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嘉豪 對 香港房屋委員會

HCSA 45/2018

[2018] HKCFI 278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小額錢債審裁處上訴案件2018年第45號

(原案件編號：小額錢債審裁處申索2018年第154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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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序言

1.申索人為公屋住戶和綜援戶，原居於大興邨。於2014年10月16日透過特別調遷申請，申索人獲編配調遷至葵芳邨葵信樓814室 (下稱「該單位」) 。申索人申請調遷的原因為難以抵受鄰居的騷擾和製造噪音的行為。申索人並不爭議曾到該單位實地視察，並於視察後表示接受有關編配。申索人於2014年12月11日交回大興邨單位並遷入該單位。

2.被告人不爭議根據香港法例第283 章《房屋條例》 (下稱「房屋條例」) 第4 (1) 條，被告人須根據房屋條例行使其權力和履行其職責，以確保向被告人決定並經行政長官批准的各類或各種類人士，提供房屋和提供被告人認為適合附屬的房屋的康樂設施。房屋條例並沒有列出有關提供房屋 (包括公屋) 政策的具體實行方法。

3.被告人根據房屋條例第4 (1) 條下賦予的權力和職責，制定公營房屋政策 (下稱「該政策」) (該政策可於被告人的網頁上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找到) 。被告人傳召的證人余兆生先生 (副房屋事務經理) (下稱「余先生」) 在作供時同意在本判決書附表所載述的該政策條款適用於該案件 (見下述第4段) 。

4.於2018年4月13日，申索人在小額錢債審裁處 (下稱「該審裁處」) 案件編號SCTC 15415/2018 (下稱「該案件」) 向被告人提出申索，指稱被告人於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24個月期間罔顧精神科醫生信函中的建議，拖延處理他的調遷公屋單位申請表達兩年。由於精神科醫生的信函表示如他獲調遷公屋單位可使他能有康復機會，從而融入社會工作賺取收入，被告人上述的拖延導致他至今還需定期覆診，一家四口還需依靠綜援過活，喪失尋找工作機會而令他蒙受損失。至於申索人的損失計算方法，由於他現在還在領取綜援金，在發放綜援金的制度下，如一位受助人的入息在港幣4,200元或以上，受助人領取的綜援金金額會有港幣2,500元豁免，即受助人除了綜援金外，還可以保留港幣2,500元的入息。申索人聲稱因為被告人拖延處理他的調遷申請而失去尋找一份月入港幣4,200元以上的工作機會，繼而損失了每月港幣2,500元的額外收入，所以向被告人索償港幣50,000元 (實際為港幣60,000元，但申索人只申索港幣50,000元，餘額放棄) 。

5.雖然被告人不爭議上述入息豁免的計算方法，但被告人否認申索人的申索，並爭議申索人蒙受他聲稱的損失。

6.該案件於2018年9月26日在暫委審裁官潘弘翰 (下稱「潘審裁官」) 席前進行審訊。潘審裁官於2018年10月8日頒下判決 (並述明其簡要理由) ，判決被告人勝訴，申索人之申索被撤銷，而申索人須支付被告人訟費港幣11,727.10元，連同由裁斷日起計至款項付清時止的利息，以判定利率計算 (下稱「該裁決」) 。

7.申索人對該裁決不滿，並於2018年10月12日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上訴許可，以提出上訴。潘審裁官於2018年10月19日頒下裁決理由書 (下稱「該理由書」) 。

雙方不爭議之事項

8.潘審裁官在該理由書述明申索人和被告人雙方對以下的事項沒有爭議：

(1)   於2015年1月6日，申索人向房屋署委聘的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下稱「雅居」) 的物業主任張麗文小姐 (下稱「張小姐」) 提交文件 (D22 – 26) ，因醫療原因 (該單位噪音問題和申索人本身的腦震盪症候群) 申請調遷 (下稱「第一次調遷申請」) ，所提交的文件中附有一封由青山醫院於2015年1月5日所發出的信件，述明基於醫療原因支持申索人的調遷申請。於2015年1月6日，被告人收到一封由香港家庭福利會所寄出之信件 (D27) ，內容為申索人經香港家庭福利會轉介，希望基於醫療原因作出調遷申請。被告人並不爭議收到有關申索人第一次調遷申請的文件 (D22 – 27) 。

(2)   於2016年12月23日，申索人向張小姐提交聲明書 (D29) ，再次就調遷申請提出請求 (下稱「第二次調遷申請」) 。[1]

(3)   於2017年2月7日，申索人和被告人的余先生，和副房屋事務經理何耀祥先生 (下稱「何先生」) 會面，[2]申索人向余先生和何先生表示他因該單位噪音問題要求調遷，並向他們指出自己曾經作出調遷申請。當時余先生和何先生不約而同地表示在有關申索人的檔案中並沒有發現申索人提及的調遷申請及任何支持其調遷申請的文件 (D22 – 27，D29) 。余先生和何先生均不能提供為何申索人有關調遷申請及支持文件不能在有關案中找到的原因。

(4)   在2017年2月7日，被告人在申索人的同意和授權下把其個案轉介醫管局就其調遷申請作評估。在2017年6月2日，被告人收到從瑪嘉烈醫院西九龍精神科中心寄來的信件，支持申索人基於醫療原因作出的調遷申請。被告人於同年7月批准申索人的調遷申請。被告人之後兩次編配調遷單位予申索人 (包括2017年10月編配葵智樓單位，和於2018年編配葵正樓單位予申索人) ，均被申索人拒絕接受。

潘審裁官的該裁決

9.潘審裁官從申索人的申索書理解申索人的訴因有兩個： (1) 違反法定責任及 (2) 疏忽。申索人在該案件中親自作供，而被告人傳召了5位證人：張小姐、李健平先生 (房屋事務主任) 、余先生、何先生及李卓成先生 (房屋事務主任) 。

10.潘審裁官考慮了證人的證供、文件證據、雙方陳詞、舉證責任與標準，對該案件的爭議議題作出以下分析和結論。

(一) 違反法定責任

11.申索人並沒有特別指出被告人違反哪一條成文法下的法定責任。潘審裁官認為房屋條例第 4 (1) 條定明了被告人就公屋編配和調遷的責任，如被告人對申索人負有有關的法定責任，應參考房屋條例第 4 (1) 條。

12.潘審裁官指出，一般的法律原則下，違反法定責任不一定構成訴因，一切視乎賦予有關法定責任的法例的立法意願。公法下的法定責任有別於私法下的民事謹慎責任。公法下的法定責任不一定構成私法下的民事謹慎責任。法定責任會否構成私法下的民事謹慎責任，是一個法律詮釋問題。若按照賦予法定責任的有關的法例的正確詮釋，該法定責任是為了維護一少撮的公眾的利益而設，而立法意願是給予該少撮的公眾私法下的訴因，違反法定責任才會構成私法下的訴因。法律對政府部門、公營機構乃至任何人所加諸的法定責任，並不自動構成私法下的謹慎責任；而違反法定責任亦不自動構成私法下的訴因。[3]

13.潘審裁官認為房屋條例第 4 (1) 條下，被告人提供房屋的權力和責任，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房屋需要而設，並不只是為維護一小撮的公眾利益而設，而有關條文也並沒有條款明示規定若被告人違反有關條文下的法定責任時，他需承擔對該法定責任下的公眾因其違反法定責任而導致的損害。潘審裁官亦不能從條款中推斷立法的意願是將法定責任加諸被告人的同時要被告人肩負違反該法定責任時對該法定責任下的導致對公眾的損害。

14.潘審裁官認為房屋條例第 4 (1) 條並沒有構成私法下的訴因，因此潘審裁官裁定申索人就違反法定責任的申索不能成立。

(二) 疏忽

15.潘審裁官指出，就大原則而言，公職人員有可能為其疏忽的行為而承擔普通法下侵權的法律責任，但是單單因為公職人員履行法定職責時有所疏忽，不足以使他們承擔普通法下疏忽的法律責任。潘審裁官認為，提出申索者還須顯示案中的情況足以使公職人員負上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而他必須符合 Caparo Industries Plc v Dickman ＆ ors [4] 一案所確立的三項構成謹慎責任的條件： (1) 所涉的疏忽行為使申索人蒙受的損害是合理可預見的； (2) 申索人和被告人之間存在足夠緊密的關係；及 (3) 把申索人主張的謹慎責任施加於被告人是公平、公正及合理的。[5]

16.潘審裁官指出，香港寸金尺土，對一般市民而言，住屋是一項不容易解決的問題。香港政府建立公屋制度，目的是解決低收入階層的住屋問題。由於僧多粥少，公屋的數目不足以應付需求，被告人制定有關政策，以公平合理方法向有需要人士分配公屋。被告人當然會根據租用人的背景和其他的因素，包括任何醫療原因，租用人的需要，和是否有合適公屋單位的情況等，去適當審批有關公屋調遷的申請。

17.就該案件而言，潘審裁官認為被告人不可能預見申索人所指稱被告人的疏忽行為，即拖延處理他的調遷申請會對他造成他指稱其蒙受的損害，即被告人不可能預見申索人因為聲稱被告人的拖延，而令申索人喪失尋找工作的機會，繼而令他蒙受每月港幣2,500元有關入息豁免的額外收入。潘審裁官也認為申索人和被告人並不存在足夠的緊密的關係。被告人的服務對象為廣大需要公共房屋資源的社會大眾，而申索人只是其中一名社會大眾，被告人與申索人沒有緊密關係。再者，潘審裁官考慮到所有因素及政策問題，包括可能導致無數訴訟及損害公營部門的功能及行事效率，在該案件的情況下對有關被告人施加謹慎責任並不公平，合理及公正。基於以上原因，潘審裁官裁定被告人對申索人並沒有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

18.潘審裁官認為更重要的是，即使被告人對申索人負上謹慎責任，他也認為申索人並不能證明被告人違反有關謹慎責任，原因如下：

(1)   根據李健平先生之證供，於2015年5月，李健平先生曾用電話聯絡申索人，就申索人的第一次調遷申請進行商討。李健平先生聲稱，他向申索人建議申索人可在該單位先行居住一段時間，以便適應新環境，因為申索人原居大興邨單位是在2014年12月11日交回，其後便在很短時間要求調遷，可能是新環境上的轉變未能適應。李健平先生聲稱，申索人表示同意結束個案並明白日後若有調遷需要會通知被告人跟進。申索人聲稱沒有和李健平先生在2015年5月進行有關商討，李健平先生也沒有作出有關建議，而申索人並不知道他的第一次調遷申請已被結束。

(2)   潘審裁官認為李健平先生為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李健平先生並沒有原因去捏造有關2015年5月和被告人進行的有關商討，而且李健平先生的證供，和之後被告人於差不多兩年後 (2016年12月23日) 才再次書面提起有關調遷申請的情況相符合，潘審裁官採納李健平先生的證供。

(3)   申索人聲稱第一次調遷申請後每隔2至4個月，都會找張小姐查詢調遷申請進度。張小姐否認有關指稱，並指稱申索人再一次向她提起有關調遷申請已是2016年12月23日。潘審裁官認為張小姐為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並沒有原因去捏造有關證供。再者，如果申索人當真有每2至4個月向張小姐作出有關查詢，張小姐不大可能不作出相關紀錄。相反地，申索人有關方面的證供似乎是由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發，申索人並沒有提供他向張小姐作出有關查詢的確實日期和詳情。潘審裁官接納張小姐有關方面的證供。

(4)   潘審裁官認為李健平先生所述處理申索人第一次調遷申請的方式合理。被告人的公屋資源有限，並不可能就每一個調遷申請都即時給予正面的回應或批準。尤其在該案件中，申索人於2014年12月11日才因特別調遷交回大興邨單位並遷入該單位，離第一次調遷申請的時間不足1個月，李健平先生對申索人所作出的有關建議合情合理。再者，根據李健平先生之證供，申索人自己表示同意結束個案，並明白若有調遷需要，會再通知被告人跟進。被告人在處理申索人第一次調遷申請並沒有任何拖延或任何不合理的地方。

(5)   在上述申索人與余先生和何先生的2017年2月7日會面後，被告人已將申索人的個案轉介醫管局就其調遷申請作出評估。被告人在同年7月收到瑪嘉烈醫院西九龍精神科中心的信件，在這基礎下批准有關調遷申請。雖然余先生和何先生均承認在會面時檔案中並沒有申索人有關第一次調遷申請的文件和紀錄，但根據李健平先生之證供，申索人第一次調遷申請已被視為結束個案，所以對之後被告人如何處理申索人的調遷申請並沒有關連性。根據何先生和李卓威先生之證供，由於被告人花了很多時間 (大約兩個月) 嘗試向青山醫院索取有關申索人的評估，及後才發現被告人已轉到瑪嘉烈醫院西九龍精神科中心就醫，所以申索人的調遷申請在7月才獲得批准。潘審裁官認為被告人在處理申索人的這次調遷申請並沒有任何拖延或任何不合理的地方。

19.潘審裁官亦指出，申索人沒有提交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人違反有關謹慎責任導致申索人喪失尋找工作的機會。事實上申索人的證供為，在提交第一次調遷申請後，從沒有嘗試尋找工作。申索人也沒有提交醫療證據證明，被告人違反有關謹慎責任導致申索人的病情惡化，從而導致他不能尋找工作。潘審裁官認為申索人沒有尋找工作，和被告人違反有關謹慎責任並沒有關連性，而純粹是申索人自己的選擇。

20.基於以上原因，潘審裁官認為申索人基於普通法疏忽原則下的申索不能成立。

(三) 訟費

21.因此，潘審裁官判被告人勝訴，並撤銷申索人的申索。就訟費方面，潘審裁官認為申索人需支付被告人的訟費。被告人申請被告人代表及證人出席法庭聆訊的費用。計算的方法為有關被告人代表或證人的薪金得出每一日的平均薪金，再乘以出席聆訊的日數。被告人提交了有關被告人代表及證人的薪俸結算書作為支持的文件。

22.潘審裁官考慮到香港法例第338章《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 (下稱「該條例」) 第24(1) (a) - (b) 條，及被告人代表及證人為政府下的一個法定機構的僱員 (雖然有關僱員並不需要請假出席聆訊，但由要出席聆訊，有關僱員並不能進行日常工作)，潘審裁官認為被告人為應付本案而招致的合理開支訟費：[6]

「(1) 被告人代表 Choi Suk Yin

$27,340 x 1/31 x ½日(2018年5月18日) = $440.97

(2) 被告人代表 Leung Kwok Mei Alice

$70,090 x 1/31 x ½日(2018年7月13日) = $1,130.48

$70,090 x 1/30 x ½日(2018年9月7日) = $1,168.17

$70,090 x 1/30 x 1日(2018年9月26日) = $2,336.33

(3) 證人李健平

$34,930 x 1/30 x ½日(2018年9月26日) = $ 582.17

(4) 證人〔余先生〕

$58,345 x 1/30 x 1日(2018年9月26日) = $1,944.83

(5) 證人〔何先生〕

$66,945 x 1/30 x 1日(2018年9月26日) = $2,231.50

(6) 證人 李卓威

$22,865 x 1/30 x 1日(2018年9月26日) = $ 762.17

總數   $10,569.62」

申索人擬提出的上訴理由

23.申索人在其日期為2018年10月12日的「基於法律觀點而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書」附載其擬提出的上訴理由，指稱潘審裁官的口頭簡易理由 (及該理由書) 沒有提及 (1) 該單位是「空心單位」及 (2) 他的小兒子是自閉症患者。就第 (1) 點，申索人指稱他是在全不知情下入住該單位，由於該單位是「空心單位」，所以他有權拒絕接受該單位，但他實在是別無他法才暫住該單位，在暫住期間因時常感覺樓宇結構安全不妥穩而增加精神壓力。就第 (2) 點，申索人的小兒子患有中度智障及自閉症，因此對噪音比常人敏感，該單位因位置近馬路而噪音不斷，導致申索人的有特別需要的小兒子時常哭鬧，這亦影響患有抑鬱症的申索人。基於上項重要因素，申索人渴望早日可以調遷，但他指稱：

「一切都是在白等 相關文件如醫生信早已遺失 最為痛心疾首的是李健平先生的靠害 他說在2015年5月初就以唯一一次致電話給我的目的是終止我相關安置服務 更過份的事是在我同意下結束個案 心感冤屈至極 而在主審官的審理下李健平先生承認與我并不認識 如李健平先生的这种下三流手段都能成為呈堂証[證]公[供]及有力證據等 那麼必天下大亂。」

法理原則

24.根據該條例第 28 (1) 條，如任何一方對審裁處的決定感到受屈，而理由只涉及法律問題，或是因為該申索超越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範圍，該一方可向原訟法庭申請上訴許可，而原訟法庭如認為適當，可予批淮。申請上訴許可的一方，須向法庭顯示，其上訴具有「可爭辯的」上訴理由。

25.法例明文規定擬上訴之理由必須是「只涉及法律問題」，本法庭才能批予上訴許可。而且，在這類上訴之中，雖然法庭可作出「事實推論」，但不能「推翻或更改審裁處就事實問題作出的裁定」或「收取其他證據」。[7] 一般而言，有關事實的裁斷並非法律問題。所以，即使上訴人不滿審裁官的事實裁斷，也不能以此為理由提出上訴。其實，那位證人的證供及 / 或那些證據較為可信、案情的強弱，很多時是見仁見智。若申索人欲挑戰審裁處就事實方面作出之裁斷，他必須能說服本法庭，該審裁處就在作出事實裁斷的過程內有可能犯上了法律方面之錯誤；否則該審裁處對證據或證人證供之衡量、誰的證供較可信、誰是誠實可靠之證人、誰的案情較合常理等等方面之判斷，均不牽涉法律論點上之錯誤，本法庭不能謬然給予上訴許可。

26.本席現按上述法律原則分析申索人的上訴許可申請。

27.雖然申索人對調遷該單位的處理及安排不滿，但他不能只因不滿而提出訴訟，他必須建立民事索償的訴訟因由，並提呈令該審裁處接受的相關支持證據。在考慮申索人的申索及被告人的抗辯後，本席同意申索人就其案情只有兩項訴因： (1) 違反法定責任及 / 或 (2) 疏忽。

28.就違反法定責任的法理原則，本席在陳書春及另一人對龔仁心及其他人一案述明如下：[8]

「47   .……The principles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cause of action exists for breach of statutory duty simpliciter have been discuss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CA’) in Dah Sing Insurance Services Ltd v Gill Gurbux Singh[9] (‘Dah Sing CA’), and I agree they remain valid even though such decision was overturned on the facts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CFA’) in Gill Gurbux Singh v Dah Sing Insurance Services Ltd (‘Dah Sing CFA’).[10]

48.   In Dah Sing CA/CFA, the plaintiff insurance agent appointed the defendant as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 but subsequently terminated his appointment by notice. The former failed to report the latter’s termination of appointment and his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credits to the Insurance Agents Registration Board (‘IARB’) as required by the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surance Agents (‘Code’) and relevant Guidance Note issued by the IARB. The first instance judgment in favour of the defendant was reversed on appeal (ie the CA held inter alia there was no actionable breach of statutory duty), but the CFA allowed the defendant’s appeal.

49.   In Dah Sing CA, Kwan JA referred to the principles in X (Minors) v Bedfordshire County Council[11]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cause of action exists for breach of duty simpliciter:

‘Private law claims for damag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different categories, viz: (A) actions for breach of statutory duty simpliciter (i.e. irrespective of carelessness); (B) actions based solely on the careless performance of a statutory duty in the absence of any other common law right of action; (C) actions based on a common law duty of care arising either from the imposition of the statutory duty or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it; (D) misfeasance in public office, ……

……

This category [ie category (A)] comprises those cases where the statement of claim alleges simply (a) the statutory duty, (b) a breach of that duty, causing (c) damage to the plaintiff. ……

…… The basic proposition is that in the ordinary case a breach of statutory duty does not, by itself, give rise to any private law cause of action. However a private law cause of action will arise if it can be shown, as a matter of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that the statutory duty was impos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a limited class of the public and that Parliament intended to confer on members of that class a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for breach of the duty. There is no general rule by reference to which it can be decided whether a statute does create such a right of action bu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dicators. If the statute provides no other remedy for its breach and the Parliamentary intention to protect a limited class is shown, that indicates that there may be a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since otherwise there is no method of securing the protection the statute was intended to confer. If the statute does provide some other means of enforcing the duty that will normally indicate that the statutory right was intended to be enforceable by those means and not by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Cutler v. Wandsworth Stadium Ltd. [1949] A.C. 398; Lonrho Ltd. v. Shell Petroleum Co. Ltd. (No. 2) [1982] A.C. 173. However, the mere existence of some other statutory remedy is not necessarily decisive.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show that on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the protected class was intended by Parliament to have a private remedy. ……’

50.   Where a statute enforces an obligation by a specified manner, normally it is not to be enforced by another manner. But exception arises where on tru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the obligation is imposed for the benefit of a particular class of individuals. Kwan JA at page 197 of Dah Sing CA referred to Lord Kinnear’s observations in Butler (or Black) v Fife Coal Co Ltd as follows:[12]

‘…… We are to consider the scope and purpose of the statute and in particular for whose benefit it is intended. …… when a duty of this kind is imposed for the benefit of particular persons there arises at common law a correlative right in those persons who may be injured by its contravention.’

To answer the crucial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legislative intent is to protect a particular class of the public, Morgan J in Digicel (St Lucia) Ltd v Cable and Wireless plc[13] distilled a list of questions. But even though Mann J in paragraph 16 of his judgment in Leon Di Marco v Morshead Mansions Limited [14] referred to such list of questions, he held in paragraph 17 that the basic question was ‘overall, having regard to the above and any other relevant matters, what did the legislature intend as regards actionability of a breach of duty?’ and ‘the preceding points are points which assist in answering that basic question’. Kwan JA at pages 197-198 in Dah Sing CA explained those questions will not be answered all one way, and the key is what weight should be given to various answer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order to arrive at the crucial answer to which all those questions are directed.

51.   By applying the above principles, Dah Sing CA[15] found the legislature’s intent was to protect public consumers, so as a matter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it ought not to be inferred that breach of duty by insurance agents was actionable by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s, hence there was no cause of action for breach of statutory duty simpliciter. Dah Sing CFA did not disturb this aspect of the CA’s decision. 」

29.上述的法理原則與潘審裁官在該理由書第9段所述的法理原則 (見上述第12段) 相同，潘審裁官在這方面沒有犯上法律觀點的錯誤。

30.就應用上述的法理原則，房屋條例第 4 (1) 條及該政策顯然是為了滿足社會公眾的房屋需要而設，而非只保障個人或社會上部份人士的利益。本席同意潘審裁官的裁決，認為房屋條例第 4 (1) 條的立法目的並非維護小眾利益，亦沒有任何成文的條款定立被告人若違反法定責任仍可提出私法下的索償，向被告人追討導致的損害損失。本席考慮到房屋條例的框架及條款，並作整體考慮下，認為房屋條例第 4 (1) 條的設立明顯地是為社會上因地少人多的房屋需要而定下法例規管，立法目的並非為違反法定責任訂下私法索償的權利。因此，潘審裁官裁定申索人就違反法定責任的申索不成立正確無誤。

31.至於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潘審裁官在該理由書第 12 段述明在法律下構成謹慎責任的條件 (見上述第15 段) ，本席同意潘審裁官在法理上的分析。本席在陳書春及另一人一案亦述明相關法理原則如下：

「65.   Common law duty of care  Mr Lee submitted that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superimpose on the statutory regime a common law duty of care giving rise to a claim in damages is to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tests adopted by the House of Lords in Caparo Industries Plc v Dickman & ors:[16]

‘…… in addition to the foreseeability of damage, necessary ingredients in any situation giving rise to a duty of care are that there should exist between the party owing the duty and the party to whom it is owed a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ed by the law as one of ‘proximity’ or ‘neighbourhood’ and that situation should be one in which the court considers it fair, just and reasonable that the law should impose a duty of a given scope upon one part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ther.’

66.   The leading local authority is Luen Hing Fat Coating & Finishing Factory Ltd v Waan Chuen Ming,[17] which essentially adopts the approach in Caparo Industries plc as explained by Sir Donald Nicholls VC in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White & anor v Jones & anor.[18] These principles have been helpfully summarised by Cheung CJHC in Lam Pak Keung v Ip Tsz Ping as follows:[19]

‘22. …… In other words, there are three headings to consider, namely, ‘foreseeability’, ‘proximity or neighbourboo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fairness, justice and reasonableness’. As regards the second and third headings, there is no real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them. They shade into each other. Both involve value judgments. These two headings are no more than two labels under which the court examines the pros and cons of imposing liability in negligence in a particular type of case: White v Jones at p.221F‑G, quoted by Bokhary PJ in Luen Hing Fat at [28]. Bokhary PJ also mentioned Lord Walker’s judgment in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 v Barclays Bank Plc [2007] 1 AC 181, 209G, where His Lordship observed that ‘the elements of the threefold test are labels’ and that ‘their usefulness is limited’, and that labels ‘help steer the mind through the task in hand’: Luen Hing Fat at [29].

23.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Bokhary PJ said:

Ultimately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back and take a holistic view of foreseeability, proximity and the need to be satisfied that it would be fair, just and reasonable to impose a duty of care. In Marc Rich & Co AG v Bishop Rock Marine Co Ltd [1996] AC 211, 235E‑G Lord Steyn endorsed the statement in the Court of Appeal by Saville LJ (as Lord Saville of Newdigate then was) that ‘these three matters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and are really facets of the same t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ximity and what is just and reasonable was addressed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by McLachlin J (as McLachlin CJ then was) in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 v Norsk Pacific Steamship Co [1992] 1 SCR 1021. At p.1152 she said that ‘the concept of proximity may be seen as an umbrella, covering a number of disparat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is so close that it is just and reasonable to permit recovery in tort.’」

本席認為，潘審裁官在這方面沒有犯上法律觀點的錯誤。

32.就應用上述的法理原則，潘審裁官認為被告人對申索人沒有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 (見上述第16 – 17段) 。但姑勿論這方面的裁斷是否正確，潘審裁官就申索人及被告人雙方的案情和證據作出分析，並就雙方證人的可信性作出裁斷，認為申索人未能證明被告人違反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 (如有的話) (見上述第18段) 。

33.申索人在是次上訴許可申請指稱李健平先生在該案件作供指稱申索人就第一次調遷同意結束個案，並明白日後若有調遷需要通知被告人跟進的說法是謊話，而張小姐在該案件作供指稱在第一次調遷申請後，他再提起有關調遷申請已是2016年12月23日之事，亦是為配合李健平先生證供的謊話。申索人說，在第一次調遷申請後每隔2至4個月便會找張小姐查詢調遷申請進度，他當時十分困擾，不但小兒子因中度智障及患有自閉症而對該單位的噪音敏感哭鬧，他本人亦因小兒子的情況及該單位是「空心單位」的情況而令他的抑鬱症情緒受影響，申索人認為他沒有理由結束第一次調遷申請。

34.但潘審裁官考慮雙方證人的證供及相關案情後，裁定李健平先生及張小姐是誠實可靠的證人，亦述明他接受他們的證供的分析及理由 (見上述第18 (1) – (4)段) 。正如上述，被告人如欲推翻該審裁處就事實所作的裁定時，法律不容許法庭純粹因對事實的觀點與原審審裁官不同而推翻對事實的裁定。關於事實的裁定，除非是偏離正軌或毫不理性、或沒有證據支持、或考慮了無關的因素、或沒有考慮有關的因素，方可被推翻。馮皓嵐訴威達製品有限公司一案 [20] 採納終審法院於Kwong Mile Services Ltd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一案 [21] 所述的原則，並在第39段述明如下：

「處理上訴的法庭不能純粹因對事實的觀點與原審審裁官不同而推翻對事實的裁定。若處理上訴的法庭另有唯一合理及真實的結論，則它有責任取代原審判決。被上訴的裁斷若是偏離正軌或毫不理性地就事實裁斷或推論、或沒有證據支持、或考慮了無關痛癢的因素、或沒有考慮相關的因素，則可被推翻。如果被上訴的裁斷無法被支持，則處理上訴的法庭會推論該審裁者誤解或忽略相關證據或在法律上錯誤引導自己，而無需辨別一個明確的法律謬誤。」

雖然申索人認為他的說法有理，但潘審裁官亦清楚述明他接納李健平先生及張小姐的證供的原因，因此其裁決不能說是毫無證據支持或考慮無關因素或毫不理性。基於上述的分析，本席認為申索人這方面的不滿並非法律觀點上的可爭辯理據。

35.正如潘審裁官所述，第一次調遷申請已結束，就申索人在2016年12月23日提出第二次調遷申請，被告人已安排於2017年2月7日與申索人會面，而隨後已要求醫管局就第二次調遷申請作出評估，當中花了兩個月從青山醫院轉向瑪嘉烈醫院西九龍精神科中心索取評估，而被告人在獲得醫管局評估後於2017年7月批准第二次調遷申請，並安排編配其他單位給申索人。基於上述的情況，潘審裁官裁定第二次調遷申請沒有拖延或不合理地方，並沒有犯上法律觀點上的錯誤。

36.再者，由於申索人未能提法律觀點上的理據以推翻潘審裁官的裁決 (即2015年第一次調遷申請已經結束，而到了2016年底才提出第二次調遷申請的事實裁斷) ，申索人指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調遷申請期間其小兒子的狀況及該單位是「空心單位」的情況便不能構成被告人違反謹慎責任的理據，潘審裁官未有在其簡易理由及 / 或該理由書提及這些事宜並不左右該裁斷的有效性，這亦非法律觀點上的錯誤。

37.申索人提出的是民事索償，他不但需要證明被告人對他負上法律責任，也要證明他蒙受的指稱損失。即使申索人能證明被告人需負上法律責任 (但本席不同意) ，潘審裁官也認為他未能證明被告人因違反謹慎責任而導致他喪失尋找工作機會，並指出申索人在相關兩年期間沒有嘗試尋找工作，也沒有披露醫療證據證明他因病情而不能尋找工作。在這情況下，本席認為潘審裁官這方面的裁決沒有不妥，申索人也未能提出法律觀點上的上訴理據。

結論

38.基於上述的原因，本席撤銷申索人的上訴許可申請，並不作訟費命令。如果申索人欲聽取上述英文法理原則的本地話翻譯，申索人可向本席書記要求安排法庭翻譯主任於互相合適的時間在高等法院大樓用本地話向申請人口頭翻譯上述英文法理原則。

申索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

附表

該政策的相關條款：

1.   甲部第五章：公屋調遷

(1) 邨內調遷 - 住戶如遇有特殊情況，例如健康或生活上的理由等，而難以繼續在現居單位居住，可申請調遷往邨內另一個單位。

(2) 特別調遷 - 住戶如因特殊情況，如社會或醫療因素等而難以繼續在現居單位居住，而邨內調遷又不能解決問題，可申請特別調遷往邨外另一個單位。住戶須提供充分的理據及有需要時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如醫生證明或社會福利署推薦文件等) 。住戶若因經濟困難而難以繳交現時租金，可申請遷往租金較廉宜的其他屋邨單位。

2.   乙部第十七章：提供予殘疾人士的服務

(1) 單位調遷 - 倘若殘疾人士現居單位因環境限制未能改建，可以和家人申請邨內或邨外調遷。房屋署將會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予以適當安排。

有關政策並沒有定明批准調遷申請所需的時間，批准申請所需的文件，或批準時所考慮的因素和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