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項梓峰

DCCC 1199/2023

[2024] HKDC 47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11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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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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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被告人面對兩項控罪：控罪一是「串謀詐騙」，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6)  條予以懲處。控罪二是「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第一項控罪的交替控罪） 。

2.被告人承認控罪二，獲控方申請控罪一存檔，不用處理。本席在判刑前索取了勞教中心、教導所及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報告，綜合報告顯示只有敎導所較適合被告人。

同意案情

3.2023年5月12日約1154時，何女士 （案發時89歲，“控方第一證人ˮ）接到一名身分不詳的人（“通緝人士1ˮ）來電，對方宣稱是她孫兒，聲稱被警方拘捕，需要保釋金。

4.同日約1209時，控方第一證人接到另一名身分不詳男子（“通緝人士2ˮ）來電，對方聲稱按控方笫一證人孫兒的指示向控方第一證人收取現金港幣120,000元。

5.同日約1403時，控方第一證人再接到通緝人士2來電，對方指示控方第一證人在新界屯門仁愛堂街6-40號蘭苑外面交錢。

6.同日約1413時，通緝人士2再致電控方第一證人。控方第一證人告知通緝人士2她的衣著，然後帶同一個載有現金港幣120,000元的紅色膠袋到蘭苑外面等候。被告人其後行近控方第一證人，向她表示來收保釋金。控方第一證人信以為真，把載有現金港幣120,000元的紅色膠袋交給被告人。被告人其後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她的孫兒很快會獲釋。

7.控方第一證人其後嘗試致電通緝人士1的電話號碼聯絡他，但不果。控方第一證人於是聯絡兒子及孫兒。騙局被揭發，案件報警處理。

被告人的警誡陳述

8.被告人被拘捕，在警誡下請求給予一次機會，又聲稱 “我都係貪個$900啫ˮ。

9.被告人其後進行警誡會面，說出一些事情，包括以下各項：2023年5月12日早上，被告人接到一名男子來電，對方指示他在仁愛堂街向控方第一證人收錢，並提出給他港幣900元報酬；被告人接受上述提議，隨後在青衣住所乘搭的士到屯門；被告人承認在仁愛堂街收下控方第一證人的一個紅色膠袋，內有多張港幣500元銀行紙幣。被告人把該紅色膠袋放進褲袋；被告人其後前往屯門V city，途中一名男子把該載有現金港幣120,000元的紅色膠袋取走；被告人害怕被認出，又不知道該筆金錢的來歷，於是棄置事件中所穿衣物；被告人把事件中所穿衣物棄置在新界青衣楓樹窩路10號明愛聖若瑟中學附近的行人天橋底；警方檢獲的衣物是被告人在事件中所穿衣物；被告人已棄置用來聯絡給他指示的男子的流動電話。

罪行

10.被告人於2023年5月12日在香港，連同一名身分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一筆現金港幣120,000元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仼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背景及減刑陳詞

11.被告人現年19歲（案發時18歲），未婚，教育程度至中學三年級及職專文憑（資訊科技），案發時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但是在2023年12月8日因傷人罪而被判入更生中心。

12.辯方的減刑陳詞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被告人及早認罪，有悔意。第二，被告人主動投案自首。第三，被告人誤交損友，被人利用。最後，被告人在刑責及罪責上附合教導所的處置方法：劉峻瑋DCCC 290/2023。

討論及判刑

13.在定罪後，控方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罪案近期的普遍性[1]，而就有關控罪的情節，作為可能加刑的因素。辯方不反對有關證供呈堂。

14.一般量刑傳統的方法有4個步驟。第一，先訂下量刑基準。第二，考慮案中的情節有沒有加重刑責的因素，例如犯案多於一人、被告人是慣犯等等。第三，考慮案情或被告人個人背景有沒有減刑因素，例如認罪可獲三分一的扣減。第四，整體的量刑公平性，從而考慮同期或分期執行的操作。這些都是法庭可行使的酌情權，也沒有不必要的限制。

15.而根據第455章第27條的操作，做法和傳統做法有所不同。第一，控方在被告人答辯前，或決定認罪後發出加刑通知書。第二，經考慮涉及加刑通知書的基礎（尤其是第27(2)  條的5項基礎），法庭先訂下量刑基準，再考慮減刑因素，之後才提出加刑百分比。根據案例和主流意見，即使本案是「洗黑錢」，但上游罪行明顯涉及串謀詐騙罪（電騙），該類案件的加刑幅度介乎50% 至60%：洪永俊[2011] 2 HKLRD 167。

16.串謀詐騙罪的最高刑罰是14年監禁。由於詐騙罪並沒有判刑指引，而判刑亦視乎犯案手段、罪行時段的長短、有沒有其他人士參與、受害人的數目和犯案次數。事主所損失的金額是其中一項判刑考慮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17.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洪永俊 [2011] 2 HKLRD 167，上訴庭明言，電話騙案比一般街頭騙案更為嚴重，法庭應採納更高的量刑基準，以收阻嚇作用。就這類電話騙案而言，一般量刑基準應為監禁4年。

18.在香港特區行政區訴谢伟权及林汉广 [2020] HKDC 957，該案的主審法官認為該案是一宗電騙案，但控方並沒有任何加刑（第455章）申請，所以主審法官也是用傳統的方法作出量刑。該案被告人承認多項串謀詐騙罪，法庭訂下的量刑基準由2年半至3年半不等。

19.在香港特區行政區訴柳英揮及其他人 [2021] HKDC 1550，該案多名被告人承認欺詐罪、串謀詐騙、洗黑錢等罪名。主審法官就串謀詐騙的不同被告人訂下的量刑基準由3年至3年半不等。但主審法官也曾經考慮以下因素：

「本席認為任何涉及欺詐性質的罪行，不能只單單看涉案的金額作為判刑的主要基礎。本案涉及的犯案人物（每次大約三至四人）、策劃之周詳、涉案公司數目之眾多、犯案部署之精密，都令人咋舌。這包括租置寫字樓、和牽涉不同律師樓溝通、和不同的財務公司轉介、印製不同的法律文件、印製假稱職員的卡片、印製假冒銀行信函、偽造QBE昆士蘭保險單等等。財務機構和銀行客戶資料的外洩，使犯案者能夠打電話硬銷（cold call），都使本案的罪責更形嚴重。本席認為這樣大規模及有精密部署的詐騙行為是近年罕見，亦較以往的街頭騙案、電騙案、裸聊案更為嚴重。犯案者不急於即日成事，而是慢慢地在一段時間來引君入甕，矇騙受害人。在不少情況下使受害人在一定程度上「被洗腦」，使受害人胡亂盲目簽文件、盲目相信對方，可謂任由宰割。」

20.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CACC 159/2009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涉案的時間。」

21.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22.在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CAAR 13/2010，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23.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24.在本案，加重刑責的因素有以下：第一，包括被告人，本案涉及的犯罪集團人數至少三人。第二，本案的詐騙方法普遍，以長者為目標。第三，被告人負責收取款項，清楚知道詐騙對象是長者，仍選擇參與。第四，被告人行為必然導致受害者受到精神困擾，包括就「孫兒」安危的驚慄。

25.若以即時監禁角度出發，以「洗黑錢」量刑主流意見，再加上本案上游罪行，量刑基準應為2年半，扣減認罪的1/3，刑期應是20個月監禁，再因「有組織罪行」可加刑50% 至30個月監禁。

26.教導所的一般拘留期約18個月，最長可達3年，加上釋放後的3年監管，和被告人的可能實際服刑相若，但教導所對年青犯人有更多的更生鍛鍊。報告也同意教導所較適合被告人的情況。

27.終審法院在Wong Chun Cheong案（FACC 9/2000）定下考慮判入教導所的指引，指出「除非情況完全不可以考慮將被告人判進教導所，否則，法庭應衡量一切情況，包括罪行的嚴重性、被告人的過往紀錄及品格，平衡考慮為社會利益而須作出懲罰與及讓犯罪者得到自新機會，以決定應否判被告人進教導所去代替監禁」。

28.就社運期間上訴庭處理的判刑覆核，上訴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CWC CAAR 12/2020的第63段有以下論述：

「本案不是近期唯一一宗涉及年輕犯人的縱火判刑覆核申請。在上年9月22日宣判的SWS案，判刑時才十五歲半的被告人承認扔汽油彈，結果被上訴法庭裁定有關的判刑原則有錯和明顯不足。至於縱火案的一般判刑是甚麼、少年犯（16歲以下）應根據甚麼原則量刑、上述兩者又應如何結合，潘高院首席法官在該案判詞的G.1至G.3分部已作過詳細討論。簡單而言就是縱火案必須從嚴處理，一般應處以即時監禁，這對判處少年犯會產生張力，因處理少年犯一般應以更生為主導，箇中的關鍵是要取得平衡；若然案件確實嚴重，拘禁性的刑罰便在所難免；但監禁以外的各種拘禁設施，有一定的更生成分，對某些少年犯而言反而是更生的最佳途徑。以上的進路，同樣適用於21歲以下的年輕犯人。」

29.本席考慮了有關案例、本案的犯案情節及個人參與程度，認為就控罪二判被告人進入教導所是合理和相稱。因此，如此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