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長 訴 Cwc

CAAR 12/2020

[2021] HKCA 69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證明書

覆核申請案件2020年第12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20年第7000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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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背景

1.2020年5月19日，答辯人在認罪後被裁定一項‘罔顧生命是否會受到危害而縱火’罪成立[1]，原審裁判官（何俊堯裁判官）把他處以附條件的感化令3年。

2.申請人不滿有關判刑，向上訴法庭申請許可，要求覆核[2]。經聆訊後，本庭批准申請人的申請，並於2021年2月4日改判答辯人進教導所。2021年2月10日，本庭頒下有關判決的書面理由。

3.2021年2月25日，答辯人逾期提交動議通知書，要求本庭作出頒令，證明本案涉及兩個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以讓他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3]。相關的法律論點如下:

論點一：

「 在考慮一名患有精神障礙的青少年罪犯的判刑時，即使案件涉及使用嚴重暴力的元素，讓青少年罪犯獲得適切的治療是否應該比懲罰和阻嚇性等因素佔更大的比重？（In sentencing a young offender who is mentally impaired or disordered, even in a case involving the use of serious violence, should facilitating them to receive appropriate treatment be given more weight than 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論點二：

「 法庭在考慮一名患上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罪犯的罪責時，應如何衡量他的病情和犯案原因的關連？（In assessing the culpability of a young offender who is mentally impaired or disordered, how should the sentencing court approa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medical condition and the causes of his offending?）」

4.同日，答辯人就是次動議向本庭存檔書面陳詞。2021年3月12日，申請人向本庭存檔他們的書面陳詞。2021年3月22日，答辯人就申請人的書面陳詞向本庭存檔書面回應。

逾期原因

5.以「判決涉及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為由，要求上訴法庭發出證明書，須在該庭頒布《判案理由書》後的七天內提出[4]。換言之，答辯人的申請是遲了約兩星期。答辯人的律師在誓章解釋，答辯人的父親是誤聽別人所說，以為法援只會在終審法院批出上訴許可後才會進行審批，所以白花了時間四出籌集資金。至2021年2月19日，即春節假期過後，答辯人的父親得悉事情可以同步進行，便立即指示私人律師處理上訴至終審法院的程序，包括申請法援。對於答辯人逾期提出是次申請，申請人沒有反對。

基本案情

6.2019年11月18日下午，答辯人和一名女子各自向柴灣已婚警察宿舍擲出一枚汽油彈。 答辯人的汽油彈，撃中宿舍一樓某單位的窗戶，令窗戶和外牆被火燻黑，戶主和他一名家人當時正在單位裡面。同行女子的汽油彈，只擊中宿舍和宿舍圍牆之間的行車道，但產生的火球卻險些落在一輛剛駛經的汽車上面。答辯人和女子當時都拉上了頭套和戴著口罩。

7.答辯人在候判時向感化主任解釋，他是由於政見問題和父親發生爭吵，所以才在一時氣憤下跟隨一名於社交平台（Telegram）認識的男子犯案。及至被心理專家接見，他又說（見本庭《判案理由書》第32段）：

「 …. 案發當天因為和父親爭吵不想留在家中而應一名在社交軟件Telegram認識的男子的要求，帶同一名女性朋友到案發現場附近和他會合。在漁灣邨，該名男子把一個由啤酒瓶製成的汽油彈交遞給他，叫他把汽油彈擲向警察宿舍，答辯人才知道此行的真正目的。由於該名男子和黑社會有緊密聯繫，答辯人恐怕會被毒打及連累同行的女友人，才按照他的指示行事。」

不過，他是在脅迫下犯案的說法，答辯人再在第二次求情時撤回。辯方改稱，答辯人由始至終只是在按照社交平台認識的那名男子行事。

答辯人的背景、求情和判刑

8.標題下的各個題目和內容，詳見本庭《判案理由書》的相關段落，以下僅為一個相當粗略的摘要。

9.案發時答辯人15歲5個半月，認罪時尚有十一天滿16歲，被判刑時超過16歲。他7歲時確診患有亞氏保加症（自閉症的一種），在本案之前沒有前科並為一間主流學校的‘特殊需要學生’。辯方在求情時指答辯人年輕，犯案是受到亞氏保加症的影響。由原審裁判官下令索取的心理專家報告進一步指出，除了亞氏保加症，答辯人還患有對立性反抗症（ODD）和過度活躍症（ADHD），在犯下本案之後也患上創傷後遺症。心理專家認為，答辯人犯案可能和他的亞氏保加症和過度活躍症有關（we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結果，原審裁判官在判刑時裁定：答辯人犯案不是出於私利，而且好大程度可歸咎於他的亞氏保加症，再加上他年輕、認罪和所造成的損壞輕微，所以更生的元素可比懲罰和阻嚇佔上更大比重。

本庭在覆核的裁斷

10.《判案理由書》第66至69段是本庭在是次覆核的關鍵裁斷：

「 66. 原審裁判官知道有一名女子參與犯案，但他只是略過這個事實而完全沒有指出這事實會令本案更加惡劣；答辯人通過社交平台而認識的那名男子，原審裁判官亦沒有處理。然而，那名男子的衣著，和前兩人是一樣的，包括拉高頭套和戴上口罩，而且他還一直把漁順樓的後門頂住，沒讓它關上，直至涉案女子跑回（當在擲彈後）才和她一起消失於漁順樓內。本庭在聆訊時也指出，涉案宿舍的圍牆不矮，圍牆和受襲單位之間又有雙線行車道，所以要把汽油彈扔過圍牆並擊中目標，力度角度和距離都要掌握得非常準確，很難想像是在毫無準備，對現場環境一無所知之下可以做到。以上各種情況均顯示有關三人是夥同犯罪，並早有預謀，甚至連逃走路線都早有定案，只是答辯人在犯案後被即時截獲。答辯人指自己和父親爭執，並在一時氣憤下犯案，這說法雖然未受挑戰，但法庭最少也要根據以上的客觀事實去理解，但原審裁判官卻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

67. 原審裁判官指受襲地點住人，是著眼於人命傷亡的風險。他沒有特別指出那是警察宿舍的重要性。不過，正如申請人強調，觀乎本案的案發日期、答辯人聲稱因政見和父親發生爭執，和本庭留意到多位老師曾提及答辯人在「社會事件」中變得「偏激」的事實，本案毫無疑問是和當時還處於高峰的社會衝突有關，而且具體表現在隨機和不加區別地向警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施襲。這是對公眾秩序與安全的嚴重攻擊和破壞，其惡劣程度不容任何法庭低估。至於原審裁判官指汽油彈的容量少，能用到的助燃劑不多，有關的加刑因素有限，與及汽油彈因被緊閉的窗戶擋隔，沒有入屋，造成的傷害輕微等觀察，其著重點的錯誤倒置是顯而易見的，不用多加闡明。本庭只會補充，申請人指汽油彈的本質不穩，落點不準，著地後玻璃碎片四濺，當屬正確；再加上它有一定射程，可以從一定距離攻擊目標，所以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武器，法庭必須嚴肅看待。由於是夥同犯罪，涉案女子因擲彈而差點波及剛駛過的汽車（不幸的話可以是人），答辯人也要共同承擔罪責。

68. 最後，原審裁判官指答辯人犯案，「好大程度可以歸咎於」他的種種症狀，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報告中的原話是「可能與此有關」；而且所謂有關，是指症狀能影響患者的判斷力和同理心，以致其容易受到同輩影響和不能體會受害人的處境。無論如何，正如申請人指出，答辯人知道自己的行為犯法，他甚至對損毀財物表示歉意，只是對宿舍的住戶無動於衷，以致他有重犯的風險。這是心理專家清楚指出的。就此，上訴法庭副庭長麥機智在Tang Ho Yin案的觀察無疑是極具適切性：被告完全知道自己在作何事，他可以但選擇放棄對症狀的控制，所以不能以症狀為參與此嚴重罪行的理由或藉口。相關症狀的患者須同樣受到阻嚇，以制止他們自甘捲進暴民的集體暴力行為（意譯）。麥副庭長的結論是不應因被告的症狀而減刑。

69.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無論是本案的整體嚴重性，抑或答辯人的個人罪責，原審裁判官都在評估上有錯。因此，他判下的感化令，雖為法定最高時段，卻仍然是原則犯錯和明顯不足。儘管答辯人年輕，不可漠視其更生，但他的判刑實有必要更傾向於懲罰和阻嚇以反映本案的惡劣程度。」

答辯人的陳詞

（有關論點一）

11.答辯人欲上訴至終審法院的申請由陳熙民大律師接辦。他援引HKSAR v Chiu Yu To [2001] 3 HKC 186一案強調，無論其病患是否犯案的根本原因，法庭在判罰一個患上精神障礙的被告時都應該盡可能讓他得到治療。以下是該案判詞的第24至25段：

“ 24. This section is set out in very similar terms to section 37 of the Mental Health Act, 1983, which in England superseded section 60 of the Mental Health Act 1959 on which the Hong Kong Ordinance was modelled. Bearing this in mind, Mr Reading, SC, on the Respondent’s behalf, most helpfully referred this court to a number of English and Hong Kong decisions which demonstrate that the reasons given in the English courts for the making of hospital orders have been in large measure adopt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Hong Kong. Essentially,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 whether or not the disorder has been the root cause of the offence, are approached on the basis that the law, where possible, should facilitate treatment in hospital.

25. The general tenor of the courts’ approach to this aspect of sentencing has been summarised in an article, entitled Sentencing the Mentally Disturbed Offender, (1965) Crim. L. R. 685 which, at p. 698, reads :

‘A survey of decisions of the Court since the passing of the Mental Health Act,1959, suggests that the powers given by the Act are being used whenever possible.  The Court is quite prepared to abandon concepts of 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when dealing with a mentally-disturbed offender who has committed even a serious offence of violence which would in the normal way attract a deterrent sentence, and sentences of imprisonment are used only where a hospital order or probation order with a condition for treatment are unsuitable; in such cases an indeterminate sentence is used wherever possible, although there is some reluctance to do so where the offence concerned is not in the most serious category.’ ”

12.陳大律師指出，同一原則被適用到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方俊威 HCMA 26/2013案（見該案判詞第18和19段）。

13.陳大律師認為，有關的原則更應該適用到患有精神障礙的少年犯，好讓他們盡快獲得最適切的治療。

14.陳大律師引述案中五份報告（原審裁判官下令索取的心理專家報告[5]，及第一和第二份感化主任報告[6]；辯方為應對刑期覆核而索取的感化令進度報告[7]；和本庭在改判前下令索取的社會服務令報告[8]），強調一個帶條件，但仍屬開放式的感化令，實可讓答辯人作有效更生並已取得一定成果。

15.陳大律師認為，本庭把教導所理解為「可提供心理和其他輔導及各種課程」的設施（見本庭《判案理由書》第73段），是錯的。陳大律師認為：

「 …. 實際上勞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導所適合性報告僅指出答辯人精神、心理和體能上適合羈押於更生中心及教導所，並無提及這些處所提供哪類型的治療∕課程，也沒有解釋這些措施是否適合答辯人、對他病情康復有沒有任何幫助等等。廣泛的認知是，教導所只能提供普通醫療服務，而且訓練體制強調統一的紀律，不會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少年制定康復計劃，意味著答辯人的持續社交康復進度會被打斷。」

16.最後，陳大律師陳詞指：

(一) 本庭的改判是「沒有以讓答辯人為他的病症得到最適切的治療為前提，反而過份著重懲罰和阻嚇等因素」。

(二) 至今「未有案例針對患有精神障礙病症的青少年罪犯（特別是嚴重案件）作出判刑指引，這議題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也是合理地可爭辯的」。

（有關論點二）

17.陳大律師批評，儘管本庭留意到亞氏保加症和過度活躍症「能影響患者的判斷力和同理心，以致其容易受到同輩影響和不能體會受害人的處境」，卻引用HKSAR v Tang Ho Yin [2019] 3 HKLRD 502案裡「被告完全知道自己在作何事，可以但選擇放棄對症狀的控制」的觀察，作為不給答辯人維持原有判刑的理由（見本庭《判案理由書》第68段）。

18.陳大律師認為，Tang Ho Yin 案的被告（24歲）是因為一，承認弄鬆街燈把地磚挖出，及在其後站在暴亂者的最前方參與挑釁和向警方擲物和二，根據精神科報告，只需換上另一種不導致他失眠的藥物便可舒緩症狀，所以才被上訴法庭認定他自我選擇放棄控制病情及不是由於過度活躍症而在一時衝動下犯案。也就是說，情況和同時患上幾種精神障礙及犯案時只得15歲的答辯人完全不同，尤其是答辯人沒有選擇放棄控制病情。

19.陳大律師強調，無論答辯人是否以脅迫作為犯案的理由，他的說法始終是他在會面前「未知道會做什麼，見面後（有關男子）才把載有易燃液體的酒瓶交給他，堅持要他拋出」，以致他「感到恐懼和無助」才「最終跟隨了（有關男子）的指示而干犯本案」。陳大律師認為，按照上述的「事實背景」，答辯人犯案的原因和他的病情是有足夠關係的，例如是在男子的慫恿下他沒有作出理性判斷和決策的能力。

20.陳大律師接著援引HKSAR v Chiu Peng [2002] 1 HKLRD 185案指，儘管一名被告的精神病不是那麼嚴重，未至令他不知道自己在作何事，這也不等如不能減輕他的罪責。以下是該案判詞的第16段：

“  16.     If an accused is suffering from mental illness which played a part in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the court may properly allow a discount of sentence.  See Cross and Cheung: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3rd Ed, pp 308-309 and the cases cited thereat.  The reasoning was described as “allowing a diminished role for the element of deterrence to reflect the mental condition” in Parnis v R (1994) 126 ALR 423, 426.   That, as we understand, means that while the sentence normally imposed by the court is for deterring an accused unaffected by any abnormal mental condition in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and for general deterrence, the necessity for both kinds of deterrence is reduced because the accused was not operating under a normal mental condition.  While this reasoning has its attraction, we prefer to lay emphasis on the justification for a discount of sentenc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as a reflection of diminished criminality or culp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accused who has committed a crime under an abnormal state of mind.  He knew that it was wrong to commit the crime, but he did not appreciate that the commission was as serious as it was: the degree of culpability was thus lessened.  Or, as in this case, the accused’s mental illness made him gullible and easily susceptible to persuasion by the perpetrator of the crime, reducing his responsibility for participating.”

21.陳大律師援引英國量刑委員在《Sentencing Offenders with Mental Disorders,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or Neurological Impairments》的建議，指法庭在判罰患有精神病的被告時應以下列考慮為起點：一，案發時被告的決策、做理性選擇，和理解其自身行為的性質的能力，是否被他的障礙或失調削弱；二，案發時被告的障礙或失調是否令他失控；三，是否有其他障礙或失調可減低被告的罪責。

22.陳大律師援引本案的心理專家報告，強調它可支持減輕答辯人的罪責。陳大律師認為「likely associated with」應翻譯為「多數因病症而起」而非上訴法庭所說的「可能與此有關」[9]：

“ 18. From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information gathered at the interviews, [the respondent] appeared to have committed the offence out of peer influence and poor judgment. He severely underestimated the consequence of his behavior.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 offending act was illegal but failed to consider the legal consequence. He demonstrated no empathy on the potential victims during or after the offence. His significant deficits in taking others’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 solving we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agnoses of ASD and ADHD, which compromised his decision-making and made him prone to irrational judgment as evident in the index offence.”

23.作為結論，陳大律師指「（本庭）在評估答辯人的罪責時錯誤地拒絕給予他的病情任何比重，這論點是合理地可爭辯的」。

申請人的回應

24.申請人陳詞指：陳大律師草擬的兩個論點，在英文版本都以「mentally impaired or disordered」來形容相關的少年犯，但根據香港法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第2條，psychopathic disorder（精神病理障礙）和mentally disordered（精神紊亂）都是有其特別定義的[10]；Chiu Yu To及方俊威 兩案的被告，符合患有精神紊亂的定義[11]，但答辯人的各種症狀則明顯不屬於《條例》第2條下的精神病理障礙、精神紊亂，或精神病（mental illness）；事實上，感化令的進度報告顯示，光是因為按時服藥、每月到醫院複診，和有社工、感化主任和心理專家的協助，答辯人便在情緒管理、人際關係，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取得明顯改善[12]；因此，陳大律師提出的兩個論點，一則不涵蓋答辯人，二則不是「有關案件的決定」。

25.申請人強調：法庭在判刑時如何就治療、懲罰和阻嚇等因素給重，是一個講求平衡的決定（balancing exercise），結果因個案而異，不能一概而論；有關答辯人的症狀和他犯案之間的關係，上訴法庭已考慮及分析了心理專家的報告，並認定教導所是最能顧及各有關方面的判刑；陳大律師的論點旨在質疑上訴法庭的結論，根本不涉及法律，更遑論是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答辯人最後一份陳詞

26.陳大律師反駁申請人的指稱說：他所指的「精神障礙」或「精神疾病」，並不限於《精神健康條例》下的特指情況，有關用詞只是「概括性的描述」；以英國量刑委員會發出的那份文件為例，過度活躍症就出現在其Annex A - main classes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presenting features之內；無論是原審求情，抑或其後的心理專家報告，都明確依賴和能印證答辯人犯案是受到他的病症影響。

27.陳大律師力稱：就論點一，判處少年犯時是否應讓懲罰和阻嚇優先於讓他接受治療的考慮，以及和這個議題有關的判刑指引，香港都未有案例，所以是一個具有重大和廣泛重要性（及為合理可爭辯）的法律論點；就論點二，上訴法庭援引Tang Ho Yin案，以答辯人知道自己在作何事和自我選擇放棄控制病情為由，拒絕維持感化令的原判，關乎法庭應如何評核病患和一名被告犯案之間的關係，所以也是一個具有重大和廣泛重要性（及為合理可爭辯）的法律論點。

G.      討論與分析

28.先撇開《精神健康條例》第2條的定義不談，陳大律師援引的案例，應以被告的治療為主要考慮，其實是非常明顯的。那些被告的病情都相當嚴重。

29.例如Chiu Yu To案的被告，他患有本文的註釋11所列出的病，想以犯法和遭到逮捕來逃避他腦袋裡的那把聲音和別人的所謂迫害，以致在行劫時做出展示身份及地址證明，和不把錢接過及靜待警方到來等怪異行為。在這個情況下，原審法官不接受精神科醫生的建議，不判處住院令而把被告當成一般劫匪送進監獄，是當然須要改判的。同樣，用手指戳了一名女性胸部一下的方俊威，不但舉止異常，患有註釋11所指的多種病症，而且還曾經入住精神病院四次及連是否適合答辯也令專家辯證了一輪，所以法庭亦明顯要以他的治療為首要考慮。

30.至於陳大律師在最後一份書面陳詞援引 AG v Ng Chak Hung CAAR 1/1994，他的原意是要以此作例子，顯示即使沒有按法定要求來證明某被告是《精神健康條例》所定義的患者，法庭都會作出一個能盡量配合其治療的判刑。然而，本庭亦注意到，上訴法庭表明會尊重原審法官欲輕判該案被告的決定，只把緩刑改判成以定時複診作條件的感化令，是有充分理由的：雖然控罪是‘蓄意傷人’，但傷者傷勢輕微；被告工作勤懇、沒有定罪紀錄，但傷者卻有多項嚴重罪行的前科；案發時傷者不但霸住被告的家，而且還酗酒、向被告借錢和極難相處；案發源於一場口角，令被告盛怒；犯案前被告的精神病已無大礙，案發後則只需要定期接受複診便可。

31.綜合上述三宗案例，法庭明顯是會按照控罪和案情的嚴重程度、被告的個人罪責，和被告的病情以及病症和他犯案之間的關係（如有）來判刑的。正如申請人指出，這是一個講求平衡的決定，而且和上訴法庭在Chiu Yu To案的觀察沒有抵觸。例如（見上文第11段），當年的英國法院很願意行使新法律下的權力，尤其是住院令，包括相當嚴苛的無定期住院令，但都只是盡可能而已（whenever possible）。如果某案的案情惡劣，被告的個人罪責嚴重，而法庭在考慮過包括但不止於英國量刑委員會所辨識的所有因素之後，認為被告的病情相對輕微，不能大幅減輕他的罪責，難道就不應甚至不能給他判處一個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這不可能是上訴法庭的原意。

32.以上的判刑進路，其實就是上訴法庭在Chiu Peng 案的進路。該案被告因有精神病而思想混亂和容易受人唆擺，但由於其確知自己在干犯嚴重罪行，所以上訴法庭認為他所得到的刑期扣減實足夠有餘（該案的裁決（2）），這明顯是一個基於實況及兼顧到各項判刑考慮的裁決。在Tang Ho Yin案，上訴法庭因被告自行停藥、主動放棄控制病情，再加上有證據顯示他犯案不是一時衝動，認為他不應該因有過度活躍症而獲得減刑（該案判詞第34至36段），也是如此。

33.答辯人犯案和有過度活躍症，無論是本庭所翻譯的「可能與此有關」，抑或陳大律師主張的「多數因病而起」（見上文第22段），箇中的關係都不是原審裁判官所說的「好大程度可歸咎於 …」。正如本庭在《判案理由書》第66至68段的分析（見上文第10段），有關的病雖然「能影響患者的判斷力和同理心，以致其容易受到同輩影響和不能體會受害人的處境」，但答辯人是知道自己在犯法的，而且當時已「變得偏激」的他不可能是因為一般意義的「一時氣憤」而犯案。相反，無論是在是否答應邀請、是否帶同女伴一起前往、是否按照在逃男子的意思行事，和是否用心及盡力瞄準受害單位把汽油彈擲出等等，答辯人毫無疑問都有相當程度的自主，但他卻選擇放棄管束自己的行為，最終犯下嚴重罪行。這就是本庭認為麥副庭長在Tang Ho Yin案的觀察有適切性的原因。本庭的著重點是答辯人在放棄管束自己，自甘捲進暴力的行為。

34.最後，本庭不接受陳大律師指本庭對教導所能提供的設施或服務有誤解。教導所能夠和必然會因應個別學員的需要而提供心裡和其他輔導，是本庭現三名法官的集體司法經驗。事實上，HKSAR v Chan Sin Ting HCMA66/2005一案就直接指出了這個可能的安排。懲教署在現時的網頁也明確指出其心理服務組有針對在囚青少年的需要而製定的方案。

H.      結論

35.陳大律師提出的論點，並不涉及任何懸而未決的法律原則。他聲稱要為少年犯訂立相關的判刑指引，也沒有這個需要，因為根據已確立的判刑原則，無論被告是甚麼年齡，法庭自當按照案件的嚴重程度、被告的個人罪責，以及被告的病情和病情與他犯案之間的關係來判刑，唯一要注意的就只是要盡量有利於少年犯的更生。

36.如果陳大律師投訴的重點實非本庭的進路而是改判的結果，認為是過於嚴苛及/或沒有充分和正確地顧及答辯人的病情，則應以判決有‘實質而嚴重不公平的情況’為由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37.本庭駁回答辯人的申請。

申請人：由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林穎茜女士及高級檢控官吳穎軒女士代表

答辯人：由張柱才律師事務所轉聘陳熙民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