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龍鎌亦

HCMA 570/2021

[2022] HKCFI 134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21年第570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21年第13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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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引言

1.上訴人被控一項「猥褻侵犯」[1]，罪行詳情指稱他：

「於2020年9月1日，在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20樓 “the Desk”47室猥褻侵犯另一人，即女童X。」

2.上訴人否認控罪，在暫委裁判官朱文瀚(“裁判官”)席前受審。2021年11月26日，裁判官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2021年12月10日，上訴人被判處監禁9個月。

3.上訴人原本針對定罪[2]及判刑[3]提出上訴。但是他在2021年X月X日放棄判刑上訴，獲法庭批准。因此，本席現在只需要處理他的定罪上訴。

控方案情

4.女童X在2011年出生。2018年，她在一家名為Learning Track的補習社補習，那時上訴人在那裏擔任補習老師。到了2020 年7月，上訴人租用禮頓中心20樓 “The Desk” 47室(“涉案房間”)自行經營及提供補習服務，亦在那時起在那裏為X補習。控方指在案發當日，上訴人在涉案房間內為X補習期間猥褻侵犯了她，控方主要是依賴X的證供，以及她母親(Y)作爲新近投訴證人。

5.X以錄影紀錄[4]及電視直播聯繫的方式作供。X說她還在Learning Track補習時，上訴人並非在第一個月便已經觸摸她，而是上了幾堂約一個月後才開始的。當時她曾要求上訴人停止，但他沒有理會並繼續觸摸她。X亦有嘗試避開上訴人，但同意她沒有按着上訴人的手，也沒有推開上訴人，因為她害怕上訴人不會讓她離開。

6.案發當日，上訴人在案發房間內與她進行一對一的補習。上訴人一邊補習，一邊用右手食指穿過X的裙及內褲「撩」她的下體。下課後，X向Y投訴。她已記不起是否曾向媽媽說上訴人第一天和她補習已開始觸摸她這一點，也記不起案發當日曾經向警方說過上訴人觸摸了她5分鐘。

7.控辯雙方同意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B條將Y的口供(P6)呈堂成為她的主問證供。Y指於案發當日，她接女兒下課，X向她投訴說上訴人用手觸摸她的下體，更表示由第一天，即2018年頭開始，便已被上訴人觸摸。故此，Y報警處理。

8.PW3是負責調查本案的警員，他供稱曾經調查Learning Track補習社房間內的閉路電視，並發現它於2018年至2020年7月有正常運作，但已記不起職員是否曾經表示片段只會保留七天。

9.PW4是負責到耀華街向X初步了解案情的女警。她說當日X告訴她上訴人用右手食指穿過X的內褲，並且左右搖動約5 分鐘，令X感到不舒服。這是經PW4初步了解後，用自己的文字寫出來的版本，並非即場紀錄，而是當送了X到醫院後，PW4在警車內作出的紀錄。

辯方案情

10.上訴人選擇作供，並倚賴兩位品格證人所撰寫的信件(D2及D3[5])來支持他的良好品格。

11.上訴人說，案發當日他在涉案房間替X補習數學約1 小時。在過程中，他並沒有用手觸摸X的下體。他們兩人是平排坐，他坐近牆，X則坐近門口的位置。從前在Learning Track補習時，他背向白板而坐，X則坐在他的對面。涉案房間內設有閉路電視,並由中心的負責人監控房內的活動。他與X在涉案房間內補習，期間他並沒有非禮過X。

12.當被問到他與X及Y在補習方面的關係是否良好時，他說他知道X由Learning Track跟他轉到47室繼續補習，但不知道她們的想法。當被問到他與X、X的妹妹及Y是否保持良好的關係時，他說是屬於師生的關係。當被問到他與兩姊妹有沒有結怨時，他說並不知道她們的想法。他否認當日倒水後進入房間補習時曾用右手伸入X的裙內觸摸X 的私處，並用手指插入。他否認用了40至50分鐘來侵犯X，亦否認類似的侵犯過往曾經發生過而他叫 X不要告知父母。

定罪理由

相關法律

13.裁判官認為本案的爭議在於X證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6]。他注意到控方的案情純粹是依賴X的證供，並沒有其他的目擊證人、物證或科學鑒證等[7]。本案的證據是「一對一」，針對上訴人的指控容易捏造但難於反駁。因此，他會格外小心謹慎地處理X的證供整體可信及可靠性[8]。他提醒自己控方的舉證責任和標準，上訴人毋須證明他是清白[9]。基於上訴人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裁判官給予自己完整的「良好品格」指引[10]。

14.關於Y的證供，裁判官提醒自己，性罪行的新近投訴並非證明投訴内容是真確，而僅作爲顯示投訴人行爲與其證供的一致性[11]: 見Leung Chi Keung v HKSAR[12]。就 辯方在盤問X時帶出的一些上訴人沒有被控告，而在Y的證供中也略有提及關於上訴人的行為，裁判官謹記雙方帶出這些證供的目的,旨在作為案中的背景資料，讓法庭衡量證人證供的可信及可靠性[13]。

證據評估

15.裁判官考慮了辯方對X證供的種種質疑，包括: (1) 在9月1日當天究竟X被上訴人的哪一隻手指非禮[14]; (2) X究竟說她是如何被上訴人的右手食指非禮的，是「撩」、「摸」、還是「插」 [15]; (3) X說她被非禮了多久[16]; (4) X說非禮的事始於Learning Track，但她沒有即時反抗，亦沒有向母親投訴[17]; (5) Learning Track設有閉路電視，上訴人不可能冒險非禮X[18]; (6) 女警與X在證供上的分歧[19]; (7) X的心情是否能在閉路電視反映出來[20]; 及(8) X誣衊上訴人的可能性[21]。

16.裁判官確信X已盡力向法庭道出她於2020年9月1日被非禮的經過，對於一名沒有什麼人生閱歷的八歲女童來說並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22]。他認為X的證供除了向女警說被非禮了5 分鐘的那部份，整體上並沒有與其他控方證人的證供有任何抵觸。因此，他裁定X是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並接納她的證供為事實[23]。

17.另一方面，裁判官拒納上訴人的說法，認為他的證供不盡不實，純屬砌詞[24]。對於上訴人兩位品格證人的證供，裁判官只給予很少的比重，認為這些證供沒有對控方的案情構成任何疑點，亦未能協助辯方的案情[25]。

18.基於控方的證據，裁判官裁定案發時正如X所述上訴人用右手食指「撩」X的下體，作出了可以構成侵犯的行為，而他是有意圖作出這個行為，而思想正直的人必然會認為這個行為，不論單是行為本身，或是這些行為在連帶的情況下，是猥褻的。再者，上訴人具有作出猥褻行為的意圖。基於上述分析，他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下證明控罪的所有元素[26]。

上訴理由

19.上訴人針對定罪的原備上訴理由[27]如下:

(一)  裁判官沒有詳盡理解上訴人的證供，並錯誤地解讀及拒絕接納上訴人的證供;

(二)  裁判官在沒有確保X(兒童證人)明白在作供時需說出真話，便接納她的證供; 及

(三)  裁判官沒有考慮作出「新近投訴」地點的矛盾。

關於上訴的法律原則

20.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Chou Shih Bin v HKSAR[28]。在HKSAR v Ip Chin Kei[29]，原訟庭麥偉德法官(當時官階)總括了一些處理裁判法院上訴的法律原則，包括以下：

(1)  處理上訴的法庭只會在原審裁判官對事實的裁斷明顯出錯時，才會偏離下級法院對事實的裁斷和對證人的誠信評估；

(2)  在決定原審裁判官是否犯錯，上訴應否得直時，關鍵考慮是推翻定罪是否合乎公義；

(3)  即使原審裁判官沒有犯錯，處理上訴的法庭依然必須履行進行「重審」的這法例規定。因此處理上訴的法庭必須審視案中證據是否足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如果證據不足，也應裁定上訴得直。

21.就上述第(1)點而言，處理上訴的法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是處理上訴的法庭所沒有的：Raymond Chen v HKSAR[30]。一般來說，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是屬於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誠如原訟庭張慧玲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偉業 [31]一案指出，假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或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將會是不安穩的。

22.原訟庭司徒敬法官(當時官階)於R v Kwong Wing On[32]一案指出，若微觀地剖釋證供謄本，少不免會有一些不合情理、沒有回答、在證人陳述書內未有提及、或是其他零零碎碎可湊併成篇作為上訴理由的事情。即使是對誠實作證的證人來說，情況也是一樣。因此，處理上訴的法庭不會要求裁判官必須逐點處理辯方提出的各項細節。法庭亦會鼓勵裁判官以務實的態度，去處理針對證人證供的批評[33]。

考慮

上訴理由(一): 拒納上訴人的證供

23.這項上訴理由針對的是裁判官的以下裁斷理由[34]:

「43 相反本席拒納被告的證供，理由如下：

(i) 當被問到他與X及Y在補習方面的關係是否良好時，他說他知道X由Learning Track跟他轉到45[35]室繼續補習，但不知道她們的想法為何。這條問題嚴格來說，是一條簡單直接的問題。但他竟然沒有正面回答，而且他的說法極不合理。既然X由舊的補習社跟他到新的補習社補習，若然關係不好，也沒有可能會繼續讓被告補習。被告沒有可能不知道她們的想法。若然X及Y不認同被告能夠幫助到X的數學的話，Y根本不會繼續讓被告替X補習。同樣地，他沒有可能說不知道她們的想法。明顯地被告在採取迴避的態度。

(ii) 當被問到他與兩姊妹有沒有結怨時，他說並不知道她們的想法為何。同樣地，既然大家沒有結怨，為何會這樣回答呢？再者概然沒有結怨而且X又願意由舊的補習社跟他到新的補習社補習，他沒有可能説不知道她們的想法。明顯地被告再次採取迴避的態度。

(iii) 當控方指出被告是明知X的年紀小而利用她需要倚賴被告的心態來侵犯她時，被告竟然回答：『我都冇可能知佢點諗。』本席認為，這個答案完全有違常理，令人費解。

44 縱觀被告的證供，本席認為他的證供不盡不實，純屬砌詞，本席拒絕接納。」

24.許大律師力陳: 就上述(i)，上訴人在盤問下其實是有直接回答他與X及Y在補習方面的關係是良好的，他並沒有採取迴避的態度，因此裁判官是錯誤地理解上訴人的證供; 就上述(ii),上訴人曾確認自己與X及其妹妹沒有結怨; 及就上述(iii)，上訴人已直接回答有關問題，並無迴避，他的證供亦非有違常理。再者，雖然X是否有說謊的動機並非與控方的案無關，但是裁判官並沒有適當地提醒自己上訴人無須證明X有說謊的動機: Wong Kwok Wang Warren v HKSAR[36]。許大律師指裁判官以上的錯誤裁決，導致定罪不穩妥。

25.關於上文引述的《裁決理由書及判刑理由書》的第43(i)段，上訴人在盤問下的證供如下[37]：

「問： 我哋講到去到禮頓中心The Desk呢一個辦公室嘞，大家都同意係2020年7月先開始喺嗰度上課嘅，係咪？

答： 係。

問： 你決定唔再喺Learning Track提供補習服務，而轉去The Desk用自己嘅名義開一間公司去提供補習服務，都有通知你嘅舊學生㗎嘛，係咪呀？

答： 係。

問： 亦都有同Y女士講清楚先安排X轉過去禮頓中心呢個新嘅辦公室嗰度補習嘅，係咪呀？

答： 我係冇安排佢過去嘅，我係通知佢我會自己轉出去做，我離開公司。

問： 唔。

答： 咁係佢要求嚟講呢，係跟住我過去新公司嘅。

問： 你頭先講佢要求...

答： Y。

問： ...跟去新公司，係Y，係咪？

答： 係Y。

問： 唔。

答： 我只係通知我會離開。

問： 可唔可以咁講呢？從你同Y嘅接觸呢，你都覺得Y係好信任你，係咪？

答： 佢會聽我講，即係教書嗰方面囉。

問： 係。

答： 係吖。

問： 唔單只大女，X，係搵你補習，證供顯示佢嘅細女都係搵你補習㗎，不過就唔係一對一，係咪呀？呢個係大家都確認嘅事實嚟嘅，喺證供度，係咪？

答： 係。

問： 而就你所知呢，X都相當倚賴你提供畀佢嘅補習服務，係咪呀？

答： 佢上堂都好聽我講解囉，係囉。

問： 佢昨日都講嘞，佢自己知道佢自己數學差，佢希望有龍Sir嘅幫忙，呢個你都知道係一向咁多年嚟嘅事實，係咪？

答： 如果唔係佢都唔會繼續搵我補習喇。

問： 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無論同X，同Y，甚至X嘅細妹呢，喺補習呢方面都一路個關係良好㗎，係咪呀？

答： 係。

問： 學生對你係有需要，所以跟埋你轉補習社，啱唔啱？

MR LAU： 法官閣下，呢個係學生嘅轉補習社嘅原因，就呢個證人答唔到。

官： 或者rephrase個question。

問： 你知道學生想你繼續補習，所以跟你轉補習社，係咪？

答： 總之佢哋就轉過嚟，跟我補習喇。

問： 唔。

答： 係呀，我唔知佢哋點想法嘅。」(底線後加)

26.答辯方李高級檢控官陳詞指出，控方以上盤問的目的，是為帶出上訴人與X(及Y)的關係是否良好，故此Y讓X 由Learning Track轉到上訴人自己開辦的私人補習服務。從上訴人的答案所見，當他被問及是否知道一向以來X倚賴他的補習服務，並且X知道自己數學差故此希望他的幫忙，他明確認同。然而，當上訴人被問到是否因為X是想跟他繼續補習，所以跟他轉補習社，他卻表示只知道X跟他轉到案發房間繼續補習，但他不知道X的想法如何。裁判官認爲既然基於以上背景，上訴人應該能夠對X的想法有一個説法，因此認爲上訴人採取迴避的態度，沒有正面回答問題。李檢控認為裁判官在整體地考慮過相關盤問後有權作出以上結論，而且是無可厚非的。

27.關於《裁決理由書及判刑理由書》的第43(ii)段，上訴方關注的是上訴人在盤問時的以下證供 (“上訴方着眼處”)[38]：

「問： 咁你都會同意你同X以及X嘅家人，包括佢嘅媽媽喇、佢嘅妹妹喇，都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㗎，係咪呀？

答： 即係淨係師生嗰個關係囉，係喇，教--老師嗰個--即係教佢去讀書囉個關係就係。

問： 唔會有咩嘢嘅地方，係咪？

答： 唔知佢哋點諗喇，我就唔會喇。」(底線後加)

28.但是從以上可見，裁判官並沒有錯誤理解上訴方着眼處，因為上訴人的確是說他不知道X和她妹妹的想法。不但如此，控方大律師在這裡所指的「結怨」、「不滿」,明顯不是指一般的相處上的不愉快經歷，而是嚴重到可能會使X懷恨在心的那種衝突。本席認為上訴方着眼處與上訴人就相關的議題所作的證供有矛盾，因為在上訴方着眼處之前不久，控方和上訴人之間剛有過以下的問答[39]:

「問： 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無論同X，同Y，甚至X嘅細妹呢，喺補習呢方面都一路個關係良好㗎，係咪呀？

答： 係。」

在上訴方着眼處之後，控方大律師就同一議題進一步盤問上訴人[40]：

「問： 一個咁年幼嘅細路女，你同佢完全冇過節，冇仇怨嘅，係咪呀？

答： 冇。」

本席以上訴人就相關議題的證供綜合考慮之後，同意答辯方的陳詞，即上訴人理應能夠對X兩姊妹的想法有一個説法。對於裁判官認爲上訴人說：「唔知佢哋點諗喇，我就唔會喇」是在迴避有關問題，本席認為裁判官的判斷是合情合理的。

29.關於《裁決理由書及判刑理由書》的第43(iii)段，上訴方依賴的是上訴人在盤問時的以下證供[41]：

「問： 你係明知道佢年幼，利用佢想有你幫佢補習嘅心態而侵犯佢嘅，同唔同意呀？

答： 唔同意，我都冇可能知佢點諗。」

30.就控方的以上問答，上訴人其實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然而他卻加上：「我都冇可能知佢點諗」，這不但畫蛇添足，而且顯得「此地無銀三百両」，再一次自相矛盾。因為上訴人不久之前同意X是想他幫忙補習數學的[42]：

「問： 佢昨日都講嘞，佢自己知道佢自己數學差，佢希望有龍Sir嘅幫忙，呢個你都知道係一向咁多年嚟嘅事實，係咪？

答： 如果唔係佢都唔會繼續搵我補習喇。」

故此，本席同意裁判官有權認爲上訴人說：「我都冇可能知佢點諗」是不合情理的。

31.再者，這項上訴理由針對的是裁判官就上訴人證供的評估。他的證供的可信性除了跟它的內在可能性息息相關之外，但在乎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在庭上對他的觀察的整體印象。關於前者，本席審視過上訴人證供的相關謄本，及考慮過雙方陳詞之後，同意答辯方李檢控陳詞，認為裁判官有權作出他的結論。關於後者，如前所述，裁判官有耳聞目睹控方證人及上訴人作供的優勢，是本席所沒有的。關於這一點，本席謹借用陳仲衡暫委法官(當時官階)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家威[43]意譯Lord Wright 在Powell v Streatham Manor Nursing Home[44]的判詞如下：

「但如證據互相矛盾，而有關爭論點是事實方面的爭論點，並且是取決於證據的，則任何一位法官，只要具備審訊經驗，曾聆聽證人作供，都不難體會到Lord Summer所說的實況：當證據通過重重的訊問、盤問、覆問而展現，原審法官逐漸幾乎只是憑直覺而吸收他對證人的印象：證人的個性、證人的可信程度以致對證人的觀察力及記性準確與否等印象，但事實上，印象是憑法官高度集中的專注和日積月累的豐富經驗而得出的。原審法官不必純因發現證人在細節方面有些不準確而不相信證人；對這些不準確之處，他自有其恰當的處理方法；當他察覺證人疲累，或有對抗情緒，或思想混亂，或不耐煩，又特別是當這些不準確之處並非事關重大，或無傷大雅時，他尤其可斟酌處理。不過，如果從法庭速記筆錄中抽出各個單獨的段落，而且將事情抽離審訊中由人構成的氛圍因素，減去證據給人的總印象，這些不準確之處看來便會大不相同。原審法官能夠從證人的整體個性得出印象：他能夠體諒到證人在法庭裡眾目睽睽之下站起來時感到緊張，或在面對盤問的壓力時感到憂慮。然而，法官亦可能會被花言巧語、機巧狡詐之徒，或被看來一臉無辜的人所蒙騙，因為畢竟人是會犯錯的。但一般而言，小心盡責並具豐富經驗的法官，應該相當可能得出正確無誤的印象，其正確程度並不下於任何審裁法庭。或許，有人認為一個十二人組成的陪審團會較為可取。」

因此，對於裁判官在他判詞第43段對上訴人證供可信性的評估，本席不應輕易干預。

32.至於上訴方依賴Wong Kowk Wang Warren v HKSAR而作出的陳詞，本席認為上訴方不爭議X有否動機說謊是與案有關的議題是明智的。陳兆愷常任法官在該案的判詞中指出[45]：

“36. It is not disputed that any fact which throws light on a possible motive to lie on the part of a witness is a factor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assessment of his evidence as it is usually relevant both to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 and an issue in the case，that is，the probability of his evidence being true. As is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authorities discussed above，cross-examination of a witness is permissible and evidence is admissible to show that he has a motive to lie. Normally，if there is indeed a motive to lie on the part of the witness，one of the persons who would have or is likely to have knowledge of facts tending to show such motive exists would be the one against whom the allegation is made. Thus，it is fair and even pertinent，in some cases，to ask the person being accused whether he is aware of any relevant fact or reason for the witness to lie about him. He may or may not know of any fact or reason from which a motive to lie can be established or inferred. But his knowledge or lack of it is relevant to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 as well as the probability of what is said by the witness being true. It is certainly a relevant matter which the jury when assessing the witness’s evidence may wish to take into account. (See also Eichelbaum CJ in R v T p.266，line 20.) As Mr McWalters SC for the prosecution rightly submits，if the accused knows，his answer is clearly relevant; but even if he does not，the fact that he does not know simply cannot be ignored.”

33.至於上訴方指裁判官並未有適當地提醒自己上訴人無須證明X有說謊的動機，這可能會對上訴人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席認為這論點不具說服力:

(1)  本案是由專業法官獨自審理，並不涉及陪審團；

(2)  裁判官明確表示舉證責任在控方，上訴人毋須證明自己清白，亦沒有任何程度的舉證責任[46]；及

(3)  裁判官的裁斷理由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要求上訴人證明X有說謊的動機，或在舉證責任上出錯。相反，他在拒納上訴人證供之後，特別提到：「儘管辯方的證供不被接納，本席緊記舉證責任始終由控方所肩負，標準要達到毫無合理疑點。」[47]

上訴理由(二): X是否明白作供時要說真話

34.許大律師力陳，X是一名兒童證人，毋須宣誓而提供證據。然而，裁判官沒有確保她明白說「真話」的重要性，導致程序嚴重不規則(Material Irregularity): R v Hampshire[48];及R v Lam Chi Keung[49]。縱使X從未於法庭審訊時於宣誓下作供，但在恢復聆訊時裁判官卻錯誤地向X提出：「而家審訊會繼續嘅，你嘅宣誓仍然有效要繼續講真話嘅，清楚明白嘛？」[50]。其實由始至終，裁判官都未有向X講解及確保她明白於法庭審訊時說真話的重要性。即使社工在錄影會面時有向X說：「我哋而家傾偈呢，我哋就係要講真話個喎，好唔好? 咁你同唔同意?」，X亦有表示同意，但這並未能確保她明白需說真話的重要性[51]。

35.關於以上陳詞，考慮的起步點是香港法例第8章《證據條例》第4條：

「4. 兒童所提供的證據

(1) 在本條中，兒童(child)指未屆14歲的人。

(2) 在刑事法律程序中，兒童的證據須在未經宣誓下提供，並能作為任何其他人所提供的證據(經宣誓或未經宣誓)的佐證。

(3) 兒童在未經宣誓下所提供的證據，為刑事法律程序的目的，可錄取為書面供詞，猶如該證據是在宣誓下提供的一樣。」

36.就以上1995年修例的目的及其效果，上訴法庭在R v Lam Chi Keung有以下的解說[52]：

“12. As a child is unsworn，it is usually necessary for a judge to bring home to such a witness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but how this is done is a matter for the judge (see R v Hampshire above). …

…

It is important to re-state the thinking behind this amendment to the law allowing a child to give unsworn evidence. It is now accepted in leading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hat a small child may be able to give an intelligible and accurate account of what has happened to him even though he may not be able to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an older child may be able to satisfy a judge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without being deterred from telling lies.

In the result the position is this. Sections 3 and 4 of Evidence Ordinance require a child’s unsworn evidence be received whether or not the child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competent. Even if a child is unable to articulate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his evidence is still admissible. If a child is of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it is wise for the judge to bring home to him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However，this is a matter in the judge’s discretion. Even if he fails，the child’s evidence would not per se be inadmissible. Under the Evidence Ordinance a child who is unable to give intelligible evidence is not per se ruled incompetent – although the likely duty of the judge would be to ensure that no weight be given to give such evidence.” (底線後加)

值得注意的是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在拒絕給予該案上訴許可時，就相關的法律議題有以下的評論[53]：

“7.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question of an extension of time is our first concern，we have looked carefully at the so-called points of law of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 as set out in the notice of motion dated 10 December 1997. The first point is formulated in a tortuous manner. But clarified by counsel it reads thus:

‘Whether it wa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magistr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hild witness was competent to give evidence in the sense that he had brought home to her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and if so whether this was properly done.’

We hav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the question. It is in any case academic: It does not arise in this case because the magistrate did in fact bring home to the witness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He told the girl twice that it was important that she should tell the truth. As the Court of Appeal said (p5 of its judgment): "The necessity to tell the truth was brought home to this witness." Counsel says the magistrate should have gone further and said words to the effect: "You must tell the truth，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We would unhesitatingly reject this submission. It is unarguably bad.

8. The second point of law seeks to challeng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4(1) and (2) of the Evidence Ordinance: The Court of Appeal has dealt comprehensively with this point in its judgment. The point is not remotely arguable.”

37.除了《證據條例》第4條，香港法例第8章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C條的下列部份也是適切的：

「79C. 錄影紀錄證據

(1) 在本條中 —

成年人 (adult)指 —

(a)警務人員；

(b)政府所僱用的社會工作者或臨床心理學家。

(2) 凡在就以下罪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 —

…

(c)涉及襲擊、傷害或恐嚇傷害某人的罪行，而該罪行 —

…

(ii) 可循簡易程序或公訴程序審訊，

一名成年人與一名兒童(並非被告人)之間的會面已作錄影紀錄，而該會面是關於法律程序中的任何爭論事宜，經法庭許可，可提供該錄影紀錄作為證據。

(3) …

(4) 如根據本條將錄影紀錄提出作為證據，除非有以下情況，否則法庭須給予許可以接納該紀錄 —

…

(c) 法庭在顧及該案的所有情況下，認為為了司法公正，該紀錄不應予以接納，

凡法庭給予許可，但認為為了司法公正，該紀錄的任何部分不應予以接納，可指示摒除該部分。

(5) 法庭在考慮應否摒除任何錄影紀錄的某部分時，須考慮顯示錄影會面的全部或絕大部分的好處，較諸接納該部分的錄影紀錄對被告人或其中一名被告人所可能造成的損害，是否更為重要。

(6) 凡某錄影紀錄獲接納 ——

(a)提出該紀錄作為證據的一方須傳召該兒童…

(b)除非經法庭許可，否則不得就法庭認為已在錄影證供中獲處理的任何事宜向該兒童…進行主問。

(7) 凡將錄影紀錄提供作為證據，紀錄所披露的任何由該兒童…作出的陳述，須視作猶如是該證人在直接口頭證供中作出的陳述一樣，而據此 —

(a) 來自該證人的上述證供如就任何事實而言是可接納的，則任何該等陳述即為該事實的可接納證據；

(b) 任何該等陳述均不能作為該證人所提供的任何其他證據的佐證，

並在估計須給予該陳述的分量(如有的話)時，須顧及可因而就該陳述的準確與否作出任何合理推論的所有情況。

...」

38.應用上述條文於本案，X符合「兒童」的定義，上訴人面對的控罪(「猥褻侵犯」)也涉及他襲擊X的指稱。因此，X的證供須在未經宣誓下提供。上訴方在原審時並不反對以X(在社會福利署社工陪同下，接受探員)的錄影會面作為她的主問證供。因此，該錄影會面的內容的證據價值，猶如是她在宣誓下提供的直接口頭證供一樣。由於控方大律師向裁判官確認她不會有補充問題[54]，因此該錄影是X主問證供的唯一來源。

39.就此項上訴理由，上訴、答辯雙方沒有爭議裁判官只是在X作供開始時向X考核了她是否懂得分別真話及假話，其後裁定X有這個能力，但他沒有向X說明在庭上說真話的重要性[55]。這項上訴理由的關鍵正是裁判官這方面的缺失，是否會導致審訊有對上訴人不公的情況，或是會影響定罪的安全和穩妥性。在考慮過雙方陳詞後，本席認為不會有這些情況，原因如下：

(1)  即使裁判官沒有提醒X說真話的重要性，X的證供仍然可呈堂(admissible)作為她的主問證供：R v Lam Chi Keung；

(2)  在錄影紀錄一開始，社工便用淺白的話說向X確認她是否懂得分辨什麼叫真話，什麼是講大話。然後，社工亦有提醒X說：「我哋就係要講真話個喎」，對此，X回答說：「同意」。接着，社工亦有提醒X，如果X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告訴社工。X回答說：「好」[56]。根據《證據條例》第4條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C條，以上社工與X之間的對答，是X主問證供的一部份；

(3)  錄影紀錄在播放期間，X有份觀看[57]。故此，X自然會知道她需要説真話。錄影播放完畢後，X才開始接受辯方盤問。當時，經驗有數的辯方大律師並沒有要求裁判官特別提醒X要說真話。由此可見，無論是裁判官，還是控辯雙方的律師，都沒有人質疑X能夠明白說真話的需要；

(4)  如前所述，休庭後，裁判官對X說：「而家審訊會繼續嘅，你嘅宣誓仍然有效要繼續講真話嘅，清楚明白嘛？」。雖然X並不是在宣誓之下作供，但裁判官的這番話會進一步提醒X說真話的需要；及

(5)  雖然X是經視像系統作供，但裁判官也能清楚觀察到X在作供時的神態和反應。他確信X，作為一名沒有什麼人生閱歷的8歲女童，已盡力向法庭道出她於事發當日的經過，並裁定X是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58]：參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蘇志健 [59]。

上訴理由(三): 「新近投訴」地點的矛盾

40.許大律師指X與Y就作出「新近投訴」的地點共有3個不同的版本，即:

(1)  車上(X的錄影會面紀錄)[60];

(2)  停車場內登車前(X的盤問下)[61]; 及

(3)  大廈的20樓(Ｙ的盤問)[62]。

即使辯方已在結案陳詞時質疑發生「新近投訴」的地點[63]，裁判官也完全沒有考慮該議題，更沒有磨合X及Y在證供上的矛盾，嚴重忽略評估X的證供的可信及可靠性，導致定罪不穩妥。

41.裁判官在其判詞中說，就辯方結案陳詞內提及的論點，即使在判詞內未有明確表示，他均已作出全面考慮[64]。因此，這項上訴理由的關鍵在於上訴方所指的、關於「新近投訴」發生地點的不同的版本，是否足以影響定罪。

42.關於這一點，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X在錄影紀錄的說法與盤問時的說法並不是截然不同。X在錄影紀錄沒有說「新近投訴」是在車上發生[65]。她只是說是在下課後，後來Y在車上報警：

「49． X： 咁佢就响度- -响檯下面撩囉。

50． 社工：唔，唔，唔，唔。

51． X： 跟住我覺得好唔舒服囉。

52. 社工：唔，唔，唔，okay 。好，咁跟住之後呢?

53. X： 之後呢，誒跟住佢就- -我就叫佢停囉，佢都唔停喎，跟住我就唔知點做，跟住就由佢做，落堂同媽咪講囉。

54. 社工：唔，唔，你同媽咪講，係咪呀？咁跟住之後呢?

55. X：之後媽咪就停咗車，响個coffee shop 度，(B: 唔。)飲咖啡嗰邊停咗架車，跟住誒call佢朋友，跟住佢朋友話報警，(B:唔。)跟住就報警，跟住阿Madam 同埋Sir 都嚟。」(底線後加)

43.就同一議題，X盤問時的證供如下[66]：

「問： 嗰一日你補--9月1號，都係舊年9月1號，你補完習嘞，其實你係喺個補習社嗰一層同媽媽講Mr Lung摸你吖，定係落咗街之後先至講㗎？

答： 落咗--我本身我媽咪泊車嗰陣時都係同一個building泊車，咁我等𨋢嗰陣時同佢講。

問： 即係喺同一個大廈講嘅？

答： 係。

問： 但係離開咗嗰個補習社嗰層未㗎？

答： 未--有，有，有，有。

問： 我問得清楚啲，慢慢嚟，唔好心急。

答： 唔。

問： 補習社喺20樓，係咪？

答： 係。

問： 你同媽媽講Mr Lung摸你嘅時候喺20樓吖，定係離開咗20樓㗎喇，9月1號嘅時候？

答： 離開咗20樓喇。

問： 不過就喺同一個大廈嘅另一個樓層，係停車場，係咪？

答： 係。

問： 咁當時係上咗私家車未㗎？

答： 未。

問： 我哋知道媽媽最屘報咗警嘅，係咪？

答： 係。

問： 咁喺過咗一陣間喇，同一日㗎嘞，都係9月1號，有警察係嚟到銅鑼灣，喺條街嗰度，啱唔啱？

答： 啱。」(底線後加)

44.從以上可見，X在盤問時的說法，跟她在錄影紀錄中的，並沒有不吻合。她一直都是說，她是在下課後向Y作出投訴，而Y則是在停車後報警。

45.至於Y，Y在法庭的說法是X在下課後，她與X離開案發房間，走過幾間房間之後，X便跟她講[67]：

「問： 咁我想理解一下，喺9月1號喇，女兒向你作出投訴嘅時候，嗰個地點我見到嗰個口供紙就寫話落到去耀華街嗰陣時女兒就作投訴喇。我想清楚係喺個街嗰度女兒向你投訴吖，定喺架車裡面吖，定喺其他地方向你投訴？

答： 直情响共享中心一出門口，隔幾間房，佢就開始--就同--即刻同我講嘞。

問： 即係喺個中心...

答：禮頓中心。

問：20樓嘅？

答：20樓，冇錯。

問：20樓？

答：係。

問：咁就離開咗個補習嗰間房？

答：嗰間房行多幾間房之後，佢就開始同我講嘞。

問：就喺嗰個公共嗰個--你哋休息嗰個area，係咪呀？

答：唔係公共休息嘅，係...

問：哦。

答：...行幾間房之後。

問：明白。

答：唔係休息嗰度，休息嗰度係再出面。

問：明白。亦都未出到去搭𨋢嗰度，係咪？

答：未出到去。

問：明白。咁所以呢度寫耀華街嗰度就...

答：耀華街係我哋離開現場，跟住落到去街，我揸車--因為我係揸車，...

問：明白。

答：...我泊咗响禮頓中心，跟住我就揸車揸到去耀華街嗰度，跟住我就打畀我朋友。

問：明白。

答：係嘞。

問：知道。跟住我哋知道警察嚟喇後屘，係咪？

答：係，冇錯。」(底線後加)

46.本席同意，X和Y就「新近投訴」的發生地點始於何處是有偏差的。不過，本席認為由於X和Y都是說「新近投訴」是在9月1日X離開47室後發生;辯方並沒有挑戰X的確有向Y作出投訴;也沒有挑戰它的內容，故此它在何處發生只屬於不重要的枝節，本席不認為它足以影響法庭質疑X整體證供的可信性，尤其是關於在47室內發生的事情的可信性，即是說：「有做侵犯定係冇做侵犯」。

結論

47.基於以上，本席裁定上訴人提出的各項上訴理由，無論是個別考慮還是綜合而言，都不足以影響上訴人定罪的安全及穩妥性。

48.本席不認為裁判官的裁決在法律上有錯誤。就他關於證人證供的評估，本席看不到有干預的理由。

49.本席亦有用重審的方式，重新檢視過本案的所有證據，但認同裁判官的定罪裁決屬正確無誤。因此，本席駁回上訴人的定罪上訴。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李思賢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 麥樂賢周綽瑩司徒悅律師行延聘許卓倫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