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志斗及另九人

DCCC 280/2021

[2024] HKDC 40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2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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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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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共有 13 名被告人。他們共同被控一項「非法集結」，違反香港法例第 245 章《公安條例》第 18(1)  及 (3)  條（控罪 1）。另外：

(1)  D1 被控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62(a)  條（控罪 2）及一項「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違反根據香港法例第 241 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第 3(1)(a)  及 (2)  條（控罪 3）；

(2)  D2 被控一項「未能在規定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違反香港法例第 115 章《入境條例》第 17C(3)  條（控罪 4）及一項「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違反根據香港法例第 241 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第 3(1)(a)  及 (2)  條（控罪 5）；

(3)  D3 被控一項「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違反香港法例第 228 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17 條（控罪 6）；

(4)  D4、D5、D8、D9 及 D10 各分別被控一項「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違反根據香港法例第 241 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第 3(1)(a)  及 (2)  條（控罪 7至 11）。

2.D1、D7 及 D10 已承認控罪 1，而控罪 2、3 及 11 則留檔。D2 亦承認控罪 4。控方同意將 D3 面對的控罪 6 留檔。本審訊只涉及 D2、D3、D4、D5、D6、D8、D9、D11、D12 及 D13，即：

(1)  D2、D3、D4、D5、D6、D8、D9、D11、D12 及 D13 所面對的「非法集結」（控罪 1）；

(2)  D2 所面對的控罪 5；

(3)  D4 所面對的控罪 7；

(4)  D5 所面對的控罪 8；

(5)  D8 所面對的控罪 9；及

(6)  D9 所面對的控罪 10；

論點

3.不受爭議的是 2019 年 10 月 30 日，網上有貼文發起號召，叫人圍攻位於香港新界屯門震寰路 80 號的大興行動基地，對指稱警方於兩日前在該處進行的催淚彈訓練提出抗議。同日晚上有人於香港新界屯門良運街近震寰路 80 號大興行動基地外非法集結。D4 承認被截停時佩載着一個頭套，D5、D8 及 D10 承認被截停時各佩戴著一條圍巾。控罪 1 的唯一論點是他們有否參與上述的「非法集結」。就控罪 7 至 10，有關被告人承認案發時佩戴口罩，唯一的論點是他們當時是否於非法集結中使用口罩。

控方案情

4.控方部份案情不受爭議。控辯各方根據香港法例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65C 條承認的事實呈為控方證物 P1。為免重覆，本席於敘述控方證供時才處理各方承認的事實。

控方證供

5.雖然控方共傳召 13 名證人，但事實上案發時警方錄影的片段、公開媒體 / 公眾平台的片段及部份涉案地點的閉路電視片段及其內容均不受爭議。

公開媒體/ 公眾平台片段

6.案發當日（即 2019 年 10 月 30 日）有 6 個公開媒體 / 公眾平台於案發現場（即屯門大興行動基地一帶）拍攝到部份案發經過。2019 年 11 月 4 日及 11 月 5 日，偵緝警員 8811 從該 6 個公開媒體 / 公眾平台的片段下載於 6 隻光碟內。該 6 隻光碟呈為控方證物 P68(1)  - (6) [見承認事實 P1第 52段]：

編號	公開媒體 / 公眾平台	檔案名稱及時長
1	無線新聞	TVB（00:00:57）
2	NOW 新聞	NOW TV（03:06:57）
3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Facebook（02:14:46）
4	香港獨立媒體網	香港獨立媒體網 Facebook（00:40:01）
5	有線新聞	有線新聞 YouTube.mp4（01:51:18）
6	RTHK 新聞	[屯門一帶最新情況] 現場直播（02:59:18）

7.控辯各方同意上述片段的影像均屬真確，其處理（包括由下載、燒錄、儲存）直至帶到法庭呈堂的過程均沒有被不恰當或不合法干預（見承認事實 P1第 52段）。

警方攝錄片段

8.案發當日（2019 年 10 月 30 日），偵緝警員 15190、偵緝警員 22284 及女偵緝警員 7733 於大興行動基地一帶、兆軒苑逸生閣大堂及建生邨商場拍攝到部份案發片段。偵緝警員 7671 將該些片段燒錄於 7 隻光碟，呈為控方證物 P68(7)  - (13) [見承認事實 P1第 53段]：

編號	拍攝警員	檔案名稱及時長
7	DPC 15190	00004.MTS (00:05:18)
8	DPC 15190	00005.MTS (00:06:41)
9	DPC 22284	00000.MTS (00:01:27)
10	DPC 22284	00001.MTS (00:12:29)
11	DPC 22284	00002.MTS (00:12:29)
12	DPC 22284	00003.MTS (00:07:57)
13	WDPC 7733	00000.MTS（消音版本）(00:07:23)

9.控辯各方承認，本案用以拍攝相片及影片的儀器，在所有關鍵時間皆運作正常。上述片段內的影像均屬真確，其處理（包括由下載、燒錄、儲存）直至帶到法庭呈堂的過程均沒有被不恰當或不合法干預（見承認事實 P1第 54段）。

閉路電視片段

10.兆軒苑管理處職員王培森先生向警方提供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兆軒苑逸生閣相關時段的閉路電視片段。偵緝警員 7671 將有關片段燒錄於 3 隻光碟內，呈為控方證物 P68(14)  - (16) [見承認事實 P1第 55段]：

編號	閉路電視地點	時長
14	逸生閣大門	（01:00:00）
15	逸生閣信箱	（00:59:59）
16	逸生閤電梯大堂	（00:59:59）

11.控辯各方承認，上述閉路電視系統於所有關鍵時間皆運作正常。上述片段內的影像均屬真確，其處理（包括下載、燒錄、儲存）直至帶到法庭呈堂的過程，均沒有被不恰當或不合法干預（見承認事實 P1第 56段）。

事件位置地圖

12.控辯各方同意將一份由香港政府「地理資訊地圖」網站提供，覆蓋屯門大興行動基地及良運街一帶的「115 米」及於 2022 年 12 月 23 日年列印的環境比例地圖呈為控方證物 P2（見承認事實 P1第 57段）。

13.另外，控辯各方承認燈柱 FA2595 位於香港屯門良運街，與良運街及震寰路十字路口相距約 200 米。其位置標示呈為控方證物 P2。標示地圖呈為控方證物 P2A。

控方第1 證人

14.控方第 1 證人是高級督察吳慶昌。案發當日為機動大隊 X 大隊第 2 小隊的指揮官，穿著綠色防暴制服當值，於大興行動基地內負責守衞工作。當晚約 8 時，控方第 1 證人與其他警員於大興行動基地的天台進行觀察。他看見有大批人士（約 200 人）於良運街及良德街一帶（海麗花園 1 座外）聚集及叫囂。叫囂的內容都是辱罵及挑釁警方，包括「死黑警」、「黑警死全家」及「出嚟吖」等。該批人士亦以雷射光及電筒照向大興行動基地及控方第 1 證人。於是，控方第 1 證人按指揮中心指令，到大興行動基地的報案室候命。同日晚上約 8 時 50 分，控方第 1 證人發現越來越多人（約 200 人）於良運街對出，「麥當勞」及「必勝客」外聚集。於是他從報案室走到大興行動基地及圍封基地的水馬間的行人路作觀察，看見聚集人群向大興行動基地不斷以粗言穢語叫罵及舉中指。同日晚上約 9 時 02 分，有另一批人士從青松路方向（約 60 人）到達現場，並於大興行動基地及水馬外的行人路聚集，使用擴音器具及面向聚於「麥當勞」及「必勝客」的人士大叫口號，主要是喊「嚴正執法，時代曱甴」等。

15.此時，因上述兩批人士的立場明顯對立，控方第 1 證人恐怕會有破壞社會安寧的事件發生。於是，他便與約 8 名隊員及負責拍攝的警員從水馬後面走到大興行動基地外的行人路上。控方第 1 證人用擴音器向兩批聚集人士指出這是未經批准的集結，要求他們散去。同時，警方亦舉起藍旗（即該集結為非法集結及要求該批人士「散去」）。控方第 1 證人發出警告後，大興行動基地外的約 60 人向後退；可是「麥當勞」外的約 200 人卻沒有任何反應。控方第 1 證人與其他警員返回水馬後面繼續觀察。

16.約 2 分鐘後，兩批人士對罵的情況越見激烈。大興行動基地外的約 60 名人士走近路上鐵欄，向「麥當勞」外的一批人士大叫「死曱甴，除口罩吖，過嚟吖！」。「麥當勞」外的人士亦以粗言穢語回應及挑釁；亦開始步向馬路（與大興行動基地相距約 30 米）。

17.控方第 1 證人恐怕兩批人士會有更大的衝突，於是與隊員及攝錄警員走出水馬，再向兩批人士高舉藍旗及作警告。此時，大興行動基地外的 60 人離開。控方第 1 證人根據「禁止蒙面法」向「麥當勞」聚集的人士發出警告及要求他們除下口罩及 / 或遮掩面容的物品。之後警方便退回水馬後面繼續觀察。

18.約 20 分鐘後，控方第 1 證人看見「麥當勞」外的行人過路處有 5 至 6 名服裝尚黑，部份佩戴帽子及口罩的人士撐開雨傘，遮掩及拆卸「麥當勞」外的鐵欄；他亦看見有人將「雪糕筒」及被拆卸的鐵欄放置於街上，橫跨良運街的行車線。這時，他從對講機獲悉警方準備開始掃蕩及拘捕行動。約 20 分鐘後，控方第 1 證人看見於「麥當勞」外聚集的人士向著青田遊樂場方向四散。同時，控方第 1 證人接獲命令，帶隊於大興行動基地外的良信街面向良運街一字排開，設立封鎖線，並於該處逗留至行動結束。

控方第2 證人

19.2019 年 10 月 30 日，控方第 2 證人，警員 9339 駐守反恐特別戰術小隊（俗稱「速龍」）。當日他穿著藍色防暴制服當值，並於停泊在青松觀近震寰路交界的警車內候命。同日晚上約 9 時 35 分，他接獲上級指示前往建生邨執行拘捕行動。警車於青麟路停車後，控方第 2 證人便下車，步向建生邨商場。於停車場外，他看見一群正橫過輕鐵路軌，向建生商場逃走的人士；於是他便大喊「警察，咪走！」及上前追截。控方第 2 證人尾隨該群人士，跑入建生商場內。

20.控方第 2 證人及高級督察馮鎭煒在建生邨商場中庭近通往商場 2 樓樓梯，即近廚皇茶餐廳按下及制服 D4。不受爭議的是，當時 D4 被截停時佩戴著黑色頭套（控方證物 P3）、身穿長袖灰色裇衫、黑色長褲、黑色高筒鞋及揹着黑色斜孭袋（控方證物 P5）[見承認事實 P1第 1段]。之後，馮高級督察便繼續上前追截其他人士。控方第 2 證人用膠索扣上 D4 雙手。

21.控辯各方承認：

(1)  2019 年 10 月 30 日晚上 2149 時，控方第 2 證人以「非法集結」及「違反禁蒙面法」罪名拘捕 D4。同日 2158 時，警員 16832 替 D4 進行搜身，搜身過程由女偵緝警員 7733 拍攝影片記錄（控方證物 P68(13)）[見承認事實 P1第 2段]；

(2)  2019 年 10 月 31 日約 0110 時，偵緝警員 7671 從 D4 檢取以下物品 [見承認事實 P1第 3段]：

(a)  一個黑色 Rimix 頭套（控方證物 P3）；

(b)  一對黑色手套（控方證物 P4）；

(c)  一個 Columbia 斜孭袋（控方證物 P5）；

(d)  一對灰色手套，連包裝袋（控方證物 P6）;

(e)  一對黑色手套（控方證物 P7）。

控方第3 證人

22.控方第 3 證人，警長 53865 駐守機動部隊總部。案發當日，他是特別應變小隊（速龍）指揮官的傳令員，並於灣仔警察總部候命。同日約 1850 時，他按指揮官的命令前往屯門警署。之後，控方第 3 證人與其隊員乘警車往青松觀路候命。同日晚上約 9 時 06 分，控方第 3 證人從通信機獲悉良運街一帶有 200 至 300 人非法集結。控方第 3 證人及其隊員被指派進行掃蕩行動。警車沿震寰路到達建生邨後，控方第 3 證人便於良運街近天主教中學下車。他隨即跑進建生邨商場，並於商場內看見十多名男女迎面跑來。控方第 3 證人看見該群人士中的其中一名男子與他相距約 1 米；該男子身穿黑色上衣、黑褲、黑色運動鞋和黑色面罩及揹著黑色背囊。控方第 3 證人趁男子走過時，捉著該男子的背囊，大喊「警察，唔好走」。可是該名男子不但沒有理會，還作出掙扎及嘗試離開。因控方第 3 證人緊捉著其背囊，該名男子失去平衡及跌在地上。該名男子再嘗試站立及逃走。可是控方第 3 證人用膠索將該名男子雙手反鎖。

23.不受爭議的是，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144 時，控方第 3 證人在屯門建生邨商場近「廚皇茶餐廳」外合法制服 D5。當時 D5 佩戴眼鏡、黑色圍巾（控方證物 P15）、身穿黑色短袖 Adidas 運動衫、黑色有 3 條白邊的運動長褲和黑色波鞋及揹著黑色背囊（控方證物 P9）[見承認事實 P1第 6段]。

24.控辯各方亦承認：

(1)  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155 時，控方第 3 證人以「非法集結」及「違反禁蒙面法」拘捕 D5 [見承認事實 P1第 7段]；

(2)  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330 時，偵緝警員 9461 在 D5 見證下從 D5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 [見承認事實 P1第 8段]：

(a)  一個黑色背囊（控方證物 P9）；

(b)  一個銀色面具（控方證物 P10）；

(c)  一副黑白色泳鏡（控方證物 P11）；

(d)  一支黑色電筒（控方證物 P12）;

(e)  一個黑色口罩（控方證物 P13）；

(f)  一對灰色手套（控方證物 P14）；

(g)  一條黑色圍巾（控方證物 P15）；

(h)  一頂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16）；

(i)  一對黑色手袖（控方證物 P17）。

控方第4 證人

25.案發當日，控方第 4 證人，警長 7671 駐守新界北應變大隊，負責「踏浪者行動」相關工作，即處理當時「示威」的案件。

26.控方是按辯方要求提供該名證人作盤問。控方第 4 證人確認當晚約 2140 時接獲命令向建生邨商場方向掃蕩。他進入商場時已有部份人士被截停及拘捕。他到達「廚皇茶餐廳」外，與警員 16832 從 警員 9339（控方第 2 證人）接管 D4。警員 16832 負責搜出證物。之後，控方第 4 證人押解 D4 往元朗警署。到達元朗警署後，控方第 4 證人與 D4 進行警誡會面及檢取證物。

27.控方證人同意控方證物 P68(13)片段顯示警員 16832 向 D4 搜身時，D4 身體屈曲，但否認 D4 受傷。他解釋 D4 雙手被從後反鎖，因此不能站得挺直。他指他並不在片段內，亦不肯定有目擊搜身情況，更沒有留意到 D4 附近的 2 個膠袋（粉紅色及黑色）。他於元朗警署處理證物時亦沒看見該些膠袋。他否認於元朗警署在 D4 面前丟棄黑色膠袋。大律師指片段顯示膠袋內另有兩對黑色手套（並非 D4 手上的手套）、黑色膠袋上有白色標貼，寫有「陳植榮」；膠袋內亦有一張由深水埗店舖發出的發票。控方第 4 證人指截停 D4 後，他便去了協助其他同僚，當時在現場根本沒有留意到大律師所述物件。

控方第5 證人

28.2019 年 10 月 30 日，控方第 5 證人，警員 16832 駐守防暴機動部隊。當晚約 2145 時，他到達屯門建生邨商場，負責搜查 D4。他承認搜查過程由偵緝女警員攝錄（控方證物 P68(13)）。他同意片段顯示他從 D4 身上及背囊中發現的物品。盤問下，控方第 5 證人指控方第 4 證人並非他的隊員，兩人亦不認識。他承認搜查期間看見一個粉紅色膠袋，內戴有一個黑色膠袋；黑色膠袋外貼有白紙。他將黑色膠袋倒轉，發現內有一對黑色手套。除此之外，黑色膠袋內並無其他物品。他否認黑色膠袋內有發票。搜查後，控方第 5 證人將所有物品（包括兩個膠袋）放回 D4 的背囊內，但忘記有否將黑色手套放回膠袋內。完成搜查後才看見控方第 4 證人；他亦不知悉控方第 4 證人何時到場。他在現場有看見 D4 跛行（limping），但忘記有否詢問 D4 是否受傷。他將所有物品交回給 D4 後，將 D4 帶返大興行動基地。到達基地後，他將 D4 交予警長 7671（控方第 4 證人）。

控方第6 證人

29.案發時，控方第 6 證人駐守特別戰術小隊，負責「踏浪者」行動。當日他於灣仔警察總部候命，穿著「速龍」制服當值。同日晚上約 9 時 15 分，他按命令到達屯門青田遊樂場附近的青田路與其他警務人員（包括機動部隊 C 大隊）集合。之後按指示進入青田遊樂場向建生邨進行掃蕩。不受爭議的是同日約 2140 時，控方第 6 證人看見 D2 在屯門良運街近海麗花園外的輕鐵路軌上奔跑 [見承認事實 P1第 31段]。當時有其他警務人員正在追截 D2。控辯各方同意控方第 6 證人在輕鐵路軌旁截停 D2 [見承認事實 P1第 31段]。控方第 6 證人上前，於良運街近建生站與 3 名同僚將 D2 按在地上，控方第 6 證人向 D2 說：「警察，咪郁」。可是 D2 仍不斷大力掙扎，嘗試站起來；於是控方第 6 證人從後用膠索帶反鎖 D2 的雙手。控方第 6 證人將 D2 帶到近 FA2595 的行人路上，繼而向D2搜身。控辯各方承認當時 D2 頭戴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66）、銀色眼鏡、面戴口罩、身穿短袖黑色 T 裇，黑色短褲、黑色運動鞋、左手戴灰黑色手套（控方證物 P64）及揹著黑色背囊（控方證物 P62）[見承認事實 P1第 31段]。控方第 6 證人指當時亦留意到 D2 膝蓋擦損。控方第 6 證人截停 D2 的部份情況被香港電台攝錄 [見控方證物 P68(6)、MFI-92及 PW6-3]。

30.同日約 2145 時，控方第 6 證人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 D2 [見承認事實 P1第 32段]。當時 D2 不能出示身分證。因此，控方第 6 證人以「未能在規定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拘捕 D2。

31.同日約 2330 時，偵緝警員 13452 從 D2 檢取以下物品 [見承認事實 P1第 33段]：

(1)  一個黑色背囊（控方證物 P62）；

(2)  三個藍色口罩連包裝袋（控方證物 P63）；

(3)  一隻 3M 灰黑色手套（控方證物 P64）；

(4)  一支 Polyurethane Foam 噴劑（控方證物 P65）；

(5)  一頂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66）。

32.控辯各方亦承認 D2 報稱居於屯門礦山村 16 號 [見承認事實 P1第 35段]。

控方第7 證人

33.警員 15534 是控方第 7 證人，駐守反恐特勤隊。案發當日由早上 9 時 30 分於灣仔警察總部候命，後來於下午約 6 時 55 分，被派往屯門警署候命。同日約晚上 8 時 40 分，他按指示到旺賢街近石排頭路，並於晚上約 9 時獲悉有人在大興行動基地外示威，大部份示威者穿着黑色衣物，佩戴帽子及 / 或防護裝備；並於現場堵路、縱火及破壞公物。他與隊員及機動部隊被指派一同往青田遊樂場向建生邨方向執行掃蕩及拘捕行動。

34.同日晚上約 9 時 47 分，當控方第 7 證人到達近民政事務處時，他看見約 20 米外有 4 名身穿黑色衣物的男子迎面跑來。其中一名男子是 D12。控方第 7 證人指著該 4 名男子說：「警察，咪郁，企喺度！」。該 4 名男子立即轉身，向控方第 7 證人的右方的樓梯向下奔跑；D12 跑下樓梯時跌到在地上。控方第 7 證人立即上前，將 D12 按在地上，說：「警察，咪郁！」。

35.控辯各方承認，同日晚上約 9 時 48 分，控方第 7 證人以「非法集結」罪拘捕 D12。當時 D12 頭戴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50）、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藍色鞋及揹著深色背囊 [見承認事實 P1第 42段]。因 D12 不斷用力掙扎，控方第 7 證人用膠索帶從後反鎖 D12 的雙手。不久之後，D12 冷靜下來；於是控方第 7 證人扶起 D12。之後，控方第 7 證人留意到其他 3 名男子亦已被拘捕。

36.同日晚上約 9 時 52 分，控方第 7 證人向 D12 作初步搜身，發現 D12 的右前褲袋內有一對手套；其背囊內有一個銀包、一些衣物及一些飲品。約於同日晚上 10 時，控方第 7 證人將 D12 交予偵緝警員 8811，並交代拘捕 D12 的地點及搜出的物品。

37.控辯各方承認：

(1)  2019 年 10 月 31 日 0019 時至 0145 時，D12 自願地與偵緝警員 8811 進行警誡會面；會面紀錄是準確的紀錄，呈為控方證物 P53 [見承認事實 P1第 43段]。

(2)  2019 年 10 月 31 日約 0150 時，偵緝警員 8811 在 D12 的見證下，從 D12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 [見承認事實 P1第 44段]：

(a)  一對灰色手套（控方證物 P49）；

(b)  一頂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50）；

(c)  一張個人八達通（D12 姓名）（控方證物 P51）；

(d)  一張個人八達通（控方證物 P52）。

控方第8 證人

38.案發當日，控方第 8 證人駐守機動部隊。當日晚上約 8 時，他到達屯門震寰路，青麟路近大興行動基地候命；並於同日晚上約 9 時 35 分，按指示沿震寰路向兆軒苑進行掃蕩；期間，看見一群超過 30 名於震寰路及青麟路交界，該群人士大部分穿著黑色衣物及佩戴口罩。該群人士向警方挑釁，包括指著警方辱罵及投擲物品。當警方開始追截時，該群人士向兆軒苑方向逃跑；於是控方第 8 證人便上前，尾隨該群人士跑進逸生閣的大堂 [見控方證物 P68(14)]。控方第 8 證人目睹一些懷疑非法集結人士進入逸生閣的電梯內；於是指示該群人士步出電梯接受調查。

39.盤問下，控方第 8 證人同意 P68(14)顯示逸生閣大堂內的其中一名男子是本案的 D7；D7 身旁有一名穿著黑色 T 裇，手持防毒面具的男子；T 裇上有一個白色的「侍」字。該名身穿「侍」字 T 裇的男子將防毒面具交予 D7。控方第 8 證人負責向 D7 作調查；D7 承認面具屬他所有。後來警方將電梯內的部分人士拘捕。

控方第9 證人

40.控辯各方不爭議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及 31 日，控方第 9 證人，警長 5890 於元朗警署為 D2、D3、D4、D5、D6、D8、D9、D11、D12 及 D13 拍攝照片；包括眾被告的正面，側面顯示他們被捕時的衣着外貌。如被捕時被告人戴著口罩，控方第 9 證人亦會拍下被告人戴著口罩的樣貌。

41.控辯各方承認 [見承認事實 P1第 4、9、16、21、25、29、34、40、45及 50段]：

(1)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及 2020 年 6 月 15 日，拍攝了 D4 當時的樣貌、衣着及被檢獲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在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8；

(2)  控方第 9 證人偵緝警員 5890 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10 月31 日及 2020 年 6 月 15 日拍攝關於 D5 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18；

(3)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0 年 6 月 15 日拍攝關於 D6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24；

(4)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及 2020 年 6 月 15 日拍攝關於 D8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33；

(5)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及 2020 年 6 月 15 日拍攝關於 D9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38；

(6)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0 年 6 月 15 日拍攝關於 D3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43；

(7)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0 年 6 月 15 日拍攝關於 D2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67；

(8)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1 日拍攝關於 D11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48；

(9)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1 日拍攝關於 D12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54；

(10)  控方第 9 證人及偵緝警員 7272 分別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1 日拍攝關於 D13 的樣貌、衣着及被檢取物品的相片。該些相片收集於一本相片冊內，呈為控方證物 P61；

(11)  上述所有相片由拍攝、保管、沖曬、儲存直至帶到法庭呈堂的過程中沒有被不恰當或不合法干預，及準確反映拍攝當時的情況。

42.後來，控方第 9 證人花了約 200 小時觀看及分析涉案片段；包括新聞片段、開源片段及閉路電視片段。結果，他利用各被告人被捕時的相片作比對，憑著外貌及衣著特徵，從片段中認出 11 名被捕人士，其中 7 名被捕人士於良運街及良德街交界參與堵路及拆卸路上的鐵欄；部份人士後來進入逸生閣。他認出的人士包括：

認出人士	地點	片段及時間	截圖	特徵
D8	逸生閣大堂	P68(14) 00:00:39-00:00:41	PW9-1 PW9-2	紅色帽（有白色標誌）、藍色白花紋頸箍、藍色背囊、背囊前方中間紅色、底部黑色、紅黑色背囊帶、背囊側面藍色右後褲袋的淺色字樣、黑色運動鞋（鞋帶灰色，鞋底白色）
D6	逸生閣大堂 逸生閣大堂近郵箱	P68(14) 00:00:44 P68(16) 00:01:39 P68(15) 00:00:35-00:00:36	PW9-3 PW9-5	黑短髮、帶着眼鏡、灰色長袖連帽外套、黑色長褲、白色運動鞋、白色斜孭袋（白色帶、右下角有熊仔標誌）
D9	P68(15) 00:00:36	P68(14) 00:00:53	PW9-7	黑色短袖 T 裇，上面印有白色「侍」字

43.辯方確認 D6 及 D9 的身份不受爭議。控方第 9 證人同意片段中指稱為 D8 的人士戴著口罩，但 D8 的相片中的 D8 卻沒戴上口罩，但否認認錯 D8。他同意 D9 的 T 裇上有容易辨認的特徵；於 iCable 的新聞片段也看見一個穿著相同款式 T 裇的男子。可是該新聞只顯示該男子的上身，因此不能肯定該男子是 D9。

控方第10 證人

44.控方第 10 證人，偵緝警員 10877 亦曾參與本案的調查工作。2023 年 1 月 27 日，他負責觀看本案的開源錄影片段（包括 TVB、Cable TV、NOW TV、RTHK 及立場新聞）及以各被告人的相片作比對。他於 RTHK（控方證物 P68(6) 00:29:00-00:29:25）的片段內發現 D9。D9 當時穿著一件黑色短袖 T 裇，上面印有白色的中文「侍」字及英文「Samurai」、黑色長褲、黑色鞋（鞋上有三條白色間條）、鞋底有淺色邊、揹著淺灰色背囊、背囊中間有黑色口袋、口袋上面有一個黑色的菱形、菱形上面有 2 條突出的條狀花紋、背囊帶主要是灰色，背囊帶左邊膊頭位置有黑色物體、細眼、身材稍肥、圓臉、黑色短髮，下巴下面有一個淺藍色的口罩 [見 PW10-1至 PW10-4]。

45.盤問下，控方第 10 證人同意，片段顯示當時良運街「麥當勞」外的行人路上有很多人，包括有街坊在看熱鬧。後來有人拆卸路上的鐵欄。他於片段中看見 D9，當時 D9 左手上沒有手套；他亦沒從片段看見 D9 拆卸鐵欄或堵路。

控方第11 證人

46.案發當日，控方第 11 證人，警員 19829 駐守速龍特別戰術小隊。同日晚上約 9 時 05 分，他與隊員按指令於青田遊樂場進行掃蕩，但並無發現。同日晚上約 9 時 40 分，他與隊員到達良運街（面向震寰路），看見約 10 米外有一群（約 10 名）人士於海麗花園外，輕鐵路軌附近的行人路上集結及叫囂。警方推進時，該群人士便四散逃走。於是警方大喊：「警察，咪走」；控方第 11 證人亦開始追截其中一名與他相距約 10 米的男子。該名男子頭戴黑帽、身穿黑衣黑褲、黑色鞋及揹著橙黑色背囊。該男子跑向鳴琴街。控方第 11 證人再次大叫：「警察，咪走」。當時兩人相距約 5 米。該男子沒有理會控方第 11 證人，繼續向前跑。控方第 11 證人追上該名男子，並用右手搭著該男子的左肩；可是該男子將控方第 11 證人的手撥開。於是控方第 11 證人用雙手捉著該男子的肩膊，將其按在地上。

47.控辯各方承認 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140 時，控方第 11 證人在屯門良運街近海麗花園對面的輕鐵路軌旁截停 D11。當時 D11 身穿黑衣黑褲及黑鞋，揹著黑橙色背囊（控方證物 P44）。D11 的右額位置流血 [見承認事實 P1第 37段]。

48.因控方第 11 證人發現該男子的右額流血，於是召喚救傷車到場。他亦曾詢問該男子如何受傷。該男子解釋因早前被人推倒而受傷。

49.控方第 11 證人發現 D11 雙手戴著一對防滑手套，並手持一個口罩。沒有爭議的是，同日約 2148 時，控方第 11 證人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 D11 [見承認事實 P1第 38段]。之後，控方第 11 證人向 D11 作搜身，發現 D11 的背囊內只有一件黑色 T 裇及銀包。後來，控方第 11 證人將 D11 及其隨身物品交予偵緝警員 8110 作進一步處理。

50.控辯各方承認 2019 年 10 月 31 日約 0337 時，偵緝警員 8110 從 D11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 [見承認事實 P1第 39段]：

(1)  一個橙黑色背囊（控方證物 P44）；

(2)  一對 3M 防滑手套（控方證物 P45）；

(3)  一個藍色外科口罩（控方證物 P46）；

(4)  一張八達通卡（控方證物 P47）。

控方第12 證人

51.2019 年 2 月，控方第 12 證人，警長 8811 參與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舉辦的科技罪案初步應變小組的課程，該特訓課程包括網上搜證以及電腦搜證，並將數碼證據交予前線人員跟進處理。

52.2019 年 10 月 31 日，控方第 12 證人與 D12 進行警誡會面外 [見承認事實 P1第 43段]。同年 11 月及 12 月，控方第 12 證人負責網上搜證，下載一些網上片段，以及從一個討論區（連登）下載一些貼文。他下載了的貼文顯示有人在網上指稱警方於 10 月 28 日在大興行動基地測試不明氣體，影響屯門區的空氣質素及令大量市民不適及寵物死亡，因此號召他人於案發當日晚上 8 時 30 分到大興行動基地抗議。該貼文的截圖呈為控方證物 PW12-1。

控方第13 證人

53.案發當日，控方第 13 證人隸屬機動部隊。同日下午約 9 時 30 分，他按指示到達屯門大興基地候命。同日下午約 10 時 04 分，他與隊員於良運街一字排開設立防線。當時看見建生邨商場外近輕鐵站有十多人在用粗言穢語叫囂。約 10 分鐘後，當控方第 13 證人與 2 至 3 名隊員上前時，該群人士立即四散，向商場方向逃走。後來警員 19487 截停 2 名男子。其他警員亦截停其他可疑人士。

54.控辯各方承認當晚約 2214 時，D13 站在屯門建生輕鐵站月台上的石柱旁邊。其後，D13 按第 13 證人的指示前往建生商場「廚王茶餐廳」外接受調查。當時 D13 身穿灰色外套、灰色短褲、藍綠色波鞋及揹著紫色背囊（控方證物 P55）[見承認事實 P1第 47段]。控方第 13 證人指 D13 形跡可疑地望着警方，而 D13 身旁有一名戴口罩的女子。因當時《禁蒙面法》已生效，因此控方第 13 證人決定對 D13 及其身旁的女子作調查。警員 19487 負責調查 D13。

55.不受爭議的是，同日約 2225 時，警員 19487 以「非法集結」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拘捕 D13。同日約 2330 時，偵緝警員 1372 在 D13 見證下從 D13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 [見承認事實 P1第 48-49段]：

(1)  一個紫色背囊（控方證物 P55）。從 P55 檢取的物品包括：

(a)  一隻白色勞工手套（控方證物 P56）；

(b)  一副透明護目眼鏡（控方證物 P57）；

(c)  一面美國國旗（控方證物 P58）；

(d)  一面香港殖民地區旗（控方證物 P59）；

(e)  兩支銀色伸縮棒（一支藍黑色手柄；一支黃黑色手柄）（控方證物 P60）。

56.控辯各方亦承認以下事實：

D6

(1)  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135 時，D6 於屯門兆軒苑逸生閣電梯大堂被警方截停。D6 並非屯門兆軒苑逸生閣的住客。同日約 2214 時，警員 19605 向 D6 調查及搜身。同日約 2217 時，督察游天健於上址以「非法集結」拘捕 D6。當時 D6 佩戴黑色眼鏡、身穿深色外套、黑色長褲、白色波鞋及揹著斜孭袋（控方證物 P22）[見承認事實 P1第 11至 13段]。

(2)  2019 年 10 月 31 日 0120 時至 0305 時，D6 自願地與警員 19605 進行警誡會面。會面紀錄準確地反映會面經過，呈為控方證物 P23。於會面紀錄中， D6 稱當日前往被捕地點是「希望支援有需要嘅青少年」。

(3)  2019 年 10 月 31 日約 0325 時，警員 19605 在 D6 見證下，從 D6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 [見承認事實 P1第 14段]：

(a)  一件黑色短袖衫（控方證物 P19）；

(b)  一個灰色口罩（控方證物 P20）；

(c)  一對螢光綠色手套（控方證物 P21）；

(d)  一個黃色斜孭袋（控方證物 P22）。

D8

(4)  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145 時，D8 於屯門兆軒苑逸生閣電梯大堂被警方截停。D8 並非屯門兆軒苑逸生閣的住客。約 2224 時，警署警長朱日恩於上址，以「非法集結」拘捕 D8。當時 D8 身穿黑色外套、白色 T 裇、黑色長褲、黑色波鞋及揹著藍色背囊（控方證物 P32），頸上帶着圍巾（控方證物 P27）[見承認事實 P1第 18及 19段]。

(5)  2019 年 10 月 31 日約 0040 時，警員 18406 在 D8 見證下，從 D8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見承認事實 P1第 20段]：

(a)  兩個防毒面具連過濾器及包裝袋（控方證物 P25）；

(b)  兩對灰色手套（控方證物 P26）；

(c)  一條藍色圍巾（控方證物 P27）；

(d)  一個灰色護目鏡（控方證物 P28）；

(e)  兩對黑色手袖（控方證物 P29）；

(f)  一頂紅色 Adidas 鴨舌帽（控方證物 P30）；

(g)  五支生理鹽水（控方證物 P31）；

(h)  一個藍色背囊（控方證物 P32）。

D9

(6)  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145 時，D9 於屯門兆軒苑逸生閣電梯大堂被警方截停。D9 的地址是新界屯門湖秀街 2 號悅湖山莊第七座 27 樓 E 室。同日約 2224 時，警署警長朱日恩於上址，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 D9。當時 D9 身穿黑色 T 裇、黑色長褲、黑色波鞋及揹著灰色背囊（控方證物 P34）[見承認事實 P1第 22及 23段]。

(7)  2019 年 10 月 31 日約 0146 時，偵緝警員 10215 從 D9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 [見承認事實 P1第 24段]：

(a)  一個灰色背囊（控方證物 P34）；

(b)  一個藍色口罩（控方證物 P35）；

(c)  一對灰色手套（控方證物 P36）；

(d)  一件白色 Kalenji 外套（控方證物 P37）

D3

(8)  控辯各方根據香港法例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65B 條承認，2019 年 10 月 30 日晚上約 9 時 45 分，高級警司梁廣健看見一群人士（包括 D3 及 D10）從大興行動基地方向迎面跑來。

(9)  同日約 2145 時，D3 於屯門良運街近燈柱 FA2595 的行人路上被高級警司梁廣健合法截停。當時 D3 戴着黑色鴨舌帽、身穿黑色長袖衫、黑色長褲、灰色波鞋及揹著綠色背囊（控方證物 P42）。及後於同日約 2148 時，被女警員 24019 以「非法集結」罪名合法拘捕 [見承認事實 P1第 27段]。

(10)  2019 年 10 月 31 日約 0030 時，偵緝警員 6869 在 D3 見證下從 D3 檢取以下物品為本案證物 [見承認事實 P1第 28段]：

(a)  一對 3M 灰黑色手套（控方證物 P39）；

(b)  兩包膠索帶（控方證物 P40）；

(c)  一頂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41）；

(d)  一個綠色背囊（控方證物 P42）。

D2

(11)  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2140 時，警員 15241 看見 D2 在屯門良運街近海麗花園外的輕鐵路軌上奔跑，其後他在輕鐵路軌旁截停 D2。當時 D2 頭戴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66）、銀色眼鏡、面戴口罩、身穿黑色短袖 T 裇、黑色短褲、黑色運動鞋、左手戴灰黑色手套（控方證物 P64）及揹著黑色背囊（控方證物 P62）。同日約 2145 時，警員 15241 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 D2。同日約 2330 時，偵緝警員 13452 從 D2 檢取以下物品 [見承認事實 P1第 31至 33段]：

(a)  一個黑色背囊（控方證物 P62）；

(b)  三個藍色口罩，連包裝袋（控方證物 P63）；

(c)  一隻 3M 灰黑色手套（控方證物 P64）；

(d)  一支 Polyurethane Foam 噴劑（控方證物 P65）；

(e)  一頂黑色鴨舌帽（控方證物 P66）。

(12)  D2 報稱居住於屯門礦山村 16 號。

辯方的證供

D6

57.D6 傳召侯月琼女士為其證人（D6-DW1）。她是一名社工，任職「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的執行幹事，主要職能是行政工作及督導社會工作者 [見證物 D6-DW1-1]。該機構服務黃大仙區。作為社福機構，上述聯會的信念是「相信助人，自助互助他」。如他人有需要的話，絕不會見死不救。因此，社工的工作包括「作出支援」。

58.由 2018 年 11 月 19 日始，D6 是上述機構的註冊社工 [見證物 D6-DW1-2至 D6-DW1-4]，而 D6-DW1 是 D6 的直屬上司。D6 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年青人，工作範疇包括籌備活動及輔導、支援及幫助青少年人的成長。這些活動均在黃大仙的綜合性家庭中心舉行。有時 D6 會外出接觸年輕人，目的是吸引這些年青人到中心參與活動。D6 並非外展社工，不會負責輔導邊緣或涉及刑事罪行的青年。如接觸青少年時發現事件涉及刑事行為，社工不可鼓勵青少年繼續此行為；社工亦不可參與此行為。

59.D6-DW1 指從她與 D6 共事的經驗，她認為 D6 是一位實幹、具熱誠、盡責、認真及有效率的社工，而 D6 每次推行的活動均很受歡迎。

60.D6-DW1 指如社工要處理重要事情，事前必須獲上級批准。2019 年 10 月 30 日不知道 D6 曾到案發現場。事後才知悉 D6 出了事，需要請假。當時 D6 在屯門並非代表其機構，亦非工作。

D2

61.D2 於 1995 出生，現年 28 歲；案發時 23 歲，與家人於屯門礦山村類似寮屋的建築物同住。最接近其居所的輕鐵站是田景站；從居所到田景站步行約 10 分鐘。

62.2019 年，D2於中文大學考獲統計學系學士學位後便開始於一間建築材料公司工作，任職資料數據分析。僱主撰寫的信件呈為 D2-2。除了在辦公室工作，D2 亦須到訪不同建築地盤及工廠。其僱主沒有提供制服；當 D2 外出工作時，衣服以輕便為主，一般是 T 裇及長或短褲。D2 受僱的公司位於紅磡，他上班的路線如下：

(1)  步行往田景輕鐵站，乘坐輕鐵到兆康站；

(2)  乘坐西鐵到美孚站；

(3)  乘坐港鐵到黃埔站；

(4)  步行到公司。

63.D2 稱 2019 年 10 月 28 日，他於公司上網時看見新聞，指屯門有不明氣體。D2 擔心回家時會吸入不明氣體，因此從公司拿了數個口罩放入背囊內。放工後，D2 便沿上述路線回家；並於兆康站轉車時戴上口罩。翌日上下班時亦於兆康站戴上口罩。

64.2019 年 10 月 29 日晚飯後，D2 在廚房洗碗碟時，突然有一隻老鼠從屋頂的一個洞走進廚房。D2 於網上尋找修補洞口的方法，獲悉 Polyurethane Foam 適合用作填補洞口。2019 年 10 月 30 日，他如常上班。當日頭戴黑色鴨舌帽，身穿黑色 T 裇、黑色短褲及黑色運動鞋和揹著黑色背囊。當日因沒有時間洗頭才戴帽，其他衣著與平日無異。離家到達田景站時發現忘記帶銀包。因背囊內及辦公室內各有 100 元，又不想遲到，所以打消回家拿銀包的念頭。因沒有八達通，當日用現金購買車票。如之前的兩天一樣，D2 在兆康站戴上口罩。

65.當日下班後，D2 前往深水埗鴨寮街及黃金商場購買 Polyurethane Foam 及看電子配件、遊戲機及遊戲光碟。同日晚上約 8 時 45 分才乘搭交通工具回屯門。因田景站附近沒有東西吃，所以他決定前往建生邨商場吃晚飯。乘坐西鐵時，D2 拿出 Polyurethane Foam，看見罐上照片的人使用 Polyurethane Foam 時戴著手套。因此，他認為使用該噴劑時須佩戴手套。如家中有手套，他當晚便可立即修理屋頂，否則翌日再買手套。D2 稱於建生站下車後，在月台上的一張椅上看見一隻手套，於是上前戴上該手套，看看是否合用。此時目睹有人從建生停車場跑過來及有人大叫：「走呀！走呀！」。看到當時的情況，D2 決定不在建生邨吃飯，立即回家。D2 沿輕鐵路軌跑往良運街海麗花園方向。不久之後，D2 被控方第 6 證人截停及用盾牌按在地上 [見控方證物 P68(2) 00:00:01 實時 21:39:46 及 PW6-3]。D2 指當時感到呼吸困難及痛楚。可是他沒有嘗試站起來，只是用身體撐着盾牌。之後 PW6 用膠索將 D2 的雙手反鎖。後來 D2 被拘捕及帶往元朗警署。他沒有帶銀包，因此無法出示身分證。

66.D2 指被捕前從沒看過網上的號召貼文；當晚他沒有到過震寰路大興行動基地附近，亦否認參與當晚的非法集結。被捕後（即 2019 年 11 月），D2 再購買 Polyurethane Foam 修補屋頂的洞。之後於 2023 年 1 月拍下已修補屋頂的照片 [見 D2-3(1)-(4)]。

D9

67.D9 於 2000 年出生，與母親同住屯門。D9 中六畢業後，2018 年開始於馬鞍山香港專業學院就讀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並於 2021 年畢業。2021 年 11 月成為盲人輔導會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的資訊科技助理。2022 年 3 月成為社工 [見 D9-9及 D9-10]。

68.D9 有餵飼野貓的習慣；由 2017 年始便在屯門碼頭區餵飼野貓。2018 年 7 月，他嘗試協助一隻受傷的野貓時被抓傷 [見 D9-6]，6 個月後才完全康復。之後，D9 母親通知貓社工，拯救了受傷的貓。從此之後，碼頭附近便沒有野貓。

69.案發時，D9 仍是大專學生，期間曾於青麟路竹園區神召會智逸軒的精神復康中心作實習社工。他於該處實習時，同事帶 D9 往兆軒苑近逸生閣餵飼野貓；2019 年 6 月至 9 月，D9 定期往該處餵貓，每星期約 2 至 3 次。因之前曾被抓傷，在竹園餵飼野貓時會帶備一對手套及長袖外套。

70.2019 年 10 月 30 日，D9 如常於馬鞍山上課。當日他穿著黑色長褲及黑色短袖 T 裇；T 裇上印有白色的「侍」及「Samurai」的字。他自小有嚴重的鼻敏感，因此當日亦戴著口罩。另外，他揹著的灰色背囊，內有一對手套及一件長袖外套。同日下午 5 時下課後，約同組員於校內開會，討論論文（project）的理論、案例及分工問題。同日晚上 7 時，會議結束後 D9 打算去餵飼野貓，於是便乘車往田景。到達田景後，他先往寶田花園商場的一間德國餐廳吃飯。當他沿良德街步往良運街時，發現街上有多人聚集；於是他便往大興行動基地附近的「麥當勞」外看看發生何事。他聽見有人以粗言穢語辱罵警方、有人用雷射筆照向大興行動基地及有人拆卸路上的鐵欄。D9 承認他是控方證物 P68(6)片段（00:29）內，穿黑色印有白色「侍」字 T 裇，戴口罩的人。

71.D9 承認當時可能發生衝突；示威者可能會投擲汽油彈，警方亦可能會用催淚彈驅散。他擔心野貓的安危，於是立即前往兆軒苑 [見 D9-8]，戴上手套，嘗試尋找野貓，打算用背囊內的外套包裹野貓，將牠們帶離現場。可是搜索了 7 至 8 分鐘仍無果。D9 懷疑野貓受驚，於是打算前往建生邨商場停車場再作尋找。可是當他到達兆軒苑路口時，遇上一名年長的男街坊；該名街坊指警方開始圍捕，著 D9 進入逸生閣。

72.D9 承認控方證物 P68(14)  片段顯示他進入逸生閣的情況；當時他手持一個防毒面罩。D9 稱他於逸生閣外看見該防毒面罩從 D7 身上掉下來。雖然他不認識 D7，但仍將防毒面罩拾起，並將其交還予 D7。之後警方到場及作出拘捕。

D13

73.D13 傳召三名證人。

D13-DW1

74.D13-DW1 是 D13 的外袓母，由 1984 年始居於屯門兆康苑兆恆閣。D13-DW1 指與 D13 關係密切，她十分愛錫 D13。2000 年至 2003 年 D13 及其父母曾與 D13-DW1 於兆康苑同住。2006 年至 2011 年，D13 與 D13-DW1 同住。之後，因 D13 參加了 D13-DW1 居所下面，信義會的足球興趣班，因此 D13 會不時到 D13-DW1 的家中渡宿。有時節日前夕，D13 也會到 D13-DW1 家中渡假。

75.D13-DW1 稱 D13 喜歡裝嵌電腦。因此將電腦零件放在 D13-DW1 家中。零件有新有舊。她看見 D13 裝嵌電腦時會戴上涉案的防護鏡、一隻與涉案手套相同的白色布製手套及口罩。

76.D13-DW1 指每星期到街市購物時都會行經建生邨商場，有時亦會進入商場瀏覽或光顧內裏餐廳，例如「盤子工房」及「大家樂」。「盤子工房」在建生輕鐵站附近。通常她星期六日便會與女兒及外孫們（包括 D13）一同到訪「盤子工房」。

77.2019 年 10 月 30 日晚上約 8 時 30 分，D13-DW1 接到 D13 母親的來電，指 D13 想到 D13-DW1 家中渡宿。之後 D13 接過電話，詢問 DW13-D1：「阿婆，我過嚟，你有冇嘢想食呀？」。D13-DW1 表示很想吃芒果窩夫，但沒有指明「盤子工房」，只說：「我同你一齊食過嘅呢，嗰間舖頭」。因 D13 曾與她在「盤子工房」吃過兩次窩夫，她想信 D13 知道她所指的餐廳。後來 D13 沒有出現；同日晚上約 11 時才知悉原因。

D13-DW2

78.D13-DW2 是 D13 的母親及 D13-DW1 的女兒。她指 D13 於不同時段與 D13-DW1 同住。D13 進入中學後遷回天水圍，但星期五或學校假期都會到 D13-DW1 家中渡宿。中學畢業後，D13 由 2018 至 2019 年於嶺南大學修讀一年的航空服務毅進課程。案發時，D13 正修讀香港大學校外課程的航空學高級文憑。

79.D13-DW2 指 D13 的興趣，包括玩網上遊戲、裝嵌電腦、砌模型及踢足球。初中期間，D13 經常稱感到頭暈及頭痛。2018 年，D13 深夜於 D13-DW1 家中玩網上遊戲時突然暈倒，但當時沒有求診。2019 年 9 月，D13 再在天水圍家中暈倒，被送往急症室，由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1 日住院。醫生經化驗後指 D13 一切正常，但 D13 仍稱視覺不清。2021 年，D13 在家中癲癇症發作，再度入院。

80.D13-DW2 指 D13 在家中收藏了很多電腦零件，有新亦有舊；舊零件鋪滿塵埃、頭髮及動物毛髮等；因此為防敏感，D13 會戴上保護鏡及口罩。另外，D13 在處理電腦零件時曾割傷手指，因此亦會佩戴一隻勞工手套。D13-DW2 向法庭提供家中電腦零件的相片，但承認該些相片於 2023 年才拍攝。她指經常看見 D13 裝嵌電腦，期間 D13 會佩戴一隻手套，另一隻手拿着螺絲批。

81.2019 年 10 月 30 日約 6 時 45 分至 7 時，D13-DW2 下班回家，與 D13 吃晚飯及看電視節目。同日晚上約 8 時 30 分，D13-DW2 聽見 D13 相約網友組隊打網上遊戲，之後 D13 表示要去 D13-DW1 家中打遊戲機。於是，D13-DW2 致電 D13-DW1，要求 D13-DW1 別鎖上大門及將電話交給 D13，讓 D13 自己向 D13-DW1「申請」到 D13-DW1 家中渡宿。

82.同日晚上約 10 時 30 分，D13-DW2 獲悉 D13 被拘捕。她指 2019 年夏天曾於家中看見涉案的兩面旗幟及兩支伸縮鐵棒。當時 D13 嘗試將旗幟套上伸縮鐵棒。她曾於 2019 年 9 月與 D13 參加遊行時，看見這些物品於 D13 的背囊內。她亦不明白為何 D13 攜帶這些物品外出。

D13-DW3

83.D13-DW3 是一名註冊社工。他於 2011 年認識 D13；當時 D13-DW3 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的活動統籌員，而 D13 曾參與該機構的康樂活動。D13 亦一直有參與社會服務；服務對象為 6 至 20 歲的青少年。D13-DW3 認為 D13 是一位有愛心、有耐性及有責任感的人。他從沒看見 D13 使用任何暴力。盤問下，他同意 2019 年 至 2021 年間與 D13 沒有接觸，不知道 D13 的生活模式。

證供的分析

原則

84.這是刑事法庭，舉證責任在於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如有任何合理疑點，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人。

85.D2、D3、D4、D5、D6、D9、D11、D12 及 D13 沒有刑事定罪紀錄。本席謹記，他們犯案的機會較低，說出真相的機會較高。

86.控方指大部份被告人被拘捕前正在逃跑。本席明白一個人可能會基於許多與犯罪無關的理由逃跑。除非法庭可以肯定被告人並非因與犯罪無關的理由逃跑，否則不可視逃跑為支持控方指控的證據。

87.本案中有大量的證物及截圖；本席根本無法巨細無遺地提及。本席已小心考慮所有證供及陳詞。

控方的證供

88.控方 1、第 2、第 3、第 8 及第 10 至第 13 證人的證供基本上不受爭議，亦與不爭的片段脗合。本席裁定他為誠實可靠的證人，接納其證供。

89.D4 大律師指控方第 5 證人同意在搜查 D4 期間發現一個粉紅色膠袋，內有一個黑色膠袋；黑色膠袋內有一對手套；黑色膠袋上有一些白色紙張。控方第 5 證人否認膠袋內有任何發票收據。控方第 5 證人稱將兩個膠袋放回 D4 的背囊內，將 D4 雙手反鎖及將 D4 交予控方第 4 證人。可是控方第 4 證人卻表示從沒看見兩個膠袋。大律師指這顯示有人說謊或疏忽。

90.本席不同意。警方截停 D4 後有警員拍攝搜身的過程。況且，D4 亦承認管有涉案手套。控方第 4 證人指沒有看見兩個膠袋毫無意義。控方第 5 證人指他不肯定當時將手套放回膠袋內。在這情況下，控方第 4 證人沒留意膠袋不足為奇。本席裁定這對控方第 4 及第 5 證人的誠信毫無影響，裁定他們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接納他們的證供。

91.D8 的大律師挑戰控方第 9 證人的證供。她並非批評控方第 9 證人的誠信，而是爭議證人的辨認基礎。本席於下文才作處理。

92.D11 的大律師指控方第 6、第 7 及第 11 證人的證供互不脗合，甚至乎有部份是固有不可能的（inherently improbable）；因此，法庭不應予以任何比重。大律師指控方第 6、第 7 及第 11 證人就參與掃蕩的警員人數有着多達雙倍的分歧；控方第 6 證人指速龍成員有約 30-50 名；控方第 7 證人指有數隊警員；控方第 11 證人則指有 20-30 名警員。首先，當時警員的人數並不重要，警員沒細心留意不足為奇。根據各控方證人的證供，當日參與掃蕩的有速龍成員，亦有其他警員。控方第 11 證人指，他與隊員於晚上的 9 時 05 分到青田遊樂場掃蕩；控方第 6 證人則於晚上 9 時 15 分才到達青田遊樂場；控方第 7 證人則沒有說何時到達青田遊樂場，而且他是由青田路出發。因此，他們 3 人是於不同時段於青田遊樂場進行掃蕩。本席不認為這對他們的誠信有任何影響。

93.另外，大律師指控方第 6、第 7 及第 11 證人均指於青田遊樂場內沒有看見任何人。可是遊樂場內有許多康樂設施，例如足球場、手球場及緩跑徑等。案發時，只是晚上九時多，因此當晚公園內完全沒有市民的說法難以置信。大律師續指，NOW 新聞片段「有群眾於屯門大興行動基地聚集 多人被捕 - Now 新聞.mp4」及 RTHK 片段「[屯門一帶最新情況] 現場直播.mp4」顯示速龍進行拘捕時，有人走出和聚集在青田遊樂場 2 號出口附近；有人聚集在輕鐵路軌的出口；亦有人走入遊樂場與輕鐵路軌中間的小路。因此，控方第 11 證人的證供不可能是真確的。如大律師於陳詞所言，控方第 6 及 第 7 證人只是沿着一條直線穿過青田遊樂場作掃蕩；掃蕩範圍並非覆蓋整個遊樂場；除非是同時同地出現，否則警員沒看見其他人士對他們的誠信沒有影響。另外，盤問時，大律師只詢問證人在遊樂場內有否看見其他人。現在卻指新聞片段顯示遊樂場外有人聚集，對證人並不公平。

94.大律師力陳，控方第 11 證人完全忘記掃蕩路線並不可能，亦不可信。控方第 11 證人並非駐守屯門區。當日在青田遊樂場內掃蕩並無發現。掃蕩時已入夜。事發 4 年後，證人無法於地圖上畫出路線不足為奇。

95.大律師亦指控方第 11 證人稱離開青田遊樂場後，看見 10 米外的輕鐵路軌附近有一群人士聚集和叫囂。可是於證人的書面供詞和記事冊中均沒有提及這群人叫囂，只是說他們在馬路上徘徊。其他從青田遊樂場步出的警員均沒有提及當時現場有叫囂的情況。

96.大律師亦指，盤問下控方第 11 證人堅持截停 D11 時，D11 手持一個口罩。可是，不受爭議的是，當時 D11 的右額大量出血 [見控方證物 P48]，D11身穿的外套及手上的手套均染上鮮血。如當時 D11 戴著口罩，口罩不會滴血不沾 [見控方證物 P46]。

97.另外，大律師指出控方第 11 證人稱從 D11 的背囊檢獲一件黑色 T 裇，但檢取的物品清單中從沒黑色 T 裇。

98.本席同意大律師的說法。就控方第 11 證人的證供，本席不接受有「叫囂」，亦不接受截停時 D11 手持口罩及警方從 D11 背囊檢獲一件黑色 T 裇。本席只接受控方第 11 證人不受爭議的證供。有否叫囂、手持口罩及檢獲 T 裇與控方第 6 及第 7 證人無關，亦不影響他們的誠信。本席裁定控方第 6 及第 7 證人為誠實可靠的證人，接納他們的證供。

辯方的證供

D2

99.本席完全不相信 D2，原因太多，不能盡錄，最明顯例子如下：

(1)  D2 指除了在辦公室分析數據外，還須到不同的地盤和工厰工作，因此上班時會選擇穿著容易清洗的衣服，絕不會穿著淡色衣物。可是，盤問下，他承認其職位是「客務中心分析員」，負責分析來自不同工廠的資訊及卸貨時間的數據。他承認其僱主售賣建築材料，主要經營英泥生意（即僱主的工廠將英泥製成混凝土，再將混凝土送予不同建築地盤）。D2 稱須到工廠及地盤工作是要理解混凝土的製作及運輸過程。他解釋柴灣工廠出貨時間太長，因此須到工廠商討如何可節省時間。D2 的職責是分析數據，他是統計學系學士，並非工程或機械專材，前往工廠或地盤根本毫無用處。事實上，D2 也承認，就算是到工廠或地盤也只是從旁觀察。另外，D2 承認會從公司的電腦系統中獲取製造混凝土的資料。僱主用作送貨的貨車上設在導航系統，因此 D2 會從公司的電腦系統中獲取送貨的數據；電腦系統會自動記錄每間工廠送貨往每個地盤的貨車數量、每次送出的混凝土數量及時間等。他根本不須到工廠或地盤已可獲所需的數據，其證供明顯誇張失實；

(2)  主問時，D2 稱工作時須穿著深色衣物，因污漬不顯眼及容易清洗。盤問初期卻指工作與服裝顏色全無關係。後來又指衣物顏色是重要考慮；進一步盤問下又稱案發當日只是穿著隨手可及的衣物，沒有特別原因；

(3)  主問時，D2 指他居所附近沒有東西吃，所以案發當晚到深水埗購買 Polyurethane Foam 及往建生邨商場吃飯。盤問下，他同意他家在寶田邨附近，寶田邨內有商場，內有多間餐廳，亦有五金店；

(4)  D2 稱 10 月 28 日從新聞得悉整個屯門區都被不明氣體影響，新聞亦特別提及田景。可是 D2 卻從沒指聞到這不明氣體；

(5)  D2 承認自小居於同一間寮屋，經常會有老鼠走進屋內。他亦一直知悉廚房天花有個洞，但他和家人一直不予以理會。覆問下更直指屋頂洞口對他和家人毫無影響；可是案發前一晚才突然決定要修理屋頂；

(6)  主問時，D2 稱曾上網尋找修補屋頂的方法，只看了文章，沒有看 YouTube 如何便用 Polyurethane Foam 的片段。文章亦有說明使用該噴劑的安全措施，但只說要將罐倒轉；購買噴劑時沒有詢問用法， 之後才看罐上資料；他看見罐上照片及 “use gloves” 字眼便認定必須戴上手套。如果噴劑有危險或腐蝕性，罐上定必會有警告。覆問下，D2 稱使用噴劑時戴上手套的唯一原因是避免弄髒手部；

(7)  D2 指恰巧於輕鐵站看見涉案手套便戴上，準備用噴劑時使用。罐上相片顯示用者戴著厚手套（似乎是皮制），而涉案手套則為布質，根本不適用；

(8)  根據噴劑罐的指示，Polyurethane Foam 上面需要噴上密封劑（sealant）或掃上油漆。雖然 D2 指稱曾搜尋用噴劑的文章及閱讀罐上的指示，他完全不知道要用密封劑或油漆、安全眼鏡及工作服，只知道要戴手套。進一步盤問下，又稱記不起有否閱讀罐上指示。況且，一般家庭都會有膠手套作清潔之用。膠手套最少也防水，比布手套合適。如果 D2 認為任何手套都可，可利用家中的膠手套，根本不用拾起街上的手套；

(9)  D2 承認他的主手是右手，亦打算用右手噴 Polyurethane Foam，可是涉案手套卻是左手手套；

(10)  主問時，D2 稱於輕鐵站試戴手套，看看是否合適用作噴 Polyurethane Foam。但盤問下又稱記不起試戴手套的目的；

(11)  主問時，D2 指稱案發當日忘記帶銀包及八達通卡。可是盤問下又指於西鐵轉輕鐵時可能用了八達通優惠；

(12)  主問時，D2 稱到達建生邨輕鐵站月台，戴上手套後聽見有人大叫及看見有人奔跑，於是他也沿著輕鐵路軌奔跑。盤問下，他承認奔跑的人其實在對面月台；而 D2 奔跑時有警員從後追著他。

100.本席裁定D2並非誠實可靠的證人，拒納他的證供。

D6

D6-DW1

101.D6-DW1 指她所屬的社福機構只服務黃大仙區，屯門區並非該機構的服務對象，D6 亦非外展社工，不會接觸邊緣或涉及刑事罪行的年青人。D6 處理工作之前，須向她請示，並獲得批準，而案發之前兩人從沒就本案的任何事件商討。D6-DW1 堅定地表示 D6 於案發當日的行為與其社福機構完全無關。

102.D6-DW1 指案發後知悉 D6 出了事，需要請假。首先，她事後的聽聞屬傳聞證供，不可被法庭接納。因此，大律師亦沒有要求 D6-DW1 說出細節。D6-DW1 指 D6 是屯門居民，不明白為何 D6 在屯門出現會惹上麻煩。她對事發細節一無所知，其說法完全是一知半解的揣測。

103.D6-DW1 指社工的信念是幫助有困難的人，絕對不會「見死不救」；可是社工不可參與非法行為。任何人（包括社工及當區居民）都可以犯法。不受爭議的是當日示威者向警方挑釁，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警方多次作出警告，但示威者不但拒絕散去，行為更每況愈下。於是警方進行掃蕩及拘捕。如示威者聽從警方的勸喻，警方根本不須採取行動；由始至終，示威者都沒有生命危險，更沒有「見死不救」的情況出現。警方開始執法時，示威者四散，部分示威者跑進逸生閣大堂。D6 並非在街上，而是在逸生閣的大堂內被截停。D6 不是該處的住戶，當時身穿深色衣物。另外，警方從 D6 身上檢獲口罩及一對手套，這些均非做社會工作的用品。況且，D6 於警誡下承認曾到過非法集結的現場，目的是「支援」年青人。D6-DW1 並非專家證人，除了品格之外，不可提供意見證供。

104.基於上述因素，D6-DW1 對事件的看法全無比重之言；她最多可被視為一名品格證人。

D9

105.本席亦不相信 D9：

(1)  主問時，D9 稱實習期間，放工後習慣往兆康苑餵飼野貓；盤問下卻指只是探訪野貓，觸摸牠們與其玩耍；

(2)  如 D9 主問的證供屬實，應會帶備貓糧。沒有任何證供顯示 D9 的背囊內有貓糧。D9 養有 3 隻貓，家中理應有貓玩具。可是指稱探訪野貓時，他不帶備貓玩具，只從地上拾起樹枝與野貓玩耍；

(3)  主問時，D9 稱實習期間餵飼兆康苑野貓；實習日期為 2019 年 6 月至 9 月。盤問下，他則承認實習於 2019 年 8 月 31 日已結束；

(4)  盤問下，D9 起初指案發後沒有再到兆康苑探訪野貓；但有要求實習時的同事照顧野貓。但隨即又指案發後從網上得悉，案發前一日，因屯門區有不明氣體，野貓已被保護動物團體接走。當控方指 D9 的證供前後矛盾時，D9 又稱不知道野貓是否被帶走；

(5)  D9 稱帶上手套的原因是以防被抓傷。可是他承認，雖然每周探訪野貓 2 至 3 次，案發前卻從沒使用過涉案手套；

(6)  D9 指經常探訪兆康苑的野貓；野貓會讓他觸摸，只是當他嘗試抱起野貓，野貓才會掙扎，將他抓傷。如該說法屬實，D9 作探訪時根本不用帶備手套；

(7)  D9 稱之前曾被野貓抓傷，最嚴重的傷口位於前臂。可是涉案手套根本無法保護前臂；

(8)  D9 指案發當日須上學；下課後參與會議，討論功課所需理論、案例及分工問題。這功課十分重要，會影響畢業的成績（GPA）。可是沒有任何證供顯示其背囊內有任何課本、記事冊、文具或會議紀錄；

(9)  D9 指知道 2019 年中始香港各地區都有非法集結和暴動，但雖然他居於屯門，又有留意新聞報導，他卻對屯門的情況毫無興趣，亦不知道屯門曾有非法集結及或暴動發生。進一步盤問下又承認知悉屯門區曾有示威；

(10)  D9 稱晚飯後沿良德街步往良運街。不受爭議的是當時良德街與良運街已有約 200 人集結、叫喊口號及辱罵警方。D9 最初稱沒有留意有人聚集；雖然有人叫囂及辱罵警方，他仍認為當時沒有事情發生。主問時，D9 指晚飯後步往「麥當勞」是想看看發生何事。盤問下，他承認當時已知悉有示威，只是想知道背後原因。後來又指並非想知道示威的原因。雖然指稱想知道示威的原因，但因不想被誤認為示威者，他從沒向任何人作詢問；

(11)  D9 承認知悉有示威，亦知道禁蒙面法已生效。他無法解釋為何於示威位置戴上口罩，亦無法解釋為何身穿黑衣黑褲走進示威人群當中；

(12)  D9 稱進入逸生閣前，D7 在 D9 的前面約 2 至 3 米，D7 正跑向逸生閣，因此 D9 看見防毒口罩掉下。如 D9 所言屬實，D7 一直在 D9 前面；D7 在跑而 D9 則要彎下身從地上拾起防毒口罩。換言之，D7 理應先進入逸生閣。D9 無法合理解釋為何閉路電視片段顯示他比 D7 先進入逸生閣；

(13)  D9 承認逸生閣門外燈光充足，但卻指不知道 D7 丟掉何物。起初 D9 稱沒有留意 D7 的衣物。 進一步盤問下又改變證供，承認於逸生閣外已看到 D7 黑色黑褲，知道 D7 可能是示威者；

(14)  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D9 尾隨一群黑衣人進入逸生閣。D9 卻指進入逸生閣前從沒看見該群人；

(15)  起初，D9 否認將防毒口罩交予 D7。D9 稱 D7 在沒有任何表示下從 D9 手中拿取防毒口罩。控方播放有關閉路電視片段後，D9 又改變說法，不但承認他主動將防毒口罩交給 D7 [00:00:59 - 00:01:01]，還指交還防毒口罩前詢問 D7 該口罩是否屬他所有；

(16)  D9 一直稱為免被誤認為示威者，他特地避免與任何人溝通。可是到達逸生閣大堂後，他知悉 D7 是示威者，亦知道手中的物品是防毒口罩，他卻主動上前與 D7 說話；

(17)  D9 聲稱他不認識 D7，可是 D9 進入逸生閣後一直望著大門，直至 D7 到達，D9 立即主動走向 D7。警方到場後，兩人一同望向外面，以相同步伐一同跑向同一方向，期間兩人一同向後望；

(18)  D9 稱第一段實習期完結後功課繁忙，已很少探訪野貓。實習期於 2019 年 8 月 31 日已完結，他卻於 9 月尾購買涉案手套。

106.本席裁定 D9 並非誠實可靠的證人，拒納其證供。

D13

D13-DW1及D13-DW2

107.D13-DW1 及 D13-DW2 的證供令人難以信服：

(1)  D13-DW1 指十分疼愛 D13。不受爭議的是 2019 年 10 月 28 日始，新聞報導指 D13-DW1 居所附近的大興行動基地有不明氣體，令多人不適，更有人在網上稱氣體引致寵物身亡。可是案發當晚 D13 母親表示 D13 要來渡宿時，D13-DW1 對不明氣體一事不但隻字不提，容許 D13 來渡宿，還要求 D13 購買窩夫。這並非愛鍚外孫的行為；

(2)  主問時，D13-DW1 稱曾目睹 D13 佩戴保護鏡、手套及口罩裝嵌電腦。可是盤問下不斷回避問題，更稱 D13 於深夜才裝嵌電腦，她只看見過 D13 將零件攤開，之後她便去睡覺；

(3)  D13-DW1 同意案發當日並非假期前夕，但指翌日 D13 不用上課。進一步盤問下，她卻承認 2019 年 D13 已中學畢業，正在找學校。後來又稱 D13 於嶺南報讀了一個課程，但是什麼課程卻一無所知。D13-DW2 則指案發時 D13 正在修讀香港大學的校外課程（HKU SPACE）；

(4)  D13-DW1 稱 D13 會於上興趣班或假期前夕到其居所渡宿。D13-DW2 則稱 D13 會於星期五及學校假期期間到 D13-DW1 家中渡宿；

(5)  D13-DW1 及 D13-DW2 均稱 D13 裝嵌電腦是只會佩戴一隻手套。本席不接受裝嵌電腦需要佩戴手套。清理污跡時可能會佩戴手套，但清理時不需拿着螺絲批，理應佩戴一對手套。D13-DW2 同意 D13 清理零件後才會進行裝嵌。當控方指如已清潔，D13 裝嵌零件時便不用佩戴手套或護目鏡。此時，D13-DW2 又改變證供，指 D13 一邊清潔，一邊裝嵌。因案發時警方只檢獲一隻手套，兩名證人明顯是為了配合無可爭議的案情，堆砌證供。就算裝嵌電腦是須佩戴手套，也不是涉案的勞工手套。這類勞工手套的纖維粗疏，而電腦版上有微細的零件；使用這類手套只會鈎到電腦零件；

(6)  D13-DW2 指案發當晚致電 D13-DW1，要求 D13-DW1 別鎖上大門及將電話交給 D13，讓 D13 自己向 D13-DW1「申請」到 D13-DW1 家中渡宿。D13-DW1 對上述事項隻字不提。根據 D13-DW1 的證供，D13-DW2 及 D13 只是通知她 D13 會前往她家中渡宿；

(7)  D13-DW1 稱 D13 於電話中詢問：「阿婆，我過嚟，你有冇嘢想食？」。D13-DW1 表示想吃窩夫後，D13 說：「好啊，你淨係想食嗰樣嘢咋呀？」。D13-DW2 則指 D13「申請」到 D13-DW1 家中渡宿：「今晚我可唔可以上嚟打機瞓覺？」。之後 D13 說：「哦，咁好啦！」便收線；

(8)  根據 D13-DW2 的證供，她根本聽不到 D13-DW1 對 D13 說了什麼。可是，她指稱催促 D13 盡快出門替 D13-DW1 購物；

(9)  盤問下，D13-DW2 稱不知道案發當日 D13 帶著旗幟及伸縮鐵棒，亦不知道這些物品放在何處。覆問時，她卻指 2019 年 9 月與 D13 參加遊行時看見這些物品在 D13 背囊內。

108.D13-DW1 及 D13-DW2 的證供自相矛盾、互不脗合、違反常理。本席裁定並非誠實可靠的證人，拒納她們的證供。

109.D13-DW3 是品格證人，控方對其證供基本上沒有爭議。

控罪原素及法律原則

110.控罪原素及法律原則沒有爭議。

非法集結

111.香港法例第 245 章《公安條例》第 18 條訂明：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 (1)  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112.終審法院於 HKSAR v Lo Kin Man（盧建民）[2021] HKCFA 37 一案中已詳細及清晰地解釋「非法集結」罪的控罪原素：

“6. POO s 18 (unlawful assembly)  provides as follows:

‘(1)  When 3 or more persons, assembled together, conduct themselves in a disorderly, intimidating,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manner intended or likely to cause any person reasonably to fear that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will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ill by such conduct provoke other persons to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they are an unlawful assembly.

(2)  It is immaterial that the original assembly was lawful if being assembled, they conduct themselves in such a manner as aforesaid.

(3)  Any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an assembly which is an unlawful assembly by virtue of subsection (1)  shall be guilty of the offence of unlawful assembly’ …

8. As was done in HKSAR v Leung Chung Hang Sixtus,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xposition to divide up and number (in square brackets)  the elements making up the two offences as follows:

Unlawful Assembly (section 18)

[1] When 3 or more persons,

[2] assembled together,

[3] conduct themselves in a disorderly, intimidating,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manner

[4] intended or likely to cause any person reasonably to fear that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will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ill by such conduct provoke other persons to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5] they are an unlawful assembly. [section 18(1)]

[6] It is immaterial that the original assembly was lawful if being assembled, they conduct themselves in such a manner as aforesaid. [section 18(2)]

[7] Any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an assembly which is an unlawful assembly by virtue of subsection (1)  shall be guilty of the offence of unlawful assembly … [section 18(3)] …

A.2 Unlawful Assembly

9. Elements [1] to [4] ar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n unlawful assembly. Where they are established, the assembly is (as [5] declares)  an unlawful assembly. Element [1] requires there to be 3 or more persons [2] assembled together, who conduct themselves in the disorderly manner specified in [3], with the intended or likely consequences stated in [4]. Those persons will be referred to as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and their conduct specified in [3] and [4] as “the prohibited conduct”.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element [4] is dealt with in detail in HKSAR v Leung Chung Hang Sixtus. Notably, the “likely” limb is an aspect of the actus reus requiring the objectionable conduct, objectively assessed, to be likely to produce the reasonable fear of a breach of the peace specified.

10. Element [6] reflects the scheme of graduated liability. An assembly might start off as lawful, then turn into an unlawful assembly and then become a riot. The time such a transformation may take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n unlawful assembly could develop almost immediately into a riot.

11. Element [7] is the offence-creating provision. Any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an assembly which is an unlawful assembly commits the section 18 offence. The actus reus is “taking part”. This may or may not involve the same acts as, and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prohibited conduct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referred to in [3] and [4].

12. If the defendant w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by engaging in the prohibited conduct, he or she will (along with other constituent offenders)  have taken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that they will together have brought into being. But the defendant need not be one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and can “take part” by joining in later. This is clear from element [7]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offence is committed by any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

13. What then constitutes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What acts must the defendant perform? The sections do not spell out the meaning of those words. As a matter of textual analysis, it is implicit that if the defendant i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whose conduct falls within [3] and [4] he or she would “take part” since it is by such acts that the unlawful assembly is established, be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offence. And if the defendant was not among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but joined in and similarly did acts prohibited by [3] and [4], he or she would also be found to have “taken part”.

14. However, the offence is not confined to such conduct. As a matter of language, “taking part” is a broad expression. In our view, those words also embrace conduct which does not itself fall within [3] and [4] but which involves the defendant facilitating, assisting or encouraging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conduct by oth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assembly. Such conduct would traditionally give rise to accessorial liability but, by offering such facilitation, assistance or encouragement, the defendant acts in furtherance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and may thus also be regarded as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In so doing, he or she may attract liability either as a principal offender under section 18 or an aider and abettor.

15. An important feature which emerges from the statutory language is that unlawful assembly is what might be called a “participatory offence”. Thus, the offence requires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who are “assembled together” to “conduct themselves” in the prohibited manner so that the intended or likely fear of a breach of the peace is fear of what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will do. Element [6] draws the line between lawful and unlawful assemblies by reference to persons who “being assembled” engage in the prohibited conduct. The offence is committed by someone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16. The defendant must therefore be shown not merely to have been engaging in disorderly conduct alone, but to have acted as part of an assembly with others who were also participants. The offence is “participatory” in that sense. Such participation is a requirement recognised by Lam JA (as Lam PJ then was)  in SJ v Leung Kwok Wah, holding that the defendant’s conduct has to be assessed to see if a sufficient nexus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exists to justify regarding them as acting together. His Lordship held that their conduct has to justify the inference that they had what he called “a common purpose in acting in the statutorily prescribed manner;” ie, a shared objective of engaging in the ‘prohibited conduct’ forming elements [3] and [4].

17. The defendant must accordingly intend to take part in, that is, become part of, the unlawful assembly, being aware of the related conduct of other participants and intending, while assembled together with them, to engage in or act in furtherance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The defendant must, in other words, have what we will call a “participatory intent”.

18. It follows (leaving aside for now accessory and inchoate liability (especially regarding liability for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hat may be incurred by a person who is absent), that to be guilty under section 18 as a principal offender, the defendant has to be present as part of the assembly, together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

B. “Common purpose”

25. In the Lo Case, the appellant’s propositions on “common purpose”, reflected in Annex 1, Questions 1a-1d, may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a)  The offences of unlawful assembly and riot were common law offences. At common law,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prosecution to prove against the defendant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unlawful assembly which then became a riot. These included the prohibited disorderly conduct and a shared intent to engage in such conduct (what we have called a “participatory intent”).

(b)  Additionally, so the argument runs, it was necessary to prove that the assembled persons had a “common purpose” which they jointly intended to pursue, such as to wreck a dinner or cause a work stoppage. Such a purpose may be referred to as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which is distinct from and goes beyond the participatory intent to engage in the prohibited conduct or to commit breaches of the peace. It is “extraneous” in that it is not a purpose which relates to any element of the offences but involves an external objective motivating the offenders. Lo’s submission is that the common law required such an extraneous purpose, which might or might not be lawful in itself, to be shared in common by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c)  It is argued that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continues to be required by the POO as a necessary element of both unlawful assembly and riot. …

26. The prosecution’s position, adopted by the Judge in her directions to the jury and uphel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s that the prosecution has to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assembled together with other persons, acted with a participatory intent, … together with others assembled to behave in the prohibited manner or to commit or further the commission of the prohibited acts or breaches of the peace; but that there is no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to be proved. …

B.2 “Common purpose” and s 18 and 19

38. In our jurisdiction, statutory changes were introduced somewhat earlier by the Public Order Bill 1967 (“POB”). At the Bill’s First Reading, the Attorney-General explained that it was a codifying Bill, stating that it was:

“… intended to be a comprehensive piece of legislation dealing with all aspects of public order … [and] more than a mere consolidation of existing laws … the opportunity [having] been taken to expand certain provisions and to fill in some gaps …”

40. The drafters of the POO were evidently aware of the uncertainties concerning the element of “common purpose” at common law. As we have seen, a common purpose – in the sense of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 is not one of the elements of either offence as presently enacted. The Objects and Reasons indicate that this was a deliberate feature of the codification. Thus, it is preferable not to refer to “common purpose” but to recognise instead the requirement of a participatory intent, reflecting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the two offences. It is in any event clear that no requirement for proof of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exists.

41. As previously noted, that was the approach to section 18 adopted by Lam JA (as Lam PJ then was)  in SJ v Leung Kwok Wah. His Lordship held that the elements of the offence reflected what he called the “corporate” nature of the offence:

“… the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s had to be assessed together to see whether this criterion can be satisfied. There must be a sufficient nexus between the conduct of these defendants to justify having them considered together. And the fear required is that such persons so assembled, viz acting together, will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42. He added:

“… if three persons in a lawful assembly committed acts of the prescribed nature a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lace of assembly for different purposes, sparking off different incidents, involving and affecting an entirely different mix of persons, there would not be a sufficient nexus to turn these independent acts into an unlawful assembly of those three persons.”

43. His Lordship was thus concerned with identifying the participatory requirements of unlawful assembly as a matter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and held that the “corporate nature” of the offence entailed proof of a “common purpose” in the sense of what we have called a “participatory intent”. This is how his statement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common purpose in acting in the statutorily prescribed manner remains good law in dealing with a charge under s 18” should be understood. He was certainly not suggesting that an additional element involving proof of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is required.

44. A Pang J below adopted the same approach, stating in her written directions that a necessary ingredient was that the relevant defendant “assembled together with those people for the common purpose of conducting themselves in a disorderly, intimidating,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manner”. She was thus referring to an intention to take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by doing the prohibited acts, not to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45. The Court of Appeal endorsed Lam JA’s approach stating (in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s 18(1), the actus reus that constitutes unlawful assembly must have corporate nature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offenders being jointly responsible. The offenders must have assembled together and conducted themselves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in the ordinance when assembling. The offenders must have a common purpose so that the court can regard them as assembling to act together. Therefore, the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common purpose is still applicable to s 18(1). In other words, the common law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common purpose remains an ingredient of the offence of unlawful assembly under s 18(1).”

46. The “common law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common purpose” is clearly a reference to a participatory intent. The Court made this clear by adding: “… if the offenders just had the common purpose of conducting themselves in the prescribed manner, it is 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common purpose under s 18(1)”. The Court was not endorsing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Indeed, the submission that such a purpose is required was rejected as “completely wrong in law”. …

50. We would therefore answer Questions 1a and 1b in Annex 1, which postulate the possible requirement of an 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 in the negative. As to Question 1c, as explained above, the defendant must have a participatory intent, intend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in concert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being aware of their related prohibited conduct. We would answer Question 1d, which addresses what we have called a “mutual assistance” element, in the negative as it represents an aspect of the common law tha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

C.8 Presence and the location and scope of the assembly

74. The Court noted in Kwok Wing Hang v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that at the height of the disturbances in 2019:

“The frequency of outbreaks of violent protests increased and the locations at which they took place also spread from one or two areas to become a phenomenon described colloquially as ‘blossoming everywhere’ in which multiple outbreaks of violence happened simultaneously on Hong Kong Island, in Kowloon 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75. And as Poon CJHC observed in the Tong Case: “… unlawful assemblies and riots nowadays are highly fluid in nature.” He pointed to participants assuming different role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using their phones and on social media. Offenders could not be expected to be assembled as a stationary group with a fixed membership in a single location. Participants would move around in varying groups along main thoroughfares, running into side streets and buildings, spreading out and re-coalescing whether in response to action by the police, in pursuit of different targets or for other reasons. Violence would periodically flare up and die down. Participants would often be in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coordinating their activities.

76. It will be necessary in each case for the tribunal to determine where and whe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took place and whether a defendant, if charged as a principal, was present and took part. However, the abovementioned fluid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an overly rigid view should not be taken of what constitutes the assembly, its location and duration. Evidence regarding the geographical area affected, the conduct of and communications maintained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disturban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The defendant’s role in the assembly, if any,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the purposes of assessing his or her potential principal, accessorial or inchoate liability.

77. A realistic view should be taken of the duration of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So long as three or more participants remain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riminal assembly (not necessarily including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establishing the unlawful assembly nor the person or persons whose breach or breaches of the peace transformed the unlawful assembly into a riot – they may have left),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remains in being as a matter of law. Such an assembly remains in being as long as the participants remain at the scene even if, in the case of a riot, the violence ebbs and flows. Any person taking part in such a riotous assembly commits the offence.

78. The focus should be on whether the evidence directly proves or supports an irresistible inference that the defendant had taken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Evidence which might support such an inference could include such matters as the time and place of arrest and items found on the defendant, such as a helmet, body armour, goggles, a respirator, a radio transceiver, plastic ties, laser pointers, weapons and materials to make weapons such as petrol bombs which might have been used by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criminal assembly. Such fluidity and the basis of the defendant’s alleged liability should also be borne in mind in the drafting of the charge, catering for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D. Encouragement

79. Question 2d in Annex 1 asks whether a person can be found guilty of riot “without specific conduct on his part falling under the prescribed conduct provided in sections 18 and 19”, but “merely by virtue of alleged encouragement through his presence”.

80. In her directions to the jury, the Judge stated (in translation):

“… mere presence at the scene of crime is not enough to prove guilt. But if you are sure that a particular defendant was at the scene, deliberately by his [mere] presence tried to and did encourage the others to use violent [sic] or threaten to use violence; or if you are sure that his presence at the scene was for playing his role in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committing riot as jointly agreed by him and other defendants, then he (that is,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The second occurrence of the word “mere” does not represent a correct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and is ignored.

81. It is obviously important to avoid treating innocent passers-by who find themselves caught up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as guilty of an offence just because they were present at the scene. Presence at the scene in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or aiding and abetting. As the Queensland Court of Appeal held in R v Cook, at common law, mere presence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i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to found liability. I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onsidered necessary that there be some intentional activity 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

82.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the bar is set high. It does not take a great deal of activity on the defendant’s part to move the case from the “mere presence” to the “encouragement” category. Thus, in 1810, Mansfield CJ stated in Clifford v Brandon:

“The law is, that if any person encourages or promotes, or takes part in riots, whether by words, signs, or gestures, or by wearing the badge or ensign of the rioters, he is himself to be considered a rioter, and he is liable to be arrested for a breach of the peace.”

83. This was echoed more recently in Caird, where Sachs LJ said:

“It is the law … that any person who actively encourages or promotes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whether by words, by signs or by actions, or who participates in it,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which derives its great gravity from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 persons concerned were acting in numbers and using those numbers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

84. And as Byrne J stated in R v Cook:

“Generally, mere presence at the scene of a crime does not involv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ut presence to facilitate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by others has every potential to attract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s 7 [of the Criminal Code (Qld)]. And so those present to ‘lend the courage of their presence to the rioters, or to assist, if necessary’ may be guil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85. Whether a defendant has done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especially if by way of encouragement, is a matter of fact and degree, taking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86. Question 2d contains certain rolled-up propositions. Aiders and abettors or counsellors and procurers may obviously perform acts which are not themselves acts of disorderly conduct or breaches of the peace but which offer encouragement or assistance to others in the commission of such acts, thus founding secondary liability (or, as previously explained, possibly also liability as principals for “taking part”). Thus, if the defendant’s presence occurs in circumstances qualifying it as “encouragement”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by others, then the answer to Question 2d would be in the affirmative. But mere presence without more is not treated as encouragement, whether for the purpose of “taking part”, or accessorial or inchoate liability. …”

113.於 盧建民 案及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ong Wai Hung（湯偉雄）(2021)  24 HKCFAR 302 中，終審法院指出，在決定被告人是否在場，集結地點及時間時，法庭應採取務實而非過於僵化的做法。法庭須謹記，非法集會及暴動變化無常及流動性高，不可能期望成員不增不減或逗留在同一位置。反之，參與者穿梭周遭橫街窄巷，因應警方行動跑開又聚集，而且有些參與者會保持通訊。

114.終審法院述明，「非法集結」和「暴動」，兩項控罪均屬「參與性」罪行（participatory offence）；犯罪的行為（actus reus）是「參與」，即被告人需有參與犯罪的意圖（participatory intent）及犯罪的行為，才算犯法。

115.終審法院指「非法集結」或「暴動」不是靜態的犯罪行為，而是流動性很高，參與者會四處遊走，也會為了避開警察、針對目標或其他原因而時散時聚；他們作出的暴力會時生時滅，又會互相呼應協調。即使犯法行為或暴力暫退，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其中三人或以上仍留在現場，非法集結或暴動仍算持續。終審法院指法庭要決定非法集結或暴動範圍和時間，應考慮上述情況及切實的整體情況，不要採取過於刻板的看法，亦須考慮被告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去定奪他的罪責。

116.終審法院說控方只須證明被告人有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的意圖，而毌須證明他和其他參與者有額外共同目的。被告人的參與意圖可從他在非法集結或暴動中所作的被禁止行為推論出來。法庭可考慮案中的情況去推論被告人是否曾經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包括他被捕的地點和時間，與及他當時穿戴或管有的東西，例如：頭盔、護甲、眼罩、呼吸過濾器、無線電通訊機、索帶、雷射筆、武器（包括燃燒彈）及用來製造武器的物料。

117.終審法院指被告人僅在現場出現，不算犯罪。控方須證明被告人有意圖作出促進非法集結或暴動的行為。不過，被告人毋須作出太多行為，也會令自己成為鼓勵別人犯法的人。終審法院引述澳洲案例 R v Cook說明被告人身處現場去利便他人犯法，要附上刑責：一個人藉着自己出席去鼓勵其他在場的暴動者或非法集結者，或在有需要時協助他們，會和積極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的人同樣有罪。終審法院說法庭要考慮一切情況去決定被告人有否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特別是當要裁定他曾否鼓勵別人犯法。

「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

118.《禁止蒙面規例》第 3 條訂明：

「任何人不得在身處非法集結 / 未經批准集結 / 根據《公安條例》第 7(1)  條進行的活動時，使用相當可能阻止識辨身分的蒙面物品…任何人違反第 (1)  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及監禁 1 年。」

辯方引用的區域法院判決

119.有大部份大律師於陳詞中引用其他區域法院的判決；D3 的大律師甚至引用裁判法院的判決。上訴法院已多次重申，同級法院的判決從沒經上訴所肯定，對法律原則既沒有指導性，亦沒有參考價值。眾所周知，這些判決稱不上為案例，對同級法院亦全無約束力。法庭的責任是衡量席前的證據，從而作出裁斷。引述其他法官於其他案件的裁決，要求同級法官作出相同的事實裁斷，完全是違反最基本的法律原則。

討論

D2

120.D2 大律師要求法庭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1)  D2 被截停或被制服的位置，並非在控罪所指的罪行現場；

(2)  沒有直接證據證明 D2 曾參與控罪所指的非法集結，甚或曾經身處該非法集結現場；

(3)  證據顯示現場有不少非示威人士。

121.D2 大律師的陳述已筆錄，不贅。本席已小心考慮大律師的陳述，但對其說法不敢苟同。大律師的陳述完全漠視終審法院於上述案例所指的法律原則。終審法院已清楚解釋，「非法集結」並非靜態的犯罪行為，而是流動性很高，參與者四處遊走，也會為了避開警察、針對目標或其他原因而時散時聚；他們作出的暴力會時生時滅，又會互相呼應協調。法庭要決定非法集結範圍和時間，應考慮上述情況及切實的整體情況，不能採取過於刻板的看法。路上可能有其他行人，但法庭須考慮的是針對被告人的證供，包括他被捕的地點和時間、當時穿戴或管有的物品 。不受爭議的是案發當晚自約 8 時始，有約 200 人於大興行動基地附近非法集結。後來，警方進行掃蕩及拘捕，非法集結者四散逃走。此時，警員 15241 看見 D2 在屯門良運街近海麗花園外的輕鐵路軌上奔跑，其後警員在輕鐵路軌旁截停 D2。D2 不單是於案發現場附近被截停，當時他還頭戴黑色鴨舌帽、銀色眼鏡、面戴口罩、身穿短袖黑色 T 裇、黑色短褲、黑色運動鞋、左手戴著灰黑色手套及揹著灰黑色背囊，背囊內有一支噴劑。非法集結或暴動的要旨是恃著人多勢眾；並非每個參與非法集結的人士也會做出擾亂秩序的行為。一個人藉着自己出席，去鼓勵其他在場的非法集結者會和積極參與非法集結的人罪責相同。終審法院亦述明，支持、協助及鼓勵非法集結的門檻不高。根據澳洲案例 R v Cook，戴上代表示威者的標記到集結現場已可構成支持及鼓勵。眾所周知，黑色或深色衣物是當時示威者的標誌。考慮到整體案情，唯一而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D2 參與本案的非法集結。不受爭議的是當時 D2 戴著口罩。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控罪 1 及 5，D2 兩項控罪均罪名成立。

D3

122.D3 對針對她的證供沒有任何爭議。大律師指沒有證供證明 D3 一定是參與示威。梁高級警司只說看見 D3 由大興行動基地跑至。當時建生輕鐵站一帶已有不少警員駐守；因此 D3 沒有可能跑向警員。大律師續指雖然 D3 身穿黑色衣物，背囊內有手套及索帶，但沒有示威者常用的其他裝備，如頭盔、面罩 / 面巾、防毒面具、生理鹽水或口罩。大律師指手套和膠索帶為平常不過的物品，因此不足以支持 D3 參與示威的唯一合理推論。大律師力陳就算法庭認為 D3 當時打算參與非法集結，也沒有證供顯示曾到過大興行動基地附近，或參與非法集結；控方第 9 及第 10 證人花了超過 200 小時檢視不同片段，也沒發現 D3；因此 D3 可能從沒到過案發現場。就算 D3 曾到過案發現場也沒有證供顯示她何時到達。

123.大律師的陳述簡直是強詞奪理。如終審法院所述，非法集結並非靜態的犯罪行為，反而是流動性很高，參與者會四處遊走，也會為了避開警方、針對目標或其他原因而時散時聚。參與非法集結的人士亦可能並非從一開始便參與非法集結，亦可能於非法集結完結前便離開。法庭須考慮案中的情況去推論被告人是否曾經參與非法集結，包括他被捕的地點和時間，他當時穿戴或管有的物品。

124.不受爭議的是案發當晚約 8 時始，於大興行動基地外發生非法集結。同日晚上約 9 時 40 分，警方開始掃蕩及執法，而非法集結人士四散逃走。正正在這時，梁高級警司看見 D3 及其他人士從大興行動基地方向跑至。雖然當時已有警員於建生輕鐵站駐守，但 D3 根本不可能知悉警方的部署或人手分佈。期望有人可以完整地攝錄參與非法集結的每一名人士，簡直是不切實際。當時 D3 穿著黑色衣物，背囊內有手套及膠索帶。這些都是當時非法集結人士常用的物品。如上文所述，黑色或深色衣物是當時示威者的標誌。綜觀上述所有因素，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D3 參與本案的非法集結。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 D3 干犯控罪 1，D3 罪名成立。

D4

125.D4 對針對他的大部份證供沒有爭議。可是大律師指：

(1)  控方沒有證據證明 D4 曾到過非法集結現場；

(2)  D4 當天的衣着與其他非法集結者不相似；

(3)  D4 當天的裝備不足以讓法庭作出犯案的推論。

126.本席不同意；大律師的陳述完全違反終審法院所述的法律原則。不受爭議的是，非法集結在良運街近大興行動基地。後來警方開始執法，非法集結人士便四散逃走。此時，控方第 2 證人目睹一群人士跑向建生邨商場。之後馮督察與控方第 2 證人將其中一人按在地上。沒有爭議的是該名人士是 D4。大律師指如 D4 故意參與非法集結，相信 D4 會穿著純黑衣或印有示威口號的衣物。雖然 D4 當時穿著藍灰色裇衫，而非黑衣黑褲，但他戴著頭套及手套。這是當時非法集結者常用的物品。

127.大律師續指當時 D4 一群人逆向西跑，即返回非法集結現場。如他們是非法集結逃匿者，沒有理由跑回案發現場。本席不同意。不受爭議的是當時案發一帶已佈滿警員，非法集結者是知悉警方開始執法才四散逃走；他們跟本不會知悉警方的部署或人手分布。

128.大律師亦指他曾向警員指出黑色膠袋上的白紙寫上一個人名及膠袋內有一張當天的收據發票；如非警方出錯，令收據及膠袋不翼而飛，該些物品足以證明 D4 的手套是當日購買所得及另一對手套屬他人所有。這說法完全站不住腳。膠袋可以循環再用，就算找到膠袋也不知道白紙是何時貼上膠袋上，遑論證明膠袋內的手套屬他人所有。控方第 5 證人已否認搜出發票收據。就算證實 D4 於案發當日才購買身上裝備，這不代表他沒有參與非法集結。

129.考慮到整體案情，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D4 參與本案的非法集結。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 D4 干犯控罪 1 及控罪 7，本席裁定 D4 兩項控罪均罪名成立。

D5 及D6

130.D5 及 D6 對針對他們的證供沒有爭議。大律師指雖然當晚有非法集結，但大興行動基地一帶有不少商舖食肆仍然營業，附近亦有不少居民，人流密集，亦有居民駐足圍觀；當晚較其他類似事件平靜，沒有出現大型或嚴重暴力衝突，警方甚至沒有使用催淚彈，因此在場人士未必會察覺有即時需要離開現場。大律師續指沒有證供顯示 D5 及 D6 曾直接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雖然 D5 及 D6 分別於建生邨商場及逸生閣內被截停，這不足以證明他們參與非法集結；兩人可能擔心警員會誤以為他們是非法集結者，才逃進建生邨商場及逸生閣。

131.如上文所述，雖然街上可能有無辜途人，法庭的責任是衡量針對兩名被告人的證供，從而作出事實的裁決。不受爭議的是，當日發生非法集結。由當晚約 8 時始，已有人聚集，並以粗言穢語辱罵警方及以強光照射警方，之後還有人與不同政見的人對罵及堵路。事實上，由當晚 8 時始已有非法集結。缺乏法律知識並非刑事控罪的抗辯理由。警方進行掃蕩時，非法集結人士四散逃走；部份非法集結人士走進建生邨商場，亦有部份非法集結人士走進逸生閣。如兩名被告人是無辜途人，又擔心被誤認為非法集結人士，他們根本沒有理由跟隨非法集結人士走進商場或逸生閣。

132.控方第 3 證人看見 D5 時，他正在與一大群人士奔跑。當時 D5 身穿黑色上衣、黑色褲、黑色波鞋，揹著黑色背囊及戴著黑色面罩。眾所周知，這是當時非法集結者的標誌。警方截停 D5 後，從他的背囊檢取一個銀色面具、一副黑白色泳鏡、一支黑色電筒、一個黑色口罩、一對灰色手套、一條黑色圍巾、一頂黑色鴨舌帽及一對黑色手袖。這些均是當時示威者的常用裝備。

133.D6 在逸生閣大堂內被截停。從閉路電視片段可見，當時大堂內滿佈全身尚黑及 / 戴有裝備的示威者。D6 穿著深色外套及黑色長褲。警方從 D6 的斜孭袋內檢獲一件黑色短袖衫、一個灰色口罩、一對螢光綠色手套。警誡下，D6 承認當晚曾到過大興警察行動基地外，目的是支援有需要的青少年。

134.本席同意沒有證供顯示兩名被告的行為。可是，如上級法院指出，法庭並非只考慮被告人的作為或不作為，而是要考慮他們支持的一群人的所作所為。

135.D5 及 D6 均於案發現場附近被截停；兩人身穿代表示威者的深色衣物；D5 戴著黑色口罩，身上有示威者常用的裝備。D6 身穿深色衣物、他承認曾到訪大興行動基地外、警方執法時他與示威者一同走進逸生閣、警方從他身上檢獲手套及口罩、警誡下 D6 承認到案發現場支援青少年人。綜觀整體證供，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D5 及 D6 憑藉身在現場支持及或鼓勵本案的非法集結。D5 在被截獲時戴著黑色面罩。本席裁定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 D5 干犯控罪 1 及控罪 8，D5 兩項控罪均罪名成立。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 D6 干犯控罪 1，D6 罪名成立。

D8

136.D8 不爭議針對他的部份證供。大律師指本案中，控方沒有任何證供直接證明 D8 曾到訪案發現場，更遑論有任何證供證實他有作出過任何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當時案發現場除了非法集結人士也有途人。雖然 D8 承認於逸生閣被截停，沒有任何證供顯示 D8 從何處進入逸生閣。雖然警方從 D8 檢取了一些物品，但該些物品都是全新，放在包裝袋內，未被使用，因此未必與非法集結有關。大律師指控方第 9 證人沒有提及曾以 D8 被補後的相片比對逸生閣的閉路電視片段。大律師聲稱控方第 9 證人是在法庭內觀看 D8 照片與閉路電視片段作對比，因此沒有特別的認知（special knowledge）。控方第 9 證人指稱從閉路電視片段認出 D8；閉路電視片段並不清晰，因此其辨認證供不應被接納。大律師亦稱控方第 9 證人指，如截停時，被告戴著口罩，警方會於拍攝相片時要求被告戴上口罩；D8 被捕後的相片沒有佩戴口罩。

137.本席不同意。如上文所述，不受爭議的是當晚有人在案發現場非法集結，警方開始執法時，部份非法集結人士進入逸生閣。控方第 9 證人指於閉路電視片段中認出 D8。首先，控方第 9 證人是拍攝 D8 被捕後相片的人。利用閉路電視片段認出 D8 前，控方第 9 證人明確地指出他是利用各被告人被捕時的相片作比對，憑着外貌及衣着特徵，從片段中認出 11 名被捕人士，包括 D8。大律師的陳述與證供南轅北轍。另外，控方第 9 證人作供時，大律師從沒表示反對；對控方第 9 證人的盤問亦極度簡短，只向證人指出相片中 D8 沒有佩戴口罩。大律師亦從沒向控方第 9 證人指認出的並非 D8。

138.控方第 9 證人從閉路電視片段中指出多項特徵，包括：

(1)  有藍紅色條紋的背囊；

(2)  背囊的肩帶紅黑色；

(3)  背囊本身藍色，中間有紅色，背囊底部黑色；

(4)  右後褲袋有淺色及白色的標誌；

(5)  黑色長袖連帽外套；

(6)  黑色長褲；

(7)  黑色運動鞋；

(8)  近鞋帶位置灰色；

(9)  鞋底白色；

(10)  頭上戴着紅色鴨舌帽；

(11)  鴨舌帽上有白色標誌；

(12)  面戴藍白色面罩。

139.上述特徵均與 D8 相同。審訊時，大律師不但沒有反對，亦沒有指出特徵不清晰。事實上，上述特徵於閉路電視片段中清晰可見。因 D8 的相片不受爭議，就算法庭拒納控方第 9 證人的辨認證供，作為事實的裁斷者，法庭本身也可憑著上述特徵，利用相片及閉路電視片段作出比對，辨認 D8。要於同時同地找到兩個特徵完全相同的人根本沒有可能。本席裁定控方第 9 證人的證供不但可靠，其辨認證供亦準確，接納其證供。

140.從閉路電視片段可見，D8 與其他示威者一同進入案發現場附近的逸生閣。他並非該處的住客。D8 身穿黑衣黑褲；面上戴著頸箍、警方從 D8 檢取的證物包括 一個防毒面具連過濾器及包裝袋、兩對灰色手套、一條藍色圍巾、一個灰色護目鏡、兩對黑色手袖、一頂紅色 Adidas 鴨舌帽及 5 支生理鹽水。上述證物均為當時示威者常用的物品。示威者不一定會使用帶備的裝備。雖然部份證物仍在包裝袋內，但考慮到 D8 被截停的時間及地點、其衣著（包括用頸箍蒙面），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D8 參與本案的非法集結及於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D8 控罪 1 及控罪 9 罪名成立。

D9

141.D9 對針對他的證供沒有爭議。不受爭議的是 2019 年 10 月 30 日晚上約 9 時 45 分，D9 於逸生閣大堂被警方截停。當時警方正開始掃蕩及拘捕行動，同時一大群穿著黑色衣服的人魚貫地進入逸生閣大堂，部份人士戴有裝備。D9 並非逸生閣的住客。當時 D9 身穿黑色 T 裇、黑色長褲、黑色波鞋及揹著一個灰色背囊。灰色背囊內有一個藍色口罩、一對灰色手套及一件白色外套。D9 亦承認進入逸生閣時手持一個防毒面罩，其後將該面罩交予本案的 D7。無可爭議的是 D7 是非法集結者。

142.控方第 9 證人利用 D9 被捕後的相片冊作比對，憑着 D9 的身材及外貌特徵，於逸生閣大堂的閉路電視片段認出 D9 [控方證物 PW9-7]。控方第 10 證人亦以相同方法從新聞片段中認出 D9：包括 RTHK 片段（控方證物 P68(6)的截圖 PW10-1至 PW10-4）；該新聞片段顯示非法集結期間，D9 在良運街的「麥當勞」外，面戴口罩。D9 承認他是上述片段中的人。

143.大律師指從 P68(6)  可見，D9 只是站在行人路上，沒有叫口號或做出任何行為鼓勵或參與現場非法集結；指像一個沒有動作、言語、情緒，單單只是站在原地，一直百無聊賴，漫無目的的人。當時雖然 D9 戴著口罩，但沒有佩戴手套；明顯是片段之後才戴上手套。大律師續指 D9 當日所穿的 T 裇有一個大及白色的「侍」字；如他打算參與非法集結，不會穿着那麼顯眼的衣服。大律師要求本席接納 D9 的證供及指控方未能證明 D9 擁有參與非法集結的意圖，更沒有證據證明 D9 曾作出足以構成參與非法集結的行為。

144.本席不同意。本席已於上文解釋拒納 D9 證供的原因。當日大興行動基地附近發生非法集結。沒有爭議的是，D9 曾到訪非法集結現場，當時不但穿着黑衣黑褲，還帶着口罩；警方進行掃蕩及拘捕時，非法集結人士四散逃走。此時，有大量黑衣人士魚貫進入逸生閣的大堂，D9 是其中一員。當時 D9 穿黑衣黑褲，手持一個防毒面罩，望向逸生閣的大門。本案 D7 到達時，D9 立即上前，將防毒口罩交予 D7。警方到場時，兩人以同一步伐，向同一方向進入逸生閣的另一角落。警方從 D9 檢取的證物包括個藍色口罩及一對灰色手套。黑色衣物是當時示威者的標記，而手套及口罩均為示威者常用的物品。D9 憑藉身處現場支持及鼓勵本案的非法集結。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控罪 1 及控罪 10，D9 兩項控罪均罪名成立。

D11

145.大律師指控方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D11 被拘捕前身處何方、有否到訪案發現場、於案發現場逗留了多久、D11 被拘捕前曾做出了什麼行為、D11 的角色、D11 對非法集結是否知情；而證供顯示當時青田遊樂場沒有被封鎖，不能排除青田遊樂場內有市民（包括 D11）。大律師指 D11 可能剛從遊樂場出來。

146.本席不同意。終審法院已指出，原審法官可跟據被告人被拘捕的時間及地點和衣物及隨身物品作出推論。非法集結的要旨是參與；參與包括支持、協助及鼓勵。法庭並非只考慮被告人的作為或不作為，而是要考慮被告支持的那群人的作為。本案中，沒有任何證供提議 D11 曾到訪青田遊樂場。法庭亦沒有責任為被告人作出任何沒有證供基礎的揣測。

147.不受爭議的是當晚約 8 時始，大興行動基地附近發生非法集結。警方於約晚上 9 時 40 分開始執法，非法集結者四散逃走，部分非法集結者走向建生邨商場，而建生輕鐵站正在建生邨商場外。此時，D11於建生輕鐵站被警方截停。當時 D11 身穿黑衣黑褲、黑鞋、揹著橙黑色的背囊及手上戴著一對 3M 防滑手套；他的右額正在流血；警方從 D11 檢獲的物品包括一個藍色外科口罩。眾所周知，黑色或深色衣物是當時示威者的標記；手套及口罩均為示威者常用的物品。考慮到 D11 被截停的時間、地點、衣着、隨身物及傷勢，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D11 參與本案的非法集結。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D11 控罪 1 罪名成立。

D12

148.D12 大律師的論點相若，基本上是指青田遊樂場沒有封閉，D12 被捕地點，鄰近民居、商場和公園，四通八達；控方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D12 曾到過非法集結現場，而 D12 已於警誡會面中 [控方證物 P53] 解釋當日行程及因何於建生邨附近出現。因此控方不能排除 D12 與案無關。

149.本席不同意。如上文所述，法庭沒有責任為被告人作出沒有證供基礎的揣測。本案中，不但沒有證供顯示 D12 曾到訪青田遊樂場，D12 解䆁由天水圍到建生邨的行程時對青田遊樂場隻字不提。

150.不受爭議的是，案發當晚於大興行動基地附近發生非法集結；警方於約晚上 9 時 40 分開始執法。控方第 7 證人指當晚約 9 時 47 分，他掃蕩至建生社區會堂外，看見 D12 與其他三名黑衣男子迎面跑至。雖然警方大叫：「警察，咪郁！」，但無果。D12 與 3 名黑衣男子繼續奔跑；期間 D12 跌倒地上。控方第 7 證人隨即上前將 D12 按在地上，後來將他拘捕。盤問時，大律師只專注詢問警員與青田遊樂場掃蕩的情況及控方第 7 證人知否 D12 從何而來。她從沒爭議當時 D12 與 3 名黑衣男子一同奔跑；亦沒爭議 D12 及 3 名黑衣男子漠視警方的指示。D12 被截停時身穿黑衣黑褲，揹著深色背囊。警方從 D12 檢取的物品包括一對灰色手套及一頂黑色鴨舌帽。深色衣物是當時示威者的標記；手套及鴨舌帽也是當時示威者常用的物品。D12 於警誡會面中自圓其說的解釋沒有經過盤問，而且其解釋與不爭的證供不脗合；本席不予以任何比重。考慮到整體案情，唯一而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D12 穿着黑衣黑褲，憑藉身在現場支持及鼓勵本案的非法集結。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D12 控罪 1 罪名成立。

D13

151.D13 對他被截停的時間及地點、被截停時的衣著及隨身物品沒有爭議。大律師部份陳詞處理 D13-DW1 及 D13-DW2 的證供。本席於上文已拒納該兩名證人的證供，現不贅。

152.如其他大律師一樣，D13 大律師指控方沒有證供顯示 D13 曾到過案發現場，亦沒證供顯示 D13 曾作出任何行為。現場一帶沒有封鎖，D13 被截停前身在何處不得而知，因此，大律師指控方無法證案。

153.本席不同意。如上文所述，法庭沒有責任為被告人作出沒有證供基礎的揣測。終審法院已指出，原審法官可跟據被告人被拘捕的時間及地點和衣物及隨身物品作出推論。非法集結的要旨是參與；參與包括支持、協助及鼓勵。法庭並非只考慮被告人的作為或不作為，而是要考慮被告支持的那群人的作為。

154.不受爭議的是，案發當晚於大興行動基地附近發生非法集結；警方於約晚上 9 時 40 分開始執法。雖然警方於當晚 10 時 14 分才於建生輕鐵站近建生商場截停 D13，但當時 D13 不但身穿深色衣物，警方還從 D13 檢獲 1 隻白色勞工手套、一副透明護目眼鏡、一面美國國旗、一面香港殖民地區旗及兩支銀色伸縮棒。深色衣物是當時示威者的標記；手套、護目鏡、美國國旗、香港殖民地區旗及伸縮棒，均為當時示威者常用的物品。就連 D13 的母親（D13-DW2）也指之前與 D13 參加遊行時，看見 D13 帶備該兩面旗幟。考慮到整體案情，唯一不可抗拒的推論是，D13 身穿深色衣物，帶備上述物品，憑藉身處現場支持、協助及鼓勵本案的非法集結。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D13 控罪 1 罪名成立。

申索人（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