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馬明

CACC 23/20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12年第23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1年第7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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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引言

1.申請人（馬明）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杜浩成（原審法官）席前承認一項串謀協助、教唆、慫使及促致向另一人轉讓旅行證件罪（第一項）及一項協助、教唆、慫使及促致向另一人轉讓旅行證件罪（第五項）後，被判入獄共3年。原審法官分別以4年半及2年作為該兩項控罪的量刑基準，並因申請人認罪而將刑期扣減三分一至3年及16個月。原審法官下令兩項控罪同期執行而達致最終的3年總刑期。

2.申請人不服第一項串謀控罪的判刑，現由馬維騉大律師代表提出申請，要求獲准就判刑上訴。

控方案情

3.2011年4月30日，有人在東方日報刊登廣告，徵求他人出售護照，並留下聯絡電話。其後有卧底人員打該電話並向對方（王先生）表示希望出售其香港特區護照。王先生約了卧底人員在同日下午約6時在港鐵上水站的男廁內見面。卧底人員在應約地點見到申請人，並將一本香港特區護照交了給申請人，而申請人則支付了1,000元給卧底人員作為購入該護照的代價。交易完成後，申請人離開廁所時，遭在廁所外等候的執法人員拘捕。除了上述交易涉及的香港特區護照外，執法人員在申請人的背囊搜出另一本持有人為鄧XX的護照。鄧XX的弟弟承認在未得其姐姐同意下，將其護照以600元出售給申請人。

4.申請人被捕後向警員承認受“阿坤”指使登報以每本700至1,000元徵收護照，而他則可獲每本200元人民幣的報酬。申請人聲稱在兩個多月內，成功收集了10多本護照，並將護照交了給“阿坤”，而“阿坤”則將護照帶入內地轉售。上述招認構成了針對申請人的第一項串謀控罪的基本事實。

5.申請人42歲，有兩項定罪記錄，和本案性質不同，但都涉及不誠實行為。申請人曾遭判監6個月和8個月。

6.申請人離婚後再婚，有一對六、七歲的繼子女。

7.申請人強調自己並非主謀而是因為經濟理由而犯案，他表示自己主動認罪亦對事件有悔意，故望輕判。

原審法官的裁決

8.原審法官認為近年香港和各地免簽證旅遊安排不斷增加，香港有責任確保香港特區護照不會落在犯罪份子手中，故法庭應判處具阻嚇性判刑。

9.原審法官強調申請人在短時間與另一人串謀教唆及促致10多人將護照轉讓給他，再交到內地轉售圖利，故案件具跨境犯罪因素，是同類案件中較嚴重的一宗。

10.原審法官亦認為申請人的犯案手法並不愚蠢，而即使他不是主腦，亦有在罪行中扮演主要角色。

11.原審法官認為第一和第五項控罪的適當量刑基準為4年半及2年。因申請人承認控罪，原審法官將刑期扣減三分一至3年及16個月。原審法官下令兩項控罪的判刑同期執行，而達至3年的總刑期。

上訴理由

12.馬大律師指出上訴法庭並沒有就同類案件作出判刑指引，但強調“向他人轉讓旅行證件”罪一般的量刑基準是12個月監禁。

13.馬大律師同意以金錢利誘他人出售護照的罪責較出售護照者的罪責為重，但量刑基準不應高至4年半。

14.馬大律師強調在HKSAR v Cheung Wai Ming（張偉明）（CACC 32/2005）案，被告人亦是因向一名卧底執法人員以1,000元收購香港特區護照而被控告一項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向另一人轉讓旅行證件罪，結果他認罪後，被判入獄26個月。上訴法庭認為，以涉及單一護照而言，26個月的判刑（等同3年3個月）的量刑基準並非明顯過重，但可能屬較高的一端。

15.馬大律師力稱申請人的罪責和張偉明案的被告人的罪責相若。馬大律師更指如案件涉及一個買賣護照集團，涉案的實質護照數量並非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16.馬大律師強調申請人是因為和警方合作，坦白招認而導致被控第一項控罪，故他應獲得超過三分一的額外刑期扣減。

討論

17.馬大律師所指的額外刑期扣減是超過三分一的刑期扣減。馬大律師並沒有在其書面陳述列出支持其立場的案例。其後在法庭的督促下，雙方向法庭呈交數宗案例，顯示法庭曾行使酌情權，在控方沒有證據支持控罪，而被告人是自動招認及承認控罪時，法庭可以給予被告人超過三分一的刑期扣減。雙方呈交給法庭的案例包括SJ v Tsui Kim-ming Simon CAAR 4/1997、HKSAR v Ng Wing Chung CACC 176/2005、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曾繼安CACC 79/2010和HKSAR v Hui Chi Tong CACC 414/2007等案。在上述案件，被告人都是向執法機構坦白道出犯罪詳情及作出招認，否則控方是完全沒有證據指控他們的。結果在被告人認罪後，法庭給予他們超過三分一的刑期扣減。法庭給予被告人的額外刑期扣減幅度並沒有規範，但不多過數個月而在一宗量刑基準超過10年的案件，額外扣減幅度亦只是6個月。

18.一名被拘捕的嫌疑犯，自願向執法機構供認其犯罪詳情，令執法機構取得針對他的罪證，當然是減刑因素。在R v Ellis (1986) 6 NSWLR 603，澳洲新南威爾斯最高法院將該項減刑因素形容為significant added element of leniency（額外顯著的從寬判刑因素）。

19.上訴法庭在Hui Chi Tong案的判案書第25段有以下詳論：

“But for the voluntary confession, the applicant would not have been found guilty of (the) 1^st charge. Such voluntary admission, coupled with a plea later, showed genuine remorse.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encourage an offender to ‘own-up’ to his misdeed an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giving encouragement is to give a greater than (the) normal discount upon a plea.”

“如非申請人自願招認，他不會被裁定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該些自願招認，加上其後的認罪顯示真誠的悔意。鼓勵違法者坦白承認罪行及面對後果合乎公眾利益，而最有效的鼓勵方法是在其認罪後給予較正常更大之刑期扣減。”（非官方翻譯）

20.在曾繼安案，上訴法庭在判案書的第14段亦有以下的相類似詳論：

“申請人在控方證據不足下仍然自願認罪，可見他是真誠懊悔。在此情況下，法庭應給予申請人額外扣減，以作鼓勵。此舉亦符合公眾利益…”

21.在上述案件，法庭並沒有列明額外刑期扣減的幅度。在Ellis案，澳洲新南威爾斯最高法院認為“扣減幅度應根據如被告人沒有招認時，執法機構能破案及能成功將有關人等定罪的可能性而定”（the degree of which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likelihood of that guilty being discovered by th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as well as guilt being established against the person concerned.）[1]。

22.但從實際角度來考慮，在個別案件以上述理由來決定額外的扣減刑期幅度，絕非容易。

23.自上世紀90年代中開始，香港法庭採納了一項判刑政策，就是如被告人“適時”認罪（timely plea），他一般會獲得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在HKSAR v Chui Chi Wai & Another (No 2) [2000] 1 HKLRD 704案判案書第707頁E-F行，上訴法庭有以下說法：

“Since the decision of R v Ng Wing Kwong (unrep CACC 62/1995) in 1995, this Court has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in recent years pronounced that a full one-third discount is the norm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for a timely plea of guilty and it is only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hat a lesser discount than one-third should be given.”

“自R v Ng Wing Kwong（unrep CACC 62/1995）案的判決後，本庭在近年已多次鄭重宣佈及時認罪會導致三分一刑期扣減是正常而非例外的情況。本庭只會在例外情況才會給予認罪人少於三分一刑期扣減。”（非官方翻譯）

24.給予一名“適時”認罪的被告人刑期扣減的理論基礎在R v Cameron [2002] 187 ALR 65案獲澳洲最高法院審視。Gaudron, Gummow 和 Callinan法官在其聯合判案書中指出認罪的關鍵性如下：

“認罪作為減刑理由早已確立。Siganto v R案表明：‘認罪一般而言是減刑理由，首先，它通常表示犯案者有悔意，除此之外，從實際角度而言，犯案者認罪導致社會無需浪費資源進行審訊…’

明顯地，悔意並非認罪所表示的唯一要點。認罪亦表示犯案者承認責任及願意和執行公義過程充份合作。”

25.Kirby法官更在判案書第81頁表明：

“認罪所引發的刑期扣減之真確基礎並非作為悔意或其會導致的後果的獎賞，而是扣減是符合公眾利益的。當然，一名犯罪者真心悔過，給予他額外減刑亦符合公眾利益，以加強該名犯案者改過之決心，及作為他人之借鏡。但‘悔意’並非認罪而導致刑期扣減的先決條件，有其他公眾利益因素需給予比重。

和認罪導致刑期扣減之公眾利益主要特點包括犯案者認罪（一）會令社會免卻審訊必會導致之不便和其他代價；（二）會減省司法程序，法庭設施，控方檢控程序，法律援助，證人費和陪審員費用的支出及免卻陪審員面對之不便。

有罪人士承認控罪令審訊只需處理確有爭議的案件亦是符合公眾利益的。這樣會減低法庭因案件眾多而導致之延誤，亦會加快處理罪案，加強公眾對保障社會秩序的過程及執法之信心。罪犯認罪亦會加快受害人忘掉不快的經驗，令事件獲得澄清和令他們得到家庭、朋友或社會的幫助以減低他們所承受的傷痛。而在兇殺和性侵犯案件，犯案者認罪更會免卻受害人或其家家人、朋友因要作供而面對的折磨。”

26.避免無謂爭拗、延誤及浪費資源，令法庭能抽出時間處理一些更應當處理的案件，確保司法程序能更快捷及更有效地進行，給予一名“適時”認罪的被告人三分一的刑期扣減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決定。

27.三分一的刑期扣減是極可觀的減刑幅度。法庭給予認罪的被告人三分一的刑期扣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鼓勵有罪的人坦白認罪，以節省社會資源，確保執行公義能更有效及能盡快處理完畢。

28.在執法三分一刑期扣減的政策及決定何謂“適時”認罪時，亦會面對困難及爭議。一名疑犯由被拘捕至出庭面對控罪會有一段時間，期間發生的事項及該名疑犯的取態對判刑都可能有影響。如法庭要將該些因素全部考慮在內，才作出判刑，會引起甚多爭議而最終的判刑亦可能變得不明確。例如一名一開始就承認控罪並和控方合作的被告人和另一名在開審時才決定認罪的被告人相比，是否應獲得更大的刑期扣減呢？很多人會認為答案是應該的，而表面上該想法亦是合理的。但要執行該類想法時，法庭極可能要考慮極為細微的因素，並根據該些細微因素而調整判刑。這樣的做法會延長司法程序及令司法程序複雜，增加費用和影響法庭的效率，對其他確要法庭處理的案件造成延誤，不但和三分一刑期扣減的政策和基本目的有抵觸，亦不符合公眾利益。

29.因此在執行三分一刑期扣減時，法庭會採納較為堅定及粗線條的處理方法，給予一名“適時”認罪的被告人可觀的三分一刑期扣減而不去理會一些細微的因素，避免過多爭拗，浪費社會資源。

30.本庭在SJ v Lee Chun Ho Jeef [2009] 6 HKC 471案，就上述立場作出了明確的表述。在該判案書第447A-C段，上訴法庭指出：

“The Court of Appeal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the one-third discount ‘is usually to be regarded as the high watermark of the discount given to a defendant pleading guilty in good time.’ The respondent’s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referred to by the judge was his admission of the offence to the police, both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and at the police station. Such a ‘co-operation’ is just part and parcel of the respondent’s admission of his guilt, albeit at the first available opportunity. This mitigating factor should be subsumed within the one-third discount.”

“上訴法庭屢次強調三分一的扣減通常應視為是一名在適時認罪的被告人會取得的扣減之最高點。原審法官所指答辯人和警方合作是他在犯案現場及在警署對警員所作的招認。該類‘合作’是答辯人承認控罪的一部分，雖然認罪是在第一時間作出。這減刑理由理應歸納在三分一刑期扣減之內。”（非官方翻譯）

31.本庭認為申請人和警方合作，在被捕後坦白招認而導致被控第一項控罪這因素亦應歸納在三分一刑期扣減之內，而非導致超過三分一刑期扣減的因素，否則會和三分一刑期扣減的政策和目的有抵觸，不但構成不明確因素，更會導致爭拗，和公眾利益不符。

32.本庭不反對在個別案件及在處理整體判刑時，法庭可以行使酌情權，因為被告人的坦白招認是唯一支持控罪的證據，而將整體判刑作出輕微調整。但該因素不支持法庭必需給予該類被告人超過三分一的額外刑期扣減的立場。在法庭沒有給予該類被告人超過三分一的額外刑期扣減時，該因素亦非可爭拗的上訴理由。

33.原審法官因申請人承認控罪而給予他三分一的刑期扣減已包括了申請人和警方合作、自動招認及在法庭上承認控罪等因素。申請人不能以未能獲得超過三分一的額外刑期扣減而有合理投訴，更不能以此為上訴理由，要求減刑。馬大律師提出的這一點上訴理由不成立。

34.本庭同意原審法官的看法，非法販賣他人護照是一項嚴重罪行。購買他人護照的人必然是利用非法取得的護照來進行其他犯罪活動，包括嚴重罪行活動，因此以任何形式協助他人非法獲得別人的護照，亦是間接協助他人犯罪。

35.誠如原審法官指出，近年香港和世界各地免簽證的旅遊安排不斷增加，法庭有責任阻嚇有關罪行，確保香港特區護照的完整及可信賴性。

36.本庭不同意馬大律師的立場，指涉案護照的數目不重要，在上述張偉明案，上訴法庭在判案書第6段特別強調該案的判刑是建基在案件只涉及單單一本護照的事實上，其含意必然是如案件涉及多過一本護照時，則判刑必然應較重。

37.本案涉及10多本護照，如該批護照全數落入犯罪份子手上，對社會及香港特區護照的完整及可信賴性必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就第一項控罪，原審法官採納的四年半的量刑基準並非輕判，但以案件的背景及申請人的犯案手法而言，亦並非明顯過重。

結論

38.本庭亦認為最終的三年總判刑是合適的，而非明顯過重，因此本庭不批准申請人就判刑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梁寶琦代表。

申請人：由法律援助署委派李志恆律師事務所轉聘大律師馬維騉代表。