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朱家昌

DCCC 777/2025

[2026] HKDC 113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7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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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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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被控共四項「欺詐」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6A條：

(1) 2020年9月22日，藉作欺騙（即向善橋財務有限公司（善橋）虛假地表示，陳蘭華同意讓屬於願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願力）九龍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7樓2室物業予以押記作為按揭貸款的保證，並同意作願力借取上述按揭貸款的擔保人）並意圖詐騙而誘使 善橋 向該 願力批出貸款港幣1,200,000元，導致被告人獲得利益，或導致善橋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控罪1）；

(2) 2020年11月10日至2021年1月14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藉作欺騙（即向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虛假地表示，關於申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之下非循環有期貸款融資，被告人及 / 或南中國科技（貿易）有限公司（南中國）就該南中國的財務狀況及僱員薪酬所提供的支持申請資料均屬真確）並意圖詐騙而誘使東亞銀行向該 南中國 批出貸款港幣5,000,000元，並就上述貸款向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申請擔保，導致被告人及 / 或南中國獲得利益，或導致東亞銀行及 / 或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控罪2）；

(3) 2020年12月30日，藉作欺騙（即向易華為財務有限公司（易華為）虛假地表示，陳蘭華同意讓屬於願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願力）九龍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7樓2室物業予以押記作為按揭貸款的保證，並同意作願力借取上述按揭貸款的共同借款人）並意圖詐騙而誘使易華為向該願力批出貸款港幣2,000,000元，導致被告人獲得利益，或導致 易華為 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控罪3）；

(4) 2020年12月30日，藉作欺騙（即向易華為財務有限公司（易華為）虛假地表示，陳蘭華同意讓屬於京煒有限公司（京煒）的香港北角炮台山道32號富澤花園富達閣16樓H室物業予以押記作為按揭貸款的保證，並同意作京煒借取上述按揭貸款的擔保人）並意圖詐騙而誘使 易華為 向該 京煒 批出貸款港幣500,000元，導致被告人獲得利益，或導致 易華為 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控罪4）。

2.被告人承認控罪2至4。經協商後，控辯雙方同意將控罪1留檔，除非獲得法庭批准，不可繼續予以起訴。

案情撮要

3.被告人承認的「經修訂案情撮要」，內容如下：

(1) 在所有關鍵時間，被告人及當時的妻子陳蘭華（陳）共同持有願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願力）及京煒有限公司（京煒）。被告人亦是南中國科技（貿易）有限公司（南中國）的董事兼股東；該公司於2008年8月4日在香港成立為法團。

(2) 2020年，被告人面臨財務困難，打算將屬於願力，位於九龍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7樓2室的物業（物業一）質押以取得按揭貸款。於或約於2020年9月22日，被告人藉着將物業一質押，從善僑財務有限公司取得1,200,000港元按揭貸款（按揭貸款A）。

來自易華為財務有限公司的按揭貸款（控罪 3 及 4）

(3) 2020年12月30日，被告人由於不想 陳 知道他的財務問題，在財務中介李佩文女士的協助下，安排一名身份不明女子（女子A）假扮陳，將物業一及另一個位於香港北角炮台山道32號富澤花園富達閣16樓H室，屬於京煒的物業（物業二）分別質押，從易華為取得2,000,000港元（按揭貸款B）及500,000港元（按揭貸款C）的按揭貸款。

(4) 在貸款協議中，願力 及 京煒 分別獲指明為按揭貸款B及C的借款人，而被告人及陳亦獲指明為該兩筆按揭貸款的共同借款人。貸款協議由被告人及假扮陳的女子A共同簽署。

(5) 易華為相信願力及京煒的兩名擁有人（即被告人及陳）均同意將物業一及二予以押記作為貸款的保證，並同意作貸款的共同借款人，遂於2020年12月30日分別向願力及京煒批出貸款2,000,000港元及500,000港元。

(6) 按被告人要求，按揭貸款B中的1,250,000港元支付予善橋，以清償按揭貸款A，餘下的750,000港元則於2020年12月30日以支票方式發放給被告人。2020年12月30日，按揭貸款C同樣以支票方式發放給被告人。其後，貸款於2021年3月18日全數清還。

(7) 易華為假如知道簽署貸款協議的人並非陳，便不會批出按揭貸款B及C。

(8) 陳對上述向 易華為 提出的按揭貸款申請毫不知情，亦從沒簽署任何與按揭貸款B及C有關的文件。陳沒有授權任何人（包括被告人）代為簽署任何貸款文件。

向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申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之下非循環有期貸款融資（控罪2）

(9) 為紓緩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而被受打擊的本地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現金流問題，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按證保險公司）於2020年4月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之下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旨在減輕中小企因收入減少而苦於支付僱員工資及租金的財政負擔，以免中小企倒閉裁員。按證保險公司為參與貸款機構（包括東亞銀行）所批出的信貸融資提供百分百擔保。案發期間，每間合資格中小企的最高貸款額為該企業12個月的僱員薪酬及租金總額或5,000,000港元，以金額較低者為準。「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下的貸款利率優惠，由政府百分百擔保。

(10) 在所有關鍵時間，東亞銀行是參與貸款機構之一，根據「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提供非循環有期貸款融資。除其他業務外，東亞銀行負責為按證保險公司處理「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貸款程序，包括接收申請、審核申請人申請資格、計算貸款金額和初步審批貸款。東亞銀行會將申請轉交按證保險公司作最終覆核和申請擔保。擔保獲批後，東亞銀行會向申請人發放貸款。

(11) 2020年11月10日，被告人向東亞銀行申請5,000,000港元「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代表南中國作為借款人及其本人作為貸款擔保人，簽署「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相關申請表格（涉案表格）。在該些表格中，被告人聲稱 南中國 從事音響器材批發業務，2019年10月至12月期間平均每月營業額為1,218,857港元，又聲稱在提交申請時，南中國有8名全職員工，過去12個月承擔的工資總額為5,276,280港元。被告人簽署上述表格，即聲明他提供的所有資料均屬真實、準確、最新及完整。

(12) 2020年11月10日至2021年1月14日期間，被告人為支持上述申請，向東亞銀行及按證保險公司提交以下文件的副本，該些文件其後證實載有虛假資料：

(i) 看似是由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星展銀行）發出、日期為2019年7月31日、2019年8月31日、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5月31日的南中國的銀行帳戶（號碼 781356387）往來帳戶結單（星展銀行結單）副本；

(ii) 看似是由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信安信託）發出、日期為2020年5月8日的南中國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付款結算書（強積金結算書）副本，顯示南中國於2020年4月1日至30日期間，為8名宣稱僱員繳付23,980港元強積金供款，薪酬總額為427,700港元；以及日期為2020年5月31日的相關星展銀行結單，看來顯示已於2020年5月8日為上述強積金供款以支票方式提取23,980港元。

(13) 按證保險公司相信被告人為支持上述貸款申請而提供關於南中國財務狀況及僱員薪酬的資料及支持文件均屬真實準確，於是就該筆貸款批出擔保，而東亞銀行則於2021年1月12日向南中國批出貸款5,000,000港元，上述貸款於2021年1月14日存入南中國在東亞銀行所持的銀行帳戶。

(14) 曾國軒Andy先生（曾）是星展銀行副總裁，獲調派負責金融罪案調查及企業安保。他證實被告人為支持上述貸款申請而提交的星展銀行結單屬虛假。信安信託退休金營運經理勞斯敏女士證實被告人為支持上述貸款申請而提交的強積金結算書屬虛假。

(15) 名列上述強積金結算書的4名宣稱南中國僱員，即袁綺琪Kristy女士、黃穗嫦女士、楊海明先生及趙美芬女士確認在上述強積金供款期間（即2020年4月1日至30日）從沒有為南中國或被告人工作，亦未曾從南中國或被告人收取任何薪金。曾又確認，看來顯示於2020年5月8日向上述宣稱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的相關星展銀行結單屬虛假。

(16) 東亞銀行及按證保險公司假如知道被告人為支持上述貸款申請而提供關於南中國財務狀況及僱員薪酬的資料及支持文件屬虛假，便不會向南中國批出上述貸款或提供擔保。2021年5月，南中國拖欠向東亞銀行還款。截至2025年2月28日，南中國 欠下東亞銀行的未償還貸款本金餘額為4,922,169.33港元。

(17) 2021年6月3日及2021年11月14日，被告人在警誡下接受廉署人員會面。他在警誡下承認向易華為申請相關按揭貸款，並安排女子A假冒陳申請貸款。被告人又承認向東亞銀行申請「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而涉案表格及支持文件上所附簽署均屬於被告人本人。被告人確認南中國以最低限度運作，只有一名僱員，他因而知道南中國並不符合資格向東亞銀行申請如此大額貸款。

4.雙方同意截至2026年5月5日南中國 欠下東亞銀行的未償還貸款本金餘額為6,351,334.20港元。

被告人的背景

5.被告人現年66歲，曾接受中六程度教育。2021 年他與妻子離婚，兩人沒有子女。被告人父𧡘於1995年離世；母親現年100歲。

6.大律師於陳詞第4段指被告人20年前任職影視工程，但因生意欠佳，於2020年停業。後來又指被告人只是受雇於其姊夫或妹夫持有的「南中國科技有限公司」（非涉案的南中國科技（貿易）有限公司），月入20,000元。後來大律師又指被告人持有該公司的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權。該公司生意欠奉，於是被告人於2020年離開該公司，將他持有的股權無償轉讓給姊夫或妹夫。大律師亦確認，該公司並沒停業。

7.起初，大律師指被告人離開姊夫或妹夫的公司後才設立涉案的南中國經營影音視聽裝修工程。後來又指2018年已成立南中國經營「另類」貿易生意，並於2019年開始營業。後來又指南中國 只是售賣常見的影音器材。之後又稱負責裝嵌電視機，因此需於北角設立陳列室；由於疫情關係，沒有收入，只有支出。當被問及資金來源時，被告人指受雇期間經常接觸信用狀。本席提醒被告人小心自證其罪 (self-incrimination)。之後，大律師便沒有進一步解釋。

8.被告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於 2021 年 5 月申請破產；破產令於2025年已撤銷。

原則

9.「欺詐」是極嚴重的控罪，一經循可公訴程序被定罪，最高刑期為14年監禁。這類案件的案情千變萬化，因此沒有量刑指引；判刑視乎案情而定。除非有極特殊的因素，就算是初犯，商業欺詐也須判處即時監禁：HKSAR v Ho Ka Keung (No. 2) [2009] 1 HKC 88。

10.於該案例中，一間名為Sky Pacific的保險經紀公司向New York Life保險公司提交載有重要虛假資料的人壽保險建議書，從而獲取相等於首年保險金138%的佣金，亦令New York Life發出人壽保險單及蒙受可觀的風險。被告人是Sky Pacific的股東及董事。雖然沒有證供顯示被告人知悉Sky Pacific如何吸引客戶。可是證供顯示被告人成立Sky Pacific；確保Sky Pacific成為正式的保險經紀；將Sky Pacific交予該案的主腦及知悉Sky Pacific是用作詐騙New York Life。被告人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詐騙罪罪名成立，被判處30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11.上訴法庭指出判刑時可考慮的其中一些因素：

“11. This was a carefully structured, ongoing and substantial fraud in which the applicant played an active and vital role, even if it were not he who had conceived of the scheme.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commercial frauds will attract, other than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n immediate custodial sentence, even for a first offender. Obviously the length of that sent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factors such as, but not exclusively, the nature of the fraud itself; the duration of the fraud; its sophisticatio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onvicted person; the effect it may have on the marketplace; whether there are cross-border or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isk to the victim’s proprietary interests, as well as, albeit to a minimal extent, the extent of any loss actually sustained.”

討論

12.大律師援引 Ho Ka Keung 案，但沒有就上訴法庭列出的判刑因素作任何陳述。另外，大律師亦提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馮錦輝 DCCC 826/2023。這是本席於同級法院的判刑案件。

13.首先，上訴法庭已多次指出，同級法院的判刑，從來沒有經過上訴而被肯定，也沒有什麼量刑原則可言，對量刑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參考價值，根本起不了任何指導作用，根本不應稱之為「案例」：律政司司長訴溫達揚 [2022] HKCA 1328；律政司司長對唐健帮及另二人 CAAR 13/2022 [2023] HKCA 896 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劉晉旭及其他人 CACC 243/2021 [2023] HKCA 1098。上訴法庭亦於 唐健帮 案第35段指出，就算控罪相同，每件案的案情、被告人的背景、犯案動機、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事項可謂千變萬化；任何單純對案件判刑作出比較的做法，都不能協助法庭處理判刑的議題。歸根究底，控罪要旨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及適當的量刑因素才是重點所在，而非個別案件的判刑（亦見 劉晉旭 案第51段）。

14.再者，本案的案情與 Ho Ka Keung 案及 馮錦輝 案的案情有重大的差別。於 Ho Ka Keung 案中，被告人設立公司、確保該公司成為註冊保險代理，之後將公司營運交予他人，用作詐騙。詐騙的方式是於申請表上填上虛假資料 (false information)。該案並不涉及使用「演員」或行使假文件 (false documents)。

15.於 馮錦輝 案中，被告人代表其公司向渣打銀行提交一份「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中小企業分期貸款申請表。被告人為了獲得更高的貸款金額，在貸款申請前訛稱聘用一批不認識的人士，並付款支付該些「僱員」的強積金；獲得支持貸款申請的文件後，便聲稱已辭退上述職員，要求強積金退款。換言之，該案的被告人向銀行提供載有虛假資料的文件 (false information)，但並非假文件 (false documents)。

16.本案中，被告人不但提供虛假資料，提供的文件全是虛假，還叫人喬裝其前妻作詐騙。情況比上述兩宗案件嚴重。

17.大律師亦沒就 馮錦輝 案作任何陳述。他表示提及 馮錦輝 案是因為本席於該案中考慮了一些上訴法庭的案例，包括：

(1) HKSAR v Yao William [2002] 3 HKLRD 397；

(2) Ho Ka Keung案（同上）；

(3) HKSAR v Law Chi Man Kenneth CACC 356/2006；

(4) HKSAR v Chu Wai San [2008] 4 HKLRD 18；

(5)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戴志偉 [2011] 4 HKLRD 529

(6) 律政司司長訴梁惠淇 [2007] 2 HKLRD 89；

(7)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梁滿祥HCMA 107/2022；

(8) HKSAR v Yu Lai Lai （余麗麗）CACC 242/2013

(9) HKSAR v Ng Tik Ki Chaneki CACC 68/2011

18.本席已於 馮錦輝 案中敘述上述案例的案情及上級法庭的判決，現不再重複。況且，除了要求本席考慮上述案例外，大律師沒有就任何一個案例作陳詞。再者，本案的案情與上述案例截然不同。如上訴庭於 余麗麗 案中指出：

“43. Every set of facts is different and that is particularly so in cases of fraud. Therefore, recourse to other decided cases where different sentences were passed on different permutations of fact may not be a very useful exercise other than to give a general idea of the range of sentences applicable and the factors which ma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ssessing where the defendant/applicant falls within that range …

19.本案嚴重之處是：

(1) 被告人連同他人犯案；

(2) 被告人提供給東亞銀行作支持「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文件屬虛假；

(3) 2020年11月，被告人向東亞銀行借款達500萬元（控罪2），金額極可觀；

(4) 2020年12月30日，被告人安排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假扮其前妻（控罪3及4）。該女子更冒簽被告人前妻的名字，令被告人前妻成為兩筆按揭貸款的其中借款人；

(5) 以被告人當時的財政狀況，他根本沒有歸還上述借款的能力。事實上，2020年被告人已陷嚴重財困。雖然他與前妻的兩間公司持有兩個物業，但該兩個物業均有仍未付清的按揭貸款（非控罪3及4的貸款）。大律師亦承認案發前的20年，被告人的月入只有20,000元。2020年，被告人更離職，只有支出，沒有收入。換言之，被告人根本沒有任何還款能力。2020年12月從易華為獲得共250萬元；2021年1月中從東亞銀行獲得500萬元（即共750萬元）。2021年5月便申請破產。明顯地，被告人根本沒打算清還該貸款；

(6) 上述的詐騙計劃明顯經詳細及精心部署，處心積慮，目無法紀；

(7) 被告人於兩個月內連環犯案；

(8) 本案不但涉及一間銀行及一間財務公司，更涉及公帑，即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推出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9) 被告人2020年11月開始詐騙，2021年6月才被揭發。

20.大律師提供一份日期為2025年6月10的案情撮要，指控罪3及4的兩項按揭於2021年2月1月及2021年3月18日全數清還（見附件3第4及9段）。控方似乎對此不爭議。

21.至於控罪2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被告人基本上完全沒有還款。如上文所述，申請貸款時，被告人根本沒有還款能力，亦於獲得貸款後4個月申請破產。大律師稱，被告人因南中國受到疫情影響而欠債。後來被告人又指其實他沒有收取該貸款；大部份貸款被控罪3及4的同謀陳蘭華侵吞。該說法與案情撮要不符。根據案情撮要第13段，東亞銀行於2021年1月14日將5,000,000貸款存入南中國在東亞銀行所持有的銀行帳戶。換言之，除非被告人同意，否則陳蘭華根本無法獲取該貸款。大律師指因疫情影響，南中國 沒有生意，所以才欠債。如該說法屬實，被告人根本沒有原因將貸款交給陳蘭華。

22.考慮到上述種種因素，本席認為，每項控罪適當的量刑基準如下：

控罪2：4年半監禁（即54個月監禁）；

控罪3：3年監禁（即36個月監禁）；

控罪4：3年監禁（即36個月監禁）。

減刑

23.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一的扣減；3 項控罪的刑期減為：

控罪2：3年監禁（即36個月監禁）；

控罪3：2年監禁（即24個月監禁）；

控罪4：2年監禁（即24個月監禁）；

24.大律師指2021年6月3日，被告人就本案往廉政公署「自首」，並答應如需要時協助廉署調查。大律師向法庭提供一封由當時代表被告人的何敦律師行發予廉署的信函 [附件2]。

25.該陳述簡直是胡說八道。信件的內容如下：

Re: Chu Kar Cheong

We represent the above named person.

Our client has information to provide to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regarding a potential breach of s9(2) of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Cap 201.

We propose an interview to take place at 14:30pm on 3 June 2021. Please confirm if such interview could be arranged.

26.從上文可見，當時被告人並非「自首」，而是打算就一宗貪污案件舉報他人。後來大律師確認被告人是往亷署舉報他人受賄，期間透露了被告人的罪行。

27.大律師亦指「被告人因得到家庭各兄弟姊妹的關心和支援，為被告人集支（資）後，控罪一、 三及四已全部清還」。該說法與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撮要截然不同。被告人承認從控罪3和4的按揭獲得共2,500,000元。按被告人要求，控罪3貸款的其中1,250,000元支付予善橋，以清償控罪1的貸款。控罪3餘下的750,000元及控罪4的500,000元則於2020年12月30日以支票方式發放給被告人。被告人於2021年1月14日獲取控罪2的5,000,000元，再於2021年3月18日清還控罪3和4的貸款。本席不接受控罪1、3和4的還款是集資所得。

28.大律師指，被告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現已十分後悔。首先，面對嚴重控罪時，被告人的個人及家庭背景變得微不足道：HKSAR v Mak Shing [2002] HKCU 1109。況且，如犯案人涉及不只一宗及持續不誠實的控罪（guilty not of a one-off instance of dishonesty but of dishonesty of an ‘ongoing nature’），他過往的良好紀錄也可能變得毫不重要（may be of little, if any relevance）：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chmitt [2008] HKCU 979 CAAR 12/2006, 17 June 2008, unreported. 於 HKSAR v Dos Passos Anthony Joseph [2022] HKCU 1302 CACC 517/2001, 27 September 2002, 一宗串謀詐騙案件中上訴法庭法官張澤𧙗指出：

“In offences of this type where criminal acts are repeatedly being committed, it is wholly artificial to describe an offender as having a clear record even though technically this may be correct. （亦見 Shum Ming v R [1978] HKLR 41, 42；Secretary for Justice v Au Man-kei, Alex and Ors [2000] HKCU 625；HKSAR v Leung Shuk-man [2002] 3 HKC 424, 427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第 7-20 至 7-23 段）。

29.更重要的是，上訴法庭於 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C 231 明確地指出，認罪折扣已是最高分水線（high watermark）；該折扣已涵蓋良好品格、悔意、與警方合作及其他所有求情因素；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否則法庭不應予以額外扣減。

30.大律師指被告人不但沒有刑事定罪紀錄，還具正面良好品格（positive good character）；2013年9月至2020年12月，被告人免費將其位於九龍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702室的單位提供給淨心舍（Just Mind Home Limited）作弘揚佛法道場（附件4）。法庭如何考慮正面良好品格亦要視乎案情；就算曾經對社會有貢獻，後來干犯控罪亦未必會獲輕判：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R v Gregson [2020] EWCA Crim 1529。

31.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指出：

[30-295] Something significant is required to establish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such a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in a quite exceptional way’: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in Min-ying and Anor [2002] 3 HKC 415, 418 … In HKSAR v Gary Smith [2005] HKCU 1367 … the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of the accused was acknowledged as he was ‘involved in charity work performed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of Round Tables in Hong Kong’. Voluntary work at a Home for the Aged was something which influenced the court in HKSAR v Leung Kwok-mei [1998] HKCU 2501 … Due recognition was given in R v Chan Kui-sheung [1996] 3 HKC 279, 285, to the fact that the accused had previously been nominated for the Governor’s award as one of the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of the Year. In HKSAR v Hung John Terence [2009] HKDC 1472, the accused received a three-month discount of sentence:

… because he had contributed a lot in promoting the sports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and he was a Justice of the Peace as well as a recipient of a Silver Bauhinia Medal awarded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30-296] A discount was granted in Yim Bing v R [1959] HKLR 170, 172 … to the accused who had served on relief committees for 12 years and performed ‘valuable public work in the relief of fire victims during squatter fires’. By contrast, the fact that an accused whilst on remand had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counselled his fellow inmates did not avail the accused in HKSAR v Tang Wing- sum [2004] HKCU 1450 … That an accused has assisted Father John Wotherspoon’s anti-narcotics campaign is not evidence of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HKSAR v Castillo Caicedo Teresa [2022] 1 HKLRD 1230 …

[30-297] When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exists, the court can contrast it with the offence of which the accused has been convicted. It may produce a discount additional to that customarily granted to reward a guilty plea: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Ko Fei-tat [2002] 4 HKC 59, 64. As to the quantum,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may well entitle a defendant to a slightly enhanced discount such as in the example of an offender who has worked without payment for a charitable cause within the community’: HKSAR v Leung Shuk-man [2002] 3 HKC 424, 428. In HKSAR v Cheng Kelly Kit-yin [2014] 4 HKLRD 34, [2014] HKCU 1441, the positive good character of the accused attracted a sentencing discount of three months.”

32.本席不認為被告人提供處所作精舍是對社會極特殊的貢獻或構成正面良好品格。

33.當被法庭問及本案有否不合理拖延時，大律師指2021年6月向廉署作舉報及被拘捕。控方則指，2021年6月3日被告人已披露本案的4項控罪。結果廉署拘捕了五名人士（不包括被告人）。2022年11月14日，被告人再作錄影會面紀錄。2024年，廉署獲得有關法律意見。2025年3月11日被告人才首次被拘捕。調查涉及多名疑人，而且被告人於2025年才被拘捕。本席不認為有不合理拖延。

34.換言之，本案中，除了適時認罪外，根本沒有其他減刑因素。

總刑期

35.大律師沒有就總刑期作任何陳述，只要求輕判。三項控罪涉及兩間不同的財務機構、日期、詐騙方式、涉案人物、涉案款項均不同；控罪2的刑期理應全部與控罪3和4分期執行。被告人於短期內以不同方式連環犯案，令其罪責更嚴重： HKSAR v Ngai Yiu Ching （倪耀偵）[2011] 6 HKC 238。可是本席須考慮總刑期的原則。衡量到整體案情，本席認為適當的總量刑起點為5年半監禁（66 個月）；扣除認罪折扣後，總刑期為3年8個月（44個月）。

36.本席下令，就控罪2，判處被告人36個月監禁。就控罪3和4，每項控罪判處被告人24個月監禁；控罪3和4的刑期同期執行，但其中8個月與控罪2分期執行（即共44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