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長 訴 區志恆及另二人

CAAR2/200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覆核申請2005年第2號

(原本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刑事案件2004年第3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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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訊日期 :  2006年2月 21日

判案書日期 : 2006年3月1 日

判 案 書

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胡國興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引言

1.原審時，第三答辯人被控第1、第2及第3項控罪，第一及第二答辯人與第三答辯人一同被控第3項控罪，而另一與本申請無關的被告人則與第三答辯人一同被控第1項控罪。三項都是搶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竊罪條例》第10(1)及(2)條。

2.案件在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張慧玲連同陪審團席前審訊。第三答辯人承認所有三項控罪，第一及第二答辯人否認第3項控罪。經審訊後，陪審團裁定第一及第二答辯人第3項控罪罪名成立，但另一被告人第1項控罪罪名不成立。

原審法官的判刑

3.就第1項、第2項及第3項控罪，張法官分別採納12個月、2年及3年為量刑基準。因第三答辯人承認控罪，所以張法官判處他分別入獄8個月、16個月和2年。

4.張法官下令第1項控罪和第2項控罪的刑期同時執行，但其中12個月刑期和第3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就三項控罪，第三答辯人的總刑期為3年。

5.就第3項控罪，張法官判第一及第二答辯人每人入獄3年。

本申請及各方的法律代表

6.現律政司司長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1A條提出申請，要求本庭覆核3名答辯人的刑期。

7.申請人是由高級政府律師梁卓然大律師代表。第一答辯人是第三答辯人的兄長，兩人同是由鄭明斌大律師代表；第二答辯人是由周慶澎大律師代表。

案情 – 第1項控罪

8.第1項控罪的案情可簡述如下。2004年6月11日晚上，兩名14歲和15歲的初中學生在九龍彩虹道球場打籃球。約十時左右，兩人正打算離開球場時，有四名頭戴鴨舌帽的中國籍男子向他們大聲呼叫。他們看見該四名男子向著他們跑來，感到驚慌，於是便快步離開現場。但四名男子從後追逐他們。經過約5分鐘的追逐後，在九龍新蒲崗一所工業大廈外的後巷，該四名男子兩前兩後的把兩名受害人截停。其中兩名男子折返後巷的入口把風，餘下的其中一人問兩名受害人有沒有錢。稍後，有一名男子說：「郁佢哋!」。另一名男子則說：「抄拒哋啲嘢先。」。因感到驚慌，一受害人打開自己的腰包。其中一名男子搜索該腰包，看見袋內有八達通卡，便要求受害人交出該卡。四名男子取了受害人的八達通卡後便逸去。

9.四名劫匪沒有對受害人使用武力，受害人亦沒有受傷。

案情 – 第2項控罪

10.第2項控罪發生於2004年6月11日晚上約十一時半，即第1項控罪發生後不久。當時張姓受害人獨自在旺角新塡地街近奶路臣街附近步行。其間，有四名頭載鴨舌帽的男子把他截停。該四名男子問受害人有沒有錢，並對他說他們的「大佬」被人拘捕，所以他們需要錢替「大佬」保釋。受害人回答說他沒有錢，該四名男子便要求他交出手提電話。

11.第三答辯人是四名劫匪之一，他從附近的垃圾堆中拾起一支三尺長的木棍，拿在手上，作勢打受害人。受害人受驚，便從袋中拿出自己的手提電話，交給四名男子。事件中受害人沒有受傷。

案情 – 第3項控罪

12.2004年6月12日凌晨2時45分左右，李姓受害人在九龍黃大仙東頭邨遇上四名頭戴鴨舌帽的男子。當時四人沒有任何武器。其中一人問受害人有沒有金錢，並要求他把金錢及電話交出。該四名男子說他們的「大佬」有事，需要金錢，要求受害人幫忙。

13.受害人感到驚慌，便從袋中拿出一百元，交給其中一名男子。接著另一名男子要求受害人交出電話。受害人發足逃跑，但走了十多步後便被四人追到。

14.第一答辯人從街上拾起一支尺多長的掃把木棍，而另一名男子則拾起一支尺多長的鐡通追趕受害人。他倆一邊追一邊用木棍及鐵通打受害人。受害人用雙手擋著木棍及鐵通，嘗試自衞。當受害人停止逃走時，兩人亦沒有繼續再襲擊受害人。

15.受害人交出電話後，對其中一名匪徒說他的SIM卡內儲有很多電話號碼，所以希望要求取回SIM卡。第二答辯人回答說因他們急需金錢，提議受害人月底到樂富找他或打電話給他，到時他會把手提電話交還受害人。第二答辯人接著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告知受害人。受害人即時打這號碼，第二答辯人的手提電話亦隨即響起。警方調查後，證實該電話號碼是第二答辯人一直源用的電話號碼。受害人的手提電話當時價值約港幣二千元。

16.根據受害人案發後不久給警方的口供，他右手近手腕有兩條半吋的傷痕，近拇指手掌處亦有一條約吋半的傷痕。受害人頭部右後側近耳朶的位置受傷並有紅腫。右手手臂及手腕亦有受傷流血。這些傷勢是在第三答辯人的案情內同意的。但李姓受害人在審訊作供時，確認因傷勢並不嚴重，故沒有到醫院檢驗。他供稱已不能肯定受襲後近耳朶的位置是否有受傷。對於其餘的傷勢，他則沒有存疑。

17.原審法官只以受害人手部受傷作為判刑的基礎。

原審法官判刑的基礎

18.本案最嚴重的是第3項控罪，因為劫匪使用武器襲擊受害人，使他受傷。第2項控罪的劫匪只展露木棍威嚇受害人，但沒有用木棍打他，而第1項控罪的案情較前兩者為輕，因為劫匪並沒有展露任何武器。

19.張法官首先考慮第3項控罪的量刑。經控辯雙方向她就茆廣生訴女皇[1]一案的量刑指引是否適用於本案作出詳細陳詞後，張法官裁定該案指引並不適用，因為她認為該案所指的“危險武器”不包括第3項控罪所涉的木棍和鐵通。

20.判刑時，張法官説：

“咁本席考慮咗巫廣生[即茆廣生]一案入面所講嘅危險武器，就認為喺呢件案件考慮咗嘅案情而言，木棍就唔係危險嘅武器，但係個鐵通就可以講係話即係較為危險嘅武器，即使咁，本席認為基於呢件案件嘅案情，巫廣生嗰個判刑指引係唔適用嘅。話雖如此喎，本席又唔認為呢件案件毫不嚴重，須知用木棍、鐵通咁樣嘅武器，尤其係鐵通喇，有好有嘅可能性可以引致人受傷嘛, 咁好彩喺呢件案件, 李偉豪只係受咗輕傷。咁而證據顯示，各個被告人又唔係話立意話為咗打人而打人，而係為咗達到搶劫嘅目的而打人，咁李偉豪[受害人]唔走嘅時候，就佢哋唔再繼續係用武力去毆打李偉豪喇。”(謄本第19頁K至N行)(劃線後加)

危險武器的介定

21.在茆廣生案，上訴法庭對持械搶劫有以下的判刑指引：

“本庭建議法庭日後如此判刑：普通持械搶劫案的被告人犯案時若攜帶刀或其他危險武器，並曾向受害人展露其所攜武器，一般應判刑五年。

如被告人作案時還闖入私人處所(包括住宅和商用處所，以及該等處所的公用地方，例如升降機、樓梯等)，則宜判刑六年。

如被告人對受害人施以暴力，包括綑綁對方，則應考慮判刑七年。

如果 還有其他罪加一等的因素，更應延長上述建議的刑期。這些因素，包括夜闖私人住所、糾黨行劫、恐嚇受害人、虐待長者及兒童、屢犯同類案件，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上述指引僅適用於經審訊後被定罪者。因此，如被告人認罪，以上建議的刑期可按法庭認為適當的幅度遞減。

當然我們無意阻撓法庭根據告人的犯案記錄、年齡或其他個人境遇，或考慮案中的具體事實，而酌量調整上述刑期[2]。”(劃線後加)

22.梁大律師指，張法官裁定茆廣生案的指引不適用於本案是錯誤的。梁大律師稱該案適用於本案的第2及第3項控罪。在第2項控罪中，第三答辯人從附近的垃圾站中拾起的一支三尺長的木棍，向受害人作勢襲擊。雖然該三尺長的木棍不是匪徒預先携帶作案之用，但受害人亦因第三答辯人手持木棍作勢襲擊的威脅下交出自己的財物。

23.梁大律師力陳，上訴法庭在茆廣生案提到有關持械是指“刀或其他危險武器”而非火器。雖然上訴法庭沒有進一步闡釋“其他危險武器”一詞的定義，但申請人認為“危險武器”是應從該物品的性質及賊人持有該物品的意圖去界定(一)該物品是否可作武器之用及(二)該可作武器的物品是否茆廣生案所指的“危險武器”。在考慮一件用在搶劫中的物品是否茆廣生案中所說的“危險武器”，重點是該物品是否存在有導致受害人受傷的風險。如沒有，則該物品並非武器。如存在這種風險，只要匪徒向受害人展示該物品，意圖使受害人就範，申請人認為該物品便是茆廣生案所指的“危險武器”，而茆廣生的量刑指引便適用。匪徒在搶劫中展示刀，顯然是想藉著刀可引至受害人受傷而逼受害人就範。如展示其他有導致受害人身體受傷的風險的物品亦有同樣的效果，申請人看不到在量刑兩者的區別何在。

24.梁大律師援引多宗案例支持其論點。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鄧啓希[3](譯音)案 ，被告人以磚擊受害人的後腦後搶去她的手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周言昌[4](譯音)的被告人以一鐵枝指向受害人喉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毛龍[5](譯音)的被告人在意圖搶劫中以一鐵枝作勢襲擊受害人。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啓光[6](譯音)的被告人以一支六吋長螺絲批指向受害人的胸部威嚇她。上述案件的武器都被法庭認定為危險武器。在女皇訴郭志強[7](譯音)案，上訴庭認為一支有釘突出的木球球拍，雖或沒有刀這樣危險，但無疑是危險武器[8]。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智君及曾煒民[9]兩案，三名賊人於清晨時分搶劫報紙店，其中兩人手持鐵管用鐵管擊打店前的手推車，受害人逃離店舖，一賊緊追並以鐵管打她背部，她因而失平衡而跌倒，左手肘擦傷。上訴法庭認為較合理的量刑基準為6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葉海基[10]案，兩名賊人於郵政局準備營業時入內行劫，上訴許可申請人手持兩呎長的伸縮棍指嚇女事主，上訴法庭指出該案乃策劃搶劫郵政局，而郵局會存放大量現金及有公眾人士出入，認為原審法官採納的8年量刑基準適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郭卓文[11]案，上訴許可申請人雙手分持類似汽油彈物體及打火機於凌晨3時進入Circle K便利店行劫。上訴法庭指出汽油彈物體及打火機殺傷力甚强，與槍械、利刀沒有分别，而便利店、油站等通宵或長時間營業的店舖，極易被劫匪視為搶劫對象，需受保護。上訴法庭認為原審法官採納的8年量刑基準絕非明顯過重。

25.梁大律師援引的上述案例中的判刑均符合茆廣生案所定下的量刑指引。該等案例顯示磚、鐵枝、螺絲批、有釘的木球拍、鐵管、兩呎長的伸縮棍和類似汽油彈物體及打火機等物品均可被視為“危險武器”。梁大律師以該等案例支持他的見解，即重點在於有關物品是否存在有導致受害人身體受傷的風險。

26.本庭不贊同梁大律師的論點。他所援引的上述案例各有各的不同環境，不能一概而論。有時候法庭並非只視行劫所用武器為唯一量刑因素，也需考慮其他因素。如在陳智君及曾煒民、葉海基和郭卓文三案，法庭認為搶劫的對象均為需受保護的行業，故刑罰會較嚴峻以收阻嚇之用。

27.有導致人身體受傷風險的物品並非都是“武器”，更遑論是“危險武器”。就算物品是武器，正如鄭大律師説，從茆廣生指引之原意而論，武器也有“危險”與 “非危險”的區別，茆廣生所指的“危險武器”必定是指與刀有相若威力的物件。周大律師也指出，任何形式的武器，皆可有導致人身體受傷害的風險，問題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因此，這並不是茆廣生案中對用刀或其他危險武器行劫定立指引的原意。

28.大部份硬物，不論其性質，均能傷人，所以便存在有導致受害人身體受傷的風險。若申請人的論點成立，則一眾能傷人的硬物均會被視作為“危險武器”。本庭贊成鄭、周兩位大律師的見解，這並非茆廣生指引的原意。

29.刀是可造成即時嚴重傷害的物件，就一名被搶劫者而言，刀的即時性及嚴重傷害性或殺傷力一般會帶來使人恐慌的壓迫力令他就範，否則就算冷靜孔武的人，唯一的選擇就是面對很大可能發生的嚴重受傷後果。一條木棍雖然也可能造成傷害，其即時性及殺傷力一般來說會比刀為輕。當然，刀和木棍的大少、長短、輕重等對其造成的恐慌性和可怕性有絕大關連，而案發時的環境對受害者的驚嚇也有影響。本庭贊成鄭大律師的意見，茆廣生指引的原意是若一件物件於搶劫過程中能産生有刀一般的殺傷力，該物件便應視為“危險武器”。相同的衡量準則可見於郭卓文案及吳啓光案的判詞。在郭卓文案，上訴法庭説汽油彈物體及打火機殺傷力甚强，與槍械、利刀沒有分别，更會令人極度惶恐。吳啓光案判詞的有關部分意譯如下:

“在本案，申請人在光天化日下干犯搶劫，以一六吋長的螺絲批指着受害人的胸部，並即場被捕。….在這情況下，對一無助的搶劫受害人來說，螺絲批的威嚇性有如刀一樣，而幸運地她沒有受傷。原審法官以五年為量刑基準及因申請人認罪而給予三分一的減免是正確的。[12]”

30.法庭對不同方式的搶劫、以不同的武器去搶劫、武器使用的方法、搶劫的對象，以及受害人在搶劫中所得到的待遇等等作為量刑的考慮，是有其需要的。這並非只為了因事態之嚴輕而量刑，對不同罪責者處以不同刑罰、對罪犯的處理希能達致相符而讓公眾及法律界有所依從，而其中的重要目的是對欲犯罪者加以警惕及阻嚇，從而使公眾得到較好的保障。在香港特别行政區訴安玲[13](譯音)一案，上訴許可申請人以一卷報紙指着受害人的胃部，聲稱搶劫。上訴法庭認為若使用假武器與刀的判刑均為5年，則匪徒便沒有遏制因素在搶劫中不使用刀。以搶劫來說，無虐待傷人而非糾黨但使用刀或其他“危險武器”的罪犯，法庭一般會以茆廣生的量刑指引判刑，基本底線是5年監禁；用非危險武器的，會處以較輕刑罰；而不用武器的，則刑罰更輕。

31.一般來說，劫匪在行劫過程向受害人展露有殺傷力的鐵通、金屬水管等物件，法庭必會視該等物件為“危險武器”而根據茆廣生案的量刑指引判刑。原因是劫匪使用該等物件目的是明確的，劫匪是要威嚇受害人，使受害人屈服，以便他的罪行能更方便及順利進行，受害人亦會恐懼而就範。

32.更重要的是，若以具有殺傷力的鐵通和金屬水管施用於受害人身體，輕者會造成腫痛瘀傷，重者會造成骨折創傷，若施用於頭部或身體其他易受損部位，更可能會致命。因此以具殺傷力的鐵通或金屬水管襲擊受害人頭部搶劫的罪行會被視為屬“扑頭黨”罪行而招致不少於8年的量刑基準。

非危險武器的裁定

33.張法官裁定第3項控罪涉案之一支呎多長的掃把棍及一支呎多長的鐵通不屬“危險武器”。這是張法官經聆聽所有証供後所作出的事實裁定。周大律師指出，涉案的木棍及鐵通皆由街上拾起，不是預先攜帶作案的。它們沒有被檢取作為證物，故未能確定其性質，亦不能知悉它們是否具有殺傷力。

34.控方有責任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可以導致更重刑罰的案情：見R v Langridge (1996) 87 A Crim R 1, p 21。相反，法庭可依賴有利於被告而又在合理可能性範圍內之案情作為量刑基礎：見女皇訴鄭靜江[14] (譯音)案。

35.周大律師指出，掃把棍及鐵通並不一定憑其本質就等同“危險武器”，法庭仍需了解其實際情況來斷定其危險性。由於本案中之涉案武器並沒有呈堂為證物，法庭只能從控方案情及證人口供中斷定其危險性。

36.周大律師指出，原審法庭對於涉案武器只有以下資料：

(a) 涉案之掃把棍及鐵通雖有呎多長，但並不是事先攜帶作案，兩者皆為街上被棄置之廢物。

(b) 鐵通是空心的，只有證據顯示其長度為一呎多，但不知其重量、硬度或大小。

(c) 受害人所受的是手部之輕傷。

37.單憑以上資料，周大律師强調，控方並沒有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涉案武器之危險性是等同於茆廣生指引中的“危險武器”。張法官憑以上僅有資料而認為涉案武器不一定屬“危險武器”，是於合理可能性範圍內依賴有利於被告之案情。這是符合鄭靜江案的原則，並無不妥。

38.周大律師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旭祥[15](譯音)案為例。在該案，被告人持一小刀行劫(其實是指甲鉗：參看下文)，但原審法庭聽取一切有關情況後裁定，由於刀子細小，並不會為人體造成嚴重傷害，故此把案件當作非持械行劫般看待，把量刑基準定為4年監禁。小刀在案中因而不被視為“危險武器”。

39.上訴法庭並沒有原審法庭於聽取證供時對案件感覺的優勢，實在難以推翻張法官視涉案武器是否屬非“危險武器”之裁定。因此，本庭認為不應干預該裁定。

40.基於以上原因，本庭認為，張法官對本案涉案武器裁定為不屬“危險武器”的做法並不一定錯誤，張法官因此不需要採納茆廣生有關“危險武器”的指引，量刑基準亦不需要跟隨茆廣生指引定於5年或以上監禁。

刑罰明顯不足

41.雖然本庭對張法官視涉案武器不屬“危險武器”的裁決不予干預，本庭仍須考慮張法官就3項控罪的判刑是否“明顯不足”。

42.梁大律師力陳，即使茆廣生的量刑指引不適用，張法官就3項控罪所採用的量刑基準都是“明顯不足”。

43.在《香港的判刑》一書，作者指出 :

“刑罰覆核申請程序並不是為了使被告人面對上訴庭若就原審案中的情況可能會判處比原審法庭更高刑罰的風險及其帶來的焦慮而設的。覆核程序只適用於最明顯的案件，而上訴庭亦須全面考慮原審法官的酌情權及其對案件的「感覺」。[16]”

用非危險武器搶劫的判刑

44.周大律師稱，既然法庭不需要受到茆廣生指引的制肘，則本案可像黃旭祥案般以非持械行劫案的方式判刑。周大律師並援引女皇訴丘國東[17](譯音)案，指出在丘國東案上訴法庭説，非持械行劫案的最高判刑為4年。周大律師强調，張法官於本案就第3項控罪所採用的3年量刑基準雖不是最高判刑，但並不代表張法官的判刑明顯不足或者是犯了原則上之錯誤，或屬於不適當的仁慈。

45.周大律師接納第3項控罪的案情確有一些加重罪責因素，如於深宵時分糾黨行劫一單獨的受害人，以及有使用武器等等。但是他援引女皇訴曹錦安[18]案，指出每案都必定有其不同的案情。一些採納最高判刑的案例，如申請人書面陳詞中提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訴丁超[19](譯音)案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家雄[20]案兩案的做法，不一定能直接套用於本案。

46.周大律師力陳，張法官沒有採納最高判刑的做法也不表示判刑明顯不足或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故此第二答辯人的刑期無需改變；而即使本庭不同意第二答辯人就用非危險武器行劫所應處刑罰的陳詞，第二答辯人被處最高之刑期應為4年。

47.鄭大律師亦坦言，第一及第三答辯人不得不承認張法官所處刑罰比一般同類案件之判刑略寛。但他指出，張法官是在考慮過所有的証供及加上她對案情的感覺後才作出她的量刑決定；與此同時，張法官亦必然已考慮到控罪之嚴重性，“糾黨行劫”的組織性以及使用暴力的傾向性等等的問題，所以有關之判刑並非明顯不足至本庭必須干預的程度。

48.另一方面，梁大律師指出，就第3項控罪的嚴重性，法庭需將以下因素，考慮在內：案涉劫匪共4人，他們於凌晨時分行劫，在受害人在交出100元後，仍不滿足，要求受害人交出手提電話。當受害人嘗試逃走時，他們追逐不捨，並不惜訴諸暴力，其中兩人拾起木棍及鐵通，襲擊受害人令他受傷。雖然木棍及鐵通沒有被檢取作為證物，但在第三答辯人同意的案情中，曾提及該木棍及鐵通均是尺多長。鐡通可做成身體受傷的程度比木棍更甚。雖然受害人只受了輕傷，但這亦無阻法庭對這種漠視法紀的罪行予以嚴懲。“糾黨行劫”、於凌晨時分行劫、使用武器及暴力、令受害人受傷等，都是加刑因素。而第三答辯人更是在短時間內，連續三次搶劫。

49.就“糾黨行劫”應獲較高刑期方面，本庭在上述的丁超案作出了解釋：

“本庭接納，法庭應視牽涉多於一名犯罪者的搶劫比只有一名犯罪者的較為嚴重。原因是，為數多於一名的罪犯對受害人所産生的壓力和威嚇明顯較單獨一名罪犯所産生的嚴重。[21]”

50.在上述的丘國東案，匪徒並無展露任何武器，上訴法庭説，非持械行劫案的最高判刑為4年。在黃旭祥案，匪徒以一有兩吋長刃鋒的指甲鉗搶劫，上訴法庭對原審法官不視案件為持械行劫而採用的4年量刑基準不加干預。

51.在丁超案，四名賊人搶劫一對行山的夫婦，沒有持械，本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是4年。同樣，在林家雄案，對沒有展露武器的搶劫，本庭接納適當的量刑基準為4年監禁。要注意的，在該等案例中，匪徒並無展露任何武器，又無傷人，但因牽涉四名罪犯，罪責被視為應囚4年。

52.在本案，張法官只是針對案情的嚴重性判刑。她沒有認為答辯人等的家庭、本身、年齡或身體健康的狀況有酌情減刑的因素，而答辯人等亦各有犯罪前科，第二及第三答辯人更有使用暴力的記錄，不能獲良好品格的扣減。這都是所有在本庭前大律師所同意的。其實就第一及第二答辯人，張法官在判刑時明示：

“本席睇唔到有乜嘢嘅理據係將呢個刑期遞減。” (謄本第19頁Q行及R行)

53.綜觀第3項控罪的嚴重案情，四人“糾黨”及於凌晨時分行劫、使用武器及暴力、其中兩人追打受害人而令他受傷等，本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5年監禁。既然張法官並無提及有任何減刑因素而酌情採用3年的量刑基準，而案中又的確並無任何減刑因素，因此本庭認為3年的刑罰是明顯不足。

54.引用同樣原則，就第2項控罪方面，有四名賊人參與犯案，搶劫時間亦是接近午夜時分，第三答辯人手持一支三尺長的木棍作勢打向受害人，雖然並無打下，受害人也沒有受傷，但已展露了武器逼使受害人就範，適當的量刑基準應為4年。

55.關於第1項控罪的案情，本庭贊成梁大律師的陳詞。他指出，雖然沒有案例對徒手搶劫作出量刑指引，但如一般不涉及暴力的街頭盗竊，俗稱「打荷包」的量刑基準是12到15個月，則搶劫罪應採納更高的刑期為量刑基準。在第1項控罪中，兩名受害人只是14及15歲的初中學生。他們先被四名賊人向他們大聲呼叫，及後更被四人由球場追逐約五分鐘至新蒲崗的一工業大廈的後巷，兩前兩後的把他們包圍。雖然四名賊人沒有展露武器，兩名學生受驚的情度必然非輕。本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應是2年6個月。

同期執行

56.梁大律師投訴，原審法官在判處第三答辯人時，把第1項控罪的刑期全部與第2項控罪刑期同期執行。兩項刑期完全同期執行的結果是就第1項控罪，第三答辯人完全沒有接受任何刑罰。申請人認為這是犯原則性的錯誤。第1及第2控罪是在不同的時間，針對不同受害人及在不同的地點發生。雖然原審法官可考慮總刑期的原則而把第1項控罪的判刑與第2項控罪刑期部分同期執行，但兩項刑期完全同期執行則沒有任何法律的基礎。

57.本庭認為梁大律師所述的原則和理由是正確的，但是張法官命令第1項控罪的刑罰與第2控罪的刑罰同期執行，並非一定不按照原則辦事，而只不過是考慮了總體刑罰原則而採取的一種步驟。在律政司訴吳子堅[22](譯音)一案，上訴法庭認為，在充分地考慮過數罪並罰的原則後，一項控罪之刑罰與另一項控罪之刑罰完全同期執行是可接受的做法。判詞的有關部份意譯如下:

“一般來説，在有不同罪行的情況下，刑罰應分期執行，但總體刑罰的原則可能令法庭需要就其中之一的罪行判以足夠的刑罰而不命令其他罪行的刑期分期執行，只要有資料顯示判刑的法官明白分期執行刑期的性能和在有需要時作出分期執行的命令，本庭是接納的。”

58.原審張法官於判刑時明顯在考慮過總體刑罰之原則後才決定命令第1項控罪的刑罰全部與第2項控罪的刑罰同期執行。由於張法官命令第2項罪行其中的12個月刑期與第3項罪行的刑期分期執行，顯示她明白分期執行刑期的性能和在有需要時作出分期執行的命令，符合律政司訴吳子堅案上訴法庭所接納的做法，並無犯錯。

第三答辯人的總刑期

59.本庭需考慮第三答辯人就三項罪行應得的刑罰。第三答辯人在短短數小時內糾黨進行連環搶劫，屢犯同類案件，茆廣生案清楚說明屢犯是一個加刑因素。涉及暴力的程度更一宗比一宗嚴重：先是追逐及包圍兩青少年學生，繼而手持武器恐嚇一成年受害人，最後甚至為求手提電話而不惜對另一受害人施以暴力。縱使他是四名犯案男子中最年輕的，他在每案中均扮演最積極的角色。本庭認為他的總體刑罰應為7年。因他認罪而應獲三分一減免後，他的總刑期應為4年8個月監禁。就第1項罪行，從30個月的量刑基準扣減三分一後，刑期為20個月。就第2項罪行，從4年的量刑基準扣減三分一後，刑期為36個月。就第3項罪行，從5年的量刑基準扣減三分一後，刑期為40個月。本庭認為，第1項罪行其中的6個月和第2項罪行其中的10個月，應與第3項罪行的40個月刑期分期執行，其他刑期餘額則同期執行，總刑期應為56個月，即4年8個月監禁。

結論

60.基於上述理由，本庭認為原審法官的判刑明顯不足，批準申請人覆核的申請，撤銷原審法官的判刑，而代之以以下刑罰。就第一答辯人和第二答辯人被判罪的第3項控罪，每人各判5年監禁。至於第三答辯人，就第1項罪行，刑期為20個月監禁；就第2項罪行，刑期為36個月監禁；就第3項罪行，刑期為40個月監禁；第1項罪行其中的6個月和第2項罪行其中的10個月，與第3項罪行的40個月刑期分期執行，其他刑期餘額則一併同期執行，總刑期為4年8個月監禁。

申請人:  由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梁卓然大律師代表。

第一及第三答辯人：由法律援助署委派張陳鍾律師行轉聘鄭明斌大律師代表。

第二答辯人：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羅沛隆律師行轉聘周慶澎大律師代表。

[1] Mo Kwong Sang v The Queen [1981] HKLR 610

[2] 原文為： “ We suggest that, in future,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in an ordinary case of armed robbery, where the accused was carrying a knife or other dangerous weapon which he displayed to his victim should normally be five years.

If such a robbery also involves an invasion of private premises (which includes domestic and business premises and the common parts of premises such as lifts and staircases) we suggest that a sentence of six years would be appropriate.

If any physical violence, which includes tying them up, is used on any of the victims, we suggest that a sentence of seven year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se suggested sentences should be increased if there are other aggravating factors.  Among these, though the list is not exhaustive, are invasion of domestic premises during the night; the presence of more than one person in the group of robbers; threats made to victims; ill-treatment of elderly persons and children and a multiplicity of offences of a similar kind.

These guidelines are intended to apply to those who are convicted after a trial.  Thus the suggested sentences should be reduced by such amount as the court may think appropriate for a plea of guilty.

Nothing which we say, of course, should be construed as inhibiting a court from adjusting these sentences to accord with the record, age or other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used or from taking account of the particular facts of the case before it.”

中文翻譯節錄自《雙語普通法，刑事案例摘錄》Sweet & Maxwell Asia 2003

[3] HKSAR v Tang Kai-hi, CACC 531/1999.

[4] HKSAR v Chau Yin Cheong, CACC 558/1999.

[5] HKSAR v Mo Long, CACC 268/1999.

[6] HKSAR v Ng Kai-kwong, CACC 198/1999.

[7] R v Kwok Chi Keung, CAAR 5/1993.

[8] 原文為A bat with a nail projecting from it is undoubtedly a dangerous weapon, although perhaps not as dangerous as a knife.

[9] CACC 133/2004 和 CACC 134/2004.

[10] CACC 311/2004.

[11] CACC 7/2005.

[12] 原文為：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applicant committed the robbery in broad daylight by pointing a 6 inch screwdriver at the victim’s chest and was caught at the scene.  …  In these circumstances, a screwdriver is as threatening as a knife to a vulnerable victim of a robbery and it was fortunate that no injury had been caused to her.  The Judge rightly took 5 yea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ave 1/3 discount for the applicant's plea." (para 6 on p 2)

[13] HKSAR v On Ling [2005] 1 HKC 227, at 230F.  原文為： "In our view, if the same sentence is given whether a knife is displayed or where a roll of newspapers is displayed albeit as dummy weapon, there would be little disincentive to the actual use of a knife."

[14] R v Cheng Ching Kwong, Cr App 335/1985.

[15] HKSAR v Wong Yuk Cheung, CACC 156/1999.

[16]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4^th Ed, 2003, pp 429-430.  原文為： "The procedure was not designed to subject accused to the risk of having their sentences increased, with all the anxiety that entails, merely because the appellate court, had it sentenced the accused in the first place, might have imposed a more severe sentence than was in fact imposed by the trial court.  Applications for review are only appropriate in the most obvious of cases, and full weight ought always be given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 or magistrate who has the 'feel' of the case."

[17] The Queen v Yau Kwok Tung, Cr App 17/1987.

[18] The Queen v Tso Kam On, Cr App 487/1996.

[19] HKSAR v Ting Chiu & Anor [2003] 3 HKLRD 378.

[20] HKSAR v Lam Ka Hung, CACC 294/2003.

[21] 原文為： "We accept that a robbery involving more than one culprit should be viewed more seriously by the courts than one involving only one culprit, because the threat and pressure exerted by a number of robbers on the victim are obviously more serious than those exerted by a lone robber." (p 383E)

[22] Attorney General v Frankie Ng Tsz-kin [1994] 2 HKCLR 117, at p 120.  原文為："We accept that, generally, where there are separate offences of this kind, sentences should be consecutive but the totality principle may necessitate an adequate sentence being imposed on one charge without the other sentences being made consecutive, given the sentencing judge shows himself or herself to be aware of the nature of consecutive sentences and when they are requ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