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鄭然曦

DCCC 114/2026

[2026] HKDC 19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6年第1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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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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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第一被告人承認控罪一及同意案情，被裁定「欺詐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6A條，罪名成立。由於認罪時第一被告人只有17歲，本席先索取更生中心、教導所及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報告才判刑。

同意案情

2.於2025年6月13日約中午12時（案發日期），現年79歲的劉女士（控方第一證人）接到一個不明來電號碼的電話。一名身分不明男子虛假地聲稱控方第一證人的兒子曾毆打他，並要求賠錢。於同日約中午12時15分，控方第一證人接到另一個來自不明來電號碼的電話。一名身分不明女子向控方第一證人索取其住宅地址，並稱需要港幣50,000元。控方第一證人向該女子提供其住宅地址。

3.於同日約下午2時05分，第一被告人到達控方第一證人位於新界葵涌盛芳街某大廈（案發地點）的住所門前。第一被告人向控方第一證人出示一部手提電話。控方第一證人聽到該手提電話中一把男聲說：「阿媽，要救我！」。控方第一證人誤以為該把聲音是其幼子的聲音，遂取出港幣50,000元現金，放入一個膠袋內並交予第一被告人。第一被告人其後離開案發地點。

4.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片段顯示，第一被告人於案發日期下午2時01分至2時15分期間進入該大廈、於19樓離開升降機，以及其後離開該大廈。

5.2025年6月15日，偵緝警員60569拘捕第一被告人。在其父親在場下，第一被告人在警誡下承認曾向控方第一證人收取金錢。

6.在其父親在場下進行的錄影會面中，第一被告人表示，其中包括：

(a)  她於案發日期前往案發地點，向一名老婦收取金錢；該名老婦交給她一袋金錢；

(b)  她透過Telegram受一名只知綽號為「Lolo」的人指示，在另一人於電話中虛假冒充該名老婦的兒子後，將一部手提電話交給該名老婦，並向她收取金錢；

(c)  在參與本案前，她在旺角向一名男子收取一部手提電話、耳機及港幣1,000元作交通費；在向控方第一證人收取金錢後，她在太子運動場附近將該筆金錢交予同一名男子；

(d)  她在被捕前尚未因本案獲得任何報酬；以及

(e)  大廈的閉路電視截圖顯示她身處該大廈。

7.第一被告人知道該名男來電者會虛假冒充控方第一證人的兒子。第一被告人與其他身分不明人士一同作出行動，並意圖詐騙，誘使控方第一證人交出合共港幣50,000元現金，從而使第一被告人及其他身分不明人士獲益，及/或使控方第一證人蒙受損害。

8.該港幣50,000元現金是控方第一證人的個人儲蓄。

第一被告人的背景、刑事定罪紀錄及減刑陳詞

9.第一被告人現年17歲，犯案時16歲，未婚，教育程度至中三。2025年12月因傷人而被判入更生中心。辯方指出第一被告人干犯本案時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但意味她干犯下一宗案件時是在保釋期間犯事。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報告顯示第一被告人即使曾被判入更生中心，及牽涉其他案件，仍就本案建議更生中心。

10.辯方的減刑陳詞重點如下：第一，第一被告人及早認罪可享1/3扣減，第一被告人對事件表示悔意。第二，第一被告人呈上求情信，梁大律師力陳希望法庭繼續判處更生中心。

討論和判刑

11.欺詐罪的最高刑罰是14年監禁。由於欺詐罪並沒有判刑指引，而判刑亦視乎犯案手段、罪行時段的長短、有沒有其他人士參與、受害人的數目和犯案次數。事主所損失的金額是其中一項判刑考慮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12.在香港特區行政區 訴 梁耀輝 CACC 100/2014，案件涉及36名受害人，他們在互聯網平台被騙購買海洋公園門票，總共涉及金額是6萬3千多元。上訴庭（在該判案書第44段）明言「法庭對一些針對公眾的無良、令人討厭及不恥的詐騙案件，例如街頭騙案、電話騙案等，都會採取較為嚴厲的判刑，希望能阻嚇該等罪行，避免無辜大眾受害。這類罪行涉及款項數額不一定太大，而即使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法庭亦會採納高達3年至4年的量刑基準。」該案的上訴人被判3年監禁。

13.在陳皓傑 CAAR 1/2024，上訴庭明言：

「電話騙案的嚴重性在於騙徒向受害人聲稱其親人的自由因某些理由受到限制，利用受害人愛子或保衞及營救親人心切的脆弱心理，置他們於恐慌之中而欺詐他們的金錢。電話騙案的嚴重性並不取決於騙徒的行騙手法，這些手法的目標就是要利用受害人的弱點而恫嚇他們，令他們措手不及、失去冷靜和理智而交出金錢，屬情感上的勒索。」

「綜上所述，本庭不認為這類騙案的嚴重性會因應騙徒的訛稱、缺乏毆打和扣押等威嚇而有所減低，不認同需要因應不同的手法再在量刑上作出仔細區分。雖然洪永俊和楊家誠案均涉及外地人來港犯案的情節，但梁耀輝案並沒有涉及此情節，上訴法庭仍認為4 年的量刑基準適用於電話騙案[1]。洪永俊案是在考慮判刑法官應否作出加刑 50% 的決定時，考慮了申請人受招攬專程赴港收款來突顯警方偵辦此類案件的困難[2]。本庭不認為4 年的量刑基準只適用於外地來港作電話騙案的前線收款人。更何況，在本案，根據答辯人承認的案情[3]，答辯人在擔任跑腿的前線工作時，清楚整個串謀的計劃是涉及「不誠實地虛假地表示控方第二證人(王女士)的兒子被警方扣留及需要金錢」，從而不誠實地誘使第二證人向他交出港幣65,600 元。答辯人是串謀詐騙計劃中的一份子，而構成控罪二的關鍵環節，並非如判刑法官所述止於僅是一名「跑腿」[4]。」

14.在定罪後，控方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電騙」罪案近期的普遍性、獲益性、傷害性[5]，而就有關控罪的情節，作為可能加刑的因素。辯方不反對有關證供呈堂。

15.另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機制加刑幅度介乎20% 至50%：洪永俊 [2011] 2 HKLRD 167；梁耀輝 CACC 100/2014；陳皓傑 CAAR 1/2024。

16.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第一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17.在本案，第一被告人涉及一項控罪，受害人為一名長者，事發時79歲，涉及金額港幣50,000元。第一被告人角色是向受害人收款，按案例量刑基準可達3年監禁。其他加重刑責的因素包括犯案多於一人。經考慮上述因素，本席把量刑基準訂定在3年監禁，扣減認罪的1/3，刑期可達24個月監禁。

18.隨後，根據上述條例第27條，本席信納控方提供的資料[6]，證明該等罪案近期的普遍程度[7]及因指明罪行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再加刑五分之一至28個月監禁（扣除小數位）[8]。若是成年犯案人，本席可判處第一被告人28個月監禁（若行為良好也最少服刑20個月）。

19.教導所的一般拘留期約6至18個月，最長可達3年，加上釋放後的3年監管，和第一被告人的可能實際服刑相若，但教導所對年青犯人有更多的更生鍛鍊。

20.勞教中心、教導所和更生中心報告俗稱為「3C」報告，部分重點比較總結如下：

21.終審法院在Wong Chun Cheong FACC 9/2000一案訂下考慮判入教導所的指引，指出「除非情況完全不可以考慮將被告人判進教導所，否則，法庭應衡量一切情況，包括罪行的嚴重性、被告人的過往紀錄及品格，平衡考慮為社會利益而須作出懲罰與及讓犯罪者得到自新機會，以決定應否判被告人進教導所去代替監禁」。

22.就社運期間上訴庭處理的判刑覆核，上訴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CWC CAAR 12/2020的第63段有以下論述：

「本案不是近期唯一一宗涉及年輕犯人的縱火判刑覆核申請。在上年9月22日宣判的SWS案，判刑時才十五歲半的被告人承認扔汽油彈，結果被上訴法庭裁定有關的判刑原則有錯和明顯不足。至於縱火案的一般判刑是甚麼、少年犯（16歲以下）應根據甚麼原則量刑、上述兩者又應如何結合，潘高院首席法官在該案判詞的G.1至G.3分部已作過詳細討論。簡單而言就是縱火案必須從嚴處理，一般應處以即時監禁，這對判處少年犯會產生張力，因處理少年犯一般應以更生為主導，箇中的關鍵是要取得平衡；若然案件確實嚴重，拘禁性的刑罰便在所難免；但監禁以外的各種拘禁設施，有一定的更生成分，對某些少年犯而言反而是更生的最佳途徑。以上的進路，同樣適用於21歲以下的年輕犯人。」

總結

23.本席考慮了有關案例、本案的犯案情節及個人參與程度，認為就控罪一判第一被告人進入教導所是合理和相稱。因此，如此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