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高志豐

DCCC 507/2022

[2024] HKDC 183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5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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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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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原本被控共5項控罪，他承認其中2項，即「刑事恐嚇」（控罪二）及「普通襲擊」（控罪五），至於他不承認的其餘3項，審訊後裁定罪名不成立。

控罪二的案情

2.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初，被告人與X女士是情侶關係，期間兩人曾拍攝性交片段（下稱「性愛片段」）。X表示有部份性愛片段她同意拍攝，有部份則不同意，但無論如何，她都不同意被告人將性愛片段，與及源自性愛片段的相片，發放或上載任何網站。2019年3月時，X向被告人表示二人分手，於2019年3月10日，X收到被告人的WhatsApp訊息，要脅X於當晚見面，否則將性愛片段分享給其他人，X因而於同日晚上與被告見面，當時被告人要求與X復合。

控罪五的案情

3.2019年4月7日下午約3:30，當X離開住所時，被告人突然從後樓梯衝出來，X試圖離開並大聲呼救。被告人隨即用雙手摀住X嘴巴，他們之間曾有拉扯，後來引致X前頸觸痛。

被告人背景及求情

4.被告人現年26歲，未婚，自小從一個單親家庭成長，現時與母親及兩個哥哥同住。被告人在2017年完成了基礎課程文憑證書，其後繼續進修，由2019年起，被告人開始全職工作，主要從事銷售及客戶服務相關的職位。因為本案的審訊，他在開審前辭去原本電訊客戶經理一職，現在是一名兼職會所主任，月入約港幣12,000元至16,000元。

5.被告人在香港並無任何刑事定罪記錄，而且以往亦有參與義工活動，更曾獲發義工嘉許狀。他自己、家人及朋友亦有撰寫求情信件，要求本席從輕發落。透過求情信件，本席接納被告人現已有悔意，亦獲家人及朋友支持。

量刑

控罪二

6.刑事恐嚇罪的最高刑罰是五年監禁。

7.辯方向本席提交多宗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鄧兆昌，HCMA 1002/2007；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子康HCMA 496/2011；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曾偉文，CACC 212/2016；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文軒，CACC 240/201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蔡洵威，CACC 480/2012），當中所有涉案被告人，都曾利用發佈受害人的性交過程錄像或裸體相片恐嚇受害人，不過縱使威脅手段相同，每宗案件的威嚇目標可以有很大分別，有人希望追討欠款、有人要求免費性交，亦有人與本案的被告人相同，都是期望與女朋友復合，法庭就每宗案件的量刑基準各有不同，由6個月至3年不等，亦有人判入教導所受訓。

8.辯方陳述，如果一名被告人有意圖執行恐嚇，刑期應較重。被告人在控罪二案發之後一個月，曾把性愛片段發佈，並解釋他當時是醉酒。本席認為，被告人以公開性愛片段要脅X於當晚（即2019年3月10日）見面，X亦的確於當晚與被告人見面，因此被告人目的已達，無必要執行恐嚇，而且他發佈性愛片段的時間是控罪二發生後一個月，因此本席難以肯定，控罪二案發時被告人是否有意圖執行恐嚇，所以在量刑時本席不以被告人有意圖執行恐嚇為量刑基礎。

9.本席認為，辯方提交的多宗案例，案情各有不同，亦與本案的背景、威脅手段，與及威嚇目標有分別，所以不宜直接比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利用受害人的性交片段或裸照作為恐嚇手段，不論目標是什麼，除了年輕罪犯外，法庭都會判處即時入獄。

10.辯方強調，被告人是一名年輕人，本性善良，沒有不良嗜好，性格單純，樂於助人，不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和壓力，處理感情問題事宜不夠成熟，可說是感情用事，因而犯案，希望本席考慮，這是單一事件，加上被告人初犯，要求輕判。

11.案發時被告人21歲，X亦已成年，原本是情侶關係，亦因而曾經拍攝性愛片段，但有部份X根本不同意拍攝。本席認為，X在拍攝時必然預期性愛片段只會用作私人保存，不會公開，因此當被告人以公開性愛片段為威脅手段，縱使他當時沒有意圖執行恐嚇，而目的亦只是與X見面及要求復合，但本席不能忽視，性愛片段一旦放上網，自然有機會遭他人觀看及下載，甚至有機會遭人製錄成光碟或以其他永久保存方式作交換及/或出售用途，因此，被告人的威嚇肯定對X做成重大的恐慌及困擾。

12.年輕人拍拖後分手，可能會造成一些哀痛，而被告人當時或者認定X另有新歡，又或者曾經出軌，因而對X感到不滿，但這種情況不能構成被告人可以以公開性愛片段為威脅手段，強迫X與他見面。

13.上訴法庭在蔡洵威案說：「本庭要向公眾發出明確訊號，男子以發放拍攝到的裸照來威嚇女士，以達到某些目的，而在失敗後以任何形式公開或發佈女士的裸照是極為嚴重的罪行，法庭必會重判，原因是該些行為既不道德，亦會對受害人造成長期及極大困擾。再者，如法庭不對該些卑鄙行為以嚴肅態度處理，極可能會鼓勵該些不道德行為繼續蔓延。」（第25段）

14.當然，本案被告人沒有如蔡洵威案中「在失敗後…發佈女士的裸照」，因此本案情節較蔡洵威案輕。

15.本席考慮所有情況後，包括案發的背景、威脅的手段，及威嚇目標等，以12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

16.被告人在定下審訊日期後才表示認罪，在此情況下，一般的減刑應是在20%至25%之間（參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LRD 1案）。本席決定因被告人認罪而給予25%減刑，因此刑期下調為9個月監禁。

17.辯方認為本案有檢控延誤的情況。

18.根據控方呈堂的時序表，X於2019年4月18日第一次給予口供，而被告人亦於2019年4月20日被捕，但直至2022年5月才正式檢控被告人，因此由被告人被捕至正式被檢控，歷時約3年。

19.由被告人被捕開始，警方需要再向X錄取第二及第三份口供、向銀行索取相關紀錄、獲取醫生報告、取得相關的電話記錄，與及由專家分析手機及電腦的資料，直至2020年12月才首次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律政司在2022年4月給予警方法律意見，並在5月正式檢控被告人。

20.本席認為，警方調查須時，而且在處理本案期間，發生了社會事件及出現了疫情，肯定因而令到警方的行動資源分散，影響了日常運作；但律政司需要用1年4個月的時間給予法律意見，時間偏長，而本案只有1名受害人，亦只有1名被告人，需要考慮的證供其實不多，案情並不複雜，本席認為律政司無理由要花上超過1年才能給予法律意見。

21.本案自2022年6月已經轉介區域法院處理，並原定於2023年5月24日開審。根據資料顯示，2023年5月20日X給予了第四份口供，其中包括了69頁關於她的Instagram戶口截圖，而因應辯方爭議部分截圖，在審訊的第一天，控辯雙方共同申請押後審訊。根據控方所說，X早已提及相關截圖，但控方在開審前才向X錄取口供，再把這些「新證據」給予辯方，因而引致案件押後，需要再排期審訊。

22.本席綜合所有情況，認同本案有檢控延誤，亦同意這是判刑時應當考慮的事情，但是否足可減刑，與及如需減刑，恰當的話幅度應為多大，應視乎每宗案件的獨特情況。

23.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蔡基信 [2003] 2 HKLRD 575案認為：「… 單以案件的處理有延誤是不足以成為減刑因素的 … 若控方已有足夠證據起訴他而對他提出控訴，但卻延遲起訴或延遲法律程序而招致他的焦慮，而延遲起訴或延遲法律程序又不是由他所招致的（例如他的匿藏或潛逃），控方的延誤便可合理地成為減刑因素…」（第124段）

24.本席提醒了自己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趙志榮，CACC 243/2012案中提及就檢控延誤方面法庭需要考慮的7項因素後，認為律政司花上過長的時間給予法律意見，而且在原定開審日期之前又再提出新證據，使案件又押後了審訊，情況可說是屬於不合理的延誤，但延誤的時間並不太長，因此延誤程度不太嚴重。

25.辯方指出，被告人自2019年10月起有約2年半無需警方擔保，期間令他以為事件已告一段落，而在「檢控延誤」期間考取了保險牌照，亦已有一名新女朋友，加上現已26歲，法庭在量刑時更不能考慮勞教中心，因此希望以緩刑方式處理本案。

26.本席接納辯方陳述本案的「檢控延誤」可以構成減刑的理由，但被告人無需警方擔保的期間，正值社會事件及疫情，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當時的情況特殊，本席不相信被告人會因而認為事件已告一段落；至於雖然他現已26歲，法庭在量刑時的選擇變少，但本案性質嚴重，判處勞教中心的機會其實不高，而勞教中心亦實質上會把少年犯關押數個月的時間，亦要求他們遵守嚴格紀律，與及進行重度勞動工作，因此對體能要求特別高，更要接受獲釋後的監管，並不是輕判。

27.本席並不認為可以因「檢控延誤」及任何原因而把刑期以緩刑或其他方式處理，但同意減刑。本席決定因「檢控延誤」而減刑2個月。

28.控罪二以12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因被告人坦白認罪而扣減刑至9個月監禁，再因檢控延誤減刑至7個月監禁，此外，本席再找不到任何減刑理由。案件性質嚴重，本席不接納以緩刑或其他方式處理，因此控罪二的刑期是7個月監禁。

控罪五

29.控罪五是普通襲擊，而X的傷勢輕微，情況並不嚴重，兼且被告人沒有前科，亦已坦白認罪，本席認為適合以罰款方式處理。本席決定就控罪五罰款2,000元，由被告人擔保金當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