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恉信

HCMA 588/2021

[2022] HKCFI 137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21年第588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21年第610號)

——————————

——————————

判 案 書

引言

1.上訴人被控一項「作出有違公德行為」罪[1]，控罪詳情指他於2020年1月5日，在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體育館12 樓男更衣室內作出性質猥褻、淫褻及令人憎惡的有違公德行為，即用手機拍攝男子X的裸體影片。

2.上訴人否認控罪，在暫委裁判官陳姵妏(“裁判官”)席前受審。2021年10月26日，裁判官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12月13日，她判處上訴人監禁一個月、緩刑兩年。

3.上訴人針對定罪提出上訴[2]。基於疫情關係，本席在2022 年4月8日發出指示，取消原定於5月4日的聆訊，改以書面形式處理本上訴。

控方案情

4.男子X[3]，上訴人[4]和林女士(PW2)是在教會認識，案發當日早上他們在上環體育館打羽毛球。之後，X與上訴人入更衣室。PW2則在更衣室外等候。

5.X脫去了衣服，進入淋浴間時，他擰轉頭，見上訴人將手機舉高，用鏡頭的正前方指著他。X形容上訴人拿著手機放在胸前約20 厘米，鏡頭向正前方。他認為上訴人明顯是對他進行拍攝，於是迅速返回更衣室座位穿上衣服，並跑出更衣室外。X向PW2投訴上訴人偷拍他，上訴人則說他是「唔小心揩到手機所以影到佢(即男子X)」。

6.X要求上訴人把手機拿出來給他，上訴人說沒有必要。X堅持，上訴人則說找不到手機，並指可能把手機留在更衣室內，便迅速返回更衣室。X尾隨，見上訴人在最盡頭的洗手盆位置拿出手機，並進行了一些動作。X質問上訴人在手機上做了甚麼，上訴人沒有回應。X搶了上訴人的手機，跑到PW2處。X和上訴人爭執一會後，上訴人提供密碼予X解鎖。X在上訴人手機的WhatsApp程式內發現上訴人偷拍他的畫面片段，但X不慎地把它刪除了。故此，他用自己的手機拍下質問上訴人有否偷拍的片段(即臨時證物PP6及PP7)。

7.PW2一直陪同X及上訴人，直至X的媽媽到場。後來，有警員(PW3)到場處理事件。

8.PW3在當日約10時到達，對上訴人進行調查。當時男子X向PW3展示了一條短片，當中見上訴人承認「有拍攝」，PW3便問上訴人為何有此承認？上訴人解釋說他因為見X情緒激動，出汗，且全身濕透，他想男子X冷靜下來，所以承認拍攝。PW3向上訴人作出拘捕，警誡下上訴人再次說:「因為見男子X激動，所以想佢冷靜啲，就話有」。PW3確認當場檢查上訴人的手提電話，沒有發現偷拍片段，但他當時只是按上訴人指示開啟相簿查看。

特別事項

9.上訴人反對控方將PP6及PP7呈堂，但他選擇不就特別事項作供或傳召證人。上訴人的反對理由包括[5]: (1) 控方延遲知會辯方; (2) 上訴人是在威逼恐嚇和壓迫下作出招認; (3) 上訴人沒有獲告知尋找律師和保持緘默的權利; (4) 片段中的招認含糊不清。

10.裁判官以交替程序處理該兩項證物的可接受性,裁斷控方可以將該兩項證物正式呈堂。關於上述反對理由(1)，裁判官認為控方在開審前選擇倚賴有關片段，並沒有對辯方不公，關鍵在於有關片段早已披露[6]。至於(4)，在相關片段攝錄當時各人即時的回應動作，實際的說話動作是否清晰，意思如何，屬事實的裁定，與呈堂性無關[7]。

11.就(2)和(3)，裁判官認為上訴人在片段中的回應，並不應與警察調查期間警誡下錄取的錄影會面紀錄的情況或作用相提並論。考慮X就特別事項的作供及從片段中所見攝錄當時的氣氛、以及上訴人當時的對話與神情舉止後，認為X不但沒有對上訴人作出任何壓迫的行為；就算有壓迫，在X的媽媽到場後已經不再存在。因此，她裁定上訴人在PP6、PP7兩段片段的回應都是在他自願的情況下錄取[8]。

12.裁判官考慮過全部因素，裁定她不會運用酌情權剔除上述兩條片段。故此，她接納PP6及PP7為正式控方證物P6及P7[9]。

一般事項

辯方陳詞

13.上訴人選擇不就一般事項作供或傳召證人。他的代表大律師在結案陳詞時指基於下列議題，控方的證據不足以支持控罪[10]: (1) 男更衣室是否一個公眾地方; (2) 是否有兩人或以上能夠目睹涉案行為; (3) X的證供是否可靠, 上訴人是否有對X進行拍攝; (4) 上訴人是否有意圖偷拍X; (5) 上訴人在P6及P7中的招認是否在壓逼之下作出; 及(6) PW2的證供是否可信及可靠。

證人評估及事實裁斷

14.裁判官認為X是本案中最關鍵的證人。至於PW2，她根本在事發時不在現場，因此她在事件發生後的個人觀察，無助法庭作出裁決。基於本案是「一對一」的情況，裁判官須小心考慮X證詞的可信及可靠性[11]。在再三小心考慮X的證詞後，她接納X為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並且給予他證供十足比重[12]。她信納上訴人在更衣室內有拿著手機，將鏡頭對著赤身正步向淋浴間的X，並對後者進行拍攝。裁判官從上訴人手持電話的動作持續性，肯定他有意圖地向X的裸體進行拍攝[13]。

15.關於辯方向控方證人們指出的案情，即上訴人當時先否認偷拍，之後說「即使有影，都係揩到」，而X的媽媽到達後則說「如果有影到，都希望俾次機會啦」，裁判官認為並不合理[14]。即使上訴人在現場從來沒有逃走，亦讓X檢視其電話，但有很多原因可以導致上訴人有這兩項行為，因此它們不能合理地協助法庭作任何推論 [15]。

16.就上訴人偷拍的行為性質, 裁判官認為它顯然是猥褻、淫褻、令人憎惡及有違公德的[16]。

法律議題

17.參考了Archbold 2021有關作出有違公德行為的舉證要求及相關案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顯光[17]，裁定涉案的男更衣室是一公眾地方[18]。基於X主問時的證詞,裁判官肯定當時更衣室內除上訴人和X外，最少還有一人。她參考了包括英國R v Hamilton[19]等案例，接受控方對「須有二人在場」此法律原則的演繹，即(除了X以外的)第二人不需要實際見到上訴人之行為也能夠滿足這個法律上的要求[20]。

18.基於以上分析，裁判官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19.代表上訴人的羅大律師依賴以下的原備上訴理由[21]:

(一)  裁判官錯誤接收P6和P7呈堂;

(二)  上訴人的行為並非是兩位或以上人士能夠目睹(capable of seeing); 及

(三)  上訴人的定罪並不安全和不穩妥。

關於上訴的法律原則

20.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Chou Shih Bin v HKSAR[22] 。在HKSAR v Ip Chin Kei[23]，原訟庭麥偉德法官(當時官階)總括了一些處理裁判法院上訴的法律原則，包括以下：

(1)  處理上訴的法庭只會在原審裁判官對事實的裁斷明顯出錯時，才會偏離下級法院對事實的裁斷和對證人的誠信評估；

(2)  在決定原審裁判官是否犯錯，上訴應否得直時，關鍵考慮是推翻定罪是否合乎公義；

(3)  即使原審裁判官沒有犯錯，處理上訴的法庭依然必須履行進行「重審」的這法例規定。因此處理上訴的法庭必須審視案中證據是否足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如果證據不足，也應裁定上訴得直。

21.就上述第(1)點而言，處理上訴的法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是處理上訴的法庭所沒有的：Raymond Chen v HKSAR[24]。一般來說，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是屬於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誠如原訟庭張慧玲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偉業 [25]一案指出，假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或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將會是不安穩的。

22.原訟庭司徒敬法官(當時官階)於R v Kwong Wing On[26]一案指出，若微觀地剖釋證供謄本，少不免會有一些不合情理、沒有回答、在證人陳述書內未有提及、或是其他零零碎碎可湊併成篇作為上訴理由的事情。即使是對誠實作證的證人來說，情況也是一樣。因此，處理上訴的法庭不會要求裁判官必須逐點處理辯方提出的各項細節。法庭亦會鼓勵裁判官以務實的態度，去處理針對證人證供的批評[27]。

考慮

上訴理由(一): P6及P7的可接受性

23.羅大律師力陳裁判官在特別事項上沒有考慮或忽略考慮X屬一名「有權力的人」，在其威迫下，上訴人恐懼其權益受損(fear of prejudice)才作出相關招認，因而錯誤接納P6和P7呈堂。羅大律師進一步指稱裁判官沒有考慮或忽略在相關影片中，X(作為「有權力的人」)的言行使上訴人恐懼其權益受損，包括X與上訴人對質時說過：「我要成場人都知道」、「我證據喺晒度㗎啦」、「我隨時send出去其中一個group我都得，影衰曬你，仲睇吓你點做老師」及「你真係唔知我阿爸做邊行囉，你一定唔知」等等。

24.關於以上陳詞，本席有需要先解釋在「招認」的「可接受性」這議題上，為什麼會牽涉「有權力的人」這概念。首先，控方若要把被告人的招認呈堂，他們必須先證明相關的招認是被告人「自願」作出的。在律政司司長 對 林達明[28]，終審法院就何謂「自願」闡釋如下：

「19. 控方必須證明有關的陳述是自願的陳述，意即該陳述並非有權力的人因激起被告人恐懼其權益受損或令被告人抱有得享利益的希望或藉壓迫手段而從被告人處獲取。參閲Ibrahim v R [1914] AC 599案第609頁；DPP v Ping Lin [1976] AC 574案第597頁G至598頁A，第600頁D至F，當中Hailsham勳爵對Ibrahim案中Sumner勳爵所述的經典驗證標準中所用的“利用”一詞解讀為“激起”，並且將“壓迫手段”此項因素加入該驗證標準；以及R v Lam Yip-ying [1984] HKLR 419案。在此背景下，“壓迫手段”是指有權力的人作出傾向於及確實打擊被告人意志的行為，使被告人作出有關的陳述。參閲案例R v Prager [1972] 1 WLR 260, (1972) 56 Cr App R 151及R v Li Wai-Fat [1977] HKLR 531。

20. 此外，一份由於有權力的人就文件性質作出欺詐性失實陳述而導致被告人簽署的陳述書，乃屬非自願作出的陳述書。參閲案例Seeraj Ajodha v The State [1982] AC 204第221頁F至G，案中一名警務人員曾就被告人正在簽署的文件向他僞稱文件的性質，而事實上所簽署的文件的性質與警員所說的完全不同。

21. 關於有權力的人，重點是被告人確實認爲有關人士是有權力的人。參閲案例Deokinanan v R [1969] 1 AC 20。」

(底線後加)

25.在終審法院所援引及同意的Deokinanan v R，前述，英國樞密院對「有權力的人」解釋為「一般而言，對被告人、或針對他的訴訟或檢控有權力或有控制的人士」：

“A person in authority means, generally speaking, anyone who has authority or control over the accused or over the proceedings or the prosecution against him.”

26.就本案的特別事項，裁判官裁定X並非「有權力的人」，其理由如下：

「21. 事件發生於超過一年半前，當時男子X只有十三、四歲，被告人應為二十七、八歲，是男子X教會內認識的導師。在辯方引用的英國案例Deokinanan v The Queen，裁決中已清楚說明，當中有關人士在上訴人作出招認時，充其量只為控方有機會傳召的一位證人，而作為控方證人並不會使他成為一位威權人士。本案中作為學生的男子X在攝錄片段時，沒有向被告人提及過他或任何他認識的人，就被告人會否被起訴或所參與的司法程序之中，有任何權力或影響力。男子X亦沒有就此方面提出任何實質威嚇，或提供任何使被告人認為會對自己有益處的期望。

22. 亦援引Ibrahim v The King:-

“It has long been established that as a positive rule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that no statement by an accused is admissible in evidence against him unless it is shown by the prosecution to have been a voluntary statement, in the sense that it has not been obtained from him either by fear of prejudice or hope of advantage exercised or held out by a person in authority.”

23. 儘管男子X在盤問下同意自己曾對被告人施加壓力及壓迫被告人承認偷拍，又同意自己的爸爸是威權人士。但要分辨男子X是否一名威權人士，及他有否在攝錄片段時作出壓迫等行為，不應該由男子X界定。畢竟他並不從法律角度界定，並且從他於片段中一些說話，例如他以被告人的衣著與被告人的人品掛勾，及說「大人就要保持冷靜，(男子 X)就不需要」，可見男子X仍然是一名思想比較幼稚的未成年人。

24. 男子X盤問下的回答屬他主觀意願，法庭不會給予比重。因兩段片段有聲有畫地記錄拍攝時的情況，正確做法應由法庭以一個合理人士的客觀標準在觀看片段之後作裁定。

25. 被告人沒有就特別事項作供，這是他的權利，法庭不會作對他不利的揣測，但與此同時，辯方並沒有提供究竟當時被告人有否感受到任何壓迫，或受任何威權人士影響的說法。法庭不會為被告人猜想他當時的感受和想法。

26. 加上，在拍攝PP7時，男子X的媽媽已到場。從片段中可見，她當時語氣溫文，在適當時候控制男子X的情緒，給予空間和機會被告人作出陳述。辯方亦沒有對男子X的媽媽有任何投訴。

27. 不但本席認為當時男子X沒有對被告人作出任何壓迫的行為；就算有壓迫，在男子X媽媽到場後已經不再存在。在考慮男子X就特別事項的作供及從片段中所見攝錄當時的氣氛、男子X及被告人當時的對話與神情舉止後，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上，成功舉證PP6、PP7兩段片段的攝錄經過，即當時被告人的回應都是在其自願的情況下錄取。」

(底線後加)

27.從上文引述裁判官判詞第23段可見，她沒有忽略X同意自己曾對上訴人施加壓力及壓迫後者承認偷拍。本席同意X並非「有權力的人」，原因正如終審法院指出：「關於有權力的人，重點是被告人確實認爲有關人士是有權力的人」。本席認為X是否「有權力的人」不純粹是一個客觀的議題，亦同時關乎被告人的心態。就這一點，裁判官考慮了所有相關的、上訴人所認知的環境因素，包括：

(1)  X和上訴人的年齡差別；

(2)  X和上訴人在共同所屬的團體中的身份差別；

(3)  X充其量只為控方有機會傳召的一位證人：見 R v Wilson (David)[29]；

(4)  以X的年紀，他本人不會是有權力或控制檢控的人，他沒有提出任何實質威嚇，或提供任何使被告人認為會對自己有益處的期望；及

(5)  從片段中所見攝錄當時的氣氛、X及上訴人當時的對話與神情舉止。關於這一點，誠如答辯方黃檢控指出，從羅大律師在其陳詞中所節錄P6的部分對話所見，上訴人當時除了「有，得」這個簡單招認外，他其餘的回應大多只是叫X冷靜，完全看不到上訴人恐懼其權益受損。

28.至於上訴人自己當時的心態，他自己理應最清楚。他沒有作供，這固然是他的權利，法庭自然不能就此作對他不利的揣測。但與此同時，在裁判官席前沒有證供去削弱控方環境證據的累積份量：Li Defan v HKSAR[30]。因此，本席認為裁判官的裁定不但是無可非議，而且是正確的。

29.此外，為何裁判官接受P6及P7作為呈堂證據，便會令上訴人的定罪不安全或不穩妥呢？這一點，上訴方未有清楚說明。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要視乎裁判官是否有使用P6及P7，如果有的話，她如何使用它們。如前所述，裁判官認為本案的關鍵在於X證供的可信及可靠性。她再三小心考慮X的證供後，接納X為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並且給予他證供十足比重。然而，裁判官明言她在接納X的證供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在P6、P7中上訴人的任何招認[31]：

「58.  本席強調，在考慮以上課題時，並沒有考慮P6、P7中被告人對男子X承認有偷拍的回應。雖然本席認為沒有一名無辜清白的人，會因希望作為受害者的男子X冷靜而承認偷拍，因這承認必然會適得其反地使受害人詢問更多問題，及使其情緒更為激動。但本席不肯定被告人說「有」，是意指他有拍攝到影像，還是存心偷拍，故此本席並沒有倚賴有關回應達至裁決。」

(底線後加)

由以上可見，雖然裁判官接受P6及P7可以呈堂，但她沒有使用它們作為上訴人定罪的基礎或用來支持X針對他的證供。因此，純為討論的目的，本席認為這項上訴理由根本無足輕重，即使假設可以得直，也不會影響定罪。

上訴理由(二):「二人規定」

30.羅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在缺乏足夠證據基礎的情況下，錯誤地裁定除了X外，在場其他人士亦能夠目睹(capable of seeing)上訴人的偷拍行為。根據現場相片，涉案更衣室的大門後有一幅石屎牆和一塊藍色木板阻礙外面的人直接看見更衣室內的情況[32]。更衣室內則分為：(1) 一個細更衣間；和(2) 一個較大的更衣間及淋浴間，(1)和(2)之間被一幅四尺闊的石屎牆分隔，旁邊有一個開放式的通道讓使用者進出。據X所說，他發現上訴人偷拍時，後者是坐在細更衣間內的長凳上[33]，該處沒有其他人。縱使當時有其他人在大更衣間，他們也不會看見上訴人偷拍的情況[34]。

31.R v Hamilton[35]是關於該案的上訴人在超市內用他隱藏在背囊內的攝影機偷拍女生裙底照片。英國上訴庭就「作出有違公德行為」罪的元素有以下的描述：

“21. In our judgment these cases established that, if the offence of outraging public decency were to be proved, it was necessary to prove two elements. (i) The act was of such a lewd character as to outrage public decency; this element constituted the nature of the act which had to be proved before the offence could be established; (ii) it took place in a public place and must have been capable of being seen by two or more persons who were actually present, even if they had not actually seen it. This constituted the public element of the offence which had to be proved.”

“31. As to the second element—the public element—its precise ambit was the principal issue discussed in most of the cases. (i) We accept that the public element first requires that the act be done in a place to which the public has access or in a place, as set out in R v Walker (Steven) [1996] 1 Cr App R 111 where what is done is capable of public view. The filming by the defendant was done in a supermarket—a place to which the public had access—and in a place where what was done was capable of being seen. On either basis this part of the public element was satisfied. (ii) The public element is not, however, satisfied unless the act is capable of being seen by two or more persons who are actually present, even if they do not actually see it (what is conveniently described by Rook & Ward on Sexual Offences as the two-person rule). It was the scope of the two-person rule that was the subject to which the submissions in this appeal were principally directed.”

“39. In our view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regard to the purpose of the two-person rule; it goes solely to the necessity that there be a public element in the sense of more than one being present and capable of being affected by it. There is in our view no reason to confine the requirement more restrictively and require actual sight or sound of the nature of the act. The public element in the offence is satisfied if the act is done where persons are present and the nature of what is being done is capable of being seen; the principle is that the public are to be protected from lewd, obscene or disgusting acts which are of a nature that outrages public decency and which are capable of being seen in public. … Looking therefore at the purpose of the two-person rule, it can, in our view, be satisfied 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persons present who are capable of seeing the nature of the act, even if they did not actually see it. Moreover, the purpose of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act be of such a kind that it outrages public decency goes, as we have said, to setting a standard which the jury must judge by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standards; it does not in fact require someone in fact saw the act and was outraged. In most cases, there will be no evidence against a defendant unless the act is seen by someone;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where an act is in fact done which is lewd, obscene or disgusting and is of a nature that outrages public decency and is done where it is proved that people are present and capable of seeing its nature, it is not an offence.

40. Thus in the present case, although no one saw the defendant filming, there was evidence from the videos that there were others present. But was what the defendant was in fact doing capable of being seen, even though no one actually did? It cannot be said, as is clear from R v Tinsley [2003] EWCA Crim 3032, that this type of filming is incapable of being seen. Whether on the facts of this case the way in which the defendant filmed up the skirts of the women was capable of being seen was a question for the jury. As is clear from the passage in the summing up which we have set out, at para 13, this was an issue expressly left to the jury by the judge. By their verdict of guilty the jury must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way the defendant filmed was capable of being seen by those in the supermarket.

41.  We therefore consider that the jury were entitled to convict the defendant and dismiss the appeal on counts 11–15 on this ground.”

(底線後加)

32.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顯光[36]，原訟庭張慧玲法官將上述原則歸納並總結如下：

「23. 可見就此罪行，控方必須證明：

(1) 有關行為是性質猥褻、引起公憤的行為；及

(2) 發生行為的地方是公眾能到達或公眾能目睹有關行為的地方，及必須能被兩名或以上在場人士目睹，即使他們實質上並無目睹。」(底線後加)

因此，本席認為是項上訴理由的核心，在於上訴人的偷拍行為是否能被兩名或以上的在場人士目睹，即使他們實質上並無目睹。

33.關於這一點，裁判官有以下的裁斷：

「64. 案發的男更衣室位於上環體育館內，不論是否場地使用者，都可進內，當時在12樓亦有其他人使用運動場，不論體育館、12樓、或此男更衣室，均沒有封閉或限制進入，雖然男更衣室間格使更衣室外人士不能從門外直接看見被告人坐立的地方，但要在更衣室外進入更衣內只是幾步之遙，而就算更衣室內座位範圍有石屎牆阻隔，分成兩個空間，即P4(3)及P4(4)，但P4(4)的空間仍然是開放，沒有任何限制或有重大困難使在另一範圍人士不能輕易進入或者可以看見，而其實P4(4)更是人們進入P4(3)或者離開的必經之路。

65. 法庭經考慮後，特別參閱辯方結案陳詞第18段後，裁定該男更衣室及P4(4)顯示被告人當時身處的位置是一公眾地方。

66. 至於被告人作出有關行為時，是否有兩名或以上人士在場。男子X在主問時提及除了他和被告人外，做更衣室內還有旁人。在辯方大律師盤問時曾引述男子X在家居錄影時，曾提及當被告人對男子X進行偷拍時，更衣室內有人在洗澡、有人在抹頭，男子X同意。

67. 換句話說，法庭可穩妥地肯定，從男子X主問的證詞，當時更衣室內除被告人和男子X外，最少還有一人。從辯方案情，辯方則指當時至少還有另外兩人。

68. 控方陳詞稱有兩名人士在場的規定，二人應包括男子X；辯方反對，指不應包括男子X。

69. 法庭參考相關案例，包括英國R v Hamilton的案例 …

70.  換句話說, 二人規定包括被影響人士。在本案之中，即包括男子X。本席接受控方對法律原則的演繹為正確，即控方亦已確立須有二人在場的法律原則。而除了男子X以外的第二人，不需要實際見到被告人之行為，可以見到亦已經足夠。」           

(底線後加)

34.就裁判官以上在法律上的分析，即「二人規定」包括被影響人士，在本案即包括X，本席認為這不但符合R v Hamilton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顯光等案例，並且是正確的。否則的話，即使當時更衣室內有其他使用者在場，上訴人若偷拍其中部分人士的裸照便會負上刑責，但若他偷拍所有在場人士的話，反而不會，這將會是荒謬的結果。

35.羅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並沒有清楚交代所指的那個第二人「可以見到」上訴人偷拍行為的究竟是指誰。姑勿論是指沖涼人士、又或是抹頭人士、並沒有證據顯示他們的相關位置，裁判官根本沒有足夠的證據基礎，裁定除了X外，在場的其他人士亦能夠目睹(capable of seeing)上訴人的偷拍行為。

36.對於上訴方的以上陳詞，本席不敢苟同。首先，雖然裁判官沒有明言是何人有機會看到上訴人的行為，但她明顯是指X在證供中所提及的、其他正在更衣室內抹頭或洗澡的人士。第二，雖然X沒有交代他所說的其他人身處的位置，但既然X能說出他/他們當時在做什麼，即表示他/他們是在X的附近。

37.本席亦有審視過現場的照片，上文提及的那幅石屎牆並沒有將細更衣間和大更衣間及淋浴間完全分隔，它旁邊有一條開放式的通道讓使用者進出。因此，上訴人的作為被更衣室內的其他人看見並非是不可能的。本席認為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判者，有權裁定當時在更衣室內的其他人亦能夠目睹(capable of seeing)上訴人偷拍X的行為。至於他/他們是否真的目睹，那並不重要。

上訴理由(三): 定罪是否安全及穩妥

38.羅大律師沒有就此項上訴理由提出額外的論據，而是依賴他就前面兩項上述理由的陳詞。基於上文的討論，本席不認為裁判官在法律上或證據評估上有錯誤。再者，本席認為上訴方提出的上訴理由，無論是個別考慮，還是整體而言，都未能影響上訴人定罪的安全及可靠性。

39.本席亦有用重審的方式，退後一步縱覽全局。本席認同本案的關鍵在於X證供的可信性及可靠性。然而，這點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裁判官對X作供時的言行舉止的觀察，這個優勢是本席所沒有的。因此，裁判官就證人，尤其是X所作的評估，本席不應輕易干預。本席逐一審視本案的所有證據之後，認同裁判官對上訴人的定罪裁決屬正確無誤的。

結論

40.基於以上，本席駁回上訴人的定罪上訴。

答辯人： 由律政司檢控官黃善輝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 張陳鍾律師行延聘羅志霖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