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黎浩文

HCMA 522/2019

[2020] HKCFI 64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9年第522號

(原粉嶺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9年第27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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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1.上訴人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普通襲擊罪罪名成立，違反普通法及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裁判官判處上訴人監禁14日，緩刑18個月。上訴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如裁判官所引述，控方證人何女士在案發時是上訴人的分居妻子，在2019年2月21日開始分居。他們育有一名兒子，在案發時約3歲。

3.當日，即2019年3月24日下午約1時30分左右，何女士返回案發單位收拾個人物品。案發前，何女士和他兒子到達上址，而何女士的朋友朱先生則在大埔頭村的村口等候他們。何女士和兒子進到屋內，發現上訴人的朋友阿盛也在場。何女士入房收拾物品，而上訴人和阿盛在客廳。

4.約五分鐘後，何女士聽到有關門聲，步出客廳，發現阿盛離開了。何女士向上訴人取回之前借給他的手提電話，並發現該手提電話就在電視機旁。於是，何女士和上訴人爭奪該手提電話，各執它的一端，互相拉扯。之後，上訴人很激動，很憤怒地用右手，由上而下，打斜大力的掌摑何女士左邊面頰一下，令何女士眼前一黑，失去知覺約三秒。

5.何女士之後用她的手提電話報警，攜同兒子到門外等候警員。上訴人追出來，用右手想抓何女士的上衣，朱先生在村口看見，便和上訴人口角。阿盛也有和朱先生口角。何女士報警後約十分鐘，警員到達。何女士在約三十分鐘後到達醫院接受治療，發現她左面顴骨至嘴角受傷紅腫。

6.何女士的證人陳述書中，她曾說「在2019年1月時，我同我老公仲因家用問題而分居」。在庭上，她確認和上訴人是在2019年2月21日才分居的，她解釋在醫院逗留了約七個小時，不停頭痛，之後立刻去警署錄取口供，可能她當時狀態還未恢復，沒有看清楚證人陳述書的內容便簽署。

7.何女士亦表示，以往曾接受私人醫生約三個月的診治，在2018年7月開始，被轉介到威爾斯醫院接受精神科診治。醫生指何女士患有情緒病，她有按指示不定期服食由醫生處方的藥物，藥物共有四種，最少一種是抗抑鬱的。她在威爾斯醫院接受了約十次、共十四個月精神科的診治。她有情緒病，和其他人一樣，在激動時會生氣。

8.本案前，她因為受上訴人襲擊，曾報警四次。每次都有警員到場，但她都沒有要求看醫生，沒有跟進，因為依然愛著對方，願意給予他機會。由2019年4月開始，何女士對上訴人的感覺開始淡忘，今次何女士決定指控上訴人，因為上訴人非常大力地掌摑她，令她極之痛楚。他們都深愛兒子，何女士認為上訴人應該分享兒子的管養權。

辯方案情

9.上訴人選擇不作供，亦不傳召證人。

裁判官的裁斷

10.裁判官表示，他小心詳細考慮過何女士的證供，認為她誠實可靠。在辯方大律師多番盤問下，其證供依然清晰完整，沒有動搖。何女士同意上訴人享有兒子的共同管有權，她之前多次報警都沒有追究，但今次上訴人大力的襲擊她，令她非常痛楚。她對上訴人的愛意在2019年4月開始淡忘。案發時，她並非朱先生的女朋友，也沒有婚外情。她患有情緒病，但沒有精神病。

11.裁判官指出，根據何女士的醫療報告 (P1)，她面部挫傷、頸部扭傷，這吻合她的證供指上訴人大力的掌摑她。這亦支持她的證供，指不再給予對方機會。裁判官也指出在庭上的觀察，不認為何女士患有精神病，也不認為何女士有任何原因要誣告黎先生。

12.裁判官最後裁定何女士誠實可靠，接納她的證供。他亦知悉上訴人沒有刑事紀錄，已經適當的作出了指引。在接納何女士的證供後，裁判官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上訴人干犯有關控罪，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13.上訴人在其上訴通知書上只寫上判決不安全及不穩妥。在庭上，他確認在原審時其代表大律師特別指出，在案發時，其分居妻子(即何女士)已打算離婚，就金錢和撫養權有一定的爭議，因此有動機在本案中誣告上訴人。其次是何女士在案中似乎淡化了其抑鬱和情緒病的狀況。最後是何女士過往也曾多次報警，但卻沒有跟進，唯獨這次卻如此指證上訴人，顯然是因她情緒太激動，因婚姻及撫養權問題才作出無理的指控等等。

14.上訴人在庭上再特別提出質疑何女士證供的可靠性，與及在原審時其代表大律師建議他不作供，他擔心是因為他沒有作供，以致裁判官不清楚其證供而完全相信對方等等。

本席的考慮

15.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原審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參看案例周時彬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FACC 11/2004。就案情事實，上訴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上訴庭不能依據書面謄本認定證人是否可信、可靠，案例Raymond Chen v HKSAR FACC 1/2010。就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純在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但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或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是會不安穩的。

16.首先，本案案情直接簡單，裁判官顯然知悉雙方背景，尤其是他們當時的婚姻狀況。但裁判官亦已詳細作出考慮及分析了何女士的證供，然後接納她的證言。這純為裁判官就事實裁斷的範疇，裁判官且具耳聞目睹證人作供的優勢，上訴庭難以作出任何干預。

17.就何女士過往的病歷及病況而言，裁判官亦同樣地清楚知道，在庭上也有觀察她作供時的情況，並認為她沒有精神病。至於何女士過往多次報警卻沒有跟進，裁判官也接納其證供，指出過往何女士因仍愛著上訴人而願意給予對方機會，但這次因對對方的感覺開始淡忘，且被上訴人大力掌摑，使她極之痛楚，這才會有所分別，於是才繼續指控對方。

18.裁判官已充分掌握何女士的證供，其裁斷亦無不妥之處，裁判官也知悉上訴人過往並無任何刑事定罪紀錄，已給予了相關的指引。而就上訴人在庭上再補充，質疑何女士證供的可靠性，裁判官既已獨立考慮和分析，也處理了對其證供各樣的批評，然後接納她的證言，這並無任何不妥之處。

19.最後，就上訴人擔心是否因為他不作供而帶來負面的影響，裁判官也明言上訴人只是行使其權利，也完全知悉控方須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的地步，而事實上，上訴人也根本並無責任證明任何事情。況且，作供與否也有利有弊。重要的是，裁判官顯然並非因為上訴人沒有作供，因而才接納何女士的證言。

20.在此情況下，本席認為裁判官之裁斷並無任何不合理、不合邏輯或有違內在或然性之處。本席以重審角度考慮所有證供、證據，亦認為此裁斷及定罪並無不安全或不穩妥之處。因此，此上訴正式被駁回，維持原判。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答辯人：由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曾霆鏗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