀者亦各司其職，依計劃行事。上訴法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4年。而在這類騙案中，雖然欺詐的金額未必很大，但可能已是受害人的大部分或畢生積蓄，…

21. 綜上所述，本庭不認為這類騙案的嚴重性會因應騙徒的訛稱、缺乏毆打和扣押等威嚇而有所減低，不認同需要因應不同的手法再在量刑上作出仔細區分。…」

36.由以上可見，除非有適用的求情因素，本案控罪的適當量刑基準是4年監禁。

37.另外，本庭亦接納張專員所指，本案存在另一加重罪責的因素：

「…該詐騙計劃是答辯人及其背後身份不明的騙徒針對同一受害者進行了兩次『食髓知味』的詐騙…」

38.本庭認為，只要將本案的所有相關情況一併考慮，包括罪行的嚴重性和判刑所需的懲罰及阻嚇作用、電話騙案的上升趨勢、本案的情節、答辯人在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該感化令明顯是不相稱及不足夠的判罰。

39.本庭亦需指出，雖然SWS等案是涉及公共秩序的案件，但當中所述關於對青少年罪犯判刑的考慮及處理，並非如許大律師所稱，只適用於該類案件。相反，本庭於SWS案就青少年罪犯判刑所述的原則，在不同類型案件均是適用的。

G3. 本庭席前的報告

40.本庭為答辯人索取的報告顯示，答辯人來自單親家庭，成長過程中結識了不良分子及染上惡習，但他表示會改過自新，又對干犯本案顯出悔意，希望盡早了結事件，並在獲得駕駛執照後以運輸工作為生。

41.正如前述，報告又表示，以答辯人的情況考慮，勞教中心對他較為適合。

H. 結論

42.本庭批准律政司司長的申請，裁定該感化令是原則有錯，也屬明顯過輕的判罰，予以撤銷，並改判答辯人於勞教中心羈留。

申請人： 由律政司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檢控官黃顯燊代表（2024年12月6日）

由律政司檢控官黃顯燊代表（2024年12月19日）

答辯人： 由法律援助署委派蘇與劉律師事務所轉聘許淑儀大律師代表；莊建朝大律師以義務性質行事（2024年12月6 日）

由法律援助署委派蘇與劉律師事務所轉聘許淑儀大律師代表（2024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