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虹秀

DCCC 12/2020

[2025] HKDC 25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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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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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本案原先的八名被告被控於2019年8月31日，在香港灣仔軒尼詩道與盧押道一帶，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參與暴動，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9(1)及(2)條。控方舉證完畢後，原審法官裁定第五被告表面證據不成立。雖然其餘被告表面證據成立，但原審法官最終裁定他們暴動罪及交替的非法集結罪都不成立。律政司司長不滿原審法官在該案的裁定，因而根據香港法例第336章《區域法院條例》第84條，以案件呈述的方式提出上訴。第一、第六、第七及第八被告在原審法官簽署案件前已經離開香港，律政司司長沒有根據香港法例第227章《裁判官條例》第106條把書面通知和案件呈述副本面交他們，因此他們的上訴沒有確立，不能開展。至於第二至第五被告的上訴得直，上訴庭撤銷了他們的無罪裁決，把他們的案件發還區域法院審理。

2.在是次重審，第二至第四被告在席前承認控罪和案情。本席押後第二至第四被告的判刑至本案審結，並隨即進行第五被告（「D5」）的審訊。

控方案情簡介

3.於2019年8月31日約1902時至約2110時，在灣仔區包括軒尼詩道及盧押道一帶發生了暴動，而暴動的構成，包括示威人士中有人縱火，並燃燒以三角鐵欄、長竹、膠欄、路牌、巴士站牌、垃圾桶、膠水馬、雨傘及修頓球場的觀眾看台等築成的巨型路障，濃煙的高度曾一度去到七至八層樓高，並曾經發出爆炸聲。期間有不少於五百名人士集結該處，並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集結人士不少穿黑衣黑褲、佩戴頭盔、防毒面具、口罩、眼罩、或以面巾遮面，其中有人手持自製白色或黑色圓形盾牌、部分手持棍狀物體/雨傘。集結人士中有人向警方投擲汽油彈、玻璃樽及磚頭等硬物，有人高叫口號，有人用雜物堵塞多條行車路，又有人以藍色及綠色鐳射裝置照射警員，亦有人手持木棍、雨傘、鐵通、石頭不斷敲打街上的藝術裝飾品或拍打地下來發出巨響。即使警方發出警告及採取驅散和截停拘捕行動，暴動集結依然持續（而後來沿軒尼詩道持續至銅鑼灣）。期間有集結人士用盾牌、棍狀物體及雨傘築起防線，和警方對峙。警員掃蕩到軒尼詩道東行線修頓球場對外，並繼續往銅鑼灣方向推進掃蕩，在約2020時在軒尼詩道東行線與馬師道交界截停及拘捕了集結人士中的D5。當時D5身穿黑色上衣、白色長褲，掛頸一個空氣過濾器口罩，揹着一部戶外擴音器。而片段顯示，在約1942，D5已經在軒尼詩道發生暴動的現場（巨型路障燃燒的位置附近）出現；1958時至2020時，於軒尼詩道近分域街至馬師道附近，D5在集結人群中以咪及擴音器叫喊，內容包括警方不可以發射布袋彈槍及橡膠子彈、需要保持克制、不應「大追捕大追殺」、有老人家及小朋友在人群當中、警方不需要將水炮車開前或使用催淚彈等等。

4.控方指，如上所述，大量示威者在軒尼詩道及盧押道一帶非法集結並破壞社會安寧，當時現場亦出現了不少暴力及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致使該非法集結演變成暴動。基於上述的情況和原因，D5有意圖參與並以身處及叫喊等作鼓勵於軒尼詩道及盧押道一帶的暴動，直至她被警方截停拘捕。

5.控方除了倚賴五名控方證人出庭作供外，也依賴閉路電視片段、警方拍攝的片段、媒體拍攝的片段、從影片擷取的截圖、控辯雙方承認的事實。

雙方不爭議的事情

承認事實（證物P1）

6.在本案所有有關時間，警務處處長沒有接獲在2019年8月31日，於香港灣仔區，包括軒尼詩道及盧押道一帶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的意向通知，亦沒有就上述日期及地點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給予不反對通知書。

7.證物P2至P6是顯示相關地段的地圖，證物P7是顯示相關閉路電視鏡頭位置的地圖。證物P8為50張灣仔軒尼詩道一帶的相片。控辯雙方同意證物P8的相片冊內容目錄的描述。

8.證物P10是載有錄影片段的硬碟儲存器。P10(1)及P10(2A)至(2D)是閉路電視片段，P10(3A)至(3C)、P10(4A)至(4B)及P10(5)至P10(8)是警方拍攝的錄影片段，P10(9)至P10(22)是媒體拍攝的片段[1]。證物P9及P11A至C為證物片段P10的截圖[2]。

9.在2019年8月31日約2020時，警長6798（控方第五證人）於軒尼詩道東行線與馬師道交界以涉嫌非法集結罪拘捕D5。

10.D5被拘捕時身穿、穿戴或管有包括下列衣物和物品：

(1) P501（身穿）：一件黑色短袖T恤（印有白色字「我哋係社工 守護公義」）；

(2) P502（身穿）：一條白色長褲；

(3) P503（身穿）：一對橙色運動鞋；

(4) P504A（掛頸）：一個3M空氣過濾器口罩；

(5) P505A（管有[3]）：一支咪（末端橙色）；

(6) P505B（管有）：一支咪（末端藍色）；

(7) P505C（管有）：一部戶外擴音器連綠色網袋；及

(8) P507（穿戴）：一個橙色索袋。

11.除了上述證物，警方於當日從D5檢取的證物亦包括一個無線收音咪（P506）。

12.證物P512為18張D5於拘捕時的服飾和證物的相片，雙方同意相片冊內容目錄的描述。

13.D5由2004年2月至今，為根據第505章《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註冊的社會工作者。

14.D5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其他辯方不爭議的控方案情

15.在審訊時，辯方確認並不爭議以下的控方案情。

16.香港灣仔軒尼詩道為港島區主要幹道之一，西至金鐘、東至銅鑼灣；灣仔軒尼詩道有三條東行行車線，及三條西行行車線；香港灣仔盧押道北至告士打道、南至莊士敦道，並與軒尼詩道相接；軒尼詩道和盧押道的接壤處為一個十字路口。

17.辯方不爭議案發時有以下的暴動過程[4]（辯方只是爭議D5有參與暴動），亦不爭議以下警方截停及拘捕D5的過程：

暴動的早期（約1756時至1902時，軒尼詩道）：

(1) 在2019年8月31日約1756時，在灣仔軒尼詩道已有大批人士非法集結及走出和佔據軒尼詩道的東西行行車線，隨意走動，阻礙車輛正常行駛。上述集結人士不少身穿黑衫黑褲、佩戴頭盔、以防毒面具或面巾遮掩面貌、穿有手袖及戴上手套、及/或手持已打開或未打開的雨傘。

(2) 同日約1805時，上述非法集結人士在軒尼詩道139號中國海外大廈對外的行車路以不同物品，包括行人路鐵欄等，組成三角形一組的障礙物，亦以垃圾桶、膠欄、垃圾回收箱等雜物堵塞行車路，使車輛不能通過。

(3) 約1840時，從中國海外大廈（軒尼詩道139號）外軒尼詩道東行線經過睿景酒店（軒尼詩道41-49號）對出的路段，有人沿軒尼詩道東行車線把行人路的鐵欄、膠欄、巴士站牌等物品推向軍器廠街天橋方向，有多人打開雨傘遮擋他們。約1849時，在上述位置有非法集結人士沿軒尼詩道東行線搬長竹桿往軍器廠街天橋方向。約1850時，那些非法集結人士又把睿景酒店對外行人路上的鐵欄拆毀，然後沿軒尼詩道東行線推向軍器廠街天橋方向。

非法集結演變成暴動（約1902時開始，軒尼詩道）：

(4) 約1902時，大批身穿黑衫黑褲、佩戴頭盔、防毒面具、口罩、眼罩、或以面巾遮面的非法集結人士在軒尼詩道1號及22號對外的東西行行車路，以包括從上述由睿景酒店（軒尼詩道41-49號）外拆毁的鐵欄所組成的三角鐵欄、膠欄、路牌、巴士站牌、長竹、垃圾桶、膠水馬及雨傘等築成巨型路障，堵塞軒尼詩道東西行車路。那些集結人士中有人以藍色及綠色鐳射裝置向四周照射。上述的行為及情況一路持續而集結人數亦陸續增加。上述的情況已對社會安寧造成實質的破壞、與及對個人的傷亡及財產的損壞構成實質的威脅。

(5) 約1907時，該些集結人士逐一把在軒尼詩道修頓球場（軒尼詩道130號）的六個觀眾看台推離開修頓球場。約1910時，那些集結人士在軒尼詩道1號及22號對出的軒尼詩道東西行線開始縱火並燃燒上述以包括三角鐵欄、長竹、膠欄、路牌、巴士站牌、垃圾桶、膠水馬及雨傘等築成的巨型路障。上述從修頓球場推出的觀眾看台亦被推到該巨型路障一併燃燒，當時有人高舉雙手並發出歡呼聲，期間又有集結人士把物件掉入燃燒物中令火勢加劇。而在場的集結人士亦有高叫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有人繼續以藍色及綠色鐳射裝置照射周圍，亦有人手持木棍、雨傘、鐵通、石頭不斷敲打晏頓街的藝術裝飾品來發出巨響。上述情況使社會安寧所造成的實質破壞及對個人的傷亡及財產的損壞所構成的實質威脅更加嚴重。

(6) 約1924時，縱火位置的火勢開始猛烈，更冒出大量黑色濃煙。約1930時，濃煙的高度曾一度去到七至八層樓高，並曾經發出爆炸聲。而鐳射裝置的照射也多次重複出現。

(7) 約1935時，消防員到場並嘗試以滅火筒撲滅火焰，但因火焰太大不果，火焰反而觸動附近大廈響起警鐘，及觸動軒尼詩道22號衛蘭軒的灑水器灑水，直至消防出動消防喉灌救為止。

(8) 約1935時，警方總部應變大隊在金鐘道力寶中心外戒備，準備沿軒尼詩道進行掃蕩。約1943時，高級督察翁淦崙（控方第二證人）指示水警第二梯隊第四小隊在力寶中心外築起防線，約1946時由軒尼詩道東行線開始向東推進。同時，由警署警長49914（控方第四證人）指揮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俗稱「水炮車」）也聯同水警第二梯隊，沿軒尼詩道向東（銅鑼灣方向）進行掃蕩。期間，至少五百個戴頭盔和防毒面具的集結人士，在該巨型路障後與警方防線對峙，並以鐳射裝置照射警方。

(9) 約1947時，軒尼詩道1號及22號外的該巨型路障之大火大致被救熄。至此，警方才能開始清除被大火燃燒後的巨型路障。期間，警方多次向集結人士發出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並且會噴灑胡椒水劑將他們驅散及拘捕。然而現場的集結人士繼續有人用鐳射裝置照射警察，而警方的多次驅散警告亦不果。於約1956時，警方完成清除該巨型路障，並開始沿軒尼詩道向東推進。在推進過程中，警方繼續多次發出警告要求集結人士離開，可是該些集結人士不但並沒有離開軒尼詩道現場，反而繼續聚集與警方對峙、叫囂，並用鐳射裝置照射警方。

盧押道：

(10) 約1952時，在軒尼詩道發生暴動的同時，在盧押道近駱克道（即軒尼詩道向北的下一條道路）的交界亦有集結人士以三角鐵欄、膠欄、紙皮、雨傘、垃圾桶、路牌、錐形交通筒（俗稱「雪糕筒」）、長竹桿等築成路障並堵塞行車路。而集結人士中有人以鐳射裝置向告士打道方向射去。集結人士不但令現場的交通癱痪，更籍上述路障及行為與警方對峙，阻止警方在盧押道由北向南推進往軒尼詩道恢復秩序（交界的位置約為軒尼詩道80-120號）。而在盧押道及駱克道交界地上亦留有由汽油彈引致燃燒的火種。

(11) 在上述障礙位置有大批身穿黑衣黑褲、佩戴頭盔、防毒面具、口罩、眼罩、或以面巾遮面之人士集結留守路障，其中有人手持自製白色或黑色圓形盾牌、部分手持棍狀物體並以雨傘築起防線。約1954時，警方推進至盧押道近謝斐道（即軒尼詩道向北的第二條道路），有人向警方投擲數枚汽油彈、玻璃樽及磚頭等硬物。約1955時，盧押道與駱克道交界的路障更冒出白煙，於是警方在盧押道近謝斐道向集結人士舉起橙色警告旗幟（印有「速離 否則開槍」）、黑色警告旗幟（印有「警告 催淚煙」）及紅色警告旗幟（印有「停止衝擊 否則使用武力」）要求現場集結的人士離開。消防員於約1956時，以滅火筒撲滅位於盧押道與駱克道交界冒出白煙的障礙物的火種。

警方的截停拘捕：

(12) 當時在軒尼詩道及盧押道一帶集結的人士已有不少於數百人，而該些暴動集結人士除了没有依從警方多次的呼籲及警告散去之外，當中亦有人以鐳射裝置照射向警察，更有人向在盧押道軒尼詩道交界的警察投擲汽油彈。現場亦不斷有人叫囂，用雨傘拍打地下。因此，在約1958時，警方繼續在軒尼詩道東行車線向前（即往東）推進及作出拘捕。當時，在軒尼詩道的集結人士向東逃跑，而盧押道的集結人士亦由盧押道跑進軒尼詩道。接着，警方在軒尼詩道中國海外對外位置截停了在人群中正在逃走的部分人士。

(13) 約2000時，警方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推進掃蕩到軒尼詩道東行線修頓球場對外，並繼續往銅鑼灣方向推進掃蕩，集結人士一邊與警方對峙，一邊移往銅鑼灣方向。約2019時，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對軒尼詩道上集結人士的上方噴灑催淚水及藍色顏色水，配合其他隊員採取快速推進，以識別及驅散集結人士。此外，他們亦應對由集結人士向警方所投擲的汽油彈攻擊，並移除路上架設的障礙物。

(14) 約2020時，警方在軒尼詩道東行線與馬師道交界截停拘捕了D5[5]。

(15) 約2023時及約2041時，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再次對軒尼詩道上集結人士上方噴灑催淚水及藍色顏色水，並以催淚水驅散向警方投擲汽油彈攻擊的集結人士，與及撲滅由汽油彈引致的火勢。約2110時，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掃蕩到銅鑼灣怡和街與糖街交界的東行線，並於上址設立警方防線。

18.辯方不爭議在大約1902時開始，涉案暴動發生在軒尼詩道，包括軒尼詩道和盧押道一帶（見P3的範圍地圖），涉及至少數百名集結人士，即使警方採取驅散和截停拘捕行動，暴動集結依然持續，並且沿軒尼詩道持續至銅鑼灣（見P5、P6的範圍地圖）[6]。

19.辯方不爭議以下有關D5的案情[7]：

(1) 在案發期間，D5並非在暴動範圍內鄰近居住；

(2) 在約1942時，D5出現[8]在灣仔軒尼詩道1號/22號外的行車路[9]；

(3) 約1957時，D5在軒尼詩道與分域街交界，並且在行人過路處橫過軒尼詩道，由軒尼詩道東行線過馬路到西行線[10]。

(4) 於約1958時，D5在軒尼詩道西行線近分域街至盧押道以擴音器說[11]：

(a) 「呢個係市民發出既警告，請你唔好開槍。你唔可以開布袋彈槍…」；

(b) 「市民向後退緊…」；及

(c) 「你係唔須要開槍既…」。

(5) 於約1959至2001時，D5出現在軒尼詩道西行線近盧押道至柯布連道，修頓球場外（軒尼詩道130號行人路上）[12]。

(6) 當時，D5手持一支咪及揹着一部戶外擴音器，以擴音器說包括以下的說話[13]：

(a) 「向香港市民開槍…」；

(b) 「受傷，嚴重受傷…」；

(c) 「留意前面嘅防暴警察同速龍，你而家生命無受到威脅，係唔可以開布袋彈槍，橡膠子彈…」；

(d) 「請警務人員保持冷靜同克制，因為你手持武器，你如果清場，驅散，係唔需要開任何既布袋彈槍…」；

(e) 「如果你只係清場同埋驅散，而家已經達到目的，你係無生命危險嘅情況之下，唔應該開布袋彈槍…」；

(f) 「而家人群已經撤退…」；

(g) 「你地已經達到目的…」；

(h) 「請指揮官提醒你既前線同事保持冷靜同埋克制，因為你地手持武器…」；及

(i) 「開槍係唔會有效嘅。請留意返現場環境。請警方保持克制冷靜，請留意返現場環境…」。

(7) 在約2012至2015時，D5身處軒尼詩道東行線近史釗域道交界，以擴音器說包括以下的說話[14]：

(a) 「請前面既警察保持克制冷靜，市民正在撤離中…」；

(b) 「我地需要時間。非常大量嘅人群，特別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師奶，有街坊，佢地需要時間撤離…」；

(c) 「如果（佢/你）地係另有行動目的…」；

(d) 「你係要比足夠既時間市民撤離…」；

(e) 「警務人員你地距離太遠市民聽唔到你哋可唔可以重複多次…」；

(f) 「市民係需要時間撤離架…因為大量市民係人群當中，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師奶，有街坊，你地今日嘅行動目的唔係大追捕大追殺，你係需要給予足夠時間俾市民撤離…」；

(g) 「舉旗既指揮官或者係…警員留意，市民係睇唔到你舉旗…」；及

(h) 「留意，市民撤離係需要時間既…」。

(8) 在約2017至2018時，於軒尼詩道東行線近史釗域道至杜老誌道，D5手持一支咪緊隨警察防線推進，以擴音器說：「唔需要開任何布袋彈…」[15]。

(9) 在約2020時，D5於軒尼詩道東行線近馬師道交界，繼續以擴音器說[16]：

(a) 「市民已經撤離中，水炮車唔需要再開前…」；

(b) 「留意到市民已經撤離中…」；

(c) 「如果你係需要驅散市民，係需要給予足夠時間…」；及

(d) 「而家係無危險，你係唔需要向呢個方向發射催淚彈架…」。

(10) D5在灣仔軒尼詩道東行線近馬師道被捕[17]。

具爭議的議題

20.正如上述已提及，辯方不爭議案發時在相關地點的確發生暴動，不爭議控方在控罪及開案陳詞中所指的於2019年8月31日晚上在軒尼詩道和盧押道一帶所發生暴動的時間、地點、範圍和過程。辯方亦不爭議案發時D5身處暴動現場及她的言行[18]。本案的爭議點是控方是否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基礎下證明：D5的行為構成參與控罪指稱的暴動[19]，及D5具有意圖參與控罪指稱的暴動。

控方案情及證人的證供

21.控方在傳召證人前播放了以下不爭議的片段：

(1) P10(1)1800-1805[20]；

(2) P10(2A)1805-1840[21]；

(3) P10(1)1840-1902[22]；

(4) P10(9)1902-1907[23]；

(5) P10(2A)1907-1908[24]；及

(6) P10(9)1908-1932[25]。

22.控方傳召了五名證人，分別是控方第一證人警司賈錦琳（現場警務人員）（「PW1」）、控方第二證人高級督察翁淦崙（發出警告的警務人員）（「PW2」）、控方第三證人高級督察趙善俊（發出警告的警務人員）（「PW3」）、控方第四證人警署警長49914（控制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AM 9897的警務人員）（「PW4」），及控方第五證人警長6798（截停及拘捕D5的警務人員）（「PW5」）。

23.PW1至PW4的證供圍繞着當日現場的情況，PW5的證供是有關D5在現場的言行及拘捕過程。

PW1警司賈錦琳

24.於2019年8月31日，PW1為刑事總部大隊其中一名總督察。當晚經應變大隊隊長指示，PW1約1935時帶領的隊伍和其他組成警方總部應變大隊的隊員在金鐘道力寶中心外戒備，準備沿軒尼詩道向東進行掃蕩。約1945時，他們開始從金鐘向銅鑼灣掃蕩。過程中，PW1從約100米距離看見有大批示威者集結在軒尼詩道和分域街交界附近。當到達軒尼詩道和軍器廠街交界（軒尼詩道1號外），他看見巨型路障；該處在較早前有大火燃燒着，仍然有一些煙霧。路障的前方集結了多過百名的示威者，他們大部分穿着深色衣服，戴着頭盔以及防毒面具。警方清除被大火燃燒後的巨型路障，繼而重組，並向東推進。過程中，示威者一直集結在警方防線前方的大約一個街口距離，縱使警方多次發出警告要求集結人士離開，示威者不但沒有離開現場，反而繼續聚集並且與警方對峙、叫囂、用鐳射裝置照射警方以，及向警方拋擲汽油彈及其他硬物。因此，警方有理由相信形勢會升級。警方掃蕩期間曾經拘捕示威者，亦有在需要時間停低並且重組。警方最終在大約晚上10時到達軒尼詩道和銅鑼灣怡和街交界。

25.PW1作供時，控方播放了P10(10)1932-2002的片段[26]，以及P10(4A)1957-2001的片段[27]。PW1在片段辨認了自己（見P1001）。盤問下，PW1確認他在約1950到達縱火的地點，而他到達時火焰已經被撲滅。

PW2高級督察翁淦崙

26.PW2在當晚行動是水警第二梯隊第四小隊的指揮官。約1946時，警方由軒尼詩道東行線開始向東推進。PW2在軒尼詩道1號看見包括鐵馬及看台等雜物在路上，雜物冒出黑煙，而雜物的前方聚集了大約五百名示威者；他們穿着黑色衣服以及戴着頭盔。示威者在喧嘩，以及用鐳射燈照射警員。大隊的同事搬開了馬路上的雜物，而於約1948時，PW2用擴音器向示威者發出口頭警告，內容包括「前面嘅示威人士，呢個係警方發出嘅警告，你哋現正參與一個非法嘅集結，請你哋立刻離開，否則警方會使用武力將你哋拘捕」。雖然警方發出警告，集結的示威者仍然喧嘩及和警員對峙，沒有離開。警方於是向前推進。當警方到達分域街，大隊的指揮官指示他們作出拘捕行動，PW2的小隊最終在修頓球場外拘捕了兩女三男。及後警方繼續向銅鑼灣方向推進。

27.PW2作供時，控方播放了P10(11)1948-2009的片段[28]，以及P10(16)2008-2021的片段[29]。盤問下，PW2確認他到達軒尼詩道1號時，該處的火焰已被撲滅；他亦確認當晚參與行動的大隊總共有約四百名警員。

PW3高級督察趙善俊

28.PW3與隊員在約1940時被調派到盧押道近駱克道設置警方的防線。當時他看見有約二百名示威人士集結在盧押道近軒尼詩道，與警方在盧押道對峙，期間有集結人士手持盾牌及棍狀物體，有集結人士向警方照射鐳射光束，他們叫囂及敲打物件製造聲音，亦有投擲汽油彈及其他硬物。PW3指示隊員分別向示威人士方向舉起三幅不同的警告旗幟[30]，警方亦有用揚聲器作出警告。在約1955時，他和隊員向前推進，集結人士並沒有散去，只是往後退入軒尼詩道。接着，在軒尼詩道上的應變大隊亦沿軒尼詩道往東經過盧押道交界。

29.PW3作供時，控方播放了P10(12)1953-1959的片段[31]，以及P10(7)1952-1954的片段[32]。PW3在片段辨認了自己（見P1002）。盤問下，PW3說三幅警告旗幟有分別各自的作用，對於投擲了汽油彈的暴力示威者而言，作出相關的警告是恰當的。PW3在複問時確認旗幟上印有的字句是事先印上的，並不是現場寫上去的；至於橙色旗幟所指的「槍」，PW3說警方有不同類型的槍以及子彈，包括不具殺傷力的胡椒子彈及塑膠子彈。

PW4警署警長49914

30.PW4當晚是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水炮車）AM 9897的主管。水炮車安裝有拍攝錄影設備，也可發射催淚水劑和顏色水劑用來驅散和識別示威者，車上亦有廣播設備。水炮車沿軒尼詩道推進，期間集結人士向警方投擲汽油彈和照射鐳射光，PW4不時使用揚聲器向在場人士發出警告及要求離去（「呢個係警方嘅警告，喺軒尼詩道上面聚集嘅示威人士立即散開，否則我哋會用催淚水、顏色水將你哋驅散、識別及加以拘捕」），亦有發射催淚水劑和顏色水劑。然而，示威者沒有散去，沒有離開。水炮車一直沿軒尼詩道往東推進，期間PW4在循道衛理看見有多過千名示威人士聚集。直至約2200時，警方到達銅鑼灣糖街，示威人士散去，才終止推進。

31.PW4作供時，控方播放了P10(3A)1942-1952的片段[33]、P10(3B)1952-2004的片段[34]，以及P10(3C)2004-2017的片段[35]。

PW5警長6798

32.PW5是一名警方「速龍小隊」的隊員，他當晚隨大隊推進，在頭排位置。他在軒尼詩道與分域街，看到及聽到D5手持一支咪，以擴音器叫喊包括「保持克制」的說話。當時D5在他的前方，D5與他相距約30米（面對面），他理解D5叫喊的對象是警方。接着PW5繼續向前方推進，處理向警方攻擊的人士。稍後，在約2020時，當PW5推進至軒尼詩道與馬師道交界時，現場有過百名示威者在軒尼詩道近鵝頸橋位置集結，他們投擲汽油彈及向警方照射鐳射光。PW5這時再次聽到D5的叫喊聲。他望向左邊，見到D5，手持一支咪，於是上前拘捕D5，罪名為非法集結。期間有人嘗試拉走D5，D5亦有肢體擺動，於是PW5呼叫女警前來幫忙。約2分鐘後，女警員10654前來並為D5扣上膠手銬。稍後，PW5向偵緝警員9935交代情況及證物後，把D5轉交偵緝警員9935接手處理。

33.PW5作供時，控方播放了D5被拘捕的片段[36]（P10(14)2019-2021、P10(15)2018-2020）。PW3在片段辨認了自己（見P1003）。盤問下，PW5確認於上一次審訊中所繪畫的位置圖是準確的，P1004顯示PW5第一次看見D5時雙方的位置，P1005顯示PW5第二次（於馬師道交界）看見D5時雙方的位置；PW5在第二次看見D5便隨即上前拘捕她，期間D5有少少反抗，而PW5沒有聽到當時有人說D5是社工。

中段裁決

34.控方舉證完畢後，辯方沒有中段陳詞。本席裁定表面證供成立。

辯方的案情/陳詞

35.D5選擇不作供，亦不傳召證人作證，只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B條呈遞品格證人的書面供詞D5-1至D5-5。

36.辯方在書面結案陳詞慨述了D5-1至D5-5的內容，如下[37]：

(1) D5-1：D5的導師，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總監暨臨床督導總監容曾莘薇博士在信件中提到，D5持守「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的信念並一直付諸實行，是一個仁愛、善良、忍耐、慈悲、盡責的社工，一個維護和平的使者。容博士更在2020年1月提名了D5參加第29屆優秀社工選舉，而D5亦成功當選，成為該屆的「傑出社工」。

(2) D5-2 / D5-3：D5的前工作夥伴，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退休總幹事孫勵生先生及香港學生輔助會前行政總裁關健城先生提到，D5在工作上盡忠職守，始終把服務對象的利益放在首位，並且待人真誠友善，使她在同事中備受尊敬。他們亦指，D5有一顆熱切的心和理想的社會藍圖；同時，她總是謹守原則，保持理智，不會忘記社工的專業守則。

(3) D5-4：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張志偉先生在其品格證明信件中提到，在工作以外，D5連續6年義務擔任了工會理事的職責，可見她為改善業界服務質素和保障社會福祉不遺餘力，是一個全心全意奉獻委身社工行業的典範。

(4) D5-5：與D5相識約20年的社工朋友曹秋雯女士提到，D5透過參與各類災後支援服務展示了其無私、堅毅、不畏困難的奉獻精神；因此，D5對曹女士而言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社工，更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賴的朋友和導師。

37.辯方的潘資深大律師作出結案陳詞時確認不爭議控方在書面結案陳詞中列舉的法律條文、罪行元素及法律原則，不爭議控方在結案陳詞敘述了從片段可以獲得證明的暴動發生經過以及案中的證據，包括控方證人的證供[38]。

38.辯方強調D5並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亦有五位品格證人證明其具有良好品格，法庭應將D5的良好品格視為她干犯本案控罪可能性較低的證據。

39.辯方在結案陳詞指，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基準下證明D5有參與暴動[39]：

(1) 控方不能證明D5與其他參與者集結在一起，並共同行事（acting together with others so assembled）[40]。辯方指根據HKSAR v Lo Kin Man（盧建民） (2021) 24 HKCFAR 302以及HKSAR v Leung Kwok Wah [2012] 5 HKLRD 556，控方首先必須證明D5與其他參與者集結在一起共同行事，這並不單是物理上聚集，而是只有在D5和其他暴動者作出的行為之間有足夠的聯繫（sufficient nexus），才可將他們視為集結共同行事。就1942時D5出現在軒尼詩道1號及22號對出位置（巨型路障被焚燒的位置附近），相關片段只有約10秒長，顯示D5在集結人群當中，但她僅是獨自觀望火勢，並在極短時間後離開馬路。至於1958至2020時，證據顯示D5與其他暴動者的作為並不同，原因是影片證據顯示D5大部分時間在行人路上並且與警方防線並行/比較接近警察，和示威者保持最少100米的距離，期間亦沒有做出任何可以將她與其他參與暴動者聯繫在一起的行為。在相關時段，片段亦顯示有圍觀途人及記者在場，而這證明即使一名人士有與其他暴動者「集結」，也不等於便有「共同行事」。辯方認為控方未能證明D5「與其他參與者集結共同行事」。

(2) 控方不能證明D5有作出可被視為鼓勵有關暴動的行為，因而通過鼓勵的方式參與暴動[41]。辯方指案中證據顯示D5所作出的行為（見上述第19段）並不構成「參與暴動」及「促進暴動」（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

(a) 首先，單單「身處」在現場並不足夠，當時有許多非示威者、記者及圍觀人士亦在現場，而且D5的衣着和集結人士的衣着截然不同，她亦從未戴上面罩，沒有帶備汽油彈或鐳射筆，而即使她有意圖及準備前往案發現場，並不等於她的意圖一定是參與集結，D5的T恤上的字眼及裝扮顯示她沒有隱藏自己的身份及目的，攜帶面罩有可能是為了預防催淚水劑，到現場有可能是希望憑一己之力緩和現場氣氛。

(b) 另外，針對「鼓勵」，控方不能證明D5透過擴音器所說的話，與其他示威者的行為有足夠的聯繫，或該些行為包含了可被視為鼓勵有關暴動的行為。D5所說的話本身對象是警方，她有理由勸喻警方無需要使用槍械要求示威者撤離；沒有證據證明示威者會能夠聽到或實際上有聽到D5的說話，因此D5不一定有意圖憑藉該些說話鼓勵示威者；加上D5的言行客觀上沒有鼓勵的效果，因為她的說話內容只在提醒警方需要克制地執行任務（對象是警方而不是示威者），這些說話不能解讀成鼓勵其他人破壞或威脅破壞社會安寧；D5的說話反而是勸喻人士盡快跟從警方的指示驅散，和希望暴動人士逗留在現場攻擊警方及與警方對峙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控方沒有證據證明D5有任何立場，會偏幫示威者。案件中亦沒有證據顯示D5的行為有對警方造成滋擾，控方無法證明任何她的行為可被視為拖延的動作，因而鼓勵了該暴動。

(3) 控方不能證明D5具有參與意圖（participatory intent）[42]。辯方指法庭不能單憑D5身處現場去推斷她有相關意圖，不能單單因她於1942時在縱火現場出現於人群中去作出相關推論，特別當片段顯示當時有其他途人/留在現場的人。辯方亦指D5所說的說話字面上不能證明她有參與意圖，而一個實質可能性是她想憑藉自己的社工身份去緩和警方的情緒（並不是鼓勵示威者對峙）。

法律指引/原則

40.舉證的責任在於控方，控方必須就控罪的每一個元素以毫無合理疑點的基礎下證明。D5不需要證明任何事情，更加不需要證明自己是清白或提出任何疑點，法庭不能因D5就某些事情沒有提出證據因而對她作出不利的推論或者猜測。若就關鍵事項證據有疑點，利益歸於D5。

41.其他被告已就控罪認罪，這與D5本身有否干犯涉案控罪無關。本席必須獨立考慮和處理D5的案件，審視案中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D5干犯她面對的控罪。

42.D5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本席給予自己關乎良好品格的指引，即是說和沒有良好品格的人相比，D5的可信性較高以及犯罪的可能性較低。

43.D5選擇不作供，也沒有傳召證人作供（只是倚賴品格證人的書面證供）。這是她的權利，本席不會因此向她作出不利的推斷或猜測。另一方面，由於D5沒有作供，亦沒有事實證人，此舉表示她沒有提供證據來解釋、削弱或反駁控方提出的證供。當然，本席清楚知道，D5是毋須證明她是清白，亦毋須提出任何疑點，她沒有任何責任證明任何事情。

44.本席在此亦提醒自己，法庭如果要作出任何推論，必須是根據案中已獲證明的事實而得出來的唯一不可抗拒的推論，也即是說是一個得到適當引導的合理陪審團所必然會作出的唯一推論。

暴動罪的相關法律

45.《公安條例》第18及第19條分別訂明：

「18. 非法集結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3年。

19. 暴動

(1) 如任何參與憑藉第18(1)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

(2) 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5年。」

46.就暴動罪，控方須證明：

(1) 在控罪所指的時間及地點，存在一個非法集結（無論被告是否有參與該集結）；

(2) 任何參與該非法集結的人（可以是、但不一定是被告本人）已破壞社會安寧，從而令該非法集結成為暴動；

(3) 被告人作出了參與該暴動的作為；及

(4) 被告人有意圖參與該暴動。

47.終審法院在 HKSAR v Lo Kin Man（盧建民）(2021) 24 HKCFAR 302 案（「盧建民案」）已清楚說明暴動罪和非法集結罪罪行元素和所須證明的事項，並且指出暴動罪和非法集結罪是「參與性質」的罪行（participatory offence）。上訴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張浩輝及另四人[2024] 2 HKC 134（第56段）就相關的法律原則歸納如下：

「(1) 非法集結罪的組成元素是：

(a) 凡有三人或多於三人；

(b) 集結在一起；

(c) 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

(d) 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上述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暴動罪的罪行元素可以分拆如下：

(a) 當時的集結已按第18條被定性為非法集結；

(b) 當中任何參與非法集結的人破壞了社會安寧；

(c) 該等非法集結則屬暴動，集結者亦即參與暴動。

見[盧建民案的]第8段。

(2) 參與非法集結的人不一定是最初的非法集結者，可以是後來才加入非法集結。他不一定是作出《公安條例》第18條所禁的訂明行為的人，若他作出利便/促進、協助或鼓勵其他在非法集結中作出第18條所禁的訂明行為的人，自己也算參與非法集結，可被視為非法集結的主犯或協助及教唆非法集結的從犯：見[盧建民案的]第11至14及79至87段；

(3) 參與非法集結者的犯罪意圖是他要成為非法集結的一份子，他知道其他集結者正在作出第18條禁止的訂明行為，與及自己想參與其中或想促進或推展那些人所作受禁行為：見[盧建民案的]第17段；

(4) 如要證明被告人以主犯身分干犯這罪行，先須證明該人曾與其他參與者作為集結的一部分行事、知道後者的相關行為，而且與他們一起集結時有意從事受禁行為或為著推展受禁行為而行事：見[盧建民案的]第15至18、109(c)段；

(5) 非法集結及暴動不是靜態的犯法行為，而是流動性很高，參與者會四處游走，也會為了避開警察、針對目標或其他原因而時散時聚，他們作出的暴力會時生時滅，又會互相呼應協調：見[盧建民案的]第75段。即使犯法的行為或暴力暫退，但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其中三人或以上仍留在現場的話，非法集結或暴動仍算持續發生：見[盧建民案的]第77段；

(6) 構成非法集結罪所須的共同目的就是參與有關的非法集結，控方只須證明被告人有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的意圖（participatory intent），而無須證明他和其他參與者有額外共同目的（extraneous common purpose）：見[盧建民案的]第25(a)、25(b)及40至46段。因為同樣的原則對暴動罪適用，所以控方須要證明的也只是被告意圖和其他參與者參與有關的暴動：見[盧建民案的]第47段；

(7) 法庭可考慮案中的情況去推論被告人是否曾經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包括他被捕的地點和時間，當時穿戴或管有的東西，例如：頭盔、護甲、眼罩、呼吸過濾器、無線電通訊機、索帶、鐳射筆、武器（包括燃燒彈）及用來製造武器的物料：見[盧建民案的]第78段；

(8) 被告人單單在場並不足以構成『參與』或協助和教唆；控方必須證明他曾為着推展非法集結或暴動而蓄意進行某些活動。然而被告人毋須進行許多活動，也會令自己成為鼓勵別人犯法的人：見[盧建民案的]第82段。一個人藉着自己出席去鼓勵其他在場的暴動者，或是在有需要時協助後者，會和積極犯法的暴動（或非法集結）參與者同樣有罪：見[盧建民案的]第84至87、109(e)段。」

48.終審法院在HKSAR v Choy Kin Yue (蔡健瑜) (2022) 25 HKCFAR 360重申在盧建民案作出的討論，並繼而指出，就非法集結罪的參與意圖，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兩項元素：（1）被告人意圖成為該集結的一份子；及（2）當他與該等其他參與者一起集結時，意識到他們的相關行為，而他有意圖作出或促進被第18(1)條禁止的行為[43]。

49.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Cheng Tai Kwan鄭太君 CACC 7/2023 指，就如何構成「鼓勵」他人暴動，盧建民案已有相當清晰的指引：

「22. 理由1投訴，原審法官錯誤理解 Lo Kin Man 案（HKSAR v Lo Kin Man (2021) 24 HKCFAR 302），以致錯誤裁定，沒有證據證明有任何相關行為而只是純粹身在現場的D6，參與暴動。

…

24. Lo Kin Man 案是有關‘暴動’罪的最權威典據。該案判下之後，對一般的相關議題而言，法庭和業界已無需再借助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案例來尋找答案。

25. 就如何構成‘鼓勵’他人暴動，Lo Kin Man 案其實是有相當清晰的指引。首先是判詞第79段。這裡面提到的‘Question 2d’，很大程度就是張大律師的問題：

“79. Question 2d in Annex 1 asks whether a person can be found guilty of riot ‘without specific conduct on his part falling under the prescribed conduct provided in sections 18 and 19’, but ‘merely by virtue of alleged encouragement through his presence’.”

26. 如果本庭沒有誤會，張大律師認為這問題的答案是簡單和明確的‘否’。不過，把判詞讀下去的話，情況恐怕要比張大律師主張的微妙得多：

“81. It is obviously important to avoid treating innocent passers-by who find themselves caught up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as guilty of an offence just because they were present at the scene. Presence at the scene in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or aiding and abetting. As the Queensland Court of Appeal held in R v Cook [(1994) 74 A Crim R1], at common law, mere presence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i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to found liability. I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onsidered necessary that there be some intentional activity 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

82.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the bar is set high. It does not take a great deal of activity on the defendant’s part to move the case from the ‘mere presence’ to the ‘encouragement’ category. Thus, in 1810, Mansfield CJ stated in Clifford v Brandon [(1810) 2 Camp 358]:

The law is, that if any person encourages or promotes, or takes part in riots, whether by words, signs, or gestures, or by wearing the badge or ensign of the rioters, he is himself to be considered a rioter, and he is liable to be arrested for a breach of the peace.

83. This was echoed more recently in Caird [(1970) 54 Cr App R 499], where Sachs LJ said:

It is the law … that any person who actively encourages or promotes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whether by words, by signs or by actions, or who participates in it,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which derives its great gravity from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 persons concerned were acting in numbers and using those numbers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

84. And as Byrne J stated in R v Cook:

Generally, mere presence at the scene of a crime does not involv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ut presence to facilitate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by others has every potential to attract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s 7 [of the Criminal Code (Qld)]. And so those present to ‘lend the courage of their presence to the rioters, or to assist, if necessary’ may be guil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85. Whether a defendant has done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especially if by way of encouragement, is a matter of fact and degree, taking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27. 作為總結，終審法院在接續一段解釋，只要有足夠的相關證據，‘身在現場’（presence）是可以構成‘鼓勵’的；相關的證據不足，被告的出現也只是‘光身在現場’（mere presence）。一切要視乎案件的整體環境：

“86. Question 2d contains certain rolled-up propositions. Aiders and abettors or counsellors and procurers may obviously perform acts which are not themselves acts of disorderly conduct or breaches of the peace but which offer encouragement or assistance to others in the commission of such acts, thus founding secondary liability (or, as previously explained, possibly also liability as principals for ‘taking part’). Thus, if the defendant’s presence occurs in circumstances qualifying it as ‘encouragement’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by others, then the answer to Question 2d would be in the affirmative. But mere presence without more is not treated as encouragement, whether for the purpose of ‘taking part’, or accessorial or inchoate liability.”

28. 要特別一提，就 Lo Kin Man 案判詞第83段提到，案例 Caird 指‘鼓勵’即‘積極鼓勵’（actively encourage），本庭已在劉智峰案（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劉智峰 [2023] HKCA 975）裁定，‘積極’一詞實『未有對‘鼓勵’的概念帶來任何內容上的加添』（判詞第35段）。其後，本庭拒絕就同一議題發出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證書，申請人的申請也隨著終審法院對‘規例7’的適用而迎來了終局處理。

29. 有關的法律一旦被釐清，D6的情況便清楚不過。正如本庭在聆訊中多次指出，案發時理大的暴動已持續了最少一星期，而且還不時波及到油尖旺一帶，警方不斷呼籲市民不要前往。即使是本案的特指暴動，及至警方展開圍捕行動之前也最少繼續了四十五分鐘，期間雙方不但展開了例如是汽油彈和催淚煙的攻防戰，而且警方還不斷舉旗警告和用揚聲器著令暴動人群散去。在這個情況下，一個不想牽連於其中的普通市民，是絕無可能選擇置身於現場的。不是住在油麻地的D6違反常理而行，但又不作供，他意圖參與暴動就是唯一合理的推論。同樣，D6不理政府一整星期以來的勸告、不聽從警方在本案所發出的命令散去，直至警方圍捕及建立起封鎖區時（需約十五分鐘）還被發現於現場，D6當時最少是要以身處其他暴動人士當中以作鼓勵，也是唯一合理的推論。」

50.本席亦有參考一些牽涉「急救員」的暴動案件案例。

(1)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佐豪 [2023] 3 HKLRD 1045，上訴法庭指出：

「18. …在暴動中充當所謂的急救員，本身不是一項有效的辯護理由。本庭曾舉例指出，兩軍對壘，雙方都可能有正式的醫護兵，而且都會派到最前方，但救人不等如中立。A國的醫護兵還是A國的軍人，他的任務還是在與B國接戰時搶救A國的傷員，這點就算他曾按形勢幫助過戰區的受傷平民也不會改變。從例子回到現實，即使某人在騷亂中自我定位為急救員，但只要他的造意和行為都符合暴動罪的元素，他就是參與了暴動。尤其要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行為可以是施行急救，關鍵是這個行為是否可被正確理解為促進、協助或鼓勵其他示威者破壞社會安寧（HKSAR v Lo Kin Man (2021) 24 HKCFAR 302（判詞第20至22段））。…」

(2)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智峰 CACC 50/2022，上訴庭指：

「28. 關大律師在本庭的查詢下接受以下各點為不爭的事實：在警方採取行動之前，有關的‘7’字形路段已發生著各種符合暴動定義的行為。警方從‘7’字的底端推進至一劃一棟的交接處即沙田坳道與龍翔道交界時曾停下一段時間。警方從交接處再向黃大仙中心的推進就是原審法官口中的最後十八分鐘和250米相關路面，這段路面在警方第二次推進之前還是在發生暴動。警方開始第二次推進，暴動人群跟著撤離，申請人就被發現於警方與暴徒之間的一段緩衝空間，但他其實也是和所有人一樣向著黃大仙中心南北館天橋移動。他是走到天橋下面才轉身舉手等候警員上前把他控制而這個地方就是原審法官所講的大型路障，由一串橫跨路面的欄杆和其他物件構成。在相關的十八分鐘和250米路面上沒有『旁觀者』，『旁觀者』都在『龍翔道旁邊的商場、廣場或上面的天橋』[原審《裁決理由書》第97段]。申請人不屬於『旁觀者』，置身暴動之中是他刻意的選擇，他可以但沒有選擇離開。

29. 在上述的事實基礎上本庭有以下幾點觀察：黃大仙位處鬧市，如被催淚氣體熏到嗆到，或受到大小各種人身傷害，最快最有保證的舒緩和處理方法就是儘速從暴動的核心範圍撤離，到周邊姑且稱之為‘靜態區’的地方和設施尋求幫助，包括急救和召喚救護車。對參與暴動者而言，尤其是全身黑衣裝備齊全的暴徒而言，撤離或許會帶來即時被捕的風險，或增加風險，但被捕和獲得幫助是兩回事，不應混為一談，意思是如要獲得幫助就必然能夠在靜態區取得，速度和質量不會比暴動核心範圍內差。如要減低被捕風險，或能夠在傷勢獲得初步處理後繼續‘作戰’，那麼留在暴動核心範圍內接受幫助必然是首選。萬一傷勢嚴重至不能隨便移動，則無論如何需立即就地報警但致電999亦可由任何人完成，例如是記者。以上提到的，全部是常識，一般港人連想也不用去想。

30. 把觀察的焦點轉到申請人身上：案發時社會氣氛繃緊，暴力事件頻生，公共秩序嚴重失序，就算立場跟申辦方或申辦主題一致，在行動上較為溫和的市民都不會置身於遭到警方反對的公眾集會，持相反意見者更絕不可能。相對於聖約翰救傷隊的不派員，以及非嚴重受傷至不能移動者還能在靜態區獲得適時幫助的情況下，申請人選擇參與有關的集會並在暴動爆發後留在暴動的核心範圍。他穿著橙色有急救字樣的背心，搶眼易明，意思就是能夠和樂意在暴動中提供即時的醫療急救服務，但其實他根本沒有任何身份（不是指資格）去這樣做，他內心是否認同暴徒的行徑亦只有他本人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在暴動核心範圍內，舉目都是穿黑衣的暴動人群，申請人不可能不清楚他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前者。

31. 縱觀以上各點，本庭認為不利申請人的推論是強而有力甚至壓倒性的。他退向路障時和前方暴徒保持距離，以及在到達路障後轉身舉手投降，都不能有效抵消這推論，原因是這樣做的理由很多，例如是刻意降低嫌疑、體力不支、自覺跑不過警員，及/或認為急救員的打扮是護身符等等，反正他不作供法庭便無法亦無需為他猜想開脫的理由。正如本庭在案例中多次強調，這不是把舉證責任推給被告的問題，而是 – 以本案為例 – 法庭無法理解：最遲在暴動發生之後，即『旁觀者』都已離開的情況下，沒有任何職務在身的申請人何以選擇留下，及旗幟鮮明地宣示他可以向主要是參與暴動的人群提供即時就地和可減低被捕風險的急救。他可以告訴法庭那是出於人道、是為了向少數未必會發生的極嚴重個案提供救護車到達前的照護，並接受相關的盤問，但他沒有。

32. 本庭認為，在一切相關證據下，原審法官有足夠理由裁定申請人‘鼓勵’當天的暴動，方式就如他所講的『作…支援或後盾』，『令[暴動人群]知道…他可…提供急救協助』和『令他們可放心向警方對抗』。他指『[申請人]的存在增加了參與者的信心』也沒有錯。在上文提到的一切相關環境下，申請人一定知道及意圖他的行為會產生剛指出的效果，具『鼓勵』的造意。當然，控方和法庭或者能夠以其他例如是‘促進’或‘協助’的概念作為指控和裁定申請人參與暴動的基礎…，但以‘鼓勵’作本案的基礎也實無不妥。」

證供分析及裁決

51.本席在達至裁決前，已小心考慮了席前的所有證供及控辯雙方的陳詞[44]，包括辯方在審訊時對證人的盤問及在陳詞時對證據的分析。本席清楚知道D5並沒有刑事定罪紀錄，考慮了辯方品格證人的書面供詞（D5-1至D5-5）的內容，謹記有關良好品格的法律原則。

控方證人的證供的可信性及可靠性

52.在本案，辯方對於控方五位證人的可信性及可靠性均沒有挑戰，盤問多爲向證人作出澄清。本席考慮了他們的證供，亦考慮了相關證供均有不爭議的片段去支持，本席認為五名控方證人在庭上作出的證供均是可信和可靠的。法庭接納他們的證供[45]，並給予充分比重。

暴動的經過

53.承認的事實、控方證人的證供以及不爭議的片段證明了上述第17段所敘述當晚現場發生暴動的經過。簡而言之，在約1902 時至約2110時，涉案暴動發生在軒尼詩道，包括軒尼詩道和盧押道一帶（範圍一：見控方開案陳詞附件一的地圖《一》），涉及至少五百名集結人士，即使警方採取驅散和截停拘捕行動，暴動集結和對峙依然持續；後來，暴動集結沿軒尼詩道持續東至銅鑼灣（範圍二：見控方開案陳詞附件一的地圖《二》）。在灣仔區包括軒尼詩道及盧押道一帶（範圍一[46]）的暴動的構成，包括示威人士中有人縱火，並燃燒以三角鐵欄、長竹、膠欄、路牌、巴士站牌、垃圾桶、膠水馬、雨傘及修頓球場的觀眾看台等築成的巨型路障，濃煙的高度曾一度去到七至八層樓高，並曾經發出爆炸聲。於不同時段集結的人數成百上千，他們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示威人士不少穿黑衣黑褲、佩戴頭盔、防毒面具、口罩、眼罩、或以面巾遮面，其中有人手持自製白色或黑色圓形盾牌、部分手持棍狀物體/雨傘；有人向警方投擲汽油彈、玻璃樽及磚頭等硬物，有人高叫口號，用雜物堵塞多條行車路，又有人以藍色及綠色鐳射裝置照射警員，亦有人手持木棍、雨傘、鐵通、石頭不斷敲打街上的藝術裝飾品或拍打地下來發出巨響。即使警方發出警告及採取驅散和截停拘捕行動，暴動集結依然持續。期間有集結人士用盾牌、棍狀物體及雨傘築起防線，和警方對峙。後來暴動集結沿軒尼詩道持續至銅鑼灣。

作出推論的原則

54.辯方作出結案陳詞時，多次強調D5在某一刻或某一個階段的行為，不足以令法庭作相關的唯一合理推論。舉例說，P9(1)顯示D5早於1942時已在暴動現場，片段拍攝到D5在縱火的位置逗留了大約10秒，當時在聚集人士的人群中觀望着火焰，沒有和任何人有對話或互動[47]；辯方指：「針對共同行事方面的證據，被告單單身在現場這一點，本身並不足以證明他有罪。」[48]/「控方不能憑此階段的行為在毫無合理疑點的基準下證明[D5]與其他參與者集結共同行事。」[49]（本席強調）

55.辯方亦重複指出，在不同階段，暴動現場出現了包括看似是記者及圍觀人士的人，甚至乎有人用水或滅火筒嘗試救火，有人追着水炮車用手機拍攝該車輛，他們明顯並沒有參與暴動，所以「即使一名人士有與其他暴動者『集結』，也不等於便有『共同行事』。因此，在這階段，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基準下證明[D5]與其他參與者集結共同行事。」[50]/「即使法庭接納[D5]有身處軒尼詩道1號或22號對出位置有與其他聚集人士集結，控方不能單單以此片段，推斷她有參與意圖。」[51]（本席強調）

56.就環境證供而言，Blackstone’s Criminal Practice (2025) [F1.22] 段指：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works by cumulatively, in geometrical progression, eliminating other possibilities’ (DPP v Kilbourne [1973] AC 729. Pollock CB, likening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a rope comprised of several cords, said: One strand of the cord might be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the weight, but three stranded together may be quite of sufficient strength. Thus it may be i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 there may be a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no one of which would raise a reasonable conviction, or more than a mere suspicion; but the whole, taken together, may create a strong conclusion of guilt, that is, with as much certainty as human affairs can require or admit of. (Exall (1866) 4 F & F 922, at p 929)”

57.本席作出推論時，可以及應該考慮所有環境證據所產生的累積效應[52]。

58.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何善航及另二人 CACC 236/2022，各申請人的陳詞是，案件中缺乏直接可把他們置身於暴動現場及參與暴動的任何直接證供，而案中的其他的證供不可供原審法官作出有關的推論。就這一點，上訴庭指出法庭已多次處理類似的上訴理由，並且列出了有關的部分案例，以及進一步指：

「16. 本庭在方淦輝案[CACC 58/2023]中指出：

『15. … 上訴理由也犯了此類案件的通病：過分強調缺乏直接證供，而忘卻了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和力度；也誤解了盧建民案的真正意義。本庭已多次處理過沒有申請人直接參與的證據但環境證供可作出推論的情況，較新近的有劉晉旭案[CACC 243/2021]。誠然，單憑在暴動現場附近被截停一點，未必可供作出參與的推論，然而，把基本事實逐一切割式地分析，而忽略了證供的一體性，就是同類案件上訴的一般致命傷。』（本庭強調）

…

27. … 本案的所有證供，匯集起來，『環環相扣，互相印證，並以幾何級數累積以摒棄其他可能性』（李安翹 案[CACC 4/2022]第26段）。

28. … 原審法官有權作出他們均曾參與本案的暴動，雖然沒有證供顯示他們各自在暴動中作出什麼作為，原審法官仍可作出他們是藉着身在現場與其他暴動人士集結在一起，藉此壯大聲勢，從而鼓勵及/或協助其他暴動人士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的唯一合理推論。」

59.正如眾多案例[53]（包括非法集結和暴動案件的案例）指出，法庭的推論需得自所有情況的累積比重；單一項的證供雖未必可以讓法庭作出推論，但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則可供法庭作出壓倒性的推論。拿辯方的例子來說，一名在暴動現場追着水炮車用手提電話拍攝照片的人士，單憑他這一刻出現在暴動現場以及拍攝警車，未必足夠作相關推論，但假如有其他證據顯示他在暴動現場逗留了一段時間，以及他攜帶着示威人士一般管有的物品等等，便有可能可以作出相關的唯一推論。即使每項證據，單獨來說可作無罪推論，數項事實累積起來，可能足以屏除這個可能性。換言之，單單在本案抽取一個畫面、一個動作，或一句說話去作為例子或去作出分析，根本沒有意義。

60.在審視D5當時的言行和考慮法庭是否能作出相關推論時，本席必須考慮當時所有的有關情況，包括相關背景及環境、暴動經過、警方推進行動的情況等。

D5於1942時至2020時身處暴動現場

61.現場片段顯示（以及不爭議的是），於約1942，D5已經在軒尼詩道發生暴動的現場（縱火位置附近）出現[54]；1958時至2020時，於軒尼詩道近分域街至馬師道，D5在集結人群附近，近警方防線的位置，以咪及擴音器叫喊，內容包括上述第19段所列出的說話，即警方不可以發射布袋彈槍及橡膠子彈、需要保持克制、不應「大追捕大追殺」、有老人家及小朋友在人群當中、警方不需要將水炮車開前或使用催淚彈等等。顯然，D5在案發當日於1942至2020時（被拘捕時）一直身處暴動現場（即上述的範圍一）。

D5的衣着及攜帶的物品

62.D5在現場時，身穿一件黑色短袖T恤（印有白色字「我哋係社工 守護公義」）、白色長褲，掛頸一個空氣過濾器口罩，手持一支咪（末端橙色），揹着一部戶外擴音器，在攜帶的袋內有另外一支（末端藍色）以及一個無線收音咪[55]。

63.D5選擇穿着相關顏色及印有相關文字的衣服，攜帶多支咪及戶外擴音器到現場，並且在現場用咪及擴音器大聲叫喊。本席認為她當時顯然希望（及知道）這樣做會引起現場人士的注意，留意她衣服上的訊息以及叫喊的內容。她亦攜帶了空氣過濾器口罩（俗稱「豬嘴」）；這是因為她一早預料到現場有可能會演變成非法集結/暴動的情況，而她到時逗留在現場便需要用上這個口罩，應付催淚煙。

64.換言之，她是有準備而前往現場的。

D5在1942時的出現

65.片段及控方證人的證供顯示早於約1910時，集結人士在軒尼詩道1號及22號對出的軒尼詩道東西行線開始縱火並燃燒巨型路障，他們甚至將修頓球場的觀眾看台推到該巨型路障一併燃燒，期間有集結人士把物件掉入燃燒物中令火勢加劇，而在場的集結人士亦有高叫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有人繼續以藍色及綠色鐳射裝置照射周圍，亦有人手持木棍、雨傘、鐵通、石頭不斷敲打來發出巨響。約1924時，縱火位置的火勢開始猛烈，更冒出大量黑色濃煙。約1930時，濃煙的高度曾一度去到七至八層樓高，並曾經發出爆炸聲。約1935時，消防員到場並嘗試以滅火筒撲滅火焰，但因火焰太大不果，火焰反而觸動附近大廈響起警鐘，及觸動軒尼詩道22號衛蘭軒的灑水器灑水。大火再約1947時才被救熄。上述情況明顯對社會安寧造成實質的破壞，及對個人的傷亡及財產的損壞構成實質的威脅。

66.在1942時，D5被拍攝到在集結人群當中，觀望着猛烈的火勢[56]。換言之，即使沒有片段拍攝到D5於1942時之前在現場，在大火焚燒這個階段，D5已經身處暴動範圍，在核心的位置，並且清楚知道相關的道路已被暴動者完全堵塞，以及暴動者的行為已升級到焚燒巨型路障雜物的地步，而且火勢十分猛烈，火焰和黑煙有幾層樓高，隨時會演變成火勢不受控制的局面，導致人命傷亡，假如消防員和警員不是及時到場控制形勢，後果不堪設想。

67.以當時的環境情況，任何人均可以知悉現場發生帶有危險的暴動集結。以D5出現的位置，她在1942時已必然清楚知道集結者的暴力行為已經達到上述這個惡劣情況；D5仍然選擇留低在現場，並且有進一步的行動。

警方的推進

68.根據案中的證據（包括不爭議的片段），警方由金鐘沿軒尼詩道往東推進期間，警方應變大隊不時停下來，之後再推進。控方證人指，這是基於人手調配和安全考慮，大隊需要不時停下來重組（reform）。

69.從片段可見[57]：

大約實時	行動
1947	警方開始從金鐘力寶中心外沿軒尼詩道往東推進	推進約2分鐘
1949	警方推進至軒尼詩道1號外的巨型路障，展開清除，然後進行重組	停頓約4分鐘
1953	警方於軒尼詩道1號外重新推進	推進約7分鐘
2000	警方推進至軒尼詩道近盧押道外，拘捕了數人，並於上址進行重組	停頓約4分鐘
2004	警方於上址再次推進	推進約4分鐘
2008	警方推進至軒尼詩道近史釗域道並於上址進行重組	停頓約8分鐘
2016	警方於上址再次推進	推進約3分鐘
2019	警方推進至軒尼詩道近馬師道並於上址進行重組	停頓約1分鐘後D5被捕
2020	PW5在軒尼詩道與馬師道交界拘捕D5

70.由金鐘力寶中心到軒尼詩道與馬師道交界（D5被拘捕的位置）的大約1,500米路程[58]，警方用了約32分鐘（由1947至2019時）作出推進，而警方積極地推進的時間和停頓的時間相約都是16分鐘左右。在推進過程中，警方舉起了不同旗幟作出警告，亦利用擴音器和水炮車的廣播系統作出口頭警告，要求在場人士離開。海綿彈槍及催淚水劑等的使用，只是在個別時段用以驅散與警方對峙的暴動人士。可見，警方當時的行動十分克制（特別當考慮到現場集結人士使用暴力的程度）。

71.本席同意控方以下的說法：從上述種種情況可見，無論是在警方展開推進之前的時間（即1947時之前），處理巨型路障期間（約1949至1953時），以及其後的推進期間（約1953至2019時），在暴動現場的人士，有超過充分的時間、機會和空間離開現場。然而，有很多集結人士選擇繼續留在暴動現場，組成防線以及持續用鐳射光照射警方，亦有人繼續投擲汽油彈。他們持續與推進中的警方對峙，大部份集結人士一直和警方防線保持大約一個街口距離。顯然，他們明知警方在推進驅散，還故意留下來與警方對峙，他們留低並不是因為警方不給予足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離開及散去。而在以上的情況，一個不想牽連於其中的普通市民，是絕無可能選擇置身於現場的。

D5在1957至2020時的言行

72.不爭議的是在約1957時至D5被捕時（約2020時），D5比較接近警方防線，D5跟隨警方持續向東（即大部分示威者聚集的方向）移動，暴動人群亦向東移動，而警方的防線在每一刻距離大部分示威者聚集的位置有大約一個街口。

73.因此，D5在這段時間必定看見、聽見及知道：（1）警方不斷發出警告和相關警告的內容；（2）警方是用克制的方式推進並且不時停頓；（3）示威者持續用鐳射光照射警方；（4）示威者不時向警方投擲汽油彈及其他硬物。在相關時段，警方多次發出警告，任何在現場的人士必然知道警方正進行掃蕩/拘捕行動，一般無辜的途人不會出現在警方推進的路線中，或加入示威集結的人群，他們理應會盡快離開及避免接近，仍然留下來的人士，必然是抵抗警方的暴動參與者。換言之，D5必定清楚知道警方已向現場人士作出多次警告，並且給予他們充足時間及機會離開，而選擇逗留的集結人士是明知警方正在作出驅散行動但故意留下來與警方對峙的人士。D5也理應盡快離開這麼危險的暴動集結現場，但她不但選擇繼續逗留，更用擴音器大聲叫喊。

74.辯方不爭議在約1958至2020時，D5用擴音器和咪叫喊的內容（見P9）。現場拍攝片段顯示[59]：

大約實時及位置	D5的叫喊說話
1958 軒尼詩道西行線近分域街至盧押道	•  呢個係市民發出既警告，請你唔好開槍。你唔可以開布袋彈槍... •  市民向後退緊... •  你係唔須要開槍既...
1959 軒尼詩道西行線近盧押道至柯布連道	•  向香港市民開槍... •  受傷，嚴重受傷... •  留意前面嘅防暴警察同速龍，你而家生命無受到威脅，係唔可以開布袋彈槍，橡膠子彈... •  請警務人員保持冷靜同克制，因為你手持武器，你如果清場，驅散，係唔需要開任何既布袋彈槍...
2000 軒尼詩道西行線近盧押道至柯布連道	•  如果你只係清場同埋驅散，而家已經達到目的，你係無生命危險嘅情況之下，唔應該開布袋彈槍... •  而家人群已經撤退... •  你地已經達到目的... •  請指揮官提醒你既前線同事保持冷靜同埋克制，因為你地手持武器...
2001 軒尼詩道西行線近盧押道至柯布連道	•  開槍係唔會有效嘅。請留意返現場環境。請警方保持克制冷靜，請留意返現場環境...
2012 軒尼詩道東行線近史釗域道交界	•  請前面既警察保持克制冷靜，市民正在撤離中... •  我地需要時間。非常大量既人群，特別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師奶，有街坊，佢地需要時間撤離... •  如果(佢/你)地係另有行動目的... •  你係要比足夠既時間市民撤離...
2013 軒尼詩道東行線近史釗域道交界	•  警務人員你地距離太遠市民聽唔到你地可唔可以重覆多次... •  市民係需要時間撤離架...因為大量市民係人群當中，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師奶，有街坊，你地今日嘅行動目的唔係大追捕大追殺，你係需要給予足夠時間俾市民撤離...
2014 軒尼詩道東行線近史釗域道交界	•  舉旗嘅指揮官或者係...警員留意，市民係睇唔到你舉旗...
2015 軒尼詩道東行線近史釗域道交界	•  留意，市民撤離係需要時間既...
2017 軒尼詩道東行線近史釗域道至杜老誌道	•  唔需要開任何布袋彈...
2020 軒尼詩道東行線近馬師道交界	•  市民已經撤離中，水炮車唔需要再開前... •  留意到市民已經撤離中... •  如果你係需要驅散市民，係需要給予足夠時間... •  而家係無危險，你係唔需要向呢個方向射催淚彈架...

75.正如上述提及，D5在這段時間必定看見、聽見及知道警方不斷發出警告和給予在場人士時間及機會離開，以及示威者持續的對抗及激進行為。D5不但沒有離開，反而選擇叫喊，作出一些對警方失實的指控，這些指控明顯不反映當時現場的情況。

76.舉例說，於約2008至2016時，警方防線是停頓作出重組的其中一個階段，而示威者在大約一個街口距離集結，並沒有散去。在這個警方已停低及沒有推進的階段，D5仍然不斷叫喊，內容是要求警察克制及冷靜，並且指「非常大量嘅人群，特別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師奶，有街坊」需要時間撤離 /「大量市民係人群當中」，重複警方需要給予市民足夠時間撤離，以及警方不應「大追捕大追殺」。

77.當時警方防線正在停頓，沒有推進，明顯他們的行動並不是「大追殺」；現場亦顯然沒有「大量市民係人群當中」。而即使在個別推進時段中，警員偶然有快步前進，整體來說，警方的推進方式和速度，絕對說不上是什麼大追捕或大追殺。D5一直跟着警方防線前進，必然清楚這一點。D5叫喊的內容不斷暗示或指控警方當時的驅散行動及推進過分快速或過分使用武力缺乏理據的，內容不公允，以及具挑釁性，亦明顯會鼓勵集結人士情緒更加高漲，對警方的態度更加敵對。D5必然知道這一點，仍然選擇這樣做。

78.D5的其他叫喊說話亦明顯失實和具挑釁性。

(1) 她多次說：「市民向後退緊」/「市民正在撤離中」/「市民需要時間撤離」/「你係要俾足夠嘅時間市民撤離」，意思是還有很多普通市民在示威者當中，暗示警方沒有給予市民時間及機會離開現場，這個講法明顯失實（而D5必定知道這一點），本席剛才已作出分析。

(2) 她說警方「向香港市民開槍」，會使他們「受傷，嚴重受傷」，更加是失實，亦明顯會令現場集結人士對警方的敵意惡化，挑起争端，加劇事態的嚴重性。

(3) 她說：「而家人群已經撤退」/「如果你只係清場同埋驅散，而家已經達到目的」/「你哋已經達到目的」。這顯然不是事實，D5亦清楚知道這不是事實，因示威者一直仍然和警方對峙，沒有散去或撤退。

(4) 她多次要求警方保持克制冷靜，以及說：「你唔可以開布袋彈槍」/「你係唔需要開槍既」/「你而家生命無受到威脅，係唔可以開布袋彈槍，橡膠子彈」/「請警務人員保持冷靜同克制，因為你手持武器，你如果清場，驅散，係唔需要開任何既布袋彈槍」/「你係無生命危險嘅情況之下，唔應該開布袋彈槍」/「而家係無危險，你係唔需要向呢個方向射催淚彈㗎」。這些說法及指控不反映事實：當時示威者仍然手持棒狀物件及盾牌等繼續集結，和警方對峙，他們仍然有作出拋擲汽油彈及硬物和用鐳射裝置向警方照射等等的暴力行為，情況十分危險，警員及居住在區內的市民的人生安全仍然受到威脅；警方在行動中，特別在示威者使用以上方式對峙的情況下，有可能衡量了相關因素後認為需要使用催淚彈/布袋彈槍協助進行驅散，這亦是合理的做法；所有這些都是顯然易見的。D5明知當時的情況，仍然暗示警方使用不恰當、不克制的方法和武力驅散示威者，指控顯然是沒有基礎及具挑釁性的。

79.本席認為，案中的證據顯示，D5刻意穿着印有「我哋係社工 守護公義」的黑色T恤去到現場，並且帶備空氣過濾器口罩及戶外擴音器材；她在現場看見暴動已發生，集結人士持續向警方對峙，D5仍然選擇使用擴音器叫喊，並作出對警方失實的指控，當時亦有說「呢個係市民發出嘅警告」，明顯是希望透過行動及說話傳達以下訊息：她代表市民向警方作出指控，她身為一名專業的、「守護公義」的社會工作者，都認為警方的行為並不恰當，暗示公義的一方是和警方對峙的集結人士，而她和示威者站在同一陣線並且共同行事，認同他們的做法。D5當時的叫喊刺激、激勵、鼓動、驅使暴動集結的人士繼續集結對峙，令示威人士知道現場有人（D5）在替他們發聲，指控及拖延警方。

辯方的各論點不成立

80.在考慮是否能作出相關不能抗拒的推論時，本席已考慮了辯方的陳詞及論點。本席以下就辯方陳詞的重點作出分析。

81.辯方認為控方未能證明D5和其他暴動者作出的行為之間有足夠的聯繫，不能證明D5和他們集結在一起並共同行事。本席不認同。辯方主要的論點是：D5大部分時間在行人路上並且與警方防線並行/比較接近警察，和示威者保持最少100米的距離，期間亦沒有做出任何可以將她與其他參與暴動者聯繫在一起的行為。然而，案例指出非法集結及暴動不是靜態的犯法行為，而是流動性很高，參與者會四處游走，也會為了避開警察、針對目標或其他原因而時散時聚，他們作出的暴力會時生時滅，又會互相呼應協調。在本案的暴動中，在警方推進的階段，集結人士主要聚集在警方防線的前一個街口不斷向東移動，但這並不表示沒有其他集結人士「離隊」用其他方法參與該暴動（例如在不同位置用鐳射光照射警員或跑到某個位置投擲汽油彈）。雖然在警方推進的時段，D5的位置比較接近警方的防線，但她一直身處的位置仍然是暴動範圍內。更重要的是，她當時選擇參與集結/暴動的方式，是在現場大聲叫喊警方處事不當的指控，藉此鼓勵及支持集結人士去繼續他們的行動；因為指控性/暗示警方不對的說話內容是針對警方，她自然是會靠近警方防線叫喊。換言之，因為D5選擇支持及鼓勵集結人士的方式，是對警方作出指控（從而亦會拖延他們的執法行動），因此她當然身處的位置較近警方防線。D5的言行顯示她和其他暴動者作出的行為之間有足夠的聯繫，並且D5和他們共同行事。

82.辯方認為示威者未必能夠聽到D5的說話，D5亦不一定有意圖憑藉該些說話鼓勵他們。首先，D5叫喊的說話是否實際上鼓勵了示威者並不是重點，這亦不是控罪元素[60]。重點是D5是否具有相關的意圖，以及她的言行是否能/可以鼓勵示威者（而本席上述已解釋了為什麼這些已被確立）。本席不認同示威者聽不到D5的叫喊。雖然D5在過程中身處的位置比較接近警方的防線，但是她利用咪和戶外擴音器大聲叫喊，片段顯示D5叫喊的聲量很大，本席肯定在場的部分示威人士必定能聽見D5叫喊的說話，D5知道他們能聽見，而該些示威者是知道D5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並且是在支持他們的。本席認為D5的說話內容亦的確會鼓勵示威者繼續和警方對峙，鼓勵他們繼續進行破壞或威脅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83.辯方指出沒有直接證據（例如控方證人的證供）顯示D5的言行妨礙了警察的工作或給他們帶來了滋擾。本席認為控方根本不需要證明這一點。然而，D5當時語氣、聲調和聲量以及說話內容，明顯是在表達對警方的不滿，指控及暗示他們的行動不合理等等，而本席剛才已解釋了為什麼這些指控失實。D5在相關的大約20分鐘跟着警方大隊，持續這樣叫喊。本席認為在這個情況下，警員事實上必定因此而感到滋擾，工作亦有受某程度的妨礙。

84.辯方認為D5的言行沒有鼓勵的效果，反而是勸喻人士盡快跟從警方的指示驅散，辯方提出D5到現場有可能是希望憑一己之力緩和現場氣氛，以及憑藉自己的社工身份去緩和警方的情緒（並不是鼓勵示威者對峙）。本席不認同這個講法。D5沒有作供，沒有證供支持辯方聲稱D5是希望緩和氣氛的論點。而且D5叫喊的內容針對警方，並對他們作出不反映事實以及不公平的指控，D5在過程中沒有向集結人士作出任何呼籲，沒有勸喻他們停止暴力行為及離開現場。假如D5的意圖是緩和氣氛，並不會只是針對一方，特別當D5能清楚看見警方克制，反而是示威者不斷使用暴力以及和警方對峙。D5明知現場情況，選擇用相關的方式持續叫喊一些對警方失實的指控，明顯偏幫與警方對峙的集結人士。假如她是如辯方所指希望用她的說話說服暴動人士不要逗留在現場攻擊警方、和警方對峙，她沒有理由只是對警方作出指控和要求警方克制，而在所有片段完全沒有顯示她曾經勸喻過集結人士停止暴力行為及離開 — 這顯然會是更加直接有效的方法。本席認為辯方的說法並不成立。

85.辯方力陳，在不同時段，片段亦顯示有圍觀途人及記者在場，而這證明即使一名人士有與其他暴動者集結，也不等於便有共同行事。就該些人士而言，本席上述已提及，單單看一個畫面，沒有其他資料（例如有關人士在暴動現場逗留了多久、是否有裝備等等），並不能作出一個結論。

86.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方淦輝 CACC 58/2023，案中的D15的其中一個上訴理由指，原審法官一方面接受呈堂片段或截圖顯示現場有路過或無辜的途人，但另一方面卻裁定一些選擇不離開暴動現場的人必然是藉著留守現場從而支持及鼓勵其他示威者，裁決的邏輯自相矛盾，屬不一致裁決；對身處暴動現場的人作出錯誤和不一致的裁斷[61]。上訴庭就這一點指出：「22. 原審法官旨在指出即使截圖顯示有圍觀者，也不一定代表圍觀者不曾或曾經參與暴動，『最後去向未明』和『單憑』等用詞這正正顯示，即使沒有參與的直接證供，單一項的證供雖未必可以讓法庭作出推論，但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則可供法庭作出壓倒性的推論…」。

87.而且，本席在本案需要斷定的，是控方是否能證明D5干犯了控罪，而並不是其他人士是否有參與暴動。

88.本席以上只是就辯方陳詞的重點作出分析，本席重申，在達至裁決前，本席已考慮了案中的證據、辯方對控方證人的盤問及控辯雙方對證供的分析，亦考慮了雙方結案時作出的所有書面及口頭陳詞。本席並不認同辯方的陳詞及論點。

控方已證明每一個控罪元素

89.本席認為，正如上述所指，D5有備而前往現場，並且在約1942時，走進示威集結者的中心集結地帶，看見及清楚知道情況已演變成危險的暴動集結，仍然選擇不離開，繼續逗留在現場，更加於約1958至2020時跟隨（和大部分示威者一直分隔約一個街口的）警方防線，不斷叫喊一些針對警方的失實指控，直接指或暗示警方當時的推進、驅散、拘捕過分快速或過分使用武力等。D5以她是「守護公義」的社會工作者身份身處現場為示威者撐腰，用叫喊失實指控的方式有意識地為參與集結人士發聲，從而亦會拖延警方對於暴動集結人士的行動。D5用她的言行表示認同示威者的的做法，她和示威者站在同一陣線並且共同行事，為他們給予支持及作後盾，壯大及增加他們向警方對抗的決心及信心。

90.本席認為唯一的合理推論是D5有意圖參與本案的暴動，並透過上述的方式與其他暴動人士集結在一起，從而鼓勵其他暴動人士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本席認為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令法庭就D5能作出壓倒性的推論。

結論

91.基於以上所述，本席裁定D5有參與本案的暴動，並裁定她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