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伍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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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073/2025 [2026] HKDC 154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1073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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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控罪 1.控罪書共有七項控罪：
2.被告人現承認第一及第二項欺詐罪，及第六項洗黑錢罪。其餘控罪三、四、五及七，控辯雙方同意，留於法庭檔案。現法庭頒令，該4項控罪留於法庭檔案，沒有法庭許可，不得再次提控。 控罪詳情 3.第一項欺詐罪指被告人於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21日期間，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藉作欺騙，即向陳詠詩（受害人A）虛假地表示被告人是香港警務人員，並意圖詐騙而誘使該陳詠詩交出港幣150萬，導致被告人及其他身份不詳的人獲得利益，及/或導致該陳詠詩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 4.第二項欺詐罪與第一項相似，控罪日期是2024年4月中至5月14日，牽涉另一名受害人洪玉梅（受害人B），有關金額是港幣10萬元。 5.第六項洗黑錢罪，指被告人於2024年7月25日在香港，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一筆港幣85萬9千元的款項，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然處理該款項。 案情撮要 第一項控罪 6.2024年5月12日，受害人A接到一名自稱是深圳政府官員來電，該男子稱一個由受害人A登記的內地流動電話號碼涉及多宗騙案。稍後，另一名據稱是廣州公安局人員的男子「吳斌」身穿制服與受害人A進行視像通話，他告知受害人A的案件牽涉10多名受害人，涉及款項約312萬元人民幣，他向受害人A表示會安排人員，將一份保密協議給受害人A簽署。 7.2024年5月16日，受害人A在九龍灣與被告人見面。被告人自稱是特派專員，並向受害人A出示一張顯示姓名為林志朗的偽造香港警察委任證。受害人A按被告人的指示簽署一份協議。 8.其後，吳斌致電受害人A，表示除非受害人A可提供款項進行調查，否則她會被拘捕並送往內地。受害人A說她有現金港幣150萬。及後，在2024年5月21日，按吳斌的指示，受害人A在屯門向被告人交出現金港幣150萬。 9.最後，受害人A向父親求助，因而揭發騙案，案件報警處理。 第二項控罪 10.2024年4月中，受害人B接到一名自稱是廣州公安局人員的來電，該男子稱有人盜用了受害人B的身份，開立銀行帳戶犯案。稍後，另一名自稱「王彬」的男子經WhatsApp聯絡受害人B，要求她付款進行調查。 11.於2024年5月7日及5月12日，受害人B按該些騙徒的指示，與一名女子見面；該名女子出示一張偽造的警察委任證，吩咐受害人B，要將此事保密。在該兩次會面，受害人B給予該名女子合共港幣55萬元。 12.2024年5月14日，根據該些騙徒的指示，受害人B在大埔與被告人見面。被告人自稱李先生，並向受害人B出示一張偽造的警察委任證。受害人B向被告人交出現金港幣10萬元。 13.2024年7月10日，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告訴受害人B，在其牽涉的案件，其中一名受害人自殺，要求受害人B再付款以便進行調查。受害人B拒絕，說：「你都係拉我返去啦。」最後，受害人B向警方報案。 拘捕 14.2024年7月29日，警方在被告人於將軍澳的住所附近拘捕他，在他身上搜出一張顯示姓名為林志朗的偽造香港警察委任證。 15.於警誡下，被告人作出以下的陳述：
加刑申請 16.控方依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11) 條，申請加刑。就此，控方根據該條例第27(2) 條，向法庭提交一份由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曾莉總督察，於2026年7月10日撰寫的書面口供，以支持該加刑申請。曾總督察轄下的隊伍，是負責監察警方接收到的電話騙案案件趨勢。 17.本席留意到曾總督察的口供，提供了以下資料：
18.曾總督察認為，考慮到所有有關資料，電話騙案及相關洗黑錢活動在香港仍然盛行，損害社區。 求情 19.被告人23歲，單身，與父母及姊姊一同居住；父親是一名客戶經理，母親是家庭主婦，姊姊是一名老師。 20.在案發時，被告人是一名兼職的電腦程式工程師，月入約$15,000；他亦同時修讀有關雲端系統及數據的課程。被告人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21.於2024年2月，一名聲稱是廣州公安局人員致電被告人，聲稱被告人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被告人當時覺得對方有可疑。後來，被告人經不起該名人士遊說，自己亦希望能賺到更多金錢，以供其花費，於是被告人答應協助騙徒，以一張偽造的香港警察委任證，作出行騙的行為，並成功從一些受害人手中收到現金，從中獲得部份金額作為報酬（合共約港幣$18,000） 22.被告人及其親人亦分別撰寫了求情信，內容主要提及被告人的性格，因心思單純，抵受不了誘惑而干犯本案；與及被告人的莫大悔疚，決心改過自新。 23.代表被告人的馬大律師邀請法庭考慮以下求情因素：
24.就電話騙案及洗黑錢案的量刑，馬大律師援引上訴庭判刑案例，予本席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洪永俊 [2011] 2 HKLRD 167；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耀輝 CACC 100/2014 （未經彙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2012] 1 HKLRD 197；律政司司長 訴 谢志健 CAAR 4/2024, [2025] HKCA 911 。 25.馬大律師亦同意法庭可因應本案的猖獗性，對被告人作出加刑。就總刑期考量，馬大律師希望法庭能將部份刑期分期執行。 量刑 電話騙案判刑案例 26.上訴庭已多次指出電話騙案的嚴重性，在洪永俊案，上訴庭作出以下的觀察：
27.上訴庭認為以這類電話騙案而言，一般量刑起點應訂為4年。（判案書第30段） 28.在近期一點，上訴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陳皓傑[2026] 1 HKLRD 762 一案，考慮了其後的有關判刑案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家誠[2011] 3 HKLRD 602；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耀輝 CACC 100/2014（未經彙編）），再次重申電話騙案的嚴重性：
洗黑錢判刑案例 29.洗黑錢屬嚴重罪行，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雖然上訴庭並沒有訂下量刑指引，但在多宗上訴案件中（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律政司司長 對 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律政司司長 訴 谢志建 (未經彙編)， CAAR 4/2024, [2025] HKCA 911等）均指出，在判刑時，法庭需考慮的因素包括：
30.在雲國強案，上訴庭認為當涉案黑錢是100至200萬時，量刑基準約為三年，300至600萬時，量刑基準約為四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五年；但在谢志建一案，上訴庭澄清，在雲國強案的觀察，只是撮述許有益案內所列舉案例的大概量刑幅度，並非量刑指引，雖然涉案金額的多少也是重要考慮，但並非唯一考慮（判案理由書47段至53段）。最後，上訴庭重複以下重要的觀察：
有關牽涉電話騙案的洗黑錢判刑案例 31.誠如上述有關電話騙案的判刑案例指出，電話騙案與一般使用傀儡戶口清洗黑錢的案件有明顯分別，傀儡戶口洗黑錢案牽涉的金額可能十分龐大，但電話騙案的洗黑錢案，牽涉的金額相對比較少，有時甚至只是數萬元；但上訴庭清晰指出，該類案件的嚴重性，主要是案情本身及案件性質。 32.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建兵 [2012] 1 HKLRD 777 這宗洗黑錢案，上訴人是四宗電話騙案的收款人，其中兩宗他成功收到三萬元和二萬元的騙款，他之後將款項匯到內地一個戶口。原審法官認為上訴人只是扮演跑腿的角色，但仍須判以阻嚇式刑罰，他採用四年監禁為每項控罪的量刑起點。就第27條的加刑申請，原審法官加刑三分一。上訴庭認為該案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直接參與和黑錢有關的罪行，認為適當的量型起點是3年；而三分一的加刑維持不變。 3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 [2015] 2 HKLRD 945 亦是一宗牽涉電話騙案的洗黑錢上訴案件。騙徒訛稱78歲的受害人的兒子犯了淫褻罪行，要求受害人支付25萬元，雙方最後同意將金額減至5萬元。申請人在相約的地點與受害人見面，問她有否帶錢，並向她表示其兒子遭人扣押，申請人能說出受害人兒子的名字，並將手提電話交予受害人與另一人通話。原審法官認為雖然申請人只是出面接觸受害人，但其角色重要。以四年為量刑基準，加刑50%。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參考的洪永俊案，案情顯示該案被告人有積極參與有關的電話騙案，因此他們不能表示對涉案電話騙案不知情。上訴庭認為申請人沒有參與詐騙罪行，他向受害人表示其兒子遭人扣押，只顯示他對有關的可公訴罪行，有粗略的理解，不代表他知悉詳情。無論如何，洪永俊一案的被告人干犯的罪行，遠較申請人的罪行嚴重。上訴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3年，而加刑幅度三分之一是恰當的。 34.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宗悅 [2015] 3 HKLRD 182 一案，案情與岑華擴案相似，但原審法官拒絕接受申請人對電話騙案不知情的說法，認為申請人與有關的騙徒同屬一夥，將每項洗黑錢控罪的量刑起點定為4年。上訴庭考慮了上述的洪永俊案 及岑華擴 案，認為申請人的情況，正正是岑華擴 案提到的「對源頭罪行只有粗略認識」。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採納的4年量刑起點明顯過重。因控罪一和控罪二在連續兩天發生，上訴庭以3年為量刑基準；第三項控罪是在申請人於53天後再次干犯有關罪行，量刑基準可定於3年3個月。 35.在本案，就第一項及第二項欺詐罪，被告人夥同一群騙徒進行電話騙案，於短短的數星期內，騙取了兩名受害人合共160萬元。如上文援引的洪永俊案，本案被告人知悉本欺詐案的犯案情況，積極參與，在得到偽造警察委任證的電子副本後，自製虛假的警察委任證，重複使用來進行詐騙，在收取騙款後，透過使用比特幣錢包來進行清洗黑錢。本席留意到，於2024年7月29日被捕當日，被告人身上仍然管有該偽造警察委任證。 36.考慮到以上判刑案例、本案案情及被告人的刑責，鑒於第一項控罪牽涉騙款150萬，本席採納4年3個月為量刑起點；第二項控罪牽涉10萬元騙款，本席採納4年為量刑起點。 37.就第六項控罪，案情指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1]，將內有港幣85萬9千元的紙袋留於一指定地點，被告人到該地點取去該些款項，之後與控罪一及控罪二的情況相同，被告人將該筆款項，存入一個比特幣錢包及一個銀行帳戶，清洗黑錢。 38.上文援引牽涉電話騙案的洗黑錢案判刑案例（如：岑華擴案、林宗悅案），上訴庭均認為該些案件的被告，對源頭罪行只有粗略的認識，因此認為3年的量刑起點合適。但牽涉本案的電話騙案及清洗黑錢的情況，被告人絕對不是只有粗略的認識；如代表被告的馬大律師合理地作出陳詞，指出雖然被告並不是本案的主謀或整個詐騙集團的核心成員，但被告人在整個詐騙集團中擔當的角色，並不是不重要。 39.就第六項控罪，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型起點為3年3個月。 40.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份一刑期扣減，即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六項控罪的刑期為：(1) 34個月；(2) 32個月；(6) 26個月。 41.就控方依據第27條的加刑申請，本席考慮了曾總督察所提供的資料，雖然假冒官員這類型騙案累計的損失金額，在2025年有所回落，但回落的勢頭並沒有在2026年延續下去，如上述，2026年上半年假冒官員累計的損失金額，已超過2025年總數的一半。 42.最重要是，電話騙案累計損失的金額，與及整體電話騙案的宗數，從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並沒有下跌的趨勢。 43.本席信納曾總督察所提供的資料，電話騙案及假冒官員這類型的騙案，仍然是普遍，對社區構成嚴重傷害。因此，根據第27(11) 條，每項控罪加刑30%。撇除小數點後，第一、第二及第六項控罪加刑10個月、9個月、及7個月。加刑後，三項控罪的刑期為：(1) 44個月；(2) 41個月；及 (6) 33個月。 44.綜合本案整體情況，本席認為一個54個月監禁的總體刑期，能充分反映本案三項控罪的嚴重性；但考慮到被告人從沒有刑事紀錄，以及就第六項控罪，控方完全倚靠他在會面時的坦白招認，法庭酌情給予2個月的扣減[2]，經減去2個月後，整體刑期為52個月。 45.現判刑如下：
46.第二及第六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但該兩項控罪的刑期其中8個月，與第一項控罪的44個月刑期，分期執行；即被告人須服刑5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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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cited in this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