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馮錦輝 Tony

DCCC 826/2023

[2024] HKDC 205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 2023 年第 8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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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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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承認一項欺詐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 16A 條。

案情撮要

2.被告人承認的「經修訂案情撮要」如下：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1)  2020 年 4 月，為了舒緩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企業的現金流問題，財政司司長於 2020 年至 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旨在紓緩企業因收入減少而無法支付僱員薪金或租金的壓力，以減低企業倒閉和裁員。

(2)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渣打）是參與「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貸款機構。

(3)  貸款機構負責接收和處理貸款申請、與借款企業接洽、對借款企業進行客戶盡職審查、審查借款企業提供的資料和文件以核實借款企業的申請資格、計算貸款金額及決定是否批核或拒絕貸款申請。貸款申請獲批後，貸款機構再將申請交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HKMCI）確認是否擔保該借款企業的貸款。若 HKMCI 同意為該借款企業擔保，HKMCI 會通知貸款機構，並由貸款機構一筆過放款予該借款企業。「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HKMC）全資擁有 HKMCI。

(4)  當貸款機構向借款企業發放「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後，HKMC 會按照與貸款機構的協議定期（如每天或每周結算一次）全數購入「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由政府作出百分百擔保。

(5)  案發期間提交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借款企業必須滿足某些條件，當中包括需證明自 2020 年 2 月起的任何單月營業額較 2019 年間任何季度的平均每月營業額下跌 30% 或以上。

(6)  就案發時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最高總貸款額為借款企業的 6 個月的薪金及租金支出總和，或 2019 年間最高單月淨收入的一半乘以六（僅適用於借款企業沒有任何薪金及租金開支），上限為港幣 400 萬元。

(7)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貸款貨幣以港元計算，貸款種類為分期貸款。2020 年 9 月 18 日前的申請，最長還款期為 3 年。貸款年利率為 HKMC 不時釐定的「香港最優惠利率」減 2.5 厘（或等值）。擔保費全免。

(8)  於遞交該貸款申請書時，借款企業須向貸款機構提交有關其財務狀況的資料及基本企業資料，當中包括其員工的強積金月結單（如借款企業只能提供強積金申報表，則要一併提供借款企業的銀行月結單以確認該借款企業確有每月為員工作相應的強積金供款）。

龍運汽車大中華有限公司

(9)  龍運汽車大中華有限公司（龍運汽車）於 2014 年 6 月 20 日成立。在所有關鍵時間，被告人是龍運汽車的唯一董事兼股東。

龍運汽車的貸款申請

(10)  2020 年 8 月 3 日，被告人以龍運汽車主要擔保人的身份，代表龍運汽車向渣打提交一份「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中小企業分期貸款申請表（貸款申請表）。

(11)  在貸款申請表中，被告人代表龍運汽車保證所提供之資料全部確實無誤；同時，被告人證明申請表內所提供的資料全部確實無誤；如所提供資料日後有任何不確 / 錯誤 / 更改，被告人將迅速通知銀行。

(12)  以支持龍運汽車上述「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中小企業分期貸款申請，就支薪期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薪金開支，龍運汽車向渣打共提交了兩份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宏利）的強積金付款結算書給渣打作為支持申請資料，提交日期分別為 2020 年 8 月 11 日（第一份結算書）及 2020 年 8 月 18 日（第二份結算書）。

(13)  第一份結算書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4 日，相關的支薪期為 2020 年 7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載有龍運汽車的公司印章和被告人的簽署。當中顯示，龍運汽車曾為結算書上列出的 10 名僱員向宏利作強積金供款，而其中一名僱員（李樂恒先生）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31 日的收入是港幣 91,000 元。當中亦顯示，202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龍運汽車的供款為港幣 30,000 元，以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國銀行）支票 101972 支付。

(14)  除上述第一份結算書外，被告人就上述貸款申請亦提交了龍運汽車的強積金供款證明，即龍運汽車在中國銀行於 2020 年 7 月及 8 月的帳戶交易紀錄。當中顯示港幣 30,000 元的提款，其支票號碼 101972 跟第一份結算書中所聲稱的強積金供款支票相同。該交易紀錄上面手寫了 MPF。

(15)  其後，渣打職員向龍運汽車要求重新提供強積金供款支票及強積金供款證明。於是，龍運汽車提交有關 2020 年 7 月的強積金供款的第二份結算書。列印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18 日，當中顯示龍運汽車為 9 名僱員作強積金供款，包括成員李樂恒，有關入息為港幣 91,000 元。202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的供款為港幣 26,800 元。

(16)  渣打亦收到被告人提交的中國銀行轉賬的螢幕截圖，及一份龍運汽車在中國銀行的帳戶交易紀錄，顯示龍運汽車於 2020 年 8 月 12 日及 2020 年 8 月 14 日分別支付了宏利港幣 5,800 及 21,000 元作為龍運汽車的強積金供款。

(17)  因此，被告人再提交第一份結算書及供款證明後，收到渣打職員的查問，然後再提交第二份結算書及供款證明，以證明其薪金開支。調查顯示，兩份結算書內的僱員薪金誇大了，內容並不真確。第一份結算書及供款證明提及的中國銀行支票 101972 並沒有存入到宏利。

(18)  2020 年 8 月 21 日，渣打基於被告人代表龍運汽車所提供的資料，初步批核了龍運汽車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金額為港幣 3,806,400 元（即第二份結算書上所有龍運汽車的僱員有關入息的總和加上港幣 13,400 元僱主強制性供款，再乘以 6 個月）。

(19)  渣打通知龍運汽車審批結果後，渣打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跟龍運汽車簽訂了貸款合同，貸款金額為港幣 3,806,400 元。於貸款合同中，被告人再次確認所提交的資料為真確。

(20)  被告人簽署了該「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的 HKMCI 的申請表格 Application form（即表格 102）。該表格 102 中，被告人提交以下資料及聲明：

(a)  公司當時有 10 名全職員工及一名兼職員工。6 個月的工資總額為港幣 3,806,400 元，而龍運汽車提交了其 2020 年 8 月的強積金供款結單以作證明；

(b)  據龍運汽車所知和所信，在該申請中任何時間提供的資料或為該申請的目的而提供的資訊在提交之日均是真確、準確、最新和完整的；

(c)  龍運汽車向 HKMCI 和渣打提供的用於確定是否超過該計劃下適用的最高貸款額的資訊是真實、最新和完整的，並且該等資訊在貸款開始日期將保持真實和準確；

(d)  被告人代表龍運汽車承諾，如果龍運汽車提供的與該申請有關的任何資訊不再有效或不準確，則盡快通知 HKMCI 和渣打；

(e)  被告人確認並承諾，據其所知和所信，在申請中或出於申請目的所提供的資料（包括龍運汽車上述提供的聲明）在提交日期是真實、準確、最新且完整的；

(f)  被告人承諾，如果他提供的與本申請有關的任何資訊不再有效或不準確，被告人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 HKMCI 和渣打。

(21)  被告人亦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簽署了「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的 HKMCI 的 Acceptance of conditions（即表格 108）。在表格 108 中，被告人代表龍運汽車確認接受貸款條款。被告人代表龍運汽車同意，如果龍運汽車在申請表中提供的任何資訊不再有效，會盡快通知 HKMCI 和貸款人。

(22)  渣打將該「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提交至 HKMCI 作最終審批以申請擔保。2020 年 8 月 27 日，HKMCI 基於被告人經渣打提交的文件，就該龍運汽車的上述貸款申請批出擔保。

(23)  2020 年 8 月 31 日，該貸款金額港幣 3,806,440 元被支取至龍運汽車的渣打戶口。該筆貸款首 12 個月還息不還本，其後還款期 24 個月。

(24)  被告人其後從龍運汽車的渣打戶口以支票提取合共港幣 3,647,191.65 元。所有支票都是由被告人簽署。該些支票提款是由被告人親自處理。

(25)  在上述貸款經渣打批出後，被告人及龍運汽車從來未有就提交的文件或資料向渣打或 HKMCI 提出更正或修改。

(26)  若渣打知道借款企業提交載有虛假或錯誤資料的文件以取得該貸款申請的話，渣打是不會繼續處理有關申請及上呈予 HKMCI 作最後批核。如果任何人以任何虛假資料來欺騙 HKMCI，HKMCI 是不會接受該次申請或擔保該次貸款。因為該次貸款並不是就着該借款企業的實際需要而批出放款，亦有可能令 HKMCI 蒙受金錢及聲譽上的損失。

龍運汽車參與宏利的強積金計劃

(27)  宏利會按照僱主所提交的強積金供款資料，從僱主帳戶內提取有關供款以分配到有關成員的強積金帳戶。如僱員於受僱後 60 日內離職而供款已分配至僱員強積金帳戶，有關供款將退回予僱主 / 僱員，並不需僱員同意。

(28)  龍運汽車在宏利強積金的公司的附屬計劃內有其僱主帳戶。龍運汽車在 2020 年向宏利提交了李樂恒先生、王耀麟先生、洪昆瑜先生、何威明先生、陳文龍先生、郭少儀女士、陳詠芝女士及鄧德海先生的一共 8 份表格。這些表格都是於 2020 年 8 月 1 日簽署（即申請該貸款前兩天）。其受僱日期都填上 2020 年 4 月 1 日或 5 月 1 日。

(29)  根據宏利紀錄，龍運汽車向宏利稱上述 8 名人士於 2020 年 4 月或 5 月 1 日入職，但僱主龍運汽車於供款結算書提供「0」為該 4 或 5 月份的有關入息，只申報 7 月和 8 月份有關入息和供款。龍運汽車其後申報他們的終止受僱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30 日或 2020 年 5 月 31 日。由於他們的僱用期少於 60 天，宏利終止他們的強積金帳戶及退回相關強積金供款予僱主及僱員。另外，程宇琛先生及被告人的報稱月薪，於 2020 年 7 月及 8 月也特別高出近一倍。

(30)  除了陳文龍只有出現在龍運汽車提交給渣打的第一份結算書外，其餘全部上述 7 名龍運汽車報稱的僱員均出現在第一及第二份結算書中。

(31)  綜上，龍運汽車在申請貸款的前兩天 2020 年 8 月 1 日同時預備了 8 名員工的僱員參加表格，稱他們在 2020 年 4 月或 5 月入職，製作虛假的強積金供款紀錄。在提交該些資料向渣打申請貸款並在貸款獲批後，龍運汽車向宏利報告這些員工已在受僱後 60 天內離職，僱主因此可以退回已繳納的強積金供款。這樣一來，龍運汽車實際上並未承擔這些員工的強積金成本，但卻在貸款申請中利用了這些虛假的供款紀錄來提高貸款額度。

李樂恒先生於龍運汽車的薪金

(32)  李樂恒先生在 2020 年 5 月中在網上尋找工作，被介紹到龍運汽車做汽車散工。他在龍運汽車工作了約 2 至 3 個月，即 2020 年 5 或 6 月到 8 月。他的薪金是一筆過支付。他大約收到 8 至 9 萬元，即他的每月人工只有 2 至 3 萬元。

警誡錄影會面

(33)  2021 年 4 月 19 日，被告接受廉署會見。在警誡下，被告承認包括下列各項的事宜：

(a)  被告人是龍運汽車的唯一負責人。被告人對政府百分百貸款有興趣，他聯絡一名渣打職員申請百分百貸款。被告人在申請政府擔保的百分百貸款時，提交了公司出入數紀錄。貸款申請表上的簽名是他的簽名，並由他蓋上公司印章，且只有他一人代表公司簽名。渣打銀行收到的文件都是由他提供；

(b)  提交給渣打的宏利結算書上的員工薪金資料（例如程宇琛）是誇大的，他自己也沒有支取港幣 95,000 元的薪金。第一份結算書及第二份結算書上的員工薪金資料不正確，員工名單中有他不認識的人；

(c)  一名叫「黎柏軒」的渣打職員向他索取手續費，並告知如果支付手續費，批出金額會較大；如果不支付，申請可能會失敗；

(34)  綜合以上情況，被告人為了獲得更高的貸款金額，在貸款申請前臨時製作並提交了載有虛假資料的僱員參加表格和強積金供款資料。被告人向渣打虛報薪金開支，以增加貸款金額。在被詢問補充資料時，他再次提交載有虛假資料的強積金結算書，令渣打和 HKMCI 批出和擔保了超過 380 萬港元的貸款。

被告人的背景

3.被告人現年 45 歲，未婚，育有一名 6 歲的女兒。他曾接受初中程度教育；有一次刑事定罪紀錄，涉及兩項控罪，但均與本案不類同。

量刑原則

4.欺詐是極嚴重的控罪，最高刑期為 14 年監禁。雖然沒有量刑指引，除非在極特殊的情況下，就算是初犯，商業詐騙須判處即時監禁：HKSAR v Ho Ka Keung (No 2) [2009] 1 HKC 88。

控方的案例

5.控方援引以下案例：

(1)  HKSAR v Yao William [2002] 3 HKLRD 397

經審訊後，該案的被告人被裁定兩項「串謀詐騙」及兩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有理由相信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名成立。案情指被告人是 C 公司的持有人，他串謀其他人士，利用 C 公司及虛假的商業文件，向兩間銀行申請信證（letters of credit），引致銀行支付約 1,300 萬元。之後，被告人處理該筆款項。被告人因此獲 34,760 元。原審法官判處被告人共 3 年半監禁。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被告人指他並非主腦（prime mover），亦非主要獲益者（substantial beneficiary）；借款最終全數歸還予兩間銀行；1,300 萬元的其中 300 至 400 萬元亦流入其中一間受害公司，因此涉款實際上少於 1,300 萬元；案中沒有加刑因素，例如故意引致他人蒙受經濟損失（被告人於正式上訴時放棄最後的一點）。上訴法庭駁回上訴，指：

“10. In view of the nature of the criminal conduct for which D1 was being sentenced, the judge was, in our judgment, entitled to adopt the course he went on to take. The Applicant had been a willing party to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false documents to deceive banks into lending money which they would otherwise not have done. In the result, sizeable sums were put at risk. As counsel reminded us, in R v Chan Kam Chuen [1995] 2 HKCLR 257, Mortimer JA described such conduct (at 261), on facts which were not unlike those in the present case (although the four charges related to the furnishing of false information), in these terms:

“On any view, even though the gain to the applicant was small, these offences are very serious. The system of documentary credits is the means whereby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en conduc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system depends entirely upon trust. Money is paid out, not up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goods, but upon the documents themselves. It is fundamental to the system that the documents should be truthful and accurate. If false documents are circulated, some of which are in effect title to the goods themselves, the whole system falls apart. That is why courts always regard offences of this nature as very serious.”

11. It is plain that the two most important and relevant sentencing considerations in cases of this type, involving the circulation of false documents for the purposes of raising letters of credit are, firstly,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duct is likely to have on a system which necessarily makes provision for credit to be given based upon the apparent integrity of documents and, secondly, the size of the potential risk to which the banks providing the credit based on those documents have been exposed.

12. It was rightly pointed out to us, on the Respondent’s behalf, in the written argument which was very helpfully provided, and as the judge was also well aware, the present case was concerned with two bogus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which the Applicant knew had been fraudulently designed to obtain the two letters of credit. In the result, the victim banks found themselves at risk in very large sums of money. In HKSAR v Cheung King [2001] 3 HKLRD 68, the sum involved was US$891,000.00 on one letter of credit. This concerned an applicant who was described as “small fry”. Her role was to prepare false documents for the letter of credit application. The applicant had derived no financial benefit from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bank had been repaid in full. This court said on that occasion that a four-and-a-half-year starting point was appropriate.”

(2)  HKSAR v Ho Ka Keung (No 2) [2009] 1 HKC 88

一間名為 Sky Pacific 的保險經紀公司向 New York Life 保險公司提交載有重要虛假資料的人壽保險建議書，從而獲取相等於首年保險金 138% 的佣金，亦令 New York Life 發出人壽保險單及蒙受可觀的風險。被告人是 Sky Pacific 的股東及董事。雖然沒有證供顯示被告人知悉 Sky Pacific 如何吸引客戶。可是證供顯示被告人成立 Sky Pacific；確保 Sky Pacific 成為正式的保險經紀；將 Sky Pacific 交予該案的主腦及知悉 Sky Pacific 是用作詐騙 New York Life。被告人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詐騙罪罪名成立，被判處 30 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上訴法庭駁回上訴，指：

“11. This was a carefully structured, ongoing and substantial fraud in which the applicant played an active and vital role, even if it were not he who had conceived of the scheme.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commercial frauds will attract, other than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n immediate custodial sentence, even for a first offender. Obviously the length of that sent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factors such as, but not exclusively, the nature of the fraud itself; the duration of the fraud; its sophisticatio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onvicted person; the effect it may have on the marketplace; whether there are cross-border or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isk to the victim’s proprietary interests, as well as, albeit to a minimal extent, the extent of any loss actually sustained…

13. This was not a matter in which a Community Service Order sensibly could have been a sentencing option when the extent of the applicant’s involvement is considered, and when he has not shown the first sign of remorse.”

(3)  HKSAR v Law Chi Man Kenneth 羅稚岷，未經𢑥編，CACC 356/2006

被告人是一間名為 Orient Power 的公司秘書及主要股東；除了 2 股之外，持有公司的所有股權。公司自 2004 年 3 月開始運作；法庭裁定公司成立作詐騙工具，但被告人並非主腦（主腦是早已認罪的 D2）。案情顯示被告人以虛假文件詐騙 3 間銀行。控罪 1 涉款 450 萬元，引致 250 萬元損失；控罪 2 涉款 360 萬元，引致 180 萬元損失；控罪 3 涉款 750 萬元，引致 180 萬元損失。借款總額為 1,560 萬元，總損失為 980 萬元。被告人不但使用假文件，還帶銀行職員往內地的廠房（但廠房其實並不屬 Orient Power）。公司無法還款時，被告人不但作出拖延，還到警署報稱 D2 虧空公款。原審法官認為被告人完全知悉及協助詐騙行為，以 6 年監禁作為每一項控罪的量刑基準，全部同期執行。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駁回上訴，指：

“12. Although we shall comment shortly on the starting point taken by the judge in relation to the individual offences, we do not think that the totality was manifestly excessive. These were sophisticated frauds, carried out over time and involving, as far as concerns this applicant, the obtaining of over $15 million from the banks, $9.8 million of which was not recovered. We have seen the brochure prepared for the banks – a lie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the resumé of the applicant also produced was false. The scheme to which the applicant was a party was elaborate involving him in extensive and bare-faced lying to bank officials. It is difficult to see, in this light, how it could be said, subject to any question of mitigation, to which we shall next turn, that the result was manifestly excessive.

13. The fact, if it was the fact, that this applicant had himself prepared no fraudulent documents is a matter that carries little weight given his active ongoing role in the affair and, further, given the extent and the period over which thes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good character could carry little weight…

15. As for the absence of gain, that is as may be, but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applicant was a key player and we think that his role is adequately reflected by the totality visited upon him.

16. Whilst we take the view that the totality was not manifestly excessive, there is a correction, nonetheless, that must be effected to the sentences for the individual offences, although this was not a point taken on the applicant’s behalf of this appeal… We think that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s for each of the individual offences was one of four years’ imprisonment but that the vehicle of partially consecutive sentences should then have been used to give effect to the appropriate totality. Accordingly, for this reason alone, we shall grant the applicant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sentence and, treating the hearing of this application as the appeal, we set aside the sentences of six years’ imprisonment upon each charge and substitute therefore a sentence on each of four years’ imprisonment. The sentence for Charge 2 shall run concurrently to that on Charge 1; but two years of the sentence on Charge 3 shall run consecutively to those imposed upon Charges 1 and 2, the remainder to run concurrently, making a total of six years’ imprisonment, which is the overall sentence imposed by the judge.”

(4)  HKSAR v Chu Wai San [2008] 4 HKLRD 18

被告人（H）與其妻子（W）及其前學生（S）經審訊後被裁定 10 項「以欺騙手段在銀行紀錄內促致記入記項」罪罪名成立；欺騙涉及信用證。H 與妻子 W 擁有一間營運家族生意的 C 公司。妻子持有公司 89% 的股權，但公司由 H 營運。S 是 X 公司的一名董事；他簽署及向銀行提交 10 份「不可撤銷信用證」的申請，指稱 C 公司為受益人。事實上，C 公司和 X 公司之間的指稱生意全屬虛構。C 公司獲得的 2,250 萬元後將其轉予 X 公司；後來 X 公司亦全數歸還予銀行。原審法官就每項控罪判處 H 5 年監禁，全部同期執行。H 和 S 不服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上訴法庭駁回上訴，指：

(a)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a starting point of 5 years in S’s case was not manifestly excessive. These circumstances included the modus operandi, namely, serial submission of false documents over some 11 months, which placed the bank at risk 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and the amount of money secured, being some $22.5 million and S being the de facto recipient of this sum. This was not some slight, opportunistic scheme, but was planned and systematically executed, with X’s subsidiaries obtaining a very significant addition to the legitimate credit lines, absent either the bank’s permission or knowledge. Further, S was clearly the primary author of, and mover within, this fraudulent scheme. He had persuaded his former teacher and friend, H, to assist him with his cash flow problems…

(b)  While H achieved very little from this exercise, the hard fact was that without H’s assistance over the frauds entire 11-month period, S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what he did. Therefore, it was hard to accept that H did not realize the seriousness of creating the false documentation purportedly emanating from C in order to facilitate negotiation of the credits. Here, a significant enoug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lative moral culpability of H and S could not be discerned in order to justify interfering with the sentence past upon H.

(5)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戴志偉 [2011] 4 HKLRD 529

被告人經審訊後被裁定 9 項串謀詐騙罪成立。案情指被告人是一間承辦大廈維修及翻新工程公司的二判商的董事及股東，X1 及 X2 則分別是該二判商的大股東及財務總監。該二判商將工程分判給 9 名分判商，而分判商以連工包料的方式收取工程費。被告人、X1 及 X2 向三間銀行申請 27 張信用證，訛稱信用證是用作支付購買建築材料的費用，但真正的用途是支付分判商的工程費。該批信用證涉及共超過港幣 900 萬元。原審法官採納監禁 3 年半為每項罪行的量刑基準，並扣減 2 個月以反映被告人的良好家庭背景，最終判處被告人就每項控罪入獄 3 年 4 個月，所有刑期同期執行。被告人不服判刑，申請許可提出上訴。上訴法庭駁回申請，指：

(a)  以虛假文書獲取信用證乃屬嚴重罪行。銀行倚賴真實的文件作為批出貸款、發出信用證及支付款項的基礎。假如申請人所指的商業交易根本不存在，則銀行所派出的款項將缺乏足夠的擔保銀行亦將要承受極高的風險；

(b)  被告人辯稱，涉案付款包括分判商提供建築材料的費用，因此其中 8 份涉案信用證有真實交易支持，有關銀行所承受的風險亦較低。本庭不接納該辯稱。有關的工程費是連工包料的，而分判商有權獲支付該等費用。分判商從未把涉案款項分類；

(c)  被告人的罪責不低於 X1 及 X2。被告人在長達 4 年 9 個月的期間積極參與相關詐騙活動，直接指示下屬在各份信用證申請表上作虛假陳述，更在相關文件上簽署作實。無論如何，被告人的違法行為會令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受損。因此，原審法官所採納的量刑基準及最終所判處的刑期均屬適當。

(6)  律政司司長 訴 梁蕙淇 [2007] 2 HKLRD 89

被告人經審訊後被裁定 11 項「以欺詐手段在銀行記錄內促致記項」罪名成立。案情指被告人在每項控罪所牽涉的時間向社會福利署表示自己已很久與丈夫失去聯絡，從而使自己合資格申領社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被告人所作的上述陳述因環境改變而變成虛假，而該等陳述促致銀行將合共 94,362 元的存款記入一個銀行帳戶。原審裁判官就每項控罪判處被告人監禁 8 個月，同期執行，但緩刑兩年。裁判官亦下令被告人向社署支付 2,475 元作為賠償，這金額是被告人從涉案罪行所得的淨收益。裁判官裁定案中有特殊理由支持不判處被告人即時監禁，這些理由包括：(1)  本案案情的嚴重程度低於其他涉及同類罪行的案件；(2)  被告人從涉案罪行所得的淨收益為 2,475 元；(3)  被告人記錄良好；(4)  被告人可能受到有多項刑事定罪紀錄的丈夫所影響而犯案。律政司司長向上訴法庭申請覆核上訴判刑。上訴法庭駁回覆核申請，指：

(a)  誠然，在香港，涉及欺騙公共援助的個案有日趨普遍的跡象，而在適合的案件中，法庭應判以嚴厲刑罰，以收阻嚇作用。不過，在現階段，不論從量刑原則，早前案例所頒下的判刑還是當前社會需要的角度來看，均不支持接納「除非情況特殊，否則應以即時監禁為量刑基準」的說法。較可取的做法是依循 R v Stewart & Others一按所定下的量刑原則，即：(a)  法庭應先考慮是否有需要監禁被告人；(b)  若然適宜判處監禁，法庭仍可考慮以社會服務令或緩刑代替監禁；(c)  在涉及蓄意和持續欺詐的案件中，法庭應判處即時監禁…；

(b)  法庭在決定適當的刑罰時，應考慮下列因素：(a)  被告人是否承認控罪；(b)  涉案的金額及犯案時間的長短；(c)  罪行發生的原因 - 一項在開始時已屬虛假的公共援助申請，顯然有別於一項本屬合法、但因環境改變而變為虛假的申請；(d)  所得金錢的用途；(e)  被告人以往的品行；(f)  被告人本身特有的情況，例如患病、傷殘、家庭困難等等；及 (g)  被告人曾否自願歸還所得款項的全部或部份。…

(c)  …

(d)  假如法庭認為適合判處即時監禁，而被告人未有認罪，則適當的監禁刑期應為：

涉案金額	監禁刑期
低於 50,000 元	9 個月以下
50,000 元至 100,000 元	9 至 15 個月
100,000 元至 200,000 元	15 個月至 24 個月
超過 200,000 元	24 個月以上

(7)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滿祥，未經𢑥編，HCMA 107/2022

被告人被裁定一項「企圖欺詐」罪名成立。案情指他於 2020 年 4 月 10 日與 7 月 24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利用虛假的水務署通知書及虛假的舖面相片，向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轄下的人力資源規劃及扶貧統籌處人員，虛假地表示就零售業資助計劃申請所提供的資料和證明文件均完整及真確無訛。被告人虛假地表示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前營運一間位於旺角上海街的服裝零售業務店舖，因此被告人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有資格領取援助。被告人藉此誘使統籌處人員向他發放總額港幣 80,000 元。原審裁判官判處被告人 9 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上訴被駁回。原訟法庭指：

「就判刑上訴上，裁判官已考慮上訴人其所有背景、精神狀況，但亦指出案情嚴重，企圖欺詐政府以獲取 80,000 元援助。答辯人亦援引上述 梁惠淇 一案，涉及騙取綜援，涉案金額 50,000 元至 100,000 元，刑期為 9 至 15 個月監禁。但相比本案，明顯地上訴人以虛假文件、虛假相片作出虛假聲稱零售為其主要及實質業務而作出申請，是有計劃地行事。裁判官以 9 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及以此作為經審訊後之量刑是適當的，亦並非過重。」

6.除了 戴志偉、Ho Ka Keung及 Yao William外，辯方亦援引：

(1)  HKSAR v Yu Lai Lai（余麗麗）（CACC 242/2013）

經審訊後，被告人被裁定一項「欺詐」罪名成立。被告人是一間公司的董事；另一名董事是被告人的兒子。2008 年 9 月初到 10 月尾，被告人向恒生銀行分別作出 15 個貸款申請，涉及 15,424,000 元。每一份申請表均夾付 6 套關乎 6 項交易的文件。事實上，該 6 項交易均是虛構，最終令銀行蒙受全數的損失。原審法官判處被告人 6 年 8 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

“43. Every set of facts is different and that is particularly so in cases of fraud. Therefore, recourse to other decided cases where different sentences were passed on different permutations of fact may not be a very useful exercise other than to give a general idea of the range of sentences applicable and the factors which ma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ssessing where the defendant/‌applicant falls within that range. As the Court stated in HKSAR v Dai Chi Wai (Unrep)  CACC 84 of 2010, at para 4, in relation to letter of credit frauds, which we deem similar for sentencing purposes:

“Although the Court of Appeal has not laid down any 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fraud by using false documents to apply for a letter of credit, it has stated clearly that the Court has to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amount of money involved, the number of banks deceived, the period over which the fraudulent act was committed, whether the banks had suffered any loss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each of the defendants.”

44. In the particular case before us, the applicant was the prime mover of a fraud committed against a single bank over an eight week period. The loss to the bank was over HK$15 million…

46. As we have said, every set of facts is different. While the applicant in Law Chi Man made no personal gain, the Court found, at para 12, that the frauds were sophisticated and that the scheme to which he was party “was elaborate involving him in extensive and bare-faced lying to bank officials”. While the overall loss to the banks was less than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judge in Law Chi Man had found that the company had been specifically established as a vehicle for fraud. In the present cas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ad been carrying on legitimate business for many years, which is no doubt why it was able to obtain the credit it did. Nevertheless, while the company was said… to have been hit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judge found that the applicant “had no intention of making any repayment at the time she took out the loans”…

47. In our judgment, the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in the present case, bearing in mind in particular the applicant’s role and the sizeable resulting loss to the Bank, should have been 6 years’ imprisonment…”

(2)  HKSAR v Ng Tik Ki Chaneki（CACC 68/2011）

經審訊後，被告人被裁定三項「欺詐」罪名成立。案情指 2008 年 11 月始，被告人經常光顧一間甜品店，並與甜品店的女東主及其女兒成為朋友。被告人自稱名叫 Ho Pak Hin，是一名測量師及家底豐厚的人士。被告人亦聲稱涉及一項大型的建築計劃，會獲取可觀的利潤。被告人誘騙女東主及其女兒作投資。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3 月初的 16 個月期間，女東主支付近約 160 萬元予被告人，而東主女兒亦支付約 14 至 15 萬元給被告人。原審法官判處被告人 4 年監禁。被告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上訴被駁回，上訴法庭指：

“49. In sentencing the applicant to a total of four years’ imprisonment, the judge described him as a glib confidence trickster who had inveigled his way into the lives of Wong and her daughter so that he could prise money out of them. The judge estimated that the applicant had defrauded the two women of a sum of almost “$1.6 million”…

51. Criminal frauds take on an almost infinite variety of shapes, seeking to inflict all manner of harm. Often, as in the present case, they involve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victim’s trust. For such reasons, in respect of crimes of fraud, there is no sentencing ‘tariff’ as such”

7.如上訴法庭於上述案例多次指出，「欺詐」案件的案情千變萬化，因此上訴法庭無法作出量刑指引；將案情不同的案例與本案作出比較亦不適當。

8.另外，大律師亦提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展輝（DCCC 819/2023）。這是同級法院判刑案件，對本席完全沒有約束力。

9.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唐健帮 CAAR 13/2022 [2023] HKCA 896，上訴法庭指：

「35. 第一，雙方於本案存檔了多份區域法院的判刑理由書，希望藉此支持己方立場。本庭在 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 一案第 27 段已指出：

「…因為這些判刑，從來就沒有經過上訴而被肯定，也沒有什麼量刑原則可言，對量刑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參考價值，根本起不了任何指導作用，根本不應稱之為『案例』…」

況且，「有意圖而傷人」及「暴動/非法集結」罪的案情，以及某被告人的背景、犯案動機、於該案所扮演的角色等事項，可謂千變萬化，任何單純對案件判刑作出比較的做法，都不能協助本庭處理原審判刑是否恰當這個議題。歸根究底，控罪要旨（gravamen of the offence）及適用的量刑因素才是重點所在，而非個別案件的判刑。」

10.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劉晉旭及其他人 CACC 243/2021 [2023] HKCA 1098，上訴法庭再次重申：

「51. 在完結前特別一提。申請方曾在他們的書面陳詞援引區域法院另一宗二號橋暴動案的原審判刑（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起行 [2021] HKDC 874），作為適用 蔡家輝 案的支點以支持本案量刑基準過高的主張，結果終被勸退。本庭已在過往指出過多次，在今年的 律政司司長對唐健帮及另二人 [2023] HKCA 896（判案理由書日期：2023年8月25日）又再重申：未經上訴的原審判刑對同級法院沒有約束力，對上訴法庭也沒有任何參考價值，不應被業界用作上訴時的依據。」

11.本案的被告人是涉案公司的唯一股東及董事。他不但分別兩次向銀行提供虛假的文件，還支付強積金製造聘用 9 名僱員的假象，誘騙銀行及有關當局批出借款。事實上，被告人與指稱僱員根本素未謀面。所有虛假文件均由被告人簽署；被告人亦是唯一接觸銀行的人。明顯地本案的詐騙是有周詳的計劃；被告人亦是主腦。被告人於 2020 年 8 月初開始詐騙，直至 2021 年 4 月才被揭發。如非被揭發，詐騙會一直持續。本案中，被告人承認銀行職員黎先生表示須收取「手續費」，否則申請可能會失敗。被告人亦承認分別 2 至 3 次付款予黎先生派往其公司的人，一時稱是手續費，一時稱是「走趯費」。將付款冠以不同名稱只是巧立名目，這些付款明顯是賄款。本案除了是商業詐騙超過 380 萬元之外，還涉及超過一次提供虛假文件及貪污元素。一直以來，被告人只是支付利息，沒有清還本金；政府作為擔保人，將要蒙受 380 萬元的損失。考慮到本案案情嚴重，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 9 個月監禁（即 45 個月監禁）。

減刑

12.被告人是於控方即將結案時表示承認控罪。根據 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LRD 1，被告人只可獲少於 20% 的認罪折扣。考慮到被告人認罪的時間，本席認為適當的認罪折扣為 15%，即刑期減為 38 個月監禁。現在的折扣已包含悔意及所有減刑因素。判刑對被告人公司的影響是被告人咎由自取。眾所周知，判刑對被告人家人的影響並非減刑因素。換言之，除了認罪之外，沒有其他減刑原因。本席判處被告人 38 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