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譚君懿

HCMA 150/2018

[2019] HKCFI 56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150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7年第37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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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上訴人被控一項「盜竊」罪 (控罪一) 及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控罪二)，經杜浩成裁判官 (下稱「裁判官」) 審訊後罪成，每項控罪判處感化令12個月。

2.上訴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審訊時，上訴人私人聘用楊錫能大律師代表她。

控方案情

3.控方傳召了2位證人 (涉事商店的保安員和經理) 出庭作供。本席採納裁判官撰寫的案情撮要，現複述如下[1] ：

「 2. 案發時，涉案超市保安員見到被告人一手挽著購物籃，另一手從貨架上拿了一支唇膏，放入購物籃內。當時，購物籃內已經放了一盒面膜，被告人把細小的唇膏放在面膜與身軀較近的一邊，因此唇膏便完全被那盒面膜全遮蔽。保安員於是特別留意她。

3. 被告人到收銀處付款後離開超市。保安員向收銀員查詢，發現被告人沒有為唇膏付款，於是到超市外不遠的地方截停被告人，帶她返回超市擺放唇膏的貨架。（閉路電視錄像記錄顯示，保安員和被告人在這段時間並沒有任何肢體接觸，雙方表現得十分平和。）接著，保安員向被告人指出她拿取唇膏的位置，並且問她唇膏在哪裡之類的話。

4.  這時候，超市經理到場，與保安員一起向被告人查詢關於唇膏的事，要求她交還唇膏。被告人突然快步從扶手電梯走上超市二樓。保安員和經理尾隨她上二樓，其間見到被告人從右邊褲袋取出唇膏，擲向超市二樓貨架方向。  

5.  保安員和經理到達二樓後，保安員在貨架附近拾到涉案唇膏。（經理作供指出，由於唇膏落在貨架後面，因此閉路電視未能拍到唇膏著地位置；另外，閉路電視也沒有拍攝到被告人的容貌。）接著，他們見到被告人從上行扶手電梯逆向跑落一樓。保安員於是用另一度順向扶手電梯返回一樓，守著超市出口。

6.  被告人見出口被保安員看守著，到達一樓後返回貨場。保安員於是跟在被告人後面，用手捉著她袋子的帶，雙方發生拉扯。（閉路電視錄像記錄顯示，被告人左拉右扯，明顯試圖掙脫，但是未能成功。）其間，被告人咬了保安員右手一下造成了多少損傷。事件最終報警處理。保安員到伊利沙伯醫院驗傷和求診，可是等候了數小時還未獲醫生診治，於是離開醫院，一名警員為他的傷勢拍照，保留證據。」

辯方案情

4.上訴人選擇作供，但沒有傳召辯方證人。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撮述了她的證供[2] ：

「 7. 被告人任職舞蹈教師，案發當晚到涉案超市一樓選購面膜和唇膏，再到二樓選購其他貨品，其時發現自己根本不須要購買唇膏，於是『冇手尾』、隨手把唇膏放在貨架上，之後就著已選購的貨品付款，離開超市。

8.  被告人在超市外被保安員『叫停』，帶回超市內。被告人作供稱，保安員和經理態度並不友善，指稱她拿了唇膏又不付款。被告人稱當時感到『被屈』，向保安員和經理表示唇膏在二樓貨架上，然後帶他們到二樓，由她從貨架取回唇膏，交給保安員和經理。被告人作供時解釋，由於要趕著到佐敦教授舞蹈，一時心急，錯誤地走上逆向扶手電梯，『返唔到轉頭』，去到超市一樓。被告人續稱，保安員用力捉著她手臂，大力扯著她的袋子和衣服，最終雙方拉扯，令她跌倒，造成身體多處損傷(見辯方證物D1(1-4))。

9.  被告人作供時承認，警員到場調查時曾問她是否需要驗傷，被告人當時讓警員驗視了她手臂，可是警員卻認為只是小事。被告人被帶往警署扣查至翌日凌晨四時，離開警署後，身上受傷部位感到十分痛楚，於是為傷勢拍照。 」

裁判官的分析

5.裁判官清楚明白，控方的舉證責任和標準，並對自己作出相關的法律的指引 (包括上訴人沒有定罪紀錄)[3]。他在裁斷陳述書這樣說[4] ：

「 11. 盤問下，保安員和經理在重點議項上毫不動搖。他們的證供完全合情合理，沒有內在矛盾或任何不理想的地方。他們都見到被告人從褲袋取出唇膏擲向貨架；在這個重點上，他們的證供完全脗合，並且互相支持。

12. 關於保安員被咬一事，法庭認為保安員的證供，總體上獲閉路電視錄像記錄強力支持，例如保安說與被告人沒有肢體接觸，又例如保安員說被告人奮力拉扯、試圖掙脫等等，都由錄像記錄清晰可見。法庭接受保安員說是被告人咬傷他的說法。

13. 辯方力陳，就第一項控罪而言，控方只能提供兩位證人口頭證供，未能提供閉路電視錄記錄，以顯示被告人從貨架取去唇膏。辯方說，涉案超市屬大型店舖，要是無理得失客人，對超市聲譽有損。辯方稱，控方兩位證人是為了維護超市的聲譽，即使發覺錯怪了被告人，仍然堅持一個無理的指控，拒絕承認錯誤。

14. 法庭反而認為，涉案超市頗具聲譽，員工處事時更會小心謹慎，以免超市聲譽受損，例如不可與客人有肢體接觸、等等。另外，超市設有閉路電視，員工們必定是清楚的，他們更加不會作出任何越軌或不公正行為，更加不會在大庭廣眾作出不友善、不禮貎、甚致兇惡的行為；要是閉路電視拍下他們不當的行為，他們便百辭莫辯了。

15. 再者，被告人作供時也提到，事發時有不少途人圍觀。法庭認為，他們也極有可能，又有能力以手機拍下事件，上載互聯網；這一點是現今服務行業的常識，法庭認為，保安員和經理為了維護超市聲譽而誣蔑被告人的說法，不可能是事情的真相。

16. 至於被告人上二樓時是否急步這一點，保安員的證供也是十分清晰的。他說被告人最初返回超市時並不是急步行走，並說她是其後才急步走的。法庭認為，保安員的說法，也獲錄像記錄強力支持，因為被告人與保安員發生拉扯時，她顯然是銳意要離開。

17. 法庭裁定，保安員和經理都是誠實可靠的證人，他們在重點議項的證供互相支持，更獲錄像記錄強力支持。法庭賦予他們在重點議項方面的證供，全完十足比重份量。

18. 從整體證供考慮，法庭認為被告人不可能是一個誠實可靠的證人，理由如下：

(一) 被告人主要提出，保安員和經理態度不好，令她感到「被屈」，她因此認為有必要到二樓指出唇膏放在哪裡。法庭認為，被告人感到「被屈」這一點，不可能是事情的真相。如果被告人由始至終都知道到唇膏在二樓貨架上，垂手可得，又怎會覺得自己「被屈」？她只須簡單清楚解釋，唇膏便在二樓貨架上，要尋回也不可能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的事，根本用不著心急。更何況由尖沙咀到佐敦，根本不需多久的時間，而被告人當時卻面對一項盜竊的刑事指控，把事情弄清楚十分重要，又無需大量時間，即使遲到，也難想像會遲到太久。法庭認為，被告人的說法不合常理，不可能是真相。

(二) 要是被告人真的從二樓貨架取回唇膏交給保安員和經理，按常理，保安員和經理又怎會堅持報警？法庭認為被告人這方面的說法，匪夷所思，不可能是實情，因為如果保安員和經理在二樓尋獲唇膏，又堅持報警，事情不難被發現是保安員和經理無故報警，這便更容易影響涉案超市聲譽。法庭認為，誤會十分好解釋，但如果唇膏已在二樓貨架尋回還堅持報警，這不當和無理行為是百辭莫辯的。

(三) 被告人稱，因為一時心急，錯走上逆向扶手電梯，無法返回二樓，因此一直逆向走下去。法庭認為這說法也不可能是真相，事實上被告人只要停下來，站在逆向扶手電梯上，扶手電梯便自然會把她送回二樓。另外，被告人是被控方質疑下，才說她跑落逆向電梯是因為保安員和經理對她不禮貌，而她也曾解釋要「趕時間」，可是保安員和經理不准她離開。法庭是直到被告人作供時才首次聽到這個說法。法庭認為，如果被告人確實「趕時間」，一時出錯踏上了逆向扶手電梯，而當時唇膏已經尋獲，雙方沒有任何原因作出不平和的表現；被告人大可停步，任由逆向扶手電梯帶她回二樓，轉乘順向電梯落一樓，所需的時間必然更短。法庭認為，被告人從逆向扶手電梯跑回一樓，目的看似逃跑居多。

(四) 被告人稱，保安員大力捉著她手臂，令她感到十分痛楚，可是被告人只在事後一、兩天才為傷勢拍照，保留證據，她解釋說案發時也不知道自己傷得這麼重。盤問下，她又說警方到場時曾問她是否需要驗傷（很明顯，警方是在調查過程中，從閉路電視記錄得知被告人曾與保安員發生拉扯，並曾一次倒地）。從辯方提供的相片(D1(1-4))可見，被告人案發一、兩天後拍攝到身體多處有明顯損傷。如果被告人的傷勢確實是由涉案事件導致，而警員驗查她傷勢後卻不了了之，法庭認為這個說法匪夷所思，原因是警員拘捕被告人後，便需對她人身安全負上全責，試想如果事後被告人指稱是警員拘捕她後，向她施襲而導致她身體損傷，警方便無法有效地反駁她。倘若警員一發現被告人身上有傷，便安排她驗傷，便可以避免上述情況。

…… 

20.   法庭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裁定：

(一) 被告人離開涉案超市時，唇膏確實在她褲袋內，唇膏並未付款。

(二) 保安員和經理查問被告人時，她突然跑上二樓，然後從褲袋取出唇膏，擲向貨架，接著趕快離開。

(三) 被告人見到涉案超市出口被擋，發覺無法離開超市，因此返回貨場。

(四) 保安員捉著她袋子的帶，被告人則奮力掙脫，把帶子扯斷，失了重心，因而倒在地上。

(五) 保安員阻止被告人離開所作的行為，完全合情合理，不合情理的是被告人，她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咬傷保安員。法庭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否定被告人自衛的說法。

21.   考慮過所有證供，法庭裁定控方成功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兩項控罪所有罪行元素。

22.   法庭裁定被告人第一和第二控罪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6.上訴聆訊時，上訴人私人聘用吳珞珩大律師代表她。吳大律師提出7項上訴理由，現複述如下：

(i)   原審裁判官沒有考慮控方第二證人沒有提供拍攝到Skincare貨架的閉路電視錄影片段對被告人造成的不公平。

(ii)   原審裁判官錯誤地指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的供詞「獲錄像記錄強力支持」，及依據沒有事實基礎及證據支持的說法，以致錯誤地賦予他們的證供完全十足比重份量。

(iii)   原審裁判官未有充分考慮整體證供，忽略了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在重點議項上觀察可能失準，以致錯誤地裁定他們是誠實可靠的證人，並賦予他們的證供完全十足比重份量。

(iv)   原審裁判官未有充分考慮整體證供，及依據事實基礎及證據支持的說法，以致錯誤地裁定上訴人不合邏輯或不合理，並拒絕接納其證供。

(v)   關於控罪二，原審裁判官未有充分考慮整體證供，以致錯誤地裁定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否定上訴人「自衛」這個抗辯理由。

(vi)   原審裁判官先入為主，對於上訴人案發時的處境看法有所偏頗，對信納控方證人和拒納上訴人的證供之分析明顯出錯、剛愎武斷或有違內在或然性的問題，以致錯誤地裁定控方的案情以達至毫無合理疑點。

(vii)  原審裁判官錯誤地進入格鬥場，積極介入干預，旨在製造接納控方證供或拒納辯護理由之彈藥，有違公義必須彰顯人前之原則。

本席的分析

7.終審法院在周時彬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5] 1 HKLRD 838案表示，裁判法院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原審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對於事實的裁斷，上訴法庭須顧及裁判官具耳聞目睹證人作供的優勢，上訴法庭則只能按照書面謄本進行聆訊。證人證言的可信性及可靠性，純屬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關於事實的裁斷，除非裁判官的決定極度剛愎、 武斷；或有違邏輯或內在或然性；又或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出現遺漏或缺乏考量分析；又或審訊時程序出錯， 引致定罪不穩妥，上訴法庭才會干預。

8.原訟庭法官麥偉德 (當時官階)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葉展基 [2012] 4 HKLRD 383案，訂下3項處理裁判法院上訴時應遵從的原則：

(i) 處理上訴的法庭只會在裁斷明顯出錯時，才會偏離裁判官對事實的裁斷，以及對證人的誠信評估；

(ii) 裁判官是否犯錯而令致上訴得直，關鍵考慮是推翻定罪是否符合公義；及

(iii) 即使沒有找到裁判官的錯處，處理上訴的法庭依然必須履行進行重新聆訊這法例規定的責任。因此，必須審視案中的證據是否足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如果證據不足，也應裁定上訴得直。  

9.吳大律師指，控方未能提供的閉路電視片段，可能證明上訴人的說法屬實 (關於2項控罪)。本席認同答辯人的陳詞[5]，吳大律師指稱的可能性，純屬猜測而已。因為沒有證據顯示，該些片段存在或該些片段的內容是甚麼。PW2作供時確認，她已把拍攝到上訴人在店內行為的片段交予警方。

10.關於缺乏閉路電視片段這類證據，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在HKSAR v Jassey Francis Ja & another [2018] HKCA 369 案這樣說：

“ 42. …The absence of DNA and fingerprint evidence to show that a defendant has handled a vital exhibit is a neutral fact: see, for example, HKSAR v Law Wing Hong; HKSAR v Pham Thi Nga; HKSAR v Butt Ummar; HKSAR v Tsuchiya Koji; HKSAR v Dramane Mouhamed Saiti. The prosecution are not required to provide such evidence in a criminal case, and nor does the absence of such evidence in the normal course undermine a prosecution.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CCTV evidence.”

本席認為，本案沒有吳大律師所指的片段，並不支持辯方的說法，亦不削弱控方的證據，故不會對上訴人造成不公。

11.理由一不成立。

12.理由二、三、四、五、六涉及裁判官錯誤信納控方證人的證供，以及錯誤拒納上訴人的證供。

13.高等法院法官司徒敬 (當時官階) 在The Queen v Kwong Wing On & another HCMA 574/1996案指出：「若用顯微鏡來細閱審訊謄本，便不難會發現有分歧出現、或證人無回答某問題、或部分地方存有固有不可能性、或證人給予警方的書面供詞有遺漏，及其他林林總總的點滴，作為支持上訴的理由。但在現實環境，即使誠實的證人亦會有證言前後不符及有遺漏的情況出現。反過來說，若沒有上述情況，則證人的證言便被批評是人工湊合而成的。上訴庭不會要求裁判官必須逐點處理辯方提出的各項細節，亦鼓勵裁判官以務實態度處理證據。當上訴一方以上述理由抨擊裁判官的裁斷時，上訴法庭須考慮的是，是否有實質及嚴重的偏差、遺漏或不合情理之處而令致法庭質疑案中事實重點的可信性[6]。」

14.高院原訟庭法官湯寶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鴻開 HCMA 869/2007案引述以上司徒敬法官的判詞時表示：「以上一段的含意大體是說在真實環境中，就算證人竭力說出他所記得的事實，案情少不了都會出現些遺漏和不吻合之處。如果沒有，反過來又會被批評為人工湊合的敍述。在考慮證據時，裁判官應從整體考慮，從而決定案情是否有實質的，及嚴重的偏差，或有遺漏與難以置信之處。如果沒有，上訴庭也不會要求裁判官必需逐點處理辯方指出的各種細節[7]。」

15.裁斷陳述書的內容清楚顯示，吳大律師對PW1和PW2證言的批評，裁判官絕對知悉，並一一處理。該些批評，全是雞蛋裡挑骨頭，毫無意義的。證人證供的可信性及可靠性，是裁判官以陪審員身份作出的裁斷，處理上訴的法庭不應輕易干預。本席認為，裁判官詳細分析了PW1和PW2的證供；他的分析正確，結論合情合理，無可挑剔。

16.關於控罪一，上訴人稱，她沒有拿取唇膏離開商店。她解釋，當她決定不購買唇膏時，只是「冇手尾」，隨意把唇膏放在2樓其中一個貨架上，然後前往為已挑選的貨品付款。換言之，PW1 (保安員) 在店外截停她時，她身上並沒有唇膏。既然如此，道理當然在她那邊，為何又會感到「被屈」？

17.有云：「捉賊要拿贓」。唇膏不在身上，還怕甚麼？大不了讓店方安排搜身！稍具常識和合理思維的成年人也知道，「冇手尾」並不犯法；只要沒有身懷尚未付款的貨品踏出店門，便沒有盜竊。因此，本席不明白，為何上訴人要花時間帶PW1和PW2到2樓，從貨架取回唇膏交給他們。假如上訴人身上沒有唇膏，店方根本沒她奈何；她亦毋須作甚麼解釋。這一點正好印證，上訴人跑上2樓，目的是為了丟棄身上的贓物。這亦是唯一的合理推論。很明顯，上訴人的「辯解」有違常理，完全站不住腳。

18.關於控罪二，本席相信，如非當時「人贓並獲」，PW1和PW2不會 (亦沒有權) 禁止上訴人離去。PW1只是執行保安員的職務，阻止她離開現場。雖然PW1並非執法人員，事發時，他也有權逮捕上訴人[8]；並可在逮捕的過程中，使用合理的武力[9]。片段清楚顯示，PW1沒有使用過份武力或不恰當地接觸上訴人的身體；上訴人為了掙脫便咬他，當然是上訴人不對。如此野蠻的行為，與「自衛」扯不上半點關係。

19.理由二、三、四、五、六不成立。

20.關於裁判官過份干預審訊，本席閱覽了審訊謄本的相關部分，本席認為，指控不成立，對裁判官亦有欠公允。本席認同答辯人在其書面陳詞的分析及論點[10]，裁判官只是恰如其分地主持審訊，於適當時候向證人發問，以澄清證供含糊之處，絕對談不上干預審訊或影響辯方大律師的決定。

21.理由七不成立。

22.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定罪安全和穩妥，上訴駁回。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劉德偉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 由陳銘傑何傳經律師事務所轉聘吳珞珩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