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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C14440/2016
[2019]HKFC74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域 法 院
婚姻訴訟案件編號2016年第1444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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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審法官: |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彭家光內庭聆訊（非公開） |
| 審訊日期: |
2019年2月14日 |
| 判決日期: |
2019年3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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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附屬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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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席在下文稱呈請人為“女方”，答辯人則為“男方”。這是一宗有關男方的附屬濟助申請的審訊。
背景
2.男方現年67歲，是國內居民，已在2015年9月退休，退休前在深圳一間百貨公司為安檢員，當時月薪為¥3,000。女方現年62歲，無業。訴訟雙方是小學同學，在2007年底重逢。在2008年，女方之前夫提出呈請與女方離婚，在2009年11月，法院頒出絕對離婚令。在2014年12月，訴訟雙方在香港結婚。這段婚姻並沒有子女。
3.女方說，在2015年9月，訴訟雙方分居。在2016年11月，女方以一年分居及同意在本案下提出離婚呈請。在呈請書中，女方並沒有提出任何附屬助要求。在2016年11月，男方將表格4存檔，表示同意離婚。在2017年2月，男方將表格25存檔，要求整筆付款令。在2017年3月2日，司法常務官發出證明書，信納女方已充份證明呈請書之內容，有權取得暫准離婚令。在2017年6月13日。法庭頒出暫准離婚令。在2017年6月13日，男方以傳票申請許可逾期提出抗辯，又在同日提交抗辯書，提出訴訟雙方在2016年9月才分居的說法。同時，男方要求女方付男方¥50萬作為女方要求離婚之賠償。在2017年9月1日，應男方之申請，法庭頒令許可男方撤回2017年6月13日傳票申請。在2017年9月12日，應男方在2017年9月1日提出申請，法庭頒發命令，禁止女方將在香港境內價值達¥300,000的任何資產移離香港。在2017年11月24日，女方將表格25存檔，提出各項附屬濟助要求。在2017年11月27日，經女方向法庭承諾不會把她在香港境內價值達¥300,000的任何資產移離香港，法庭頒令撤消2017年9月12日的禁制令。在2018年9月3日，法庭頒令將訴訟雙方的附屬濟助要求，排期在2019年2月14日進行審訊。
證據
4.訴訟雙方都提交了表格E，多份誓章和不少支持文件。女方和男方先後提交了深圳南山區陳樑口腔診所的陳醫生分別日期為2017年9月20日和2017年11月16日的證詞。男方和女方親自作供，他們都沒有傳召證人。
男方的說法
5.男方說，因女方多次要求男方辭去深圳的工作，去香港服侍她的生活起居，在2015年8月30日，他辭去了深圳的工作，現在並無收入。男方說，在婚姻狀況正常的情況下，在2016年11月9日，女方突然提出離婚。在2016年11月10日，他和女方在將軍澳富臨酒樓見面，雙方口頭商定，同意離婚，並由女方向男方補償¥50萬。女方將首期補償款港幣16.2萬，折合人民幣14萬，由銀行轉賬給他，現尚欠¥36萬，所以男方要求法庭頒令女方付男方¥36萬。
女方的說法
6.訴訟雙方是小學同學及同鄉，在2007年12月重逢。在2009年，前夫與女方離婚，令女方精神大受打擊，患上抑鬱病。在2009年，女方與前夫將位於灣仔之婚姻居所出售，女方分得港幣1百萬。女方說，在2009年底，男方花言巧語藉詞要照顧女方，向女方借入¥145,000，和他妹妹夾份以¥29萬購入一個位於惠州正在建築中的住宅單位（‘泰豪廣場’）。女方以現金將¥145,000給男方。後來男方以他的兒子和妹妹名下購入泰豪廣場。現在女方要求法庭頒令男方歸還上述¥145,000之3分之一。自與前夫離異後，女方之姪兒（‘劉先生’）怕她在港乏人照顧，安排女方到深圳南山他的家居住。由2009年春節開始，女方住劉先生住家，往返香港覆診看醫生。女方說，由於患病，女方失業，沒經濟能力買屋，經商議後，在劉先生打點安排下，在2009年6月25日，以¥46萬在大亞灣買一個住宅單位（下稱‘新天名城’）。所付一半樓價（¥23萬）其中¥22.7萬乃由劉先生借給女方，另女方向銀行借了¥23萬貸款付樓價尾數，以每月分期付款償還銀行貸款。在2011年，劉先生付清了所有銀行按揭餘數。因此女方認為，劉先生是新天名城之實益權擁有人。自2010年初，女方居於新天名城。在2013年12月，在志願機構協助下，女方到單身人士宿舍居住。在2014年6月，再獲編配公屋。在2014年12月，訴訟雙方結婚。婚後，訴訟雙方在女方位於將軍澳的公屋單位居住。女方說，在2015年9月，訴訟雙方分居。在2016年9月，女方和其前夫將聯名持有一個位於深圳市的住宅單位（‘海連大廈’）以¥3,485,850出售，女方得其中一半收益。女方說，劉先生見她不再有住屋的需要，便透過中介放售新天名城，在他安排下在2017年5月15日，女方以¥880,000出售新天名城。女方說，若不是劉先生的看顧打點一切，她不能堅持到現在，又新天名城是劉先生出資，故收到售樓的樓價，她理所當然要歸還他。
7.女方說，男方對女方從未作過任何貢獻或付出，沒盡丈夫責任照顧女方，知悉女方身體欠佳和意志薄弱，乘虛而入，不斷花言巧言藉故向女方借錢。因為不能忍受男方對女方冷漠、不關心和多翻向女方作無理金錢荷索，女方決定和男方脫離夫妻關係。女方又說，在短暫婚姻中，男方在港時，不單止沒有供養她，相反是女方負責一切家中開支雜項及膳食等等，男方從沒有支付過女方的任何費用或家庭開支。女方提交了陳醫生的證詞，說男方在2017年6月13日存檔的誓章所提交證明書並沒有機構蓋印公章，內容涉及的都是假和不實。女方說，她是獨自去南山區陳樑口腔診所做齒科種植牙，並且所有費用都是自己支付。
8.女方說，男方講大話說女方要他辭工，根本絕無其事。她說，男方工作與否乃他的決定，與女方無干。
9.女方說，在知道女方打算與男方離婚時，男方向她借錢，所以在2016年11月11日，女方將港幣162,000存入男方銀行戶口。在2017年8月25日，女方代表律師向男方發催收信，要求男方儘快歸還借款港幣162,000。女方說，她不單要為自己現在及將來的個人醫療保健和日常生活開支籌算，還要照顧94歲長期臥床母親，實沒有能力支付答辯人無理荷索。
10.女方又說，她現有之資產都是婚前財產，男方也沒有因為她而有什麼經濟損失，他亦沒有對女方或家庭曾付出過什麼，女方要求法庭撤消男方的要求。
男方的回應
11.男方否認在2009年底，向女方借¥14.5萬購買泰豪廣場。男方說，泰豪廣場是由其女兒和胞妹合資購買，與女方沒有任何關系。
12.男方說，新天名城是女方一人購買，在首期付款中，男方出資¥5.1萬。又說，女方以將位於灣仔之婚姻居所出售後所得之款項付清按揭貸款。
13.男方否認在婚姻期間沒有照顧女方。男方說，由2008年6月至2015年9月，女方斷續地合共有3年的時間在他公司宿舍居住。在深圳工作時，公司分給男方的宿舍是一房一廳，男方和兒子及女兒3人居住。在女方來了後，住4人。由於女方經常腰酸背痛，每天男方都要為她擦腰，有時是要脫光衣服擦的。女方覺得不方便，在2010年，她叫男方兒子、女兒去外面租房，租金、購買新家具、空調、冰箱等生活用品，這些錢都是由男方付出。男方說，自2010年至2015年，兒子、女兒在外面租房5年，家具、空調、冰箱等生活用品不計，單純5年的租金，以每月¥1,500計算，男方就付出了¥9萬。男方說，所有積蓄和每月的工資，都用在訴訟雙方的日常生活中。經常帶她去深圳各大醫院看病，主要是看腰椎間盤突出和牙科。多年來不管他們在什麼地方居住，早晚都要為女方擦腰、擦背、擦脚底、擦脚趾，專程回老家尋找藥方泡酒。在宿舍居住時，因為公司宿舍是沒有電梯的，住4樓，女方病情嚴重時，還要背着女方上下樓梯。另外，新天名城從2009年購買到裝修完成，配套家私家電，全都是男方一手為女方操辦。海連大廈收租，和將軍澳公屋單位之裝修，也是男方一手為女方操辦。女方在新天名城居住的時間為最少2年。期間，每逢星期五，男方都要替女方買食物，如雞、排骨、魚、菜等，第二天星期六早上在深圳坐大巴到新天名城，星期一早上擦好女方的腰椎後，從新天名城坐公交車回深圳寶安上班，風雨無阻。
14.男方說，女方種植牙全療程從開始到結束都由男方陪同前往。在2009年，他陪同女方去過羅湖牙科，治療一段時間，效果不佳。由2011年至2012年，陪同女方去深圳春天醫院種植牙，男方出資¥9,000，效果也不理想。在2013年，陪同女方去深圳北大醫院，經過檢查咨詢全程治療費需要¥12萬，女方覺得太貴。最後在2014年11月，選擇在深圳丹妮齒科種植，全程治療費用¥67,980.00，付款13次，男方出資7次共¥15,380.00。
15.男方也否認男方的辭工與女方無關的說法。男方說，在2015年以來，女方多次要男方辭去深圳的工作，去香港服侍她的生活起居，承諾供給男方的生活費，並約定以男方當時工資收入計算，每年一次性供給男方¥36,000，當時男方在深圳的工資每月人民幣3,000。在女方的指使下，在2015年8月30日，男方辭去了深圳的工作。辭工後，在2015年9月1日，女方一次性給了男方一年的生活費，現金¥36,000，此款由男方在2015年9月2日存入男方香港中銀卡賬戶。女方又在2016年8月25日一次性給了男方一年生活費，現金¥36,000，此款由男方在2016年8月25日存男方大陸農業銀行賬戶。
16.男方否認訴訟雙方在2015年9月分居。男方說，訴訟雙方是在2016年9月13日分居。在2016年7月底，男方協助呈請人在深圳出售海連大廈。在2016年9月13日，女方回到香港後，電話經常聯係一切正常。在2016年11月9日，女方突然去律師行辦理離婚。
17.男方否認在2016年11月11日，男方向女方借款港幣16.2萬。男方說，女方突然提出離婚。在2016年11月10日，在將軍澳富臨酒樓，訴訟雙方見面，口頭商定，女方付男方離婚補償款¥50萬。在2016年11月11日，女方將首期補償款港幣16.2萬，由銀行轉賬給男方，並答應在男方簽字同意離婚的文件送入法庭後，將剩餘的補償款¥36萬一次性付清。在2016年11月14日，男方將簽了同意離婚的文件親自送到律師行。但女方沒有付剩餘之¥36萬，所以男方在2017年6月13日提出抗辯的要求。
18.男方說，現在他無業，無生活來源，僅有的是大陸政府每月發放給男方的社保金¥149。現在深圳租房，須供養一個兒子（殘疾）生活極度困難。男方要求女方補償10年生活費¥50萬，以每年¥5萬，即每月¥4,200（包括租房，管理費、煤氣、水電費、看病日常用品等）計算。
本席的看法
19.從以上可見，訴訟雙方在事實上有不少爭拗。在這方面，本席先作出討論。
泰豪廣場
20.就女方所說，她借款¥145,000給男方購入泰豪廣場，除了自利之口供外，女方沒有提供其他可信之證據來支持她的說法。經小心考慮後，本席認為女方並未能成功舉證以上的說法。
新天名城
21.本席就新天名城之實益權益之問題作以下之討論。新天名位於國內大亞灣，但就究竟應採用國內還是香港之法律來考慮就新天名城之實益權益之問題，訴訟雙方都沒有提出他們的說法，也沒有向法庭要求許可提交在這方面的中國法律專家證據。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席採用香港適用之法律來考慮這個問題。
22.女方是新天名城的登記房產所有權人，就她說該物業的實質權益是由劉先生擁有的指稱，其舉證責任在女方。以上的法律原則，可見於Baroness Hale of Richmond在Stack v Dowden [2007] UKHL 17, [2007] 2 All ER 929, [2007] 1 FLR 1858, HL案中第56段所說：
“56 Just as the starting point where there is sole legal ownership is sole beneficial ownership, the starting point where there is joint legal ownership is joint beneficial ownership. The onus is upon the person seeking to show that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legal ownership. So in sole ownership cases it is upon the non-owner to show that he has any interest at all. In joint ownership cases, it is upon the joint owner who claims to have other than a joint beneficial interest.”
23.《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香港法例第219章）第6條規定：
「(1) 除第6條另有規定外─
(a) 土地的衡平法權益，除由設定或處置該權益的人或獲其以書面合法授權的代理人以書面設定或處置並加以簽署，或藉遺囑或法律的施行而設定或處置外，不得以其他方式設定或處置；
(b) 關乎土地或其任何權益的信託聲明，須以書面予以宣告及證明，並由有能力作出該信託聲明的人簽署，或藉該人的遺囑予以宣告及證明。
(2) 本條並不影響歸復信託、默示信託或法律構定信託的設定或運作。」
24.女方主張她只是以受託人身分代劉先生持有新天名城，但並無任何書面設定或處置。按《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6條的規定，女方和劉先生並不存在明示信託之關系。
25.本席打算從歸復信託和共同意願法律構定信託去分析本案。關於歸復信託的法律原則，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杜溎峰暫委法官（當時的官階）於黃燕珍 訴 鄺偉文及葉鳳蓮（HCA 2293/2004，判案書日期2009年12月18日）案中說：
「[18]一般來說，法定業權與實質業權是緊密相連。黃女士與鄺先生是第二項物業的註冊業主。他們應被視為該物業的法定和實質業權擁有人。鄺母卻爭議她才是該物業的實質業權擁有人，她指稱黃女士與鄺先生只是她的受託人代她持有該業權。若鄺母擬將法定業權與實質業權分拆，她必須負上舉證的責任：見Re Superyield Holdings Ltd [2002] 2 HKC 90 ，第108D頁；Lee Tso Fong and Kwok Wai Sun & Another 民事訴訟2005年第272號, 2008年5月9日 (unreported)，第22段與23段及Stack v Dowden [2007] 2 AC 432 ，第65段與66段。鄺母聲稱購買第二項物業的資金全部是由她提供。她依據的法律原則是歸復信託或構定信託。
[19] 根據歸復信託的法律原則，當土地財產或個人財產被傳達到一名購買人和其他人的名下，和一名或多於一名人士(購買人除外)，法律假定曾提供資金購買該財產的人士擁有其部份或全部的權益。但這假定是可以被推翻：見Underhill and Hayton, Law Relating to Trusts and Trustees , 第17th 版，第433頁。若有關的物業涉及按揭貸款，承擔償還貸款的一方，亦可當作對購買該物業曾提供代價。這法律原則對黃女士亦適用：見Re Superyield Holdings Ltd 。
[20] 此外，法庭亦可以基於有關各方，如轉讓人與承讓人之間或曾付出代價與沒有付出代價的承讓人之間，的共同意願為他們構定信託，以實現他們在轉讓該物業時的共同意願；見Lloyds Bank PLC And Rosset and another [1991] 1 AC 107 ，第132E - 133H頁; Ip Man Shan Henry and another v Ching Hing Construction Co. Ltd & Ors (No 2) [2003] 1 HKC 256 ，第68至75段；Oxley v Hiscock [2004]3 All ER 703 (CA) 第30至39段與第68段及69段。不過，若有關各方擬藉著這信託安排達至非法的目的，該信託則不能成立：見Snell’s Equity ，第31版, 第23-11段；Scott v Brown，Doering, McNab & Co [1892] 2 QB 724 ；Gascoigne v Gascoigne [1918] 1 KB 223。」
26.就歸復信託如何產，可參考原訟法庭特委法官羅正威資深大律師在Re Superyield Holdings Ltd [2000] 2 HKC 90 的106D-108E所列出的法律原則︰-
Miss Wong made very helpful and detailed submissions on the law of resulting trust. The propositions I set out hereunder I have drawn heavily on her written and oral submissions;
1. A useful starting point is art 31(1) of Underhill & Hayton, Law of Trusts and Trustees (15th Ed) p 317 as follows:
When real or personal property is conveyed to a purchaser jointly with others, or to one or more persons other than the purchaser, a resulting trust will be presumed in favour of the person who is proved … to have paid the purchase-money in the character of purchaser (as opposed to that of donor or lender).
2. The better view is that this is 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law in that:
(a) It applies as soon as the fact of contribution to the purchase price is proved; and
(b)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evidence, it is conclusive for the party in whose favour it operates and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operates.
3. The fact being presumed is that of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or more precisely, the providers of the purchase-money)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of their actual intention. That being the case, the presumption can be rebutted by:
(a) The application and non-rebuttal of the presumption of advancement;
(b) Evidence of an actual int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urchaser to benefit the holder of the legal title.
4. The principle is applicable to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factual circumstances:
(a) Where one person pays the whole of the purchase price and title is taken in the name of another, it is presumed, unless the contrary is shown, that it was intended that the property be held in trust for him.
(b) Where two persons contribute to the purchase price in equal shares and title is taken in the name of one only, it is presumed, unless the contrary is shown, that it was intended that the registered owner holds the property in trust for the other person to the extent of 50%.
(c) Where two persons contribute to the purchase price in unequal shares and title is taken in the name of both as joint tenants or tenants-in-common in equal shares, it is presumed, unless the contrary is shown, that it was intended that the property be held in trust for both of them as tenants-in-common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5. The material intention is that of the provider of the purchase money. See Calverley v Green (1984) 155 CLR 242, per Gibbs CJ at 251 and per Mason and Brennan JJ at 261.
6. The implied trust arises at the time of the purchase so that the contributor acquires an equitable interest at the outset and such interest corresponds to the share he or she paid for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See Underhill & Hayton at 321.
7. The time to take stock of the respective interest taken by the parties is the time of acquisition.
8. It follows that the time at which the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are to be calculated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the parties’ respective interest is also the time of acquisition. See Crisp v Mullings [1976] 2 EGLR 103G-K and Calverley v Green at 252 and 262.
9. Where land is purchased to be built on, the extent of the parties’ interest would be fix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purchase, building and improvement. See Tracy v Bifield (1998) 23 Fam LR 260, a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Western Australia.
10. Where some or all of the purchase price is borrowed, the acceptance of a personal liability as against the lender to repay, for instance, by the execution of a mortgage containing a personal covenant to repay, constitut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purchase. Where the covenants to repay the lender is joint and several, each party to the covenant to repay is taken to have contributed half of the sum raised for the purchase. In addition to Crisp v Mullings and Calverley v Green, a number of other Australian cases discussing this proposition were referred to. I need not go into the details of these cases. I touch on
[2000] 2 HKC 90 at 108
some of them later on in another context. Most of them are, as to be expected, decisions on their own facts.
11. The better view is that post-completion unequal contributions to mortgage repayments, whether by prior agreement or otherwise, cannot affect the quantum of interest taken by the respective parties at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under, I emphasise, a resulting trust. Such contributions may, however, have a bearing on the remedies which may be available under what is now usually referred to as a common intention constructive trust or under some form of proprietary estoppel. See again, for instance, Crisp v Mullings; Calverley v Green pp 252 and 257-258; Piper v Knowles (Equity Division,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Ref 1784/1986, 31 January 1989, unreported) and Ammala v Sarimaa (1993) 17 Fam LR 529, a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12. The fact that the mortgage debt was not repaid by the parties equally may, however, be relevant to an equitable accounting between the parties. See Calverley v Green, Piper v Knowles and Jancso v Vuong (1988) 12 Fam LR 615, a judgment of Young J delivered on 4 October 1988.
13. The burden falls upon the party asserting, in I believe Miss Wong’s words, or perhaps not, that ‘the equitable right is not at home with the legal title’. See the similar sentiments in Crisp v Mullings at 103F-G.
14. These principles are not restricted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persons within any particular category of relationships.
27.在Liu Wai Keung v Liu Wai Man [2013] 5 HKLRD 9，高等法院林雲浩法官重申若要確立共同意願法律構定信託所要的元素︰-
[45] The plaintiff seeks to achieve that by pleading both a resulting trust and a constructive trust. However, given that both parties allege there was express discussion and actual intention as to where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should lie, there is little scope for the operation of resulting trust: Re Superyield Holdings Ltd [2000] 2 HKC 90, 111.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ial, indeed, counsel agreed that constructive trust is the real issue, and that resulting trust is not relevant except perhaps if I should decide to reject both parties’ evidence on intention.
[46] The focus of the inquiry is therefore on the elements that the plaintiff has to prov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trust in his favour.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ase, this means that the plaintiff must prove (i) there was a common inten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defendant that the plaintiff was to be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the Property despite that it was acquired in the defendant’s name; (ii) the plaintiff altered his position in detrimental reliance upon such common intention; and (iii) it is unconscionable for the defendant to assert ownership in reliance on her legal title to the Property.
[47] In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re was a common intention, it is the objective intention of each party "which was reasonably understood by the other party to be manifested by that party’s words and conduct" that one must examine: Gissing v Gissing [1971] AC 886, 906; Jones v Kernott [2012] 1 AC 776, 794 at para. 51.
[48] In the present case it is the parties’ common inten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 Property that is relevant, there being no suggestion from anyone that the intention had changed.
[49] Such intention is to be found, first and foremost, from any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reached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concerned based on evidence of express discussions. It is only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a finding of such an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that the court seeks to infer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the relevant common intention: Lloyds Bank v Rosset [1991] 1 AC 107, 132-133.
[50] Even where, as in this case, reliance is placed on an express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their other conduct remains relevant as a matter by reference to which their assertions about the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ust be gauged and tested.
28.Mostyn J. 在Bhura v Bhura & Others [2015] 2 FCR 353 (358-359 §8)就英國最高法院在Jones v Kernott [2012] 1 AC 766中所說有關這方面的法律原則，作出的總結也甚有參考價值︰
The applicable legal principles concerning a property dispute such as this are tolerably clear and have most recently been re-stated by the Supreme Court in Jones v Kernott[2011] UKSC 53, [2012]1 AC 766. In summary I think they are as follows:
i) If there is an express declaration of beneficial interests then that is, almost invariably, the end of the matter. Such an express declaration can only be displaced if it has been procured by fraudulent conduct. …
ii) If there is no express agreement about the beneficial interests then there is likely to be (at least) a tacit understanding. This is hardly surprising as one would express that when people enter into what may very we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transaction in their lives – buying a home – they would have a pretty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o owned what share of i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was such a tacit understanding, and if so what it was, the court will look at all the evidence holistically and will examine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parties’ conduct in relation to the property.
iii) In the rare case where the evidence does not reveal a tacit understanding about ownership the court can reach for the presumptions. An obvious presumption is that beneficial ownership is the same as legal title (see Jones v Kernott at paras 17 and 51(1)).
iv) Another is the presumption of the resulting trust. In Pettitt v Pettitt [1970] AC 777 at 824 Lord Diplock doubted that it was of much relevance in the modern era. In his view it would be “an abuse of the legal technique for ascertaining or imputing intention to apply to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post-war generation of married couples ‘presumptions’ which are based upon inferences of fact which an earlier generation of judges drew as to the most likely intentions of earlier generations of spouses belonging to the propertied classes of a different social era.” Some commentators believe that the doctrine has medieval origin. The principal problem with it is that that it allows the “solid tug of money” (as Woodhouse J evocatively put it (echoing George Eliot) in Hofman v Hofman [1965] NZLR 795 at 800) “to submerge any faint suggestion that other [non-financial] contributions play a valuable part in the acquisition of family assets”.
v) A further presumption is the presumption of advancement but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on its death-bed given that it is abolished by s199 Equality Act 2010, which is awaiting implementation.
vi) But presumptions are only presumptions. In a memorable dictum Lamm J in Mackowick v Kansas City St. J. & C.B. Ry., 196 Mo. 550, 571, 94 S.W. 256, 262 (1906) stated that “presumptions may be looked on as the bats of the law, flitting in the twilight, but disappearing in the sunshine of actual facts”.
vii) “Actual facts” are those which suggest that a result steered by a presumption is unfair.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emphasis and nuance all of the Justices in Jones v Kernott accepted that where a tacit agreement could not be found by a process of inference the court could impute to the parties a fair agreement which they never in fact made but which they should ‘be taken’ as having made (see paras 45, 60, 72, 85(2)). Of course, as Woodhouse J pointed oout, this involves “fictional attribution of intention”, but the process has a long pedigree. One only needs to remind oneself of Lord Denning MR’s statement in Appleton v Appleton [1965] 1 WLR 25 at 28 to see how the wheel has turned full circle. There he said ‘A judge can only do what is fair and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this test has been put in the cases: What term is to be implied” What would the parties have stipulated had they thought about it? That is one way of putting it. But, as they never did think about it at all, I prefer to take the simple test: What is reasonable and fair in the circumstances as they have developed, seeing that they are circumstances which no one contemplated before?” I cannot se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at statement and that of Lord Wilson in para 87 where he rhetorically asked “where equity is driven to impute the common intention, how can it do so other than by search for the result which the court itself considers fair?”
29.女方所指稱的歸復信託是基於她說所有購入新天名城的資金都是由劉先生付出的，所以這一點事實爭議是整個審訊的關鍵所在。以上一點事實爭議的舉證責任在女方。在2017年10月9日的誓章，女方說，購入新天名城時，付一半樓價¥23萬，其中¥22.7萬乃由劉先生借給女方，女方向銀行借¥23萬付樓價尾數。暫時不論男方的說法，本席認為由以上可見，購入新天名城時，全部樓價，都是由女方向劉先生和銀行借來的借款所支付，這即是說，所有付款都是由女方支付。所以，在購入新天名城時，女方既是持有人，也是100%付款人，也就是說根本並不存在所謂歸復信託。又女方可動用在2009年將位於灣仔之物業出售所分得之款項，根本無需要向劉先生借貸，來付購入新天名城之首期。經小心考慮後，本席不接受劉先生借¥22.7萬給女方的說法。
30.就共同意願法律構定信託方面，本席注意到，雖然根㯫女方的申述案情（pleaded case），女方說供了18期共¥50,857.26按揭供款後，在2011年劉先生付清按揭餘數，她並沒有說明她和劉先生就新天名城的實益權益有任何明示之共同意願。
31.在Chan Chui Mee v Mak Chi Choi [2009] 1 HKLRD一案中，高等法院林文瀚法官（當時官階）於第34至36段就購入物業後產生的基於各方的共同意願法律構定信託，提出以下的法律原則︰
[34] In Ip Man Shan Henry v Ching Hing Construction Co Ltd [2003] 1 HKC 256 at paras. 70 to 74, I referred to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pre-acquisition common intention and post-acquisition common intention. At para. 74, I said,
“If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was arrived at prior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property,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had not yet been crystallized and one may infer a common intention more readily.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were only formed after the acquisition of the property, this would imply a change in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The evidence must support an inference that there was a fresh agreement as to beneficial ownership before the court can give effect to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In other words in that situation, there must be some evidence to infer that the original beneficial owner has agreed to give up some of his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in favour of the other party.”
[35] I do not think Stack v Dowden and Abbott v Abbott bring about any changes in this regard. In James v Thomas [2007] 3 FCR 696, a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after Stack v Dowden, Chadwick LJ said at p.705,
“More pertinently, if the circumstances so demand, a constructive trust can arise some years after the property has been acquired by, and registered in the sole name of, one party who (at the time of the acquisition) was, beyond dispute, the sole beneficial owner: Gissing v Gissing [1971] AC 886 at 901, Bernard v Josephs [1982] Ch 391 at 404. But, as those cases show,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ress post-acquisition agreement, a court will be slow to infer from conduct alone that parties intended to vary existing beneficial interests established at the time of acquisition.”
[36] In the same vein, in his dissenting judgment in Stack v Dowden, Lord Neuberger said at para. 138,
“The fact that the ownership of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in a home is determined at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does not mean that it cannot alter thereafter. My noble and learned friend Lord Hoffmann suggested during argument that the trust which arises at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whether resulting or constructive, is of an ambulatory nature. That elegant characterization does not justify a departure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established legal principles any more than such a departure is justified at the time of acquisit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elling evidence’ … is required before one can infer that, subsequent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home, the parties intended a change in the shares in which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is held. Such evidence would normally involve discussions, statements or actions, subsequent to the acquisition, from which an agreement or common understanding as to such a change can properly be inferred.”
32.在Ng Po Yu v Lam Kai On [2018] HKCFI 1618 一案中，高等法院歐陽桂如法官於第44段就明示的基於各方的共同意願而產生的法律構定信託提出以下的法律原則︰
[44] The conversation relied on for express common intention must not be equivocal. The recipient must have been led to believe that she would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concerned: Mo Ying v Brellix Development Ltd [2014] 3 HKLRD 224, §59.
33.將以上之法律原則應用於女方的案情，本席認為，單以劉先生在2011年替女方付清按揭餘數這一點（男方否認），並不足以改變女方是新天名城100%實益權益擁有人的事實。按現有之證據，本席認為，女方並未能成功舉證她只是新天名城的信託人之說法，也不接受她的說法。
34.又女方可動用在2009年將位於灣仔之物業出售所分得之款項，根本無需要向劉先生借貸，來清付新天名城之按揭貸款。經小心考慮後，本席也不接受劉先生替女方清付新天名城之按揭貸款的說法。
35.男方說，在新天名城的首期付款中，男方出資¥5.1萬。當時男方月人只為¥3,000,女方也有經濟能力，況且除了自利之口供外，男方沒有提供其他可信之證據來支持他的說法。經小心考慮後，本席認為男方並未能成功舉證以上的說法。
在婚姻期間，男方對女方的照顧
36.按男方提交陳醫生的證詞，由2014年11月至2016年7月，即女方在陳醫生診所進行口腔種植牙治療期間，據陳醫生所見，每次女方前來診所復診均由男方陪同。在其證詞，陳醫生又說，雖然由男方所提交2017年6月1日的‘證明書’並非由陳醫生的診所開具，女方是由男方陪同就診是基本事實。本席注意到陳醫生並沒有到庭作供，所以其證詞屬傳聞證據。陳醫生在內地居住，男方不能以傳票傳召他到香港出庭。證詞上的簽名公章，與女方所提交的相同，本席接受其真確性。陳醫生的證詞客觀、持平，也並無證據陳醫生涉及本案任何利益。經小心考慮後，本席接受陳醫生之證詞之內容為事實。所以，女方所說，她去陳醫生診所是獨自去的說法，並非事實。由此看來，女方就婚姻期間男方對女方照顧的說法，並不可盡信。經小心考慮全部證供以後，本席認為就婚姻期間男方對女方照顧，與女方的說法相比，男方的說法比較可信，也予以接受。男方說，陪同女方去深圳春天醫院種植牙，男方出資¥9,000，在深圳丹妮齒科種植，男方出資¥15,380.00。經小心考慮後，本席也接受男方出資¥9,000和¥15,380.00。
男方辭工
37.不容爭議，在2015年9月1日和2016年8月25日，男方分別將¥36,000存入其戶口。其時男方並無收人，由此看來，男方所說這兩筆¥36,000的款項都是由女方給他的說法可信。這些背景事實支持男方所說，在男方辭去工作後，女方付男方生活費，每年1次性付，以每月¥3,000之計算。經小心考慮後，本席認為與女方的說法相比，男方的說法比較可信，也予以接受。
分居日期
38.女方在呈請書中所說訴訟雙方由2015年9月開始分居，屬已判決事項，不容反悔。因此，本席不接受男方現時所說，訴訟雙方在2015年9月仍未分居的說法。雖然在2015年9月以後，男方替女方安排海連大廈出售，又陪同女方到牙科診所，但本席認為這些行為與訴訟雙方是否已在2015年9月分居，並不存在必然的相反關係。
2016年11月11日
39.女方說，在2016年11月11日，男方向女方借港幣162,000。在2017年3月29日的誓章，女方說：
“性格不合，2015年9月分居，我有精神科、脊椎矮形、外科，從未關心，淨係問我要錢。2016年十一月十一日，約佢上律師樓，冇錢比就不會上去，寫一張票14萬4仟，又話要多一萬八仟，見佢入銀行查數，即刻話要人民幣，我哥哥的朋友，幫我報警協助。”
在以上，女方的說法是當時男方無錢‘比’就不會上律師樓。本席認為，由此可見當時男方並非向女方借錢，而是要求女方‘比’，因此也不接受女方現時所說借錢的說法。
40.就男方說當時女方答應付男方¥50萬的說法，本席有以下幾點看法︰
(1) 在誓章中，男方說，在2016年11月11日，女方將首期港幣162,000由銀行轉賬給他，又承諾在男方簽字同意離婚的文件送入法庭後，將剩餘¥36萬一次生付清。在2016年11月11日，人民幣¥兌港元為1兌1.14，¥140,000×1.14=港元156,800，這與162,000有很大之分別。若真有首期付款為¥140,000之安排，為何女方存入港幣162,000？對於這問題，男方並無可接受之解釋。
(2) 在2017年8月31日，男方寫了一份所謂對女方當時代表律師之催收信的答辯。男方沒有提交這份文件入法庭，只是在審訊期間，本席知道有這份文件存在而取得。在該份文件，男方說，在2016年11月11日，雙方同意之付款方式為分兩期，第一期為¥20萬。在收到第一期付款後，男方簽字同意離婚。第二期為¥30萬，在離婚的文件送入法庭後支付。以上所說的付款方式，與前面所說者，有很大的分別。為何會有不同的說法？本席認為，若真有分期付款之協議，男方不會有前後不同的分期付款方式。
(3) 在2016年11月11日，陪同女方的朋友代女方報警。女方之前代表律師在給男方的催收信中說，女方轉賬港幣162,000給男方後，男方却說女方應以人民幣付款，又要求女方再入港幣30,000入男方賬戶，女方不能接受男方的無理要求，於是報警求助。對於女方報警一事，男方說，因為女方將港幣匯入男方賬戶，男方認為補償應以人民幣付款，訴訟雙方發生了小爭吵，於是女方報警，當時兩名警察到達現場，警察在現場各自了解情況後，覺得這是雙方家內事情，現場也沒有發生甚麼情況，很快就離開了。本席認為，從以上可見，當時訴訟雙方對於女方究竟應以人民幣還是港幣付款仍存在爭議。
41.從訴訟雙方的證供看來，在2016年11月11日，女方要求男方簽字同意離婚，男方則要求女方付男方一筆款額，作為簽字同意離婚之條件。經小心考慮以上各點，本席認為，雖然在當天女方付了男方港幣162,000，但當時訴訟雙方並沒有達成一個協議。本席也不接受男方所說，女方同意付¥50萬之說法。若有男方所說之雙方協議，本席認為，不會有在前文所說之矛盾之處，前後不一的說法，及訴訟雙方在付款為港幣還是人民幣之爭議。
海連大廈
42.男方說，海連大廈之售價實為¥605萬，並非女方所說之¥3,485,850。只是當時買賣雙方為了逃稅，所以在做文件時，將售價寫作¥3,485,850。就他的說法，除了口供外，男方並沒有提交其他證據。反之，女方提交了買賣合約，和公證文件來支持她的說法。經小心考慮後，本席認為畢竟女方的說法有公證文件支持，比較可信，也接受女方的說法。
43.本席交代一下香港法庭處理附屬濟助申請時應用之法律原則。在處理附屬濟助申請時，本席首先要考慮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條（‘第7條’）的條文。本席現將有關的條例節錄如下：-
「7. 法庭在決定根據第4、5及6條作出何種命令時須顧及的事宜
(1) 法庭在決定應否就婚姻的一方而根據第4、6或6A條行使權力，以及若行使該等權力則應採取何種方式時，有責任顧及婚姻雙方的行為和案件的所有情況，包括顧及下列事宜 ——
(a) 婚姻雙方各別擁有的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擁有的收入、謀生能力、財產及其他經濟來源；
(b) 婚姻雙方各自面對的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面對的經濟需要、負擔及責任；
(c) 該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
(d) 婚姻雙方各別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
(e) 婚姻的任何一方在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無能力；
(f) 婚姻雙方各別為家庭的福利而作出的貢獻，包括由於照料家庭或照顧家人而作出的貢獻；
(g) 如屬離婚或婚姻無效的法律程序，則顧及婚姻的任何一方因婚姻解除或廢止而將會喪失機會獲得的任何利益(例如退休金)的價值。」
44.就第7條的運用及有關的法律原則詳列於終審法院LKW v DD (2010) 13 HKCFAR 582 （中譯本）第56至80段。在該案，終審法院定下了下列五個步聚︰-
(1) 確定資產︰這包括可能有的收入 ，謀生能力及其他經濟來源；
(2) 評估雙方的經濟需要；
(3) 決定運用平等分享原則；
(4) 考慮有沒有充分理由不作出平等分配；
(5) 決定分配結果。
45.第二步是法庭評估雙方的經濟需要。在本席來說，因為家庭資產不限法庭考慮第7條所述各事項時，到這一步便須停止，因為總資產不夠使法庭進展到下一步，甚至不夠滿足雙方的需要，所以沒有條件運用任何分享原則。
男方的資產和收入
46.在2018年11月16日之表格E，男方填報有銀行存款¥3,767，又在新天名城所擁有資本權益淨值¥30萬。在2015年9月前男方住公司宿舍，所以新天名城並非婚姻居所，男方也不在新天名城擁有資本權益。女方說，男方是現住單位之業主，但就此說法，並無提交可信的支持證據。男方提交了租單。女方又說男方提交之租單是假文件，但也只是口說，並無提交其他支持證據。按已知男方的狀況，本席看不到男方有自置物業之經濟能力。經小心考慮後，本席接受男方租住現住單位的說法。除了少量銀行存款外，男方並無資產。除了從社保每月可得¥149外，男方並無收入。
男方的經濟需要
47.在表格E，男方填報一般開支為每月¥5,800（包括租金¥2,400）和個人開支為¥900。在後來提交的誓章，男方說，可以計算他之生活費為每月¥4,200，包括租房、管理費、煤氣、水電費、看病和日常用品等。本席接受可以每月¥4,200來衡量男方之經濟需要。
女方的資產、收入和濟需要
48.在2017年10月6日的表格E，女方填報持有新天名城100%業權，有銀行存款港幣419,911.49、保單現金值¥641,190，另女方說在2009年男方向女方借入¥145,000和在2016年11月11日男方向女方借入港幣162,000。在2018年12月18日的表格E，女方並無填報任何資產。在兩份表格E中，女方都無填報任何債務。在2009年女方與其前夫出售位於灣仔聯名物業，女方分得港幣1百萬。在2016年女方和其前夫出售海連大廈，女方分得¥1.7百萬。女方說，她將部份出售海連大廈的收益，購入2017年10月6日表格E填報時值¥641,190之保單。在2012年，女方將新天名城以¥88萬出售。由2009年至2017年，女方共得約港幣1百萬 + ¥1.7百萬 + ¥88萬，算為約港幣4百萬。在同一段期間，除普通殘津貼每月港幣1,695至1,990和一些政府對低收入人士之補助例如交通津貼外，女方並無收入。在第1份表格E，女方填報一般開支每月港幣9,149和個人開支港幣7,525，每月開支總額為港幣16,674。在第二份表格E，女方填報一般開支港幣10,999和個人開支（不計所謂醫療/牙齒護理費每月港幣60,000）港幣6,000，每月支總額為港幣16,999。女方可用公共醫療，本席不接受公共醫療/牙齒護理費每月港幣60,000。在計入女方之政府津貼收入後，本席認為可算女方每月之淨開支港幣15,000。由2009年至今，以10年計算，其港幣15,000×12×10=港幣1.8百萬。另女方以¥46萬購入新天名城，算為港幣52萬，及在2016年11月付男方港幣162,000和因種植牙用了約港幣60,000，以上共港幣2,542,000。本席認為，雖然在第二表格E ，女方並無填任何資產，女方應尚有資產價值約港幣1.46百萬。
在考慮全部因素後，究竟法庭應頒佈一個怎樣的附屬濟助命令
49.男方並無資源，也無收入。按本席之認定，女方現有資產約港幣1.46百萬，每月淨開支為港幣15,000。女方現年62歲。她說，她的經濟緊絀，除個人醫療、保健和生活所需開支，還要供養現年94歲的母親。本席接受，雖然女方現有一點資產，但其資產並不夠滿足她未來的需要。本席也注意到，女方的資產都是源自訴訟雙方婚前所得。又按本席認定，在訴訟雙方婚姻期間，男方住公司宿舍，女方住將軍澳公屋單住和男方宿舍，新天名城並非婚姻居所。因此女方說，女方現在之資產，不能算為訴訟雙方的家庭資產，在她自顧不暇的情況下，男方向她提出的申索毫無理據。但按本席在前文之認定，在婚姻期間，因女方入住男方公司宿舍，其子女搬出，子女的租金等開支，男方用了¥90,000，及男方替女方付種植牙部份費用了¥9,000+¥15,380。本席也接受男方按女方的要求辭去工作。在辭職時，男方62歲。男方說，他在私人公司工作，公司並無退休年齡限制，只要身體健康，便可繼續工作。在審訊時，男方67歲，按所見，男方健康仍不錯，本席算若男方不辭職，可工作至70歲，男方本應有工作收入為每月¥3,000 × 12 × 8 = ¥288,000。以上¥90,000 + ¥24,380 + ¥288,000 = ¥402,380。按現有證據，女方在2015年9月付男方¥36,000，在2016年8月付男方¥36,000和2016年11月付男方港幣162,000（÷ 1.14 = ¥142,105），以上共¥214,105。經小心考慮全部證供後，本席認為，若頒令女方付男方¥402,380 - ¥214,105 = ¥188,275 ，以解決男方之要求，未嘗不為一個公平的處理方法。
50.按在前文之認定，本席撤消女方對男方之要求。
頒令
51.本席頒令︰-
(1) 女方須在暫准離婚令成為絕對判令時，付予男方一個為數相等於¥188,275整筆款額。
(2) 在上述(1)段獲遵行後，日期為2017年11月27日女方向法庭之承諾取消。
(3) 在上述(1)段獲遵行後，訴訟雙方，無論是根據《婚姻訴訟條例》、《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已婚者地位條例》、《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或任何其他相關條例，而可能提出的申索，不論是一方針對另一方或針對他們的產業的資本、收入或其他財產調整，包括定期付款、有保證定期付款、一整筆款項或多筆款項、財產轉讓或授產安排及售賣令，予以撤消。
訟費
52.訴訟雙方的要求都沒有獲得法庭接受。他們的案情，也有不少地方不為法庭所接受。本席打算作無訟費命令，包括保留訟費。以上的訟費命令是一個暫准命令，如雙方在本命令頒布後14天內沒有任何申請，有關的暫准命令將轉為絕對命令。
| 呈請人： |
無律師代表和親自出席聆訊 |
| 答辯人： |
無律師代表和親自出席聆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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